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移民潮的底下

　　第三波移民潮的底下

　　記者/賀莉丹

　　中國富豪移民，已經成為一個關注的熱點。而在公眾眼中，這個被命名為「中國富豪」的群體形象，多少顯得面目模糊。

　　這個掌握著財富的社會中堅階層，究竟是怎麼看待和解讀海外移民的？

　　富豪群體的分化

　　在《新民周刊》記者所接觸的這些中國富豪中，他們中的不少人，其產業規模已逾億元人民幣。他們對外界保持審慎的距離，卻也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倨傲。

　　對於投資移民，他們的態度，很難用一種固定的模式去描繪——

　　首先，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已經默默地獲取了他國永久居民權(以下簡稱PR)多年。其中包括一些80後的企業家二代，他們獲取PR的方式，可能是他們的家族給他們辦理的投資移民，也可能是他們在國外留學期間，剛好擁抱了技術移民的政策，就順勢而為。但是，他們從來不會跟外人主動提及這個身份的變更。他們的財富累積，依然紮根於他們的出生地中國。這與他們在獲得PR之前，並無改變。

　　唯一有所調整的只是，在他們所處的被稱為「太空家庭」的家庭模式中，彼岸的「福利」正在或即將被讓渡於他們的太太與孩子。國外的優質教育、清潔的空氣、安全的食品，以及民眾文明的教養，不乏吸引力——這些都是當初他們選擇移民的初衷。

　　其次，還有一部分人，將投資移民作為未來人生的「幾年規劃」之一，跟記者交談時，他們的語氣是毋庸置疑的。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對移民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並已多次往返於中西兩地，故而他們認為，「移出去，是早晚的事情」。那種理所當然的神情，寫在臉上。

　　有趣的是，當記者詢問這部分人，「優先考慮的移民地是哪裡？」得到的答案，無一例外是市場經濟高度繁盛的發達國家，首先是美國、加拿大與澳大利亞，其次是新加坡，甚至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亦在考量範圍之內。而他們的一部分親朋，早已經在這些國度生活多年——這種依託血緣、鄉緣紐帶存續的社區模式，正是華裔社會的傳統。

　　最後，還有一部分人跳脫常軌，他們神情自得，堅定地對移民說「No」！在這部分人看來，經濟上的自由度已經讓他們能夠隨心所欲地選擇自己的生活領地，國外於他們而言，不過是度假、購物或探險的好去處。看上去很美而已。在他們的眼中，喧鬧的奔騰的中國彷彿一條行走在康庄大道上，這裡是國際化競爭中全球最大的市場，人群熙攘，生機無限，機會遍地，使人血脈賁張地去等待一場隨時上演的好戲——「為什麼要將自己家的地盤，拱手讓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外界稱呼的所謂「富豪」，他們對這種籠統的「貼標籤」的方式，持有本能的反感，他們不客氣地直指那是「炒作」，並直接提出自己的質疑，並直接說，「稱呼我們為企業家，可能更為恰當一些。」——他們中的一位，這麼告訴本刊記者，而他本人，穿著樸素，行使低調，目前正在為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而寢食難安。

　　你不得不承認，這種選擇，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與他們日益覺醒的個體色彩。就像你不得不承認，這個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

　　此外，一個值得觀察與反思的現象是，他們中的不少人，對於胡潤研究院不久前發布的「中國60%以上的富豪想要移民」這一數據，秉持相當不確信，「比例真的是這樣嗎？這些被調查的中國『富豪』樣本，是怎麼選擇的？對於所謂中國『富豪』，究竟是如何定義的？」他們直接提出自己的質疑——這與一些中國經濟學家的觀點，不謀而合。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會長齊立新對於胡潤研究院發布的移民富豪數據也是不認同的，他敏銳地提出他的疑問，「他們得出的這種關於移民富豪的比率，分子、分母是什麼？中國究竟有多少千萬富豪？他們中間，已經移出去的人、正在申請移民的人，又有多少？」

　　海外移民的拐點

　　中國人歷來安土重遷。費孝通在《鄉土中國·生育制度》中就談到，在鄉土中國，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徙是變態」。

　　這位以足跡丈量鄉土中國的社會學泰斗，是如此解析中西方的社會結構格局的巨大差異的——

　　「西方的社會有些像我們在田裡捆柴，幾根稻草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紮，幾扎束成一捆，幾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個挑里都屬於一定特定的捆、扎、把」；中國的社會格局則與之大相徑庭，「不是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係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的同心圓波紋的性質」。

　　華人社會的關聯，正如這樣一個個蔓延於池中的同心漣漪。這就很能解釋各國的Chinatown(唐人街)隨著華人移民的步履，會如雨後春筍一樣生機盎然。

　　而與鄉土中國的遷徙流向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國大陸的富豪移民潮，滋長於經濟高速發展、物質極大豐富、貧富差距日趨拉大的今日之中國。

　　這與歷史故事中描繪的被迫背井離鄉，顛沛流離，卧月眠霜，是截然不同的。而現在，以投資移民的方式走出國門的中國富豪們，已經將其作為一種自己可以決斷的主動選擇。

　　關於移民的這篇斷代史，而今已經有了新的拐點。在過去的十多年間，有一部份中國富豪通過投資移民的渠道，獲取了PR或國籍。

　　回頭看看，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三次移民浪潮如何席捲了中國大陸的——

　　第一次移民浪潮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一批留學生與混跡偷渡客中的底層勞工遠赴他鄉，開始了在異國打拚生涯，那真正是獨在異鄉為異客的一段漂泊歲月，甘苦自知。

　　第二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一批中國大陸優秀的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員，依賴技術移民的方式，在他鄉改頭換面，白手起家。

　　而自2000年左右，一些中國大陸的新富階層用一種更為便利的投資移民的方式加入浩浩蕩蕩的移民大軍，這些人不會為了果腹的牛奶和麵包而憂慮，他們將關注點轉移到了尋求孩子的優質教育、更清凈的環境、個體急需的安全感與個體價值的提升上，他們以空中飛人的方式獲得家庭團聚的機會，並將其事業版圖與中國的經濟發展綁定。

　　為什麼要移民？

　　而我們需要解讀的是：這些所謂的中國富豪，他們，是為了什麼而移民？

　　在他們眼中，在那個陌生國度，他們可以迅速獲得優質的教育、潔凈的空氣、安全的食品，完善的法制環境，以及他們最需要的安全感，有些人或許還可能進行資產轉移。他們不必為轉型中的中國，再等待，再去支付時間成本或經濟成本。

　　30歲的董銘現在是威力鍛壓設備有限公司總經理。威力，是一家年銷售額過億的浙江省最大的民營衝壓機企業。董銘的父親，曾躋身於中國5萬名億萬富翁之列，兩年前，就已將這個自己一手創下的家族企業全權交給兒子董銘打理。

　　雖然現在這個長著娃娃臉的年輕企業家還沒有移民，但他語氣篤定地告訴記者，「以後有機會，當然要去移民」。

　　董銘與他的太太有移民的想法，主要考慮到的是女兒的教育問題。國內的殘酷競爭的教育體制，讓他們感覺極為不放心，孩子們活在考分的陰影下，這種感覺，董銘親身經歷過，不想女兒再踏足同一條河流。雖然他的女兒現在才8個月大，但對孩子的教育選擇，關乎未來，如果可以，他希望女兒從小學開始，就在國外度過。

　　而子女的教育選擇，這也是許多人在移民的理由排行榜上，比較靠前的原因。

　　其次就是環境問題，地溝油、蘇丹紅的新聞常常飄來，董銘已經不敢去外面的飯店吃飯了。而在他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分布著幾個藥廠與垃圾廠，車行經過，「臭味很重」。

　　另外一個原因是，對於這些新富階層來說，財產的安全，是他們主要需求之一。

　　前述招商銀行的財富調查報告就顯示，排名富人移民海外前三位的原因分別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財富安全和為養老做準備。

　　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看來，儘管我們現在有了《物權法》，但是，不管是這些富豪，還有有權有勢的官員，都沒有一種真切的安全感，「至少，對他們中相當大一部分而言，他們只是求一個踏實，一個保障」，「他們的行為，與其說是選擇，不如說是在買保險」。

　　這種觀點，在我們的採訪中得到了充分闡述。對於他們而言，選擇投資移民，「不過是在自己的護照上加上一個小小的標記而已。」

　　「只是一條退路而已，不過是我每天需要做的許多事情中的一件。」一位坐擁億萬資產的富豪神態自如，跟記者這麼輕鬆地調侃。

　　對於財產安全的擔憂，則是一些民營企業家選擇投資移民的一個主要原因。

　　一位江浙地區的民營企業老總告訴記者，他們這些為民營企業打拚的企業家，在當地屬於「弱勢群體」，在跟當地政府部門打交道的時候，行事如履薄冰，「即便是一個稅務科的科長到你的公司來了，地位都比你高，都比你要強勢。你的企業再怎麼強大，到那會兒都得像小丫鬟一樣，人家說怎樣就怎樣。」

　　而雒小平不無感嘆地告訴記者，他可能也會考慮移民，「這個都是緣分，時機成熟了，就移唄！」

　　雒小平是陝西茂源實業集團的董事長兼總經理，這家創建於1993年的民營房地產公司註冊資金2050萬人民幣。雒小平是咸陽當地名人，曾與潘石屹、王石等並列，被建設部和《中國房地產報》推介為「中國房地產企業卓越貢獻100人」。

　　他坦言，在創立企業的過程中，「最頭疼的就是，國內的法制環境。」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胡星斗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應該區分富豪移民與官員移民兩個概念，「富豪移民和官員轉移財富都是因為在中國沒有安全感。富豪移民，有些資金還會迴流到中國投資；官員轉移財富，恐怕他們早就想棄船而逃。」

　　夢想與現實

　　移民，可能會為他們中的一些人帶來夢想中的生活。

　　46歲的雒小平還擁有一架私人飛機「茂源號」——一架通體黑色、15米長的美國羅賓遜R44—II型直升機。曾經在一次練習海平面上的飛行中，雒小平追著一隻海鳥飛了有20分鐘，「它飛到哪我就跟到哪，結果把小鳥累得沒勁兒，一頭掉海里去了！」

　　這位中國富豪十分沉迷於飛行，並不掩飾，「我不在乎上《福布斯》」，在跟記者的一次談話中，這位有著西北口音的地產商，這麼大大咧咧地說。

　　但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由於受目前國內的基礎設施跟空中的法律法規所限，雒小平的私人飛行夢難圓，那架嶄新的羅賓遜，「飛也飛不成，在一個地方放著，就跟一個擺設似的」。

　　「如果移民了，飛行，倒是變得很容易了。」現在，他這麼說。

　　審慎的低調，在中國，也被一些人認為是必須的生活常識。像弗·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筆下的富家子弟約翰·珀西那樣，壓低了嗓門兒悄悄地對他的同學說，「那根本不算什麼。我的父親有一顆鑽石比里茨—卡爾頓飯店還大哩。」——這顯然不會是他們中大多數人的選項，因為這太不安全了。郭美美式的炫富，他們大多嗤之以鼻。

　　已經獲得美國PR並已是一個小男孩母親的顧曼笛(化名)覺得，在中國，如此的炫富，不僅對孩子的成長不宜，而且容易招致危險。曾經發生在深圳校園附近的兒童綁架案，讓她一度感覺惶恐。

　　幾個月前，顧曼笛回過一次國內，先生開車，她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當前方還是紅燈的時候，後面的車輛就不耐煩地在滴滴滴地警示，這讓她坐立不安，她感覺，「彷彿時時在趕赴一個生死盛宴」，是一件極其考驗腦力的事情。生活的細節遠比宏大敘事，能夠撼動人心。移民，某種程度上而言，也是如此。

　　中國，永遠的橄欖樹

　　「一些富豪不是在移民，就是在通往移民的路上。」有句誇張的話這麼概括。

　　普通人都有感覺，自己周圍有朋友在辦理移民的。學者張鳴當然也有這種感覺，他有學生就是如此：自己在國內打拚，把太太和孩子放在加拿大。「這樣的『太空家庭』，現在有很多。」現在，張鳴也這麼感嘆。

　　但事實上，基於自由遷徙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對富豪移民「設限」，被一些精英階層認為是愚不可及的做法。而對於所謂的移民中國富豪群體規模的統計，難度可想而知。而這些如螞蟻般忙碌，將太太和孩子送到國外的被觀察者，已將移民視為個人隱私的一部分，當然，不排除他們中的一些人，也願意站出來，好好談談他們的困惑。

　　鑒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情況，在投資移民的人群中，絕大多數人只是為了獲得PR，不會輕易放棄中國國籍，他們以中國公民的身份在國內做事業，顯然更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

　　顧曼笛清楚地記得，作家三毛在《哭泣的駱駝》中，講了這麼一個故事：當一個美國背包客搭乘荷西的車，準備去荷西任職的西班牙公司的工地上看出礦砂時，那個兇巴巴的警衛擋了這個人一會兒，後來這個人把他的背包一舉，說——我是美國人。他就這樣進去了。荷西接著就去洗澡了，在沖水的聲音下，三毛突然聽見荷西怪聲怪氣的唱起英文歌來——「我要——做一個——美——國——人，我要——做一個——美國人。」

　　在顧曼笛看來，這隻能說明，美國國籍或綠卡的確為公民去一些地方提供了便利，但她不會因此放棄中國國籍。跟她一樣，已經在2006年獲得紐西蘭PR的企業家二代陳適之(化名)也十分珍視自己的中國國籍。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中國護照的13個免簽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的免簽數量分別為125個、120個、130個和122個。

　　所謂的PR，不過讓他們不過是獲得了更為便利的出行而已。而中國，才是他們永遠的橄欖樹，永遠的故鄉與依戀。

　　而雒小平的身邊，移民的朋友很多，「只要是稍微有一點能力的人基本上都移民了」，他這麼感嘆。在他的印象中，這些家庭大多保持「太空家庭」的生活模式，由先生們依然在國內打拚，但即便是移民了，他們也很少會放棄自己的中國國籍。

　　但是，在主觀意願上，雒小平是不願意到國外去生活的，他也自認他的性格並不適合在國外做「寓公」的生活，如果有一天移民了，在他看來，那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你到了別的國家，永遠不可能有像在家鄉的那種感受；你不是他們那裡的人，你就永遠都不會有一種歸屬感。」

　　而所謂一切的社會責任感，在雒小平看來，都是以「首先保護好自己」為前提的，「有安全感了，才談得上為人做點事；沒有安全了，哪談得上這些事？」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移民是當仁不讓的選擇。

　　比如說，「添香」實業有限公司CEO許濤芳就不會將移民作為自己的人生選項。

　　這位生於80後的女性家族企業接班人，打了一個比方，「比如說，在中國，我的這個房子已經都蓋好了，我不住這個房子，而要再跑到美國、加拿大去蓋一個房子，這完全沒有必要。再說，我的這個房子在中國升值的可能性比美國、加拿大升值的可能性還要更大呢？」

　　許濤芳的大學，是在新加坡一家商學院讀的，她選擇的專業是工商管理。在大學畢業前後，她曾經有過一次拿新加坡PR的機會，但是，她後來還是放棄了。這個上海女孩當時的感覺就是，「新加坡短期去度度假，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必須要回到上海做事業，我長期居住的地方也應該是在上海。」

　　回國創業的幾年間，許濤芳一手創辦的「添香」，開發並幾乎壟斷了中國的防輻射服裝市場，也成為許濤芳的父親許如根創辦的翰納森集團，這個年銷售額達數億元的企業集團中盈利最豐厚的板塊。她本人也在去年入選中國紡織服裝行業十大風雲人物。

　　她也不斷接到那些希望她辦理移民的中介的電話或電郵，但是這些都無法撼動她的想法。她周圍的人並不會過多討論移民這個話題，因為這只是個人人生的選項之一，何況，在她的印象中，她周圍的人，「該移的，應該都已經移了；該拿綠卡的，應該都已經拿了」，他們選擇的移民目標國，多為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這些發達國家。

　　雖然許濤芳現在還沒有做母親，但她的想法是，即便是她以後有了小孩，也絕對不會把孩子單獨放到國外去接受教育，從而讓自己錯失孩子成長中的每個環節，「這母親對孩子的這種在日常生活上的細心照顧，比單純只看把孩子放在哪裡接受教育，我覺得更有意義」。

　　目前，許濤芳也已經完全適應了中國的商業環境與生活氛圍，「作為企業家，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要看投資環境，哪裡有機會這些因素。一般對於在中國的那些企業做得好的企業家，他們不可能完全脫產到完全呆到國外去，因為這是不現實的。他們有可能是把家人送到國外去，但是他們自己還是紮根在國內經營事業的。比如說，他是在國內做房地產的，他現在跑到美國去，還能夠做什麼房地產呢？」

　　她常常出國，剛剛從尼泊爾和不丹旅行回來，在更早的今年7月份，她去了美國一個月，感覺曼哈頓跟陸家嘴，「看上去也差不多」。也並不認為，等簽旅遊簽證有任何不方便之處。

　　在她看來，「選擇不移民的企業家，是看好未來的中國的發展的。」

　　值得擔心的是，作為移出地的中國，是否正在面臨大量資金或社會精英階層的集體流失？

　　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了《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就表達了此類憂慮。

　　該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目前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數量居世界首位。

　　張鳴還有一個擔憂在於，富豪移民一旦成潮流，不但意味著精英和財富的雙重流失，而且還可能產生某種示範效應，對社會其他階層造成負面影響。(應受訪者要求，本文涉及的部分受訪者使用了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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