川普和奧巴馬對周一恐怖襲擊的不同反應，揭示了什麼？｜貝納特

按：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新聞及政治科學系副教授，《大西洋月刊》撰稿人。本文譯自《大西洋月刊》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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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發生的兩起慘劇——柏林的一家聖誕市場遭遇襲擊，俄國外交官在安卡拉遇刺身亡——創造了一個天然的實驗。它們正好發生在美國每四年或每八年一次的權力交接期（此時美國總統和候任總統同時存在），故而激起了兩種不同的反應：其一來自即將卸任的奧巴馬政府，其二出自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二者的不同很有啟發意義。

第一個不同，毫不奇怪，體現在奧巴馬政府的小心謹慎上。它說發生在柏林的暴行「似乎是一場恐怖襲擊」。相反，川普團隊直截了當地稱它是「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白宮方面迴避推測土耳其刺客的動機。而川普團隊則稱他是「一個激進的伊斯蘭恐怖分子。」

尤為重要的是，兩屆政府對襲擊的解讀大為不同——誰被襲擊了？原因為何？奧巴馬政府將受害人視為國家的成員，五分鐘的政府聲明四次提到了「德國人」或「德國」。而且白宮認為美國和德國有戰略關係，宣稱道，「德國是我們最緊密的夥伴和最強大的盟友」。

奧巴馬團隊對安卡拉暗殺事件的回應同樣以國家為中心。它向「俄國人民和俄國政府發出慰問」，並宣稱「面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我們將與俄羅斯、土耳其並肩戰鬥。」

俄羅斯和土耳其對美國而言，並非德國意義上的「夥伴」和「盟友」。同時，奧巴馬政府暗示了這樣一個世界，即使各國在利益方面有著巨大不同，但仍可以對抗共同的敵人，即「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奧巴馬政府）針對柏林和安卡拉襲擊的兩則聲明，指向了自「二戰」以來美國協助建立的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order）：其內核是美國及其最親密的北約盟友，外圍是聯合國這類世界性組織，在這一秩序中，各國能夠跨越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界限，團結起來共同應對跨國性災難。

川普團隊的聲明則大為不同。它把恐怖襲擊的受害者看作是宗教成員而非國家成員。它對柏林恐襲的聲明沒有將受害者看作是德國人。（它甚至一次也沒有提到「德國」和「德國人」。）相反，它將受害者稱為「準備慶祝聖誕節日的」的人。而奧巴馬政府的聲明沒有猜測受害者的信仰：它只是表示，襲擊發生在一家「聖誕市場」。相反，川普的聲明暗示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要「慶祝聖誕節的」。而且，他將柏林的遇害者與其他「基督徒」——「作為全球聖戰的一部分，ISIS和其它恐怖分子在其社區和宗教場所持續殺害的基督徒」——聯繫起來。

當你考量到川普團隊對安卡拉襲擊的反應時，這種對比就更加鮮明了。不像奧巴馬的聲明，它絲毫沒有提及兇手的信仰，而川普則稱他是「激進的伊斯蘭恐怖分子。」川普絲毫沒有提到與俄國或土耳其合作，更不用說與他們合作對抗「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這暗示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教有淵源。

這兩套聲明告訴了我們什麼？奧巴馬團隊將反恐鬥爭界定為各種不同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的國家共同對抗一個共同的無國家的敵人（stateless foe），而川普團隊則將反恐界定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ISIS也是這麼界定的。而且伊斯蘭國還以宗教文明而非國家的角度看待世界）。奧巴馬的世界觀自然暗示了，阻止恐怖主義需要諸多不同國家的通力合作。川普的世界觀則自然暗示到，阻止恐怖主義需要將穆斯林拒之門外。川普在兩則聲明中並不認為基督徒也會犯下恐怖主義罪行或穆斯林也有可能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在安卡拉和柏林遇襲的同一天，一搶手在瑞士蘇黎世的清真寺開槍，導致三人受傷。）川普向德國和美國的穆斯林傳達的信息是一致的，一年多來就是這樣的論調：即你們是國家內部的潛在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