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最大文物案175人被抓，頭號嫌犯「祖師爺」博覽群書

4月10日，辦案人員對追回的部分文物進行封存。 新華社 圖日前，公安部公布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涉文物犯罪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175名，追回涉案文物1168件。案件雖然成功告破，但在屢遭侵擾後，五千年歷史的牛河梁紅山文化古遺址卻已傷痕纍纍。在這背後，暴露出的是古遺址保護的捉襟見肘。「脆弱的文物，脆弱的墓」，我們不禁要發問，現代文明下古遺址保護為何如此困難？盜掘手段不斷升級，違規城建帶來大量破壞浩浩五千年前，在遼西、蒙東、冀北交界處，曾出現過一個具有國家雛形的原始文明社會，大型的祭壇、女神廟、龍形圖騰和成群的積石墓地印證了這裡曾是中華民族的「北方家園」。然而，這座遠古的「北方家園」——牛河梁紅山文化古遺址卻不斷遭到傷害。「近些年來，不少不法分子來這裡盜掘古文物，致使牛河梁紅山文化古遺址遭到嚴重破壞。」遼寧省社科院副院長牟岱多年潛心研究紅山文化，「紅山文化涉及範圍極廣，古遺址也散落在三省交界各處，保護難度不小。」牟岱對此憂心忡忡。盜掘者也在不斷更新犯罪手段，他們掌握大量考古知識的同時甚至利用起了不少科技手段。據辦案民警介紹，此案一號人物姚某某有著「祖師爺」的綽號，博覽考古等方面書籍，「他在確定古墓葬、遺址位置方面經驗豐富，可以脫離羅盤儀的輔助，直接根據山脈河流走勢和日月星辰位置，就可以進行大體定位。」這10個犯罪團伙中，還有一些人已經開始使用科技手段進行盜掘。許多盜墓團伙都從7號團伙核心成員李某處購買相關設備，每台設備售價在1.8萬元左右。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局長王紅岩認為，執法的「真空」，是導致全國大部分地區古遺址保護難的一大原因。「公安有執法權，但不懂業務；文物局懂業務，但又沒有執法隊伍。」為此，朝陽市公安局組建了全國第一個文保分局，在此次重大案件的偵破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對文化古遺址的破壞還來自於城市的開發和建設。總體而言，國家重大工程項目中的文物保護情況較好，但在不少地方，城市建設發展和文物遺產保護之間存在較大矛盾，不少工程急於見到成果，對文物及遺址的破壞比較嚴重。很多地方並沒有按照相關法律要求，在經過勘查、確定之後再進行開發。即使發現相關遺址痕迹，也不願告知文保部門，「當推土機、挖掘機開始工作時，這種破壞就不可逆轉，也很難恢復了。」安家瑤說。距今約8000年前的查海文化遺址的保護現狀暴露出了另一些問題。早在1985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就認為，查海文化是紅山文化主源之一。「但這裡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牟岱說，「遺址保護缺乏統一規劃、遺址博物館設施簡陋、遺址因經費問題無力研發和保護只能回填、沒有安全防禦設施等，就是這個國家級遺址的保護現狀。」

工作人員向記者展示追回的文物——紅山文化勾雲形玉佩文物經濟價值被過分放大，文物販賣腐蝕了一些幹部近幾年，民間掀起文玩收藏熱，文物市場行情火爆，更是進一步激起了不少違法犯罪分子的貪慾。此案的成功破獲，使唯一完好無損出土的紅山時期彩陶雙系罐、紅山時期代表圖騰玉豬龍、展現五千多年前人類高超打孔技術的勾雲形玉佩等一件件國寶級文物，得以完好地保存。據此案犯罪嫌疑人馮某交待，正是紅山古文物令人咋舌的天價，使他萌發了盜掘的想法，並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淵。安家瑤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外對於中國文物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多，大量中國文物被販賣出境。「文物販賣行為腐蝕了一大批幹部，從地方的文物部門一直到海關，整個打通了一個通道，有些大的文物比如石棺、石槨都能運出去，這不是一般小偷小摸能做到的。」同時，安家瑤認為，目前社會過於放大古文物的經濟價值，而忽視其內在的文化內涵，應該把文物的收藏作為一種高雅的需求。而且，由於市場的炒作，本身並沒有那麼高身價的文物也被炒成了天價。近幾年來，私人博物館如同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出來。對此，遼寧省文物局專家組組長、紅山文化研究專家郭大順十分擔憂。「許多私人博物館都大量收購古文物，這無形中也為文物交易提供了平台，成為灰色地帶。」郭大順說，在國外，此類的私人博物館所收藏的文物都必須有正式「戶口」，要通過正規交易獲得。此案犯罪嫌疑人劉某某說，目前部分私人博物館對外宣稱是展示文物的平台，但所收上來的文物大多不知從何而來。文物販子李某經營著兩家古玩店，借著自己「喀左縣文博協會會長」的身份從事非法文物交易。他並不滿足於在店裡等著收贓，常常第一時間趕到盜掘現場收購。李某等文物販子的存在，使得盜墓團伙盜挖到的文物出手速度非常快，文物出手的價格以數十萬元居多，最高的是一個玉豬龍，價格高達320萬元。考古人才和機構缺乏，導致考古跟著盜墓走不少人都有這樣的疑問：「為何墓被盜了才開始考古？」「為什麼國家不及時發現，發掘後送到博物館？」「考古為何老跟著盜墓走？」安家瑤承認目前確實存在「考古跟著盜掘走」現象。但對於考古隊伍來說，一方面是目前任務繁多，人手力量不足，因此主動發掘並不多，主要是配合基建等國家重大工程項目來進行一些考古發掘。另一方面，發掘本身也是另外一種「破壞」，有些遺址在發掘之後存在保護不力的問題。整體來說，新中國的考古還是在保護性發掘的基礎上進行，是一種被動的模式。安家瑤認為，造成這種被動式發掘的局面源於考古人才以及機構的缺乏。雖然國家近幾年加大了文物考古保護上經費、精力的投入，效果不錯，很多遺址得到有效保護，但「我們的考古發掘人員太少，力量薄弱，還需要大量培養這方面人才」。安家瑤在其任全國政協代表時的提案中指出，與國外相比，我國考古專業人才嚴重匱乏。埃及開羅大學考古系每年招500名學生。我國現只有十餘所大學設有考古學專業，學生總數趕不上開羅大學考古系一年的招生人數。由於各種原因，我國考古專業畢業生中只有部分人從事考古工作。中國考古學會只有2000名會員，而日本考古學會有5000餘名會員。加大考古人才的培養，提高從事田野考古工作者的待遇，才能穩定考古隊伍。「考古勘探是摸清家底的基礎工作，需要國家加大投入。」安家瑤說，目前，快速發展的城鄉建設、基礎設施建設、農民生產生活和盜掘文物的犯罪活動以及千百年來自然力的破壞，使許多本已異常脆弱的大遺址本體及其環境風貌受到致命威脅。儘管國家對文化遺產保護有相關法律法規，但地方文物保護部門與城建、工業等強勢部門相比，往往處於下風。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往往因為趕工期，不能完全按照考古規程。只有國家加大大遺址考古勘探和發掘的投入，讓考古勘探走在基本建設的前面，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才能擺脫這種被動局面。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