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義》卷首九圖考辨

內容提要本文對《周易本義》卷首九圖加以考證。認為，九圖雖非是書所應有，然亦非門人所依附。九圖乃《易學啟蒙》初版舊圖，完全為朱熹編纂無疑。同時又對九圖源流進行辯析，一一指出其原委與演變過程。強調了朱熹對邵雍先天之學的推衍及對後世的影響。最後指出，考辨九圖具有現代意義。認為區分各是各的先天學，將有益於中國哲學史和宋明理學史的研究。朱熹《周易本義》乃詮釋經傳之作。由於是書自元代以後立於學官的地位，其影響程度非其它易學著作可與之比擬。正因為如此，清乾嘉學派的先驅人物之一胡渭，以《周易本義》卷首九圖為靶的，著《易圖明辨》以攻其非。今見《四庫全書》本《周易本義》，是依南宋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刊本謄錄。卷首有《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變圖》九圖。《周易本義》卷首九圖，是否為本書所應有？又是否出於朱熹之手？這的確是需要考證明白的問題。一 、 九圖非《周易本義》所應有朱熹於《周易本義》釋《繫辭》「易有太極」一節之義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啟蒙》」，又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曰：「河圖、洛書，詳見《啟蒙》」。《周易本義·筮儀》中有「卦變別有圖，說見《啟蒙》」之注。朱熹屬蔡元定起稿之《易學啟蒙》，初刊於淳熙十三年（1186年）。是時《周易本義》尚未成書（1）。朱熹既然讓讀者參看《易學啟蒙》所列之《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次序》和《卦變圖》，則證明《周易本義》原本沒有這些圖。這即是說，此九圖不當為《周易本義》所應有，而應該是《易學啟蒙》之圖。然而，今見明韓邦奇《易學啟蒙意見》和清《周易折中·易學啟蒙》，有《河圖》、《洛書》，有六橫圖而無「伏羲」大小二次序圖，有《伏羲八卦圖》與《伏羲六十四卦圖》而無「方位」之名，有《文王八卦圖》而無「文王八卦次序」圖，有三十二幅變占圖而無「卦變圖」。即從圖象異同看，《周易本義》卷首九圖，今見《易學啟蒙》有其五圖，而不見有三「次序」圖和一《卦變圖》。朱熹言「伏羲畫卦自然次第」，是「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是以黑白方塊象一陰一陽替代原卦爻符號作圖，而「兩儀」至「六十四卦」六橫圖則以原卦畫符號作圖。我們讀《文公易說·雜問答·答袁樞》可知，當袁樞得到初版《易學啟蒙》，即就所列易圖提出「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黑白之位尤不可曉」、「專為邵氏解釋」等問題。其中所謂「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與「黑白之位尤不可曉」，即是指以黑白方塊所作《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圖而言。「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陽而上一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則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由朱熹此辯可知：袁樞所得《易學啟蒙》中有「黑白之位」二「次序」圖。此二圖正是今見《周易本義》卷首九圖之《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從《答袁樞》提及「卷首舊圖」之語（2），可知其圖正是指「黑白之位」二次序圖而言。由此可以斷定，此九圖原為初版《易學啟蒙》之圖。正是朱熹徵求了各方面意見之後，於再版《易學啟蒙》中去掉了「黑白之位」大小二橫圖，改畫作六橫圖，以三十二幅變占圖取代了《卦變圖》，又刪去了《文王八卦次序》圖並對其它圖名有所更改（改稱《伏羲八卦方位》為《伏羲八卦圖》；改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為《伏羲六十四卦圖》；改稱《文王八卦方位》為《文王八卦圖》）。二 、 九圖乃朱熹編纂之圖《四庫全書總目·易圖明辨提要》：「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考，多相矛盾，信其為門人所依附。其說尤明，則朱子當日亦未嘗堅主其說也。」然而，此說多有不確。「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參邵子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曰《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如此。今直雲『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雲『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以為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由王氏此說，可知其是不曾讀《答袁樞》而發議論。又《朱子語類》與《文公易說》多雲「伏羲畫卦」，僅《朱子語類》卷六十五、六十六，即有「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伏羲當時畫卦，只如擲珓相似，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方伏羲畫卦之時，止有奇偶之畫」、「伏羲當時偶見得一便是陽，二便是陰，從而畫放那裡」、「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等十餘處。焉能謂「不敢題曰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如此」？事實上，我們參考《文集》與《語類》則發現，恰是許多講學語錄，特別是給友人的信件中，均體現出九圖的構建思想。豈可謂其「當日亦未嘗堅主其說`」？所以，謂門人將《易學啟蒙》舊圖采入《周易本義》卷首則可，謂「門人依附」則不可。《易學啟蒙》雖是蔡元定起稿，然朱熹給友人信中皆將是書作自己著作看待。如此，凡《易學啟蒙》舊圖與新圖，皆當視作由朱熹牽頭編纂。《周易本義》雖不當有此九圖，然圖說之義卻體現於詮釋的文字之中。釋《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四八，天九地十」曰：「此言天地之數，陰陽奇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又釋「大衍之數五十」曰：「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乘地十而得之。」又釋「易有太極」一節之義曰：「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則是語涉《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次序》三圖的文字，又加之讓讀者就《易學啟蒙》看此三圖之注，則知此三圖並非門人依附而作。《周易本義》釋《說卦》「天地定位」一章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這與《伏羲八卦方位》圖說同義；釋「帝出乎震」一章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這又是指《文王八卦方位》圖而言。此二圖亦見於《易學啟蒙》，則亦非門人依附而作；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此則是以「一貞八悔」之貞卦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圖釋「順」、「逆」之義。非見此二圖，則難明其詮釋之義。又《易學啟蒙》舊圖之中有此二圖，以此則知此二圖亦非門人依附而作。（是朱熹將朱震所列《伏羲八卦圖》，即王湜、楊甲所列《先天圖》，改稱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至於《文王八卦次序》和《卦變圖》二圖，亦是出於朱熹。「熹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3），這裡是朱熹自白創作「黑白之位」二伏羲次序橫圖之意；「至於文王八卦，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4），這裡朱熹自白以卦畫求「文王八卦次序」而不可得之事，於是曰：「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個道理」（5）。《文王八卦次序》圖正是准《說卦》乾坤三索而為六子之義而作。朱熹既有此說，則必有此圖。「《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為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6），「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 （7），「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8），此則是朱熹就《卦變圖》說話。「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為貞，後十卦為悔，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啟蒙》」、「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9），此則是就《易學啟蒙》舊圖與新圖說話。我們以《易學啟蒙》參證朱熹《答袁樞》、《答王遇》、《答鄭仲禮》、《答程迥》、《答林栗》、《答虞大中》、《答葉永卿》等書信，即可知九圖全為朱熹編纂之圖，考其原當為《易學啟蒙》初版舊圖。至於采入《周易本義》卷首，則很可能是始於吳革刊本（即《四庫全書》之《原本周易本義》，刊於公元1265年，而朱熹於1200 年去世。所以，九圖采入《周易本義》，當為朱熹離世之後事）。三 、九圖辯證我們說《周易本義》卷首九圖是朱熹一手編纂，一是易置劉牧《河圖》、《洛書》；一是易名邵雍《先天圖》；一是准邵雍「乾坤縱而六子橫」與「震兌橫而六卦縱」之說而出《伏羲八卦方位》與《文王八卦方位》二圖；一是推衍邵雍「加一倍法」之義而創為《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圖；一是准《說卦》乾坤三索而生六子之義出《文王八卦次序》圖；一是推衍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而出《卦變圖》。今分圖辯證之。1．《河圖》與《洛書》北宋劉牧提出「象由數設」的主張，著《易數鉤隱圖》，自「太極」至「八卦」皆以數求象而為之圖。其「河圖四象」為六、七、八、九黑白點數，先各取其三以為坎、離、震、兌，又以所餘三、四、五、六配乾、巽、艮、坤之畫，謂之「四象生八卦」。是書所謂「河圖」即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腹心」的九宮數，所謂「洛書」二圖即是五行生數與成數的黑白點數圖。其後，李覯《刪定易圖論序》將劉牧「洛書」二圖合為一圖。至南宋朱熹則主張當初聖人「伏羲」則黑白點圖書所畫的是「先天八卦」，而不是劉牧以數推衍的「後天八卦」。於是以《繫辭》所言天地之數為「河圖」、九宮數為「洛書」，並盛言如何以黑白點圖書之數配「伏羲八卦」。劉牧之前，一般視「河出圖，洛出書」之說為祥瑞，謂聖人以此而神道設教。漢儒中，則有直以八卦為「河圖」、《洪範》本文為「洛書」者。雖成書於哀、平之際的緯書中有以《河圖》、《洛書》命名者，然其內容卻與黑白點數無涉。劉牧出於以數推象的本意，以黑白點數衍圖而附會《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說。此則純系劉牧個人臆見，於古毫無根據，根本談不上是什麼「易置圖書」。實際上，恰是朱熹、蔡元定為著以黑白點數配「伏羲八卦」，而易置了劉牧（和李覯）的黑白點圖書。朱熹以十數為「河圖」、九數為「洛書」的依據，多站不住腳。《繫辭》僅言天地之數，並不言數的方位與五行屬性。又九數亦天地之數中數，何以知九數必為「洛書」而不可為「河圖」？張行成、魏了翁皆謂九圓十方，安知邵雍「圖圓書方」之說不以九數為「河圖」？鄭玄只注《小戴禮》，北周盧辨注《大戴禮·明堂篇》：「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僅憑「法龜文」三字之注，又怎能指實九個黑白點數便是「洛書」？陳師道《後山談叢》言《關子明易傳》乃北宋阮逸偽撰，又如何可作為駁斥劉牧的「證據」？凡此數條托古的依據既不能成立，則朱熹黑白點圖書實脫胎於劉牧，已很明白。只不過易置其名稱而已。胡渭《易圖明辨》引雷思齊《易圖通變》之語，曰：「若其後而至於以書謂圖、以圖謂書者，又妄人中之妄人也」。以此語評價朱熹所謂的《河圖》與《洛書》，似不為過。2.《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周易本義》釋《乾》卦曰：「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則是闡述卦畫累加成卦之法，又釋《繫辭》「易有太極」一節，亦是闡述爻畫累加成卦之法。朱熹為了形象地表達這種爻畫累加成卦的「加一倍法」，用黑白方塊替代原本卦爻符號，創作了《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小二橫圖，列於初版《易學啟蒙》卷首。並針對袁樞之疑辨解曰：「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又曰：「仆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 「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少陽、少陰、太陰為次。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10），由次說可知：以一畫為儀、兩畫組合為四象，實自朱熹始。為著能「遞升而倍之」，只有以「黑白之位」作橫圖方能「令人易曉」。「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11），此說亦是只適用於以黑塊替換陰爻符號之圖。如果仍以傳統卦爻符號作圖分段，陽爻符號「—」分二分四分乃至分三十二，皆可視作二、四乃至三十二「陽爻」，而陰爻符號「--」分二之後即非二「陰爻」。看朱熹所作《伏羲八卦次序》圖，初以一畫為儀，中以二畫為儀，終以四畫為儀，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初以一畫為儀，成八卦時又以四畫為儀，成六十四卦時又以三十二畫為儀。與其一畫為儀、二畫為象說矛盾，因而袁樞方謂二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朱熹以純理性說「伏羲」一陰一陽疊加生卦。然而，陰陽乃物之性，無載體如何能加倍而生？又其屢屢對友人說，是因「康節之說」而得其畫卦次第，此乃是對邵雍「加一倍」卦之生變方法的誤解。《觀物外篇》語錄：「老子知《易》之體者也。」而朱熹卻說「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非也」（12）。顯然，二人對《易》之體有不同看法。在強調「觀物」的邵雍眼中，「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是「一氣分而天地判」（一生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為「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二生三）。「道為太極」、「太極一也」，天地為兩儀，八卦為天之四象與地之四象，六十四卦象萬物。如此在邵雍看來，《繫辭》「易有太極」一節所述乃《易》之體，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有合，因而有是說。而朱熹卻以太極為「一理」，一陰一陽為「兩儀」，陰陽二畫排列為「四象」，陰陽三畫排列為八卦，陰陽四畫排列為「十六卦」，陰陽五畫排列為「三十二卦」，陰陽六畫排列為六十四卦。其說「《易》之體」是個陰陽「加一倍法」模式。「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無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卻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13），由朱熹如此評介，即見其「唯理」與邵雍「唯物」之不同。朱熹每每對人說，邵雍「一分為二」之說是自「太極」說到六十四卦。然而，《觀物外篇》「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易》六位而成章也」這段語錄，是繼「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之後而立言，是以「卦之生變」述說以《乾》為祖的六十四卦（萬物）衍化過程，因而有「乾為一」、「一生二為夬」、「二生四為大壯」、「四生八為泰」、「八生十六為臨」、「十六生三十二為復」、「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坤」之說，此即「《易》六位而成章」，並非說爻畫累加成卦。邵雍既然主張「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卦也」之說，則必不以四爻排列為「十六卦」、五爻排列為「三十二卦」；既然主張「天之四象」與「地之四象」為「二生三」之八卦，則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畫排列為四象。朱熹不知邵雍所謂「乾坤縱而六子橫」圖（即《易學啟蒙》之《伏羲八卦圖》）和《先天圖》（即《易學啟蒙》之《伏羲六十四卦圖》）是由「卦之生變」而來，而教人曰須先將卦作一橫圖（14），用《伏羲八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橫圖中分拗轉而圍成二圓圖。正是朱熹以所作橫圖起《乾》至《坤》為「逆數」，所以將橫圖中分拗轉圍成圓圖之後，左方起《復》至《乾》為「順」，右方起《姤》至《坤》為「逆」，因而《易學啟蒙》曰：「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此「圓圖又只一半逆」，實因橫圖起《乾》至《坤》為「逆數」所致。3．《伏羲八卦方位》圖與《文王八卦方位》圖《伏羲八卦方位》圖說：「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後六十四卦放此。」《文王八卦方位》圖說：「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此處所謂「邵子曰」並非直接稱引。「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這些《觀物外篇》語錄方是邵雍的本意。雖有說無圖，然而「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這一語錄卻說得明白，乾坤定上下之位，並非「乾南坤北」。在邵雍觀物的眼中，《說卦》「天地定位」一節所言，是天位於上，地位於下，日東出，月西降，東南多澤，西北多山，這即是當初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所作之八卦方位，因而有「明伏羲八卦」之說。朱熹則從平面二維角度理解「乾坤縱而六子橫」說，謂「乾南坤北」，實與邵雍本意相悖。乾坤乃天地，天地定上下之位，不可能定南北之位。邵雍謂《說卦》「起震終艮」一節，是「明文王八卦」，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為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朱熹「乃入用之位」之說，即據此而發。至於以「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為「後天之學」，亦是朱熹的界定，並非邵雍本意。邵雍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又有詩曰：「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著功夫。」准此，凡有文字卦畫之跡者，皆當屬後天之學範疇。《說卦》「天地定位」一節與「起震終艮」一節，皆有文字之跡，皆是「今之周易」內容，必屬後天之學無疑。准此二節之義所出之《伏羲八卦方位》圖與《文王八卦方位》圖亦是後天之學圖。邵雍所創《先天圖》本身有卦畫之跡，其圖亦是後天之圖，只是因其可用來反映「有物先天地生」的道——心《易》，所以有是名。朱熹謂「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15），分別以《說卦》兩節文字為「先天之學」與「後天之學」，顯然不是邵雍本意。邵雍分《說卦》兩節內容為「《易》之本」與「《易》之用」，皆是指《周易》體用而言，從無將「伏羲八卦」界定為「先天八卦」之說。「至如邵氏以此圖為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為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率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16），由朱熹此言，既曰「姑闕之以俟知者」，又曰「不必率然肆意立論」，則知其將此二圖反覆列於《易學啟蒙》之不慎。4．《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此圖即是先見於朱震《漢上易傳卦圖》之《伏羲八卦圖》。圖說：「右伏羲八卦圖，王豫傳於邵康節，而鄭夬得之。」其後楊甲《六經圖·大易象數鉤深圖》與王湜《易學》列之，稱為《先天圖》。邵雍三十七歲移居洛陽之後，對弟子張岷講學，稱此圖為「先天圖」。前此於共城將此圖授予王豫時稱之為《伏羲八卦圖》（據邵伯溫《易學辨惑》說，是鄭夬賄王豫仆而竊之。朱震則自鄭夬書中錄出）。朱熹之所以改稱此圖之名，是因為有以《先天圖》中間空處為「太極」的主張（17），以六十四卦圓圖為「先天圖」。邵雍主渾天說，以「天圓地方」相函之圖為「太極」全體，而朱熹則主張「母生子」說，以一○為太極。正因如此，方要將《先天圖》內方圖「取出放外」。正是出於這一主張，方改稱六十四卦方圓合一之圖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邵伯溫述其父學曰「止有一圖，以寓卦之生變與陰陽消長之數」（18） 。王懋竑亦指明，邵子只有先天一圖，六橫圖乃朱子作。朱熹謂「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19），則是指此圖而言。在朱熹看來，《先天圖》是從六十四卦橫圖中分拗轉而成，並謂圓圖有些子造作模樣（20）。正是因為他有此偏見，方會有如此困惑：「《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21）《觀物外篇》：「圓者數之，起一而積六」、「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方者數之，起一而積八」、「順數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這是邵雍就《先天圖》六十四卦圓、方之圖說順逆之數。圓圖象天之運行，以「一貞八悔」之貞卦「逆數之」，起震歷離兌、乾、巽、坎艮以至於坤的陰陽消長之數為六，是一「○」型模式，因而有「逆知四時」之說。方圖形地之生化，以「一貞八悔」之貞卦「順數之」，起乾歷兌、離、震、巽、坎、艮以至於坤的自下而上順生之數為八，因而有「天之陽在北，地之陰在南」之說。朱熹則本橫圖乾一至坤八之數為「逆數」，待中分拗轉而成圓圖時，自然是「又只一半逆」了。邵雍以象天之圓圖說四時流轉，豈能既順知二時又逆知二時？顯然，朱熹的「∽」型模式與邵雍本意相悖。《觀物外篇》：「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這是邵雍就《先天圖》象天之圓圖釋《說卦》所謂「順」、「逆」之義。此處所謂之「左旋」與「右行」，是「圖皆從中起」（《乾》與《姤》之間為「午中」，《坤》與《復》之間為「子中」）。右行之逆即今順時針方向，左旋之順即今逆時針方向。《乾》、《坤》為諸卦之祖，《乾》逆爻序五變而得左方三十二卦，《坤》逆爻序五變而得右方三十二卦。以「卦之生變看」，「逆天而行」起巽至坤與起震至乾，皆先見子女而後見父母，故曰「皆未生之卦」；「順天而行」起乾至震與起坤至巽，皆先有父母而後有子女，故曰「皆已生之卦」。可見，邵雍所謂之「左旋」與「右行」皆是一「○」型模式。而朱熹囿於「橫圖一向皆逆」的局限，以「∽」型模式說順逆，自然「圓圖又只一半逆」了。圓圖「陰陽消長之數」為起震一而積坤六，豈可謂只是一半逆？邵伯溫謂《先天圖》中寓有「卦之生變」。「乾為一」、「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這些《觀物外篇》語錄所述正是「卦之生變」。以乾為祖，三變而八卦成（一變乾之上爻得兌，是為「一變而二」，二變乾、兌之中爻得離、震，是為「二變而四」，三變乾、兌、離、震之初爻得巽、坎、艮、坤，是為「三變而八卦成」）。以《乾》為祖，六變而六十四卦成（一變《乾》之上爻得《夬》，是為「一變而二」，二變《乾》、《夬》之五爻得《大有》、《大壯》，是為「二變而四」，三變《乾》、《夬》、《大有》《大壯》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為「三變而八」，四變《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臨》，是為「四變而十有六」，五變《乾》至《臨》之二爻得《同人》至《復》，是為「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乾》至《復》之初爻得《姤》至《坤》，是為「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由此「卦之生變」可知，巽是變乾初爻而得，坤是變震初爻而得，如此即可闊而圍成小圓圖，大圓圖亦然。又可知邵雍《先天圖》並非以大橫圖中分拗轉而成（有象天之大圓圖後，以「一貞八悔」分為八段自下向上疊成方圖以形地，則即成天圓地方之圖）。正因以「卦之生變」圍成圓圖，所以圓圖象天運行時方有「逆知四時之謂」的「○」型模式。朱熹有關「先天圖」的主張，對後世的負面影響頗大。如學本朱熹的俞琰於《易外別傳》中用黑白方塊替代卦爻符號作六十四卦圓圖，以中間虛處為「太極」，下標「天根」，上標「月窟」，堂而皇之命曰「先天圖」。自章潢將「黑白魚」形圖改稱為「古太極圖」（22）後，又有把俞琰「先天圖」中「太極」二字替以「黑白魚」形圖者（23）。邵雍創為「天圓地方」之《先天圖》，意在表述先天地生之道。以方圓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為「太極全體」，天地為兩儀。朱熹單以六十四卦圓圖為「先天圖」，則是有天無地，以「太極」分生象天之六十四卦，又以六十四卦初之三十二陽爻與三十二陰爻為「兩儀」，顯然與邵雍不同。二人「先天之學」的根本區別恰在於此。其本源有「觀物」與「唯理」之不同。5．《文王八卦次序》圖朱熹「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作「黑白之位」二橫圖，又以「卦畫求之」文王畫卦次第而不可得，於是曰「三索而為六子」便是「文王八卦次序」。此圖即據《說卦》乾坤三索而得六子說而出。顯然，此圖是為配合《伏羲八卦次序》圖而作。然而以此圖並不能圍成《文王八卦方位》圖。因此朱熹發表了一些文王八卦方位「多不可曉」的意見（24）。今觀諸子百家之書，凡有言八卦方位者，皆準《說卦》所言離南坎北之位。至劉牧乃用「河圖」配此八卦方位。而朱熹因推其次序圖不可得，遂謂此八卦方位布置「曉不得」，實在是鑽入所謂「先天之學」的牛角尖而不能出。清初學者黃宗羲曰：「離南坎北之位見於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蓋畫卦之時即有此方位。《易》不始於文王，則方位亦不始於文王，故不當雲文王八卦方位也」、「朱子則主張康節之說過當，反致疑於經文。曰曷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西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言萬物之所說？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巽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郁然可驗也」。又評曰：「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說先入於中，故曰主張太過也。」此評可謂有見。朱熹於《易學啟蒙》新圖中刪除了這一《文王八卦次序》圖。此舉似乎說明，此時朱熹已經認識到此圖有不妥之處。邵雍只言《說卦》所言離南坎北八卦方位是自「伏羲八卦」方位改易而來，乃由體入用之位，並無什麼「文王八卦次序」說。嚴格說來，此乾父統三男與坤母統三女之圖並非什麼「次序」（《說卦》所言「次序」是乾父、坤母、震長男、巽長女、坎中男、離中女、艮少男、兌少女）。6．《卦變圖》朱熹研究卦變有三個過程：一是准《彖傳》之辭而談卦變；一是本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推衍所謂「先天卦變」；一是本焦延壽《易林》之法以一卦變六十四卦。九圖中之《卦變圖》則是本李挺之相生之法推衍「先天卦變」。南宋時期流行一種說法：因邵雍曾師事李挺之，遂謂李挺之卦變為「先天卦變」（25）。於是朱熹便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下卦之序而推所謂「先天卦變」。我們看九圖中之《卦變圖》，一般對其各卦參差不齊的安排感到困惑不解。其實這是朱熹有意以「先天八卦」次序為下卦特意安排的結果。看「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來」例，《泰》至《否》二十卦之下體正是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否》至《泰》下體之序反之）。而其它例下體之序亦是本「先天八卦」之序安排，只是因卦數限制，或缺首尾或缺中間之卦。事實上李挺之卦變之法並非「先天卦變」。其六辟卦生卦之法本脫胎於虞翻以十辟卦生卦之法。而邵雍《先天圖》所寓「卦之生變」卻是自得之學。朱熹不明《先天圖》是由逆爻序卦變之法而得，以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為藍本，廣為推衍而得《卦變圖》。其圖仍是以辟卦生卦，雖下體本「先天八卦」之序，然其與邵雍「先天卦變」相去甚遠。《易學啟蒙》再版時以三十二幅一卦變六十四卦之圖取代此《卦變圖》。此舉似乎說明朱熹對這樣一幅「明《易》中之一義」圖並不滿意。此《卦變圖》，一不可用以釋《彖傳》剛柔內外往來之說，二有沿襲李挺之之嫌，三不得邵雍「先天卦變」之旨，棄而不用，可謂明智之舉。四、九圖辯證的現實意義清初而起的考據之學，對周敦頤、邵雍、朱熹的「道學」多有辯證。王夫之、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李塨等人對《易》象數學（包括各類易圖）均有所論述，而辯證源流訂正訛誤是其主要任務。這無疑於相傳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學的濃厚氣氛中開一天窗。這些人對《周易本義》、《易學啟蒙》之圖的辯證，如《河圖》、《洛書》，辨其原委指明舛誤，可謂達到無須再辨的地步。然而對「伏羲四圖」之辨，則多有未明，幾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發展演變了的「先天之學」作邵雍原本之學而批駁之。黃百家纂輯《宋元學案·百源學案》，竟將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橫圖采入，又將張行成所作《氣候圖》當作邵雍「先天卦氣圖」采入，又采入其父准牛無邪《易鈐寶局》所推之《掛一圖》和《既濟圖》。凡此數端，一直影響著後人有關的著述。 閱民國以來名家所著有關中國哲學史和宋明理學史一類大作，多是本《百源學案》而談邵雍理學，亦幾乎全准朱熹的解釋而轉述邵雍的「先天之學」。分而見其精，方能合而見其大。之所以論述有涉「先天之學」而不精，一是對邵雍原本之學研究不夠，一是過於相信朱熹對「先天之學」的詮釋。畢竟邵雍與朱熹生活在不同的歷史時代，畢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學」。北宋時期的邵雍和周敦頤似乎並不諱言《老子》，而南宋時期則多有門戶之見。南宋偏安於一隅，其時道教空前發展，朱熹為著倡明儒學，對邵雍的「老子知《易》之體」和周敦頤「自無極而為太極」等說加以改造和重新詮釋，應該說有其歷史原由。以朱熹的學問，他當然明白所謂「老子知《易》之體者也」之所指，亦明白「無極」是老莊的概念。其高明之處恰在於能將《先天圖》、《太極圖》及其內涵改造得天衣無縫，能為理學所用。周敦頤原本並不出名，是朱熹將其抬為理學之祖，邵雍之學原本亦不為人所重，是朱熹將其「先天之學」重新詮釋而寫入《易學啟蒙》。今天，我們從史學的角度來闡述邵雍、周敦頤和朱熹的哲學、理學思想，就需要注重區分其各自的特點，而不能含糊其詞或「朱冠邵戴」。如此，方是分而見其精。近年來余敦康先生所著《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的確於諸大家之中獨樹一幟。之所以有此分而見其精之成就，則得益於對北宋五子之學有專門而深入的研究。筆者因研究《易》圖學而參考宋明理學史與中國哲學史，讀諸大家之作多有裨益。然而又每見凡涉及《易》圖原委而論述其思想者，往往因不遑於基礎研究而失實。任繼愈先生說：「從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來看，幾十年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方法說明一兩個實際問題的文章、著作就是成就。把重大問題、主要學術流派介紹得比較準確，就受到稱讚。幾十年間，中國哲學史研究者不斷進行新的探索，比如：對範疇發展的研究；專題、專門學科的比較研究；專人、專書的研究；斷代的研究；中外哲學的比較研究；等等。有了大量分科、專題研究作為基礎，再寫中國哲學史，會比過去有更多進步和提高。」（26）我們以分科、專門的基礎研究成果來充實中國哲學史或宋明理學史，應該是時代發展賦予的責任。我想，《周易本義》卷首九圖考辨的現實意義即在於此。注釋：（1）《周易本義》「已略具備」的時間是淳熙十五年。至慶元四年（1198）還「不甚滿於《易本義》」（2）《答袁樞》：「要見得聖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卻不如且看卷首舊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3）《答鄭仲禮》，《文公易說》卷十九（4）（11）（15）（16）（19）《答袁樞》，《文公易說》卷二十三（5）《朱子語類》卷七十七（6）《朱子語類》卷六十七（7）《朱子語類》卷七十（8）《文公易說》卷二（9）《文公易說》卷二十二（10）《答程迥》，《文公易說》卷二（12）《文公易說》卷十九（13）《文公易說》卷一、卷二（14）《答葉永卿》：「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卻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此作圖之大旨也。」《文公易說》卷一（17）「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卻，待取出放外」、「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某挑出」。《朱子語類》卷六十五（18）《易學辨惑》（20）「但圓圖自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現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作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文公易說》卷二十一（21）《文公易說》卷十七（22）《圖書編》卷一（23）見《翼元》所列「先天圖」（24）「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卻不應在南北」《文公易說》卷二；「齊乎巽，曉不得」、「坤安在西南不成」、「乾西北也不可曉」、「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底難曉」《文公易說》卷十七（25）林至《易裨傳》：「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天卦變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安民以授兼山。』」（26）任繼愈：《把周易研究的方法問題提到日程上來》1991年12月8日《周易》問題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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