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慘劇："揚州十日"

06-02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順治二年），清軍攻破揚州城後，由於報復南明將領史可法對清軍的殊死抵抗，從陰曆四月二十五日，在揚州城內進行大屠殺。倖存者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記載屠殺共持續了十日，死者逾80萬人，故名「揚州十日」！此乃人間少有慘景，絲毫不亞於300年後的「南京大屠殺」！
1645年，清兵在多鐸的率領下，分兵亳州、徐州兩路，向南推進，勢如破竹，迅速佔領了徐州、亳州、盱眙，並乘勢下淮安，奪泗州，渡淮河。四月十九日，明將許定國引多鐸師至揚州，揚州被清國水陸各路重圍。守將史可法統率軍民，堅守弧城，同時，向弘光小皇帝求援，弘光不應，揚城告急。四月二十一日，
明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形勢更為危急。
史可法等堅守至四月二十五日，終因彈盡糧絕，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自刎不果而被俘。在多鐸百般的誘降時，史可法斬釘截鐵地說道：「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我頭可斷，而態不可屈！」結果被慘遭殺害。史可法的部下率余部繼續鏖戰，重創清軍，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
清軍佔領揚州後，縱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稱「揚州十日」。這是清兵屠殺中原人民的罪惡見證，它永遠地將野蠻和罪惡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揚州十日」是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順治二年（1645年）發生在清軍攻破揚州城後對城中平民進行大屠殺的事件。有關「揚州十日」的記載主要來自《揚州十日記》，這是一本僅八千字不到的小書；但此書長期被清廷禁止無法流通，導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對此屠殺事件一無所知。直到清末有心人士將此書由日本帶回，「揚州十日」事件才廣為世人所知，陳天華在《獅子吼》寫道：「有當時一個遺民，於萬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揚州十日記》，敘述殺戮之慘。」可說是為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了輿論準備。
《揚州十日記》在史學界影響很大，一些書籍如：《清代通史》、《辭源》、《辭海》，《中外歷史年表》、《清史編年》等皆予引用。據《揚州十日記》所載，清軍攻破揚州城後進行了為期十天的大肆屠殺，史載：「諸婦女長索系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初四日，天始霽。道路積屍既經積雨暴漲，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內潰。穢臭逼人，復經日炙，其氣愈甚。前後左右，處處焚灼。室中氤氳，結成如霧，腥聞百里。」後來由城內僧人收殮的屍體就超過了80萬具。
「揚州十日」不是孤立的事件，實際上是滿清入侵江南暴行的一部分，從明末到清初中國人口從1億4000萬銳減到1600多萬，經濟被破壞，資本主義萌芽毀滅殆盡。
清軍為何要進行揚州大屠殺？原因有四：
一、清兵大舉南下，一路攻城掠地，勢如破竹，極少阻擋，只有兵臨揚州，才第一次遭到史可法領導的揚州保衛戰最堅決、最頑強、也最具殺傷力的反擊，惹惱了清兵統帥多鐸。
　　　　
二、揚州地處南北交通樞紐位置，歷來得漕運、鹽運之利，向稱富庶地區，商業繁榮，手工作坊興起，資本主義因素已經開始萌芽，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說，一股代表著落後的生產關係的外來勢力，一旦入侵揚州這一先進地區，怎能不激起揚州人民最大限度地對史可法抗清鬥爭的支持？加之，揚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元以來就具有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們愛國熱情的高漲。我們不妨讀讀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靳應升《讀邗江〈錢烈女傳〉，補詩以吊之》一詩：「烈火不受塵，高雲不受滓。此身能不辱，虎狼莫敢視。哀此閨中秀，珍重全一恥。憶初引決時，長跪淚如氵此。問我軍如何？鼓啞城東圮。此時知盡節，必吾相國史。弱質雖非男，未忍蹈犬豕。不死不成人，一死良不悔。從容裁大義，棄身如棄屣。老親苦無兒，寧復顧甘旨。日月照其魂，潔比邗江水。」據此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可法領導的抗清鬥爭得到揚州人民怎樣的響應與支持。弱質女子尚且貞烈如此，愛國男兒能不抗爭到底？
　　　　
對於如此英雄的城市，對於如此富庶的地區，清兵破城後，不殺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搶奪財物不足以飽私囊，不奸淫擄掠、四處放火不足以發泄侵略者的獸性。所謂「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的誓約，早已成為一紙空文，聊欺後世而已。
　　　　

三、清兵攻城付出慘重代價，有掃垢山（騷狗山）的屍體叢葬為證，有三個將領、一個王子的陣亡為證。由此而引起大屠殺的報復。
　　　　
四、為進軍江南，而大逞淫威，大肆鎮懾。清兵攻克南京後，多鐸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稱：「昨天兵至維揚，城內官員軍民嬰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日，官員終於抗命，然後攻城屠戮，妻子為俘。是豈予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後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鑒。」這等於是一份揚州大屠殺的自供狀。
　　　　
事實上，清兵大屠殺並未遲延數日，諸多史乘說：「從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不僅是戴名世一人所記。多鐸收了徽商汪氏兄弟30萬金的巨額賄賂，卻未答應他們「勿殺無辜」的請求。顧炎武所記的多鐸在南京執法嚴，不過是對那些搶了財物不向他上交的士兵執法嚴，其時江寧縣就在多鐸的掌握之中，搶掠南明皇宮內的各物多半為貴重寶物，豈容士兵獨吞私沒？所引顧炎武的記載，並不能證明豫王在揚州嚴於執行「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的法令。
　　　　
雖說，大屠殺「凡七日乃止」，但《揚州十日記》記為「十日」，並沒有錯，封刀令並沒有及時止住屠殺。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吳嘉紀《挽饒母》詩也說：「憶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殺人十晝夜，屍積不可數。」另一個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顧炎武也有詩說：「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說揚州十日圍。」（《酬朱監紀四輔》）這裡用「圍」，不用「殺」，是因詩的押韻緣故。　
關於揚州大屠殺慘絕人寰的歷史真相，除了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有親歷、親睹的逐日實錄，以及各種稗官野史的雜錄，當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憶錄，有大量的詩篇，以如泣如訴的悲憤文字作詩史；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寫真圖畫，以直觀的視覺形象作畫史；有同時代揚州人的話本，在歌頌史可法民族氣節的同時作揚民遭遇的痛史。
　　　　
關於大屠殺的詩篇，由《揚州歷代詩詞》所收，不下50首。如「兵戈南下日為昏，匪石寒松聚一門。痛殺懷中三歲子，也隨阿母作忠魂。」（清黃宗羲《卓烈婦》）；「深閨日日綉鳳凰，忽被干戈出畫堂。弱質難禁罹虎口，只余夢魂繞家鄉。」（張氏《絕命詩五首》之一）；「明日還家撥餘燼，十三人骨相依引。樓前一足乃焚餘，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蔣士銓（焚樓行》）等等，均令人不忍卒讀。

《揚州十日記》雖是一本不足8千字的小書，卻既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史學價值，又有震撼人心的非凡文學價值。
　　　　
《揚州十日記》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就在於它是信史。「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而「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對於史學研究來說，這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難能可貴的是，該書立場比較客觀，不帶偏見，無所袒護，也無所隱諱，即如司馬遷寫《史記》的筆法，「筆則筆，削則削」。書中既揭露清軍奸淫擄掠、刀砍火燒的種種暴行，也揭露明軍的軍紀渙散與高傑余部的強盜行徑，還揭露地方上亡命之徒趁火打劫的鋌而走險。書中既對無辜平民所受空前浩劫表示深切同情，「耳所難聞，目不忍睹」；也對極少數失節婦女的「曲盡媚態」，表示卑視與憤慨，「恨不能奪卒之刀，斷此淫孽」；還對「有捐金萬兩而卒受斃者」表示惋惜，並慨嘆：是「揚人自導之也！」此「自導」為「自食其果」之「導」；而對自身納金乞命、苟且偷生的狼狽行狀，也絲毫不加掩飾，並未把自己打扮成抗清志士。
書中既為史可法的臨難不苟免、在全城宣示「一人當之，不累百姓」的「牌諭」而「感泣」，也為鄰居洪嫗的「卒不供出一人」而「甚德之」；其間還有兄弟、夫婦之間生死與共、患難相依的手足之情與伉儷之情。可以說，全書愛恨情仇交加，美醜善惡交織。凡所揭露，分清主次，一以道義為準；凡所褒貶，明辨是非，一以大節為重。作為第一手資料，這就提供了歷史的全息，而提高了信史的可信度。
　　　　　　
《揚州十日記》之所以有非凡的文學價值，也在於它是信史。文學生命在於真實，唯真切才感人。1840年，林語堂先生主持的上海西風社出版了揚州人毛如升先生英譯的《揚州十日記》。美國學者貝德博士在該英譯本《序言》中，對本書的文學價值，給予高度評價：
　　　　
且就文學之觀點言之，《揚州十日記》亦為非凡之文獻。其敘事生動逼真，而以其逼真之故，讀來令人驚心動魄。其故事之倏忽、鮮明與真切，前後踵接，不啻一幕近代影劇，讀者感其事，激於情，莫不驚心咋舌焉。而此種緊張情緒，逐步開展，洵可與一部好劇本相媲美……此書之真切純正，讀者無不為之感動。而其文風之質樸無華，足證原書之絕非虛構。（轉引自曾學文著《揚州名書》）　　　
　　　　　　
貝德博士說得好，「明代之覆亡與滿　人之侵入，歷史學家每多浮泛之論，而《揚州十日記》一書，由徵實多矣。此書就人類生命與價值立論，描寫當時實況，故其後革命發軔時，所以採取激烈手段以滿清統治者，蓋此書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愛國學生才鑽進東京和大阪的圖書館裡，把列為《四庫》禁毀書、在國內湮沒無聞達250年之久卻因流入日本而倖存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等書，「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魯迅《雜記》）所以1897年，譚嗣同、唐才常在長沙「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按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眾。」（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所以1903年，鄒容在上海刊行《革命軍》，更以《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大造革命輿論。總之，在辛亥革命時期，《揚州十日記》發揮了革命助產士的獨特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一說1904年），陳天華在東京發表《警世鐘》，為反對沙俄帝國主義對東三省的侵略，為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又以《揚州十日記》為反帝愛國的警世教材，大聲疾呼：「中國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漢人一定不得了。」「須知這瓜分之禍，不但是亡國罷了，一定還要滅種。」《警世鐘》中對世人提出「十條奉勸」，第五條是：「勸富的舍錢。」說：「你看自古換朝的時候，受盡苦楚的不是那富戶嗎？《揚州十日記》上所載，滿兵將到揚州，那些富戶一文錢不肯出；及城破了，拿出錢買命，一隊去了，一隊又來，有出過萬金終不免於死的。」讀來，令人大為警醒。
　　　　
此後，在抗日戰爭中，《揚州十日記》一版又一版發行，一地又一地翻印，確實起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動員民眾作用。抗日名將戴安瀾將軍1942年4月在緬甸協同英軍對日作戰時，身負重傷，５月不治殉國，檢點將軍遺物，其中就有染上將軍血跡的《揚州十日記》。視此，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這裡，我們不禁想起清代康熙年間詩人錢澄之的《揚州》詩：「水落邗溝夜泊船，一般風物客凄然。關門仍舊千檣塞，市井重新百貨填。商賈不離爭利地，兒童誰識破城年？當時百萬人同盡，博得孤忠史相傳。」此詩的寫作時間，距離1645年的「揚州十日」，才27年，竟已經是「兒童誰識破城年」了。對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務須以「居安思危」警策。因此，《揚州十日記》仍不失為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愛國主義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