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八卦之理
解密易經之「理」！
「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之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未經文本義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辭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以見矣。」——(宋·朱熹《答孫季如書》)
毫不奇怪，所有事物都有自己來臨時間和理由，西方人叫做因果律，我們稱之定數。原始人沒有發明青銅，是因為篝火上不可能熔化礦石，紀元前三千年前後，人類才發明了鐵，因為有了可達1500℃的爐子。《易經》以講變化著稱，當然是在一個劇烈震蕩時期嶄露的頭角。《國語·周語》記載：
幽王三年，西周三山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詩經·十月之交》也描述了一場令人震驚的自然變化：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這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舊結構解體，新因素組合，諸侯興起，天子失勢，卿大夫起來，諸侯又淪落。僅春秋之際，短短240年間，大小戰爭297次，弒君36，亡國51。無數世家公侯，或陵夷廢滅，或降為皂隸。昔日賤臣庶人卻角逐舞台。一切都在顛倒、動搖,變革的觀念浸潤人心。郭沫若說：
「在《易經》和《易傳》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出中國古代社會的兩個變革的時期：便是《易經》是由原始公社制度變為奴隸制的產物；《易傳》是由奴隸制度成為封建制時的產物。第一個變革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第二個變革的完成是東周以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二編》）
持續不斷地大災變、大動蕩、大改組，迫使無論是為王的勝者，還是為寇的敗者，都不得不仰望蒼天，要問一句，這究竟是為什麼？！上古之時，東方大陸和地中海沿岸，都曾被滔天的大洪水浸襲！《易經》以天人合一的道理，使先祖們拯救了自己，大禹治水，九年功成，信的是人而不是神！而西方的《聖經》卻記載了一葉飄蕩的方舟，諾亞束手無策地等待那隻銜來橄欖枝的鴿子。耶和華許願拯救大家！於是人們祈禱，這聲音穿透了兩千年時空，還在繼續下去，甚至蓋過了隆隆駛向火星的飛船聲。奇怪的是，今天的西方並不將講神的《聖經》視為迷信，美國國會開會前，先要由牧師帶領議員們祈禱，而美國歷屆總統在就職演說結尾時,必然要禱告上帝:「願上帝保佑美國。」這已成為一種習慣。東方講理的《易經》總是遭人誤解，一次又一次地被戴上「封建迷信」的帽子。最讓人納悶的是，不少高舉批判的武器的人，甚至從未讀過《易經》！《易經》是帶著傳達天道的胎記問世的！在它成為官學之前，各國卿大夫早已在傳誦和研習了。《左傳》頗多記載，如「晉師救鄭」，知莊子引用《周易·師卦》：「師出以律，否臧凶」，並評論說「此師殆哉！」又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引《周易·蠱卦》：「女惑男，風落山。」當時，幾乎所有的易學家都在講陰陽災異，如董仲舒《春秋陰陽》、劉向《洪範五行》；以及《齊詩》中「四始五際」，《禮記》中「明堂陰陽」；孟喜、京房卦氣說更是出眾，它能作出一種計算，把陰陽災異說得毫釐不爽。為什麼大家不顧《易經》中佔主導地位的哲理，而特別看中象數呢？因為那個特定的時代，人們需要陰陽災異思想來指導生活，特別是對王權進行調節。但是僅僅作為一部占筮書，《易經》已無法適應時代發展了。三易中，周易獨存，根本原因在於周人將筮道哲理化而著《易象》，孔子整理《易象》為十翼，附諸《周易》，恰恰迎合了諸子百家尋覓理論根源的客觀需要，所以《連山》、《歸藏》相繼亡佚，《周易》則因與「十翼」合併而託庇傳世。當時人們認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吉、凶、悔、吝四種判斷，都失之於粗糙、模糊！人們要求給予詳盡解釋，要求說出極深研幾的道理；要求從知道是什麼？躍升到知道為什麼？要求從盲目信仰進步到理性思考！於是孔子歸納、提煉的哲理，在淡忘中重新得到重視！其實，《易經》有著兩付面孔：一付是占筮的，「秦燔書，而《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漢書·藝文志》）一付是哲理的，「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漢書·儒林傳》）《易經》的哲學思想，被稱為義理。一般義指卦名、卦辭、爻辭的含義、意義；理，指《易經》的原理、道理。義含有理的成份，理又是義的展示，所以本文合而論之，統稱為理。以下範疇，人們闡述得最多：太極、太虛、有無、虛實、乾坤、陰陽、天·地·人、時位、道器、理氣、心物、體用、顯微、剛柔、動靜、神化、感應、始終、往複、常變、名實、知行、性情、綱常、德誠、中正、教化、政治……等等。
這就包括了關於世界本原、天人之學、自然哲學、人文科學、占筮之學五個方面內容，形成了一個整體的易理。本人認為，從大的方面看，《易經》的理，僅僅兩種而已：其一為本體之理。作為大道之源的《易經》之理，必然是象、數、理統一的理，是它本身具有的整體和局部相統一的理，而決不是外在楔入之理。其二為載體之理。指各家借《易經》為載體，來解《易》、注《易》，闡述自己的一套學說，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這數千年，易學已成一條兼收並蓄的汪洋大河，每個時期都有人泛舟放歌，樂此不倦。這種是「流」而非「源」的理，便是載體之理。
解讀易經「本體之理」！
《易》之「經」，四千九百餘字；《易》之「傳」,近兩萬字；兩者相合共二萬四千二百零七字。起初包犧氏示象，繼而文王演辭，最後孔子說理，錘鍊磨礪數千年，於是象、數、理融匯貫通，一體三元，不可偏頗。但關於《易經》的第一個爭端，偏偏就發生在各持一端之言上，進而分出象數派和義理派來，以後又各自發展，史稱兩派六宗。漢魏王弼率先掃象，提出：
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周易略例·明象》
他認為「意」才是最終目標，象與言只是所憑藉的過程。象必須隨用隨忘，隨取隨遣，常保無執無累的心，拋除「言」、「象」的粘滯與牽絆，才能達到意的領悟，這便是所謂的「忘」。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年）卻主張不可偏廢象數，不象同代程頤那樣，一口咬定說，《易經》是一本純粹談「理」的書，卦、爻辭中明確表達了「理」。他對王弼的高論感到困惑：
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託，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朱子語類·卷六十六》）
朱熹的觀點是很明確的，偏重於理，但不丟棄象數，認為《易經》有兩套語言：筮法語言和哲學語言。其所提出的範疇、命題亦是如此。其實道理並不複雜，象數有形可見，是為形而下；義理隱含在象數之中，是為形而上。但是形而上的義理，必須藉助形而下的象數才能表現出來。猶如戰場上，子彈擊斃敵人，必須藉助武器，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就是內容和形式的關係。有一個例子，似乎能說明這一點，我們都吃過洋蔥，洋蔥一層皮接一層皮緊緊裹著，你說哪些是它的內容？哪些又是它的形式？在家庭主婦的刀下，形式和內容也沒有分開，甚至一鍋煮了。的確，形式和內容有時根本就是一回事！我們注意觀察電視節目，如兒童類，你能不重視形式嗎？形式的突破，往往為內容的充分表達，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優秀節目，都是在形式上找到了突破口！當然一些歌星們刻意追求形式，又近乎濫觴.
易學權威金景芳教授認為：
易兼象數義理，象寓於卦而數生於蓍，象為易之體，數為易之用。象有奇偶，數分天地，是象中有數，數中有象，象可生數，數還成象，交參互入，如環無端。象數為顯者，義理為隱者。數（筮）、象卦為易的形式，義理（思想）為易的內容。易的本質特點，就是用象數表達義理。
《易經》本體之理，可分為三個系統：其一為卦意系統（指卦名、卦辭、爻辭顯示的理）。其二為結構系統（指卦序、層次、變化、整體、局部顯示的理）。其三為解經系統（指十翼對經的闡述之理）。
（1）卦意系統
《易經》中共有卦辭、爻辭４５０條，分為四類：記事97條；取象188條；說事141條；斷佔377條；前三類都是為了斷占服務的，反映了古人力求在認識過程中，讓主觀性和客觀性相統一。（2）結構系統
《易經》的結構非常奇特，首先是最基礎的「—、「--」符號，它不代表任何具體的內容，卻又偏偏可以代表任何具體的內容，這種空靈的無可無不可境界，正是古人所追求的。唐孔穎達認為萬物由陰陽二氣和合而成，其運動變化來源於陰陽二氣的相互作用。乾純陽，坤純陰，他從六十四卦結構上，發現了陰陽之理，認為《易》六十四卦，分上下兩篇，體現陰陽之理，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上篇之終為坎離二卦，代表日月陰陽，下篇之終，即濟、未濟、象徵陰陽變化。下篇開始，咸、恆兩卦，象徵男女夫婦之道。另外從爻位的變化、卦象的形式，又顯示出：
１、矛盾運動觀；
２、變化發展觀；
３、循環反覆觀。從整體來看，又顯示出：序列原理、分層原理、對稱原理、對待原理、二元矩陣原理、網路原理、整體原理、滲透原理、全息原理等等。（3）解經系統
《易經》的「傳」部分，又稱「十翼」，它們是：
《彖辭》上下
《象傳》上下
《文言》上下
《繫辭》上下
《說卦》
《序卦》
《雜卦》
這是易學史上對《易經》所作的最早，而且是最有權威性的解釋和闡述。《彖傳》是對六十四卦卦名、卦象、卦義、卦辭的解釋；《象傳》釋上下兩經卦之象，並專闡一套人法卦象之義，其中《小象》部分則釋每卦六爻的爻象、爻辭；《文言》是推衍乾、坤兩卦的卦名、卦象、卦義、卦辭、爻辭的道理；《繫辭》則論述卦之系以卦辭、爻之系以爻辭的總體思想內涵，及《易經》總體思想和用易之法，乃《易經》之通論；《說卦》則論述羅列了八卦基本卦象及推衍卦象；《序卦》論述了六十四卦所以如此排列的義理；《雜卦》以兩兩相對之卦分組，雜論各卦的卦象、卦義。以上諸篇通過各有側重點的論說，對《易經》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從而構築了一個嶄新的思想體系。
易河上泛舟放歌者!
自從漢魏王弼以老解易，首創義理學派之後，說易之書，燦若星河；百家之言，各稱其是。這些易河上泛舟放歌者的「理」，主要以「注」、「傳」、「解」等形式出現。其實，王弼發難的真正企圖，是要建立一個高貴無比的玄學體系。作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族孫，他家學淵博，英氣逼人，自覺有使命在身。在這個對外否定權威，對內覺醒個性的時代，王弼關心的已不再是《易經》本身，而是已逐漸成為主流思潮的哲學玄思，這正是曹魏正始年間（公元240～248年）的現實需要，關注的焦點，就在傳統與現實聯接點上。以後各家也莫不以此為切入點。今人顧頡剛說：
「《易》本來只是一部卜筮之書，經他們用了道家的哲理，聖王的製作和道統的故事一一點染上去，它就成了最古的、最玄妙的和聖道關係最密切的書了。於是它從《六經》之末跳到《六經》之頂！」（《古史辯·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早在漢初，講授《易經》的人就紛紛為《易經》作傳，以後又分出兩派六宗。著名的有漢代《京房易傳》，宋代《程氏易傳》、《漢上易傳》、《誠齋易傳》等；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周易內傳》之前，就作了個《周易外傳》。那些對《周易》的注釋，也是借《周易》講出一番自己的道理，王弼的《周易注》，實際上也是一種「易傳」。有的人乾脆另立門戶，僭號稱王，如西漢後期的楊雄（前53－18年），將孟喜、京房的自然哲學觀系統化，仿《易注》作《太玄》，自創一套符號系統：一玄、三方、九洲、二十七部、八十一首。每首相當《易經》中的一卦，又分九贊，相當於爻，共七百二十九贊。又分九個階段，稱九天，分配於一年四季之中，表示陰陽二氣消長運行，萬物興衰成亡的過程。當時他的朋友劉歆就說，《周易》夠難讀了，你又來了一個《太玄》，誰能讀懂它？我恐怕後人要拿它蓋醬缸。孰料宋代司馬光竟是知音，不但為之作注，而且自己也另創了套《潛虛》，也有一套符號和說明。東漢末年的魏伯陽，則另闢蹊徑，著《周易參同契》，把易與養生、煉丹等道術聯繫起來，創建了以道教解易的系統，為氣功、化學、數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找到了動力，也是今天「科學易」的端始。後來佛教也充分吸收《易經》精華，形成獨特的以佛解易流派。華嚴和禪宗關係最為密切，而作為禪宗《五葉》之一的曹洞宗，又是禪易關係中的翹楚。其後承雲岩曇晟（公元７82－841年），以《坎》、《離》二卦思路，提出「寶鏡三昧」新法門，作四言偈頌數百句，其中：
如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
此四句最為關鍵，但奧義秘藏，難為其解，不知難倒了多少學者，而且引起一場長達幾百年的爭論，斷斷續續直到清代才告結束。《寶鏡三昧》提出由個別的（事）上能夠顯現出全體（理）的境界來。說鏡里的是影子，鏡外的是形貌，如此形影相睹，汝（形）不是渠（影），渠正是汝。如此別開生面，形成禪易一大特色。當然，這一切易注、易傳，大都不是闡發《易經》思想，而是藉此來闡發他們自己的思想，而且「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宋代大儒朱熹不滿意這些人的行為，花了20年精力，作12卷《周易本義》，他要還清廬山真面目，依他所見，歷代易學，就其解經說，其通病是空論較多，離經文本義甚遠。不過，朱熹到底身為一代宗師，胸襟遠闊，並不輕易否定一切,而是說只要他們能講出一番道理來，「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亦不應置之不理。這就給泛舟放歌者，發放了通行證。然而他自己的一套學說，卻出現了戲劇性變化，慶元二年（1196年），宋寧宗下詔禁止程朱理學，稱其為偽學，不料百年之後，1313年元仁宗詔令科舉教材，只用朱熹注本，元代的學者幾乎都是學習朱、程之說而起家聞名的。由於朱熹、二程等人的極力倡導，以及陸九淵、楊簡、張載、王陽明、來之德、王夫之等人的推波助瀾，終於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社會大思潮——宋明理學，在縱貫四個朝代，綿延八百年中，形成了中國人的獨特思維模式。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南宋哲學家、教育家。他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他的理學，後來成為官方哲學；所撰《四書章句集注》，和唐代孔穎達等編寫的《五經主義》，長期成為封建社會科舉取士的標準書。
理學根本精神是「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就是修身養性，達到自我人格的完善；外王就是建立理想的社會，推行王道於天下。北宋程頤（1033－1107年）、程顥（1032－1085年）兄弟二人，驅除漢代以來的象數方法，把爻辭變得很容易理解，創造了理學家的《易》。程頤說：「易是個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個事，即事盡天理，便是易也。」（《程氏遺書·卷二》）他對自己的學生，甚至規定只需看三家易學即可,「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貫通,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勁。」（《程氏文集·金堂謝君書》）這三家對象數掃除略盡，很合程頤味口，漢魏王弼首開義理先河，宋初胡瑗作《周易口義》推闡義理，又有師承關係；王安石著《易解》也屬宋易中的義理學派，又是當朝權傾一時的人物。
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此為河南伊川縣「二程」祠廟
程頤通過《易經》，提倡修身和改造，允許讀者逐步進行，以符合官方標準。他獨立地改造了《易經》，讓它成為一本道德的百科全書。《易傳》是他唯一的著作，在死前10年中，他因反覆修改這本書，而無暇再寫其它著作，但仍然不能滿意，臨終前他說「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程氏外書·卷十一》）其實他的《易傳》的理學思想內核，仍然是從《易經》本身汲取的養料，我們回頭看看《易經》，便能發現先聖們對這一問題極為重視，「立德」從來就是最高目標，其次才是「立言」，再次才是「立業」。
《易經》六十四卦中，有二十九卦是談君子的道德修養問題：
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蒙：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小畜：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有：火在上天，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蠱：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
《易經》對君子的道德修養的最高要求是「仁、義、禮、智」四德。孔子：「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君憂也。」（《論語·述而》）宋明理學可稱枝繁葉茂，大家迭出，值得一提的是楊簡（1141－1226年）創立的心學解易派。他是著名心學家陸九淵的高足。陸九淵著名的論點便是「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陸九淵集·卷三十四》）楊簡將人類主體（心）設定為易道——「人心即易道也。」正是要從《易·大傳》「感而遂通」以來的原始、簡單的卦爻生存狀態，進入到主體性的人文高度：人類心智對現實世界的反作用。孟子曾說「萬物皆備於我」，楊簡當然是遠承孟子心性論餘緒，將世界理解為一個心的天地。他認為「心」是在易學符號及其占筮實踐中不斷展開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綜互動，構成一幅包容自然界、人類社會及其思維的全象圖景。而根據「理一不分殊」的原理，表象差異的各卦爻在本質上，又是同質同構、同根同源的。它們都是「心」的各種具體展開形式。它們都由「心」演繹而來，因而最終又都必然回歸於「心」。這樣楊簡可以，而且必須不放過每一具體卦爻來闡明教化，厘敘人倫，使人心向善。楊簡的易學思想主要集中在二十卷解易著作《楊氏易傳》和一卷提綱性的通論《己易》之中，這也是整個中國古代心學解易派的代表作。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宋明理學「內聖」的實質，那就是「存天理，滅人慾」！朱熹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教人明天理，滅人慾。」（《朱子語類·卷十二》）另一大儒王守仁也說：「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慾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撥出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傳習錄》）
王守仁，字陽明（公元1472-1528年），明代哲學家。他提出「致良知」學說，認為倫理道德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明代中期以後，陽明學派影響很大，併流行到日本。（畫像原件為北京大學收藏）
理學家們認為繼承堯、舜、禹、湯傳下的道統，要立四句話為標準：
人心惟危 (人心危險)，道心惟微（道心精微），惟精惟一（精研專一），允執厥中（誠實中庸）。（《尚書·大禹謨》）
道心即天理，它是精微純正的；人心就是人慾，它是危險有害的，要改變社會不良風氣，當然應該「存天理，滅人慾」！天理、人慾是人性的兩極，如果以磁體比喻，Ｎ極與Ｓ極相互排斥又不可分割；同樣，自然性和社會性，在人體整體中也是無法剝離的，只有讓兩者和諧才能體現真正的人。然而，理學家們想以道德規範引導人們實現理想的自由人格，結果走向極端，成為對人性的扭曲，從而異化為殘酷的現實。我們看看八百年前程頤與人的一段對話，便可知其端倪：
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二程遺書》）
理學家們在塑造民族氣節與風骨的同時，也禁錮了人心的靈動與創造。他們熟悉的一套，無非是親君子、遠小人，慎守吏、求賢才、修賓士齊、安民靖邊、經庭講學、抑商重農，因為這一切都可以在《六經》及程朱語錄中找到依據。這使人不禁想起歐洲的宗教改革家加爾文,1536年他奪取了日內瓦的最高權力後,決定把這座美麗的城市改造成塵世上第一個沒有污染、腐化、墮落、罪惡的公社。他自認為是救世主,並深信只有他一個人掌握了真理,他的職責是教育,而其他人的職責則是學習。加爾文手下的宗教警察有權「訪問」任何一個家庭,他們檢查婦女的裙子是否過短,髮式是否過高,並查看主婦手指上戴有幾個戒指,併到卧室翻看櫃里有幾雙鞋,進廚房裡去看吃飯時是否超過了規定的一菜一湯,以及是否藏有糖果。這些虔誠的警察還仔細翻閱書櫃里是否有未經宗教法庭許可出版的書,而向國外寫信是被禁止的。僕人們要交待主人的行為,孩子們也必須陳述父母的所作所為。看來「存天理,滅人慾」,並非孤立的現象,而是思想家們在追求一種理想境界時,出現的一種異化,因為狂熱的行為將真理推向了謬誤!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歷史的局限性,每當出現這類狂熱的天才時,就不再同時產生能與之抗衡的對手,所以這永遠是一個「留待後人糾正」的錯誤。中國人的「最高真理」,起初是孔孟之道,這是一切行為的準則。
古人不是標榜過半部論語治天下嗎？！現在理學就是最好的規範模式，義理才是根本，象數只能歸於「機巧」屬於「末」的價值範疇。清代同治年間，大學士倭仁上了一份奏疏，反對在北京開設同文館：立國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未聞有恃術數而起衰振弱者。（王之春《國朝柔遠記》）
這種認知思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幾乎和正統士大夫的生存本能一樣難以分離。當列強用炮艦撞擊國門之時，那些士子心目中仍然是：
十六字心傳，五百年道統，及綱常名教、忠孝節廉、尊中國、攘夷狄，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脈，填胸溢臆，搖筆即來，且囂囂然曰：聖人之道，不外乎是。（《唐才常集·時文流毒中國論》）
一種僵化模式深深鎖住了士大夫們的心扉，偏偏他們又是中國最優秀的一個階層。在他們眼時，理學就是「絕對真理」。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早已磨損殆盡！而此刻，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北鄰俄國正不遺餘力地向歐洲發達國家學習，彼得大帝甚至連服裝也要求歐化，去掉東方式的長袍，代之德國式的短衣、長襪。東鄰日本也開始了明治維新運動。而中國卻正昏昏入睡！只有一個人在痛苦地號哭，在這個朝無才相，校無才士，甚至連才偷和才盜都沒有的衰落時代，他早晚號哭以求天下大治，求治不得，他就早晚號哭以求天下大亂！他就是龔自珍。
慈禧扮觀音（1903年）慈禧太后（1835年葉赫那拉氏，咸豐皇帝的妃子。1861年咸豐死後，其子6歲接位，慈禧二十餘歲被尊為太后，是同治、光緒兩朝實際統治者，統治中國長達47年之久！這幅照片攝於1903年，清政府早已是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了！儘管裝扮成救難的觀世音菩薩，仍然無濟於事。
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一場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大革命，要求的不正是「存天理，滅人慾」嗎？「鬥私批修」、「三忠於」、「四無限」、「破四舊立四新」、「放之四海而皆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資派」、「上山下鄉」、「五七道路」等等，都可以在宋明理學中找到其思想原生態。這些以改造世界觀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正是「存天理，滅人慾」的翻版。恰恰是人們對過頭「真理」的極度厭惡，致使民族虛無主義思潮和殖民文化得以乘虛而入，塑造著我們的下一代，這更是令人擔憂！宋明理學執其一端，唯我獨尊，封殺一切，以至物極必反，使清代易學又回到了象數和義理並駕齊驅的軌道上，但卻未能滲透融合。其桐城方氏易學學派，發端了今天「科學易」的早期形態。而王夫之（1619－1692年）以他的易學體系，「其明有、尊生、主動等大義，是為近代思想開一路向。」（熊十力《談經示要》）清代所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幾千年來的易學源流，作了一個總結性的說明：
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漢代京房·焦延壽），入於祥；再變而為陳邵(宋代陳摶·邵雍)，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
縱觀一部中國歷史，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其內蘊莫不貫穿《易經》精神，這就是易文化傳統，是在一系列否定中積澱下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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