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權主義太過激進了？
頑固守舊的價值體系依舊佔據著主要陣地，新舊價值觀的撕裂異常慘烈，脫離了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氛圍的拔高，則讓女權運動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在中國社會，「女權主義者」從不是一個討喜的標籤，某種意義上，它幾乎比其他專事貶抑女性的專有名詞更能讓一個女人迅速地喪失男權社會語境下的吸引力。
如果有人稱呼一個女子為「綠茶婊」，她往往被認為具有清純動人而楚楚可憐的外在特質，即便是飽受口舌屠戮的「外圍」「拜金女」，也暗含著妖艷、性感、能夠提供凝視空間的潛台詞。而一個中國的女權主義者，卻往往充當了這樣一種批判對象：張牙舞爪，面目可憎，歧視男性，心理扭曲。
甚至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女權主義者們只是借著主義之名，為自己撈點好處，妄圖從男人這裡佔便宜，不勞而獲，她們正在反向「歧視男性」。有人甚至發明了如此冒犯的稱號：「中華田園女權主義」，以便於攻擊那些被他們認為越了界的女人——這顯然是相當「民科」的觀點，畢竟在全球性跨文化的女權主義理論中，父權、男權的統治地位依然是學界的普遍認識，也是大部分性別平權運動的直接指向。而這些污名則導致了女權主義名詞在中國的幾度嬗變，甚至要用本質毫無不同的「女性主義」概念來降低社會反感。
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我並不急於反駁這些污名。事實上，女權主義原本就不該是一個單調的標籤——始於啟蒙運動，歷經兩百多年發展的女權運動，通過幾次階段性的跨越，形成許多不同的理論派別（目前國際社會上主要的理論派別就有二十多個）。遑論在文化思想龐雜、經濟體量巨大、社會問題突出的前提下，各色各樣的人物和心態都會浮現，將明顯違反女權主義本質的行為作為女權主義的原罪加以批判，更多地顯示了大眾對於女權主義的陌生感。
樂於為男性霸權張目的個體，通常也是其他歧視壓迫行為最堅定的擁躉：比如對同性戀和跨性別者的壓迫。這正是婦女解放運動往往會與人權運動、工人運動、左翼文化運動、同性戀平權運動伴生的原因——性別壓迫並不是孤立的，它與階級壓迫常以孿生子的面目出現。但是在現階段的女權主義實踐中，發聲主體卻往往脫離了與其他社會群體的聯繫。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相當微妙的現象：為女權發聲最高昂的平台是網路，為女權發聲最用力的人群是受過相當教育的城市女性和學界女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相當年輕的單身女性。關掉網路，生活中依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性別壓迫和政治不正確，而深受經濟文化多重壓迫、位於社會階層底端的農村婦女、低收入女性、被污名化的女性，卻沉默如初。
阿普菲爾?馬格林（Frederique Apffel Marglin）認為，西方女性解放的概念是西方工業社會的產物，不適用於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那麼，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我們這些來自於城市、受過高等教育，也已經邁入「中國式中產階級」的女權主義者，正在走入一個孤絕的、背離了我們那些受苦姊妹的困境嗎？離開亞馬遜的神奇女郎，是否會在都市的鋼筋水泥森林裡忘卻了曾經帶給她力量的母系社會文化？我們已經爭取到了女性的生存權、教育權、工作權，但是我們的女性同胞中還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對此毫無權益，而我們正在爭取的其他權利，是不是因此而過於激進、僭越，以至於讓我們看起來如此貪得無厭嗎？
被視作中國性學研究、性少數者平權推行帶頭人的學者李銀河在2014年出版的性別研究著作《我的社會觀察》，意料之中地收穫了許多截然不同的評價。可是和她早年的著作所得到的關注不同，這一次的批評聲針對的不是她曾經的「前衛」，卻恰恰是她的「不前衛」。
很大一部分讀者認為，她的觀點過於淺顯，「這都是些很基礎的道理，有什麼驚世駭俗的呢？」這種論調折射出了受過相當教育、熟稔網路文化的城市青年的期待——他們對於兩性平等、跨性別的了解已經受到了全球化的影響，是極其西化和多元化的。在見到這種可喜的進步之餘，還有冰山下的另一面：頑固守舊的價值體系依舊佔據著主要陣地，新舊價值觀的撕裂異常慘烈，脫離了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氛圍的拔高，則讓女權運動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女性能頂半邊天」的理念，讓一個普通女人面臨著要與業界精英女性比拼職場能力的狀況，同時，舊價值觀又不斷拖拽著她們，讓她們依舊承擔著遠超男性家庭成員的家務勞動。
在這種每個領域都要向最優者看齊否則就不能主張權利——會被認為權責不對等——的分裂狀態下，中國女性之間豎起了太多的藩籬，以至於只需要添一根薪柴，就能令她們彼此分化，「自殺自滅」。大奶和小三，良家和婊子，大齡剩女和黃臉婆，家庭婦女和職業女性……每一對被男權語境成功創建並對立的對立符號都足以捉對廝殺，符合男權社會期待者得到獎賞，而不利於其順利統治者則經由同性之手，釘死在恥辱柱上。但是何謂勝利者?「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誇耀和羞辱之間，不過是順民和反逆的區別。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女權主義名句至今仍有餘響：「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塑造成的。」男性支配權在思想教育、政治實踐中的長年壟斷，讓很多女性不自覺地使用著一種相當符合男權要求的思考方式，並以此去伸張自己感受到的性別壓迫。
既缺乏廣泛的社會聯合基礎，又缺失實際的制度和司法扶助，中國女性作為長久的弱勢群體，在性別壓迫下體驗到的失望，很可能會投射到特定的男性群體甚至個體身上；而被投射的男性們，也油然而生一股「無端家中坐，禍事天上落」的委屈。和我們同樣生活在城市中，分享著教育資源和工作機會的男性，對此有著更深層的共鳴——他們並不具有主觀壓迫女性的意願。
近幾年在網路上出現的許多女權運動爭議正是如此：地鐵咸豬手的性騷擾問題，很多男性被女孩子們高舉「我可以騷，你不能擾」口號震驚了，他們不明白呼籲女性穿多一點的「關切」怎麼就變成了迫害；而「你負責美麗妖艷，我負責努力賺錢」的類似話語成為禁句，被女孩們視為政治不正確，更是讓自謂憐香惜玉的男人們如遭雷殛——因為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們，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之外，還有這樣一個政治正確的、兩性平等的世界。
但是這些都只是茶杯里的風波：穩定的市民階層有著極其審慎的氣質，多以打筆杖、口水仗為主。而在網路熱議的背後，依然是沉痾遍地的「大多數」，冷漠如謎，血跡斑斑。
中國的女權運動，和其他的人權運動內容並無不同，本質上是少數既得利益者和多數被剝削壓迫者的衝突。它遇到的困難與其他所有社會運動遇到的困難也都是相似的：對政治經濟話語權的挑戰。在這個過程里，女權主義者不應該割裂自己與其他女性、男性的關係，它必須要走到群眾中去、走到女工中去、走到性服務者中去、走到被整個社會侮辱損害的女人中去。
怎麼樣才能不讓它淪為空談主義的造作，而能更深地向既得利益者發起挑戰，並且最終掌握自己的話語權？女權運動應該如何擺脫中產階級利益需求的桎梏，推動到更迫切地需要它的地方去呢？至少可以斷言一點，對於舊制度的打破，必然要來自對世界、社會乃至自身的客觀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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