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評︱陳爽：石刻文獻與北魏史硏究
崔敬邕墓誌二十世紀以前，北魏墓誌存量稀少，面世多出於偶然的機緣。例如，《崔敬邕墓誌》是清康熙年間河北安平農民開挖水井時發現的，《刁遵墓誌》是清雍正年間在河北南皮縣民在清理一座舊寺廢墟時出土；《張玄墓誌》出土時地不明，為避康熙廟諱，改以墓主之字稱為《張黑女墓誌》。時人對墓誌書法的興趣遠遠大於其歷史內涵，這些早期出土的墓誌都成了書法史上的名帖。清末民初，出土墓誌數量激增，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形成高潮，海外藏家的大肆搶購、海內文人的追捧魏碑，都導致墓誌價格飛漲。洛陽邙山北魏貴族墓地被頻繁盜掘，許多文人則競相購藏。漸漸地，學者開始在書法之外，更多地關注墓誌所承載的歷史信息。這一時期的研究主流仍屬於傳統金石學的範疇。金石大家羅振玉在《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石交錄》《遼居稿》等著述中，以題跋形式對單方墓誌作了具體考訂。他還敏銳地意識到了新出墓誌對校訂《魏書》的重要作用，開始著手利用墓誌重新整理《魏書》中殘缺最為嚴重的《宗室傳》，窮數年之功寫就《魏宗室傳注》《魏宗室傳注校補》《魏宗室世系表》等。總體說來，墓誌在當時還只是少數文人手中把玩的雅物，似羅氏這等既有學力又有財力的學人畢竟鳳毛麟角。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1956年出版的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是對魏晉南北朝墓誌劃時代的系統著錄。全書收錄當時能夠搜索到的這一時期的幾乎所有墓誌，共三百六十二件，大半為北魏墓誌，以類相從，每方墓誌均有考釋和圖版，使學界對魏晉南北朝墓誌的研究首次有了一個可以放心徵引的「標準本」。然而在當時的學術氛圍下，學界對北魏歷史的關注還停留在鮮卑族源、遷都漢化、均田制、魏末農民大起義等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墓誌史料幾乎無人關注。除姚蔚元先生《北朝胡姓考》等個別著述對此有所參閱，多數論文專著都罕見引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中華書局點校本《魏書》出版，主持整理的唐長孺先生嘗試用墓誌史料系統訂正《魏書》的文字訛誤與史事疏失，在《魏書》校刊記中，引用了《金石萃編》和《墓誌集釋》等金石著述中的數十條新史料。以墓誌校史並不完全符合傳統校勘學的體例規範，但對史料奇缺的北魏史研究來說卻彌足珍貴，也就此開創了一個全新古籍整理體式，因而廣受學界稱道。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始，學風為之一變，絕大部分的學者對北魏墓誌的認知十分有限，墓誌的系統整理和研究成了當務之急。1990年，趙超先生所撰《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出版，使一般學者從此有了置於案頭可供快捷翻檢的釋文本，嘉惠學林，功不可沒。2005年出版的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彙集了1986年至2003年在各類文物考古雜誌上公開發表的墓誌九十餘方，其中包括四十餘方北魏墓誌，每方墓誌均有釋文和考證。2009年出版的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則是一部集漢魏六朝墓誌傳統著錄之大成的著述。以上諸書配合洛陽文物考古工作隊所編《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和《新中國出土墓誌》各捲圖版和釋文，構成了一個較為科學和完整的墓誌著錄系列。新世紀伊始，以大規模基建的展開、盜墓和走私的猖獗為主要動因，北魏墓誌的「出土」迎來第二次「井噴」，因商賈射利，偽志偽拓不免泛濫，遂成魚龍混雜的局面。眾多由民間藏拓的墓誌，被有識之士彙集為《河洛墓刻拾零》《邙洛碑誌三百種》《洛陽新獲七朝墓誌》《秦晉豫新出墓誌搜佚》（及續編）等書，構成另一個著錄系列。隨著新出墓誌的不斷湧現，相關著錄也隨之不斷更新，僅2016年出版的大型著錄，即有《北朝藝術研究院藏品目錄·墓誌》和《墨香閣藏北朝墓誌》等數種。已出土的數百方北魏墓誌蔚為大觀，構成了北魏上層官僚貴族的群像，其中有些是《魏書》里風雲一時的著名人物，有些完全不見於史傳，有些則正史中只提及其名諱，仕履不詳。墓誌的出土，或可訂史傳之誤，或可補史傳之缺，或可提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層出不窮的墓誌史料，極大地激發了學術研究的靈感，也直接引領了北魏歷史的研究方向，短短十餘年間，墓誌研究已從涓涓細流發展為犖犖顯學，學人紛紛惡補金石知識，競相預流。墓誌研究最基礎的方式是以單方墓誌的考釋為起點，依據傳統金石學的規範，以點斷文句、考釋文字、職官和墓主履歷為主要內容，並對墓誌的材質與形制、平闕格式、出土時地等因素做全面的考察，通過與傳世文獻的比對揭示其歷史背景。
崔昂墓誌墓誌史料對北魏史研究最直接的推進是士族個案的研究。活躍在北魏時期的很多重要大族，如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弘農楊氏、上谷寇氏等，均有相當數量的墓誌出土。另一個重要推進是官制的研究，如通過墓誌來總結、歸納北魏爵制的變化，探討「直勤」、「羽真」等史傳中語焉不詳的北魏前期官制等。此外，利用墓誌所載地名進行歷史地理研究，復原北魏城市裡坊結構和鄉村聚落，以及利用墓誌所見家庭成員信息進行社會史研究，考察北魏人口壽命、家庭結構、嫡庶關係、婦女地位等問題，都是墓誌研究的重要課題。
元勰墓誌近年來，單純的以志證史與以志補史，已經不能完全滿足深化研究的需要，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墓誌的綜合研究，如通過同一家族前後不同譜系敘述的變化，來探索其偽托和假冒譜系的具體過程，又如通過墓誌的首題與尾記，來複原譜牒的原始文本——這種努力，被陸揚教授總結為「從內容和方法比較單一的史料考證走向對墓誌的內涵作全面的史學分析」。墓誌文獻之於研究者的意義，遠非增加幾條文字史料這樣簡單直接。墓誌具備文獻與文物的雙重屬性，使得研究者可以通過墓誌獲得傳世文獻史料無法替代的歷史體驗，即所謂身臨其境的歷史「現場感」。講一個筆者對「河陰之變」研究的實例：公元528年，契胡酋長爾朱榮縱兵屠戮北魏的王公百官兩千多人，造成「公卿殲盡」的河陰慘劇。我從《魏書》等史傳記述中搜尋出有名諱的河陰遇害者五六十人，又先後輯錄出河陰死難者墓誌三十多方。由於遇害者入葬時朝廷仍處在爾朱氏的高壓之下，即使是深埋地下的墓誌，對河陰之變也只能噤若寒蟬，諱言墓主死因，僅稱「暴薨」、「暴卒」、「薨於位」、「終於其第」、「橫罹亂兵」，唯有墓主生命終止的時間整齊地指向「建義（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審視這數十方墓誌圖版，恍若走入一千五百年前洛陽北邙那片一望無際的新墳：死者中有身居宰輔的老臣，亦有弱冠初仕的少年；有文士，亦有武將；有貪官，亦有廉吏；有父子同歿，亦有兄弟同難，而每一死者的背後都是支離破碎的家庭和遭受重創的家族。按最為保守的估算，河陰死難官員的數量佔北魏所有官員總數的七分之一，佔全部京官的半數以上，並且全部是高級官吏。北魏王朝的上層精英幾乎被剷除殆盡，留下的權力真空被此後崛起的六鎮武人迅速填補，注入又一股「塞外野蠻精悍之血」，北朝歷史由斷裂走向重新整合。一方方冰涼的墓誌，承載了北魏末年朝野眾生的恐懼、崩潰與絕望，真實地記錄了中古歷史上這場殘忍而血腥的「權力的遊戲」。官方刻石：北魏王朝的時空坐標與深埋地下的墓誌不同，石碑與石刻立於地表，形制巨大，更容易受到自然的侵蝕與人為的破壞。北魏傳世名碑《孝文帝吊比干文》《鄭文公碑》《暉福寺碑》等，或為後世重刻，或已殘泐不清，數量有限。近年來，北魏碑刻，特別是北魏早期官方刻石的發掘和整理有了若干突破性的進展。
嘎仙洞遠景
嘎仙洞近景《嘎仙洞祝文》的發現可稱是二十世紀北魏早期歷史研究最為重大的發現。據《魏書·禮志》與《烏洛侯傳》記載，拓跋鮮卑祖先居住於大鮮卑山的舊墟石室。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太武帝拓跋燾派遣中書侍郎李敞來此致祭，刻石為祝。但石室位置究竟在何處，一直眾說紛紜，未有定論。1980年7月，時任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站長的米文平先生，根據《魏書》的線索反覆推敲，堅信所謂石室應是天然洞穴，而非人工建築。據此，他把目光鎖定於深藏在大興安嶺北部叢山密林中的嘎仙洞，先後四次探訪，終於在一個夏日的午後，借著洞口斜射進來的微弱光線，在石壁上發現了李敞祝文。
嘎仙洞祝文嘎仙洞石壁銘刻的發現在學界產生了轟動，證實了所謂「大鮮卑山」就是今大興安嶺，拓跋部即由此南遷，從而基本解決了北方民族史上多年未決的一樁學術公案，為研究東胡系諸部族的演進歷史，提供了一個準確的地理坐標。
探訪北魏東巡碑（2010年11月陳爽攝）
北魏東巡碑殘石（2010年11月陳爽攝）《東巡碑》是北魏太延元年（435）冬太武帝於徐水所立，其時他先率軍東巡河北諸州，之後西返平城，行軍至徐水河谷時即興演示射藝，刻石紀功。東巡三碑在《水經注》中即有記載，但其拓片直至民國始為學界所知，至於立碑地點及各碑的具體情況則迄無確切信息。北京大學羅新教授在2002年、2009年和2010年沿徐水兩岸多次察訪，確證了立碑地點，並在當地文史愛好者的幫助下獲得了東巡碑的碑座和碑身殘石，為研究北魏早期歷史和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南巡碑》是北魏和平二年（461）文成帝於靈丘所立，碑文分正、反兩面，碑陽記述文成帝南巡定、相、冀三州的活動、見聞與樹碑經過，碑陰皆記隨行官員的官爵姓名。山西考古工作者窮數年之功，反覆搜訪，前後尋覓十塊殘碑。再經張慶捷等先生反覆研究，拼合了部分殘碑，使石碑文字得以部分復原，全碑可識讀者達兩千五百餘字，碑陰詳列隨行文武官員的職官、姓氏、族屬等，很多職官如內阿干、折紇真、斛洛真、羽真、內行內小、內行令、內三郎、內行內三郎、內阿干、內都幢將、內小幢將、三郎幢將、雅樂真幢將與賀渾吐略渥等，《魏書·官氏志》中皆不見記載，只有個別官號也偶見於《魏書》諸卷。北魏前期官制世稱不詳，主要原因就是資料匱乏。掌握這批珍貴資料，對深入研究北魏前期官制及其淵源嬗變，有著極重要的意義。北魏官方刻石的幾次重大發現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都不是機緣巧合的偶然發現，而是學者根據傳世文獻所提供的線索反覆篩察確證，進而實地探尋察訪後才取得的重要成果。官方刻石所承載的歷史信息的重要性，與一般個人墓誌的內容不可同日而語，即便只言片字，也往往能引出或解決很多重要歷史問題。幾塊北魏早期官方刻石的發現，為探究北魏王朝的發展歷程確立了清晰而明確的時空坐標。造像記：北魏民眾的生活場景如果說北魏碑刻和墓誌的主人基本都是帝王將相和達官顯貴，主要反映的是北魏上層社會的歷史，那麼北魏造像記所呈現的階級與階層相較之下則要廣泛很多。北朝佛法大盛，造像弘法成為全民參與的社會活動。佛像雕成之後，出資人往往要求工匠在佛像底座、像背或者側面刻上文字，這些文字主要包括造像時間、緣由、祈願以及捐資人的姓名，就是造像記。從造像記題名看，參與造像活動的人員包括官吏、僧尼與一般庶民，除個別官員和極少數僧人見於史傳外，絕大多數造像者名不見經傳。晚清以前，除了《龍門二十品》等個別皇家造像題記成為書法經典外，大多數造像廣佈於北方的諸多荒村野寺，飽受歲月侵蝕，因題記多漫漶，書法粗糙，內容龐雜，文欠雅訓，一向是傳統金石學家所「不堪著錄」的雞肋。
北魏駱道明造像碑碑陰現代學術對造像記最初的利用，是從藝術史角度著手的，大多是通過題記證實根據造像的所在位置、紀年、造像內容和風格等。對史學研究來說，造像記多只是程式化的祈願之語和眾多枯燥無味的題名，且分布零散，難以利用。
《碑銘所見前秦至隋的關中部族》率先在造像記的史學利用方面獲得突破的是馬長壽先生，他於1965年完成《碑銘所見前秦至隋的關中部族》一書，通過文獻與碑銘相互印證，解析了前秦至隋初兩百年間關中少數民族部族的歷史變遷。在《北魏前期的李潤羌和北魏題名造像的四種方式》這一章，他把北魏造像分為家屬造像、同族同姓人造像、同族異姓人造像和異族異姓人造像四類，深入分析了羌族的家庭成員組成與婚姻關係、羌人的遷徙與雜居狀況等。這部書將包括造像記在內的看似零亂的材料有機組合起來，解決了中古部族研究中的缺環，成為中古民族史研究的典範之作。
《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社會史的興起為史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與史料眾多、蓬勃興旺的明清社會史研究相比，中古社會史顯得相對沉寂，史料的零散和稀少成為難題。侯旭東先生於1998年出版的《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統計分析了一千六百多方造像記，系統地研究了當時北方普通民眾的佛教信仰狀況。作者之所以引入造像記作為新史料，一是參與造像活動的人範圍極廣，不同於史傳中唱主角的帝王將相，除少數官吏和僧人外，絕大多數為名不見經傳的民眾；二是造像記直接體現了造像人的心愿與認識，而非朝廷或僧團施加影響的結果。某種程度上，造像記是民眾以自己的方式在歷史上發出的聲音，史家可以從中了解該地區民眾的情況，充分認識和了解「這些文獻上失載的芸芸眾生」。在2005年出版的《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中，作者又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研究理路，嘗試把造像記與墓誌碑刻等史料綜合起來，結合歷史文獻，以「村裡」為核心，分析其與州縣、朝廷的關係，如利用造像題記中的北朝村名考訂村落的時空分布，並研究北朝基層社會及其與官方社會的互動，如願文所反映的北朝民眾的國家觀念，以及他們對皇帝、朝廷與國家的認同。這一研究極大地改變了中古社會史研究的格局。受此影響，其他學者在造像記的研究中，也有意識地嘗試社會史研究的觀察視角和研究手段，對北魏的家庭結構進行復原，並對婦女身份與地位以及中古民間的結社情況等問題作了考察，使北魏民眾的日常生活場景日益清晰而完整地顯現出來。不斷增長的石刻史料展示了北魏史研究的廣闊空間，但石刻文獻的零散性和不確定性也使研究面臨著歧路亡羊的「碎片化」隱憂。新出石刻雖數量巨大，但更多的是量的累積，尚無法撼動傳世文獻所確立的既有史實框架，我們對此須有清醒認識，力誡捨本逐末的功利化研究傾向。「新問題」並不一定總是伴隨著「新史料」的出現而自動呈現，研究視角的轉換與研究方法的革新，必須建立在對《魏書》等基礎史料的精準把握之上。正所謂：碑刻墓誌造像，朝廷官僚地方；莫道石刻重要，先把《魏書》讀好。【上海書評︱北魏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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