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呂蒙正故里新立「北宋呂氏五相紀念碑」

06-02

　　洛陽市相公庄村呂蒙正故里新立的「北宋呂氏五相紀念碑」。除呂蒙正、呂夷簡、呂公著外，呂端、呂大防也被「收編」了。

　　□首席記者於茂世文圖

　　引子

　　鄭州二七紀念塔正南約20公里，新鄭龍湖鎮正南約5公里、107國道西側約800米，有一個很不著名的小村——它就是新鄭市郭店鎮武崗村。

　　在鄭州，鄭東新區雙河灣(東風渠與七里河交匯處)是非常有名的；自雙河灣沿七里河上溯約30公里，就到了七里河的源頭。七里河的源頭有一個很不著名的小村——它就是新鄭市郭店鎮武崗村。

　　武崗，武崗，自然是一片高岡。

　　不但流向東北，流經鄭東新區的七里河、流經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潮河發源於以武崗為中心的那片高高的土岡，而且西南，流經新鄭市城區的黃水河，也發源於以武崗為中心的那片高高的土岡。

　　這片高高的土岡，西依嵩山、箕山，是七里河、黃水河、潮河等的發源之地。

　　這片高高的土岡，無疑是一塊風水寶地。

　　這塊風水寶地上，安奉著一個崛起於大宋時代的著名家族——呂氏家族的靈魂。

　　呂蒙正、呂蒙正之侄呂夷簡、呂夷簡之子(三子)呂公著祖孫三代相繼為相(國家最高行政長官)，呂夷簡次子呂公弼官拜樞密使(國家最高軍事長官)，史稱「三世四人」。另外，呂夷簡長子呂公綽、四子呂公孺也相繼權知開封府(首都最高行政長官)。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一個龐大的「三世四人」呂氏家族墓地建築群，經過900多年的歲月洗刷，而今剩下的，只不過是田壟里的兩堆黃土而已。

　　面對兩個土堆，古人、今人都患過「記憶錯亂」。

　　「呂蒙正墓。」武崗村村民司國臣指著村前的一堆黃土，面對記者的詢問，回答得很是乾脆利索。

　　「老人說法有誤，這是呂公著的墓冢。」陪同記者採訪的新鄭市文物局官員胡亮解釋道。

　　武崗村東約2000米、郭店鎮李墳村東約500米的另一堆黃土，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版《新鄭縣誌》將其寫成呂蒙正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版《新鄭縣誌》予以「勘誤」，將其「歸還給了」呂夷簡(呂蒙正葬在洛陽金石鄉奉先里)。

　　呂蒙正「寒窯苦讀」，狀元及第，是大宋帝國的第一位狀元宰相，堪稱那個時代「絲逆襲」的典範。

　　一切榮光都給了「絲逆襲」的呂蒙正，乃至安奉呂夷簡、呂公著靈魂的墳頭。

　　作為「官二代」、「官三代」，呂夷簡、呂公著儘管沒有呂蒙正那般傳奇，但是他們位至宰相，超越呂蒙正官拜「平章軍國事(國家最高行政長官兼國家最高軍事長官)」，在300多年的大宋歷史上享此尊榮者也就三五人而已，呂夷簡、呂公著父子卻佔了兩席。

　　呂公著，不但官做到了最大，而且學問做到了最高。

　　稱其學問最高的，不是別人，正是討厭呂夷簡、恃才傲物的歐陽修(1007年~1072年)。《宋史》云：歐陽修出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

　　呂公著(1018年~1089年)，宋仁宗嘉祐(1056年~1063年)年間已經修鍊成了大學問家——「魁儒」；宋哲宗元祐元年，呂公著與司馬光共同執掌朝政，盡廢「王安石新法」，成為元祐黨的領袖——「黨魁」。

　　是非成敗轉頭空。

　　900年後，呂公著那曾經堂皇過的「陰宅」，也就是田間那一丘瘋長著野草與野樹的黃土……

　　宋仁宗的「無為而治」

　　「屌絲逆襲」是每一位生活在底層的人都在做的夢。

　　寒窯書生呂蒙正狀元及第，官拜大宋帝國第一位狀元宰相，也因此成為千古歌唱的中國式夢想。

　　但是，倘若大宋皇帝不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列為一項基本國策，呂蒙正恐怕會永遠「屌絲」下去，在歷史的長河裡杳無蹤影。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呂蒙正狀元及第，太宗為其寫詩、賜宴。自此，皇帝為新科狀元寫詩、賜宴成了大宋帝國的定例；自此，「屌絲逆襲」成為大宋帝國的一道風景。呂蒙正起於「寒窯」後，還有「斷齏畫粥」的范仲淹、「以荻畫地」的歐陽修……

　　呂蒙正寬厚質樸，以正道自持，不記人過。兒子曾對其說：有人說您沒啥能耐，您的職權被同僚們給分光了。呂蒙正笑笑，說：「我哪有什麼才能呀！皇上提拔我，只是看上了我善於用人。我作宰相，人若不盡其才，那才是我真正的失職啊！」

　　寬厚有寬厚的道理，強勢有強勢的理由。

　　呂蒙正退下來後，真宗兩次從開封前往洛陽呂府，問誰可擔當宰相。

　　呂蒙正推薦了寬厚的富弼，強勢的呂夷簡。「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

　　科舉不斷取士，屌絲不斷逆襲，士大夫集團不斷壯大，而且一個更比一個「刺頭」。

　　呂夷簡對反對他的人不夠寬容，有時候將他們貶出京師外任，薄懲以示其威，如孔道輔、范仲淹等。

　　說呂夷簡不夠寬容，也是相對於呂蒙正等而言的。

　　呂夷簡之後，宋朝又出了一位強勢宰相，那就是韓琦。

　　宰相強了，皇帝似乎就弱了。也因此，仁宗得了「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皇帝)」的評論。

　　但是，「百事不會」的仁宗卻鑄造了雄視中國歷史的「仁宗盛治」，以致連王安石在其呈獻給神宗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都說——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親近)，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奸慝(奸佞)，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台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遺落)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舉薦官員伴之以連坐的法律責任)之效也。」

　　在這兒，王安石所言「公聽並觀」，說的無非是仁宗皇帝「無為而治」，靜待台諫、宰相互相監督——

　　「其言是則黜宰相，其言妄則黜台諫」，「凡所差除(宰相任命官職)，(皇帝)多便從允，而使台諫察其不當」。進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議」，仁宗「忘己而用人」。

　　如此這般，大宋帝國也就在人類歷史上率先架構起一個皇權、相權、諫權三權相互制衡，良性互動的政治格局：「台諫不敢矯誣，而宰相不敢恣橫」；「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紀綱自正」。

　　不只是廟堂之上，就是在地方政府，大宋也構建起了一套自家的管理機制：知州是一州行政長官，通判掣肘知州，起著監督作用，也叫監州；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報告知州的言行。

　　誰都想「和尚打傘」。因此，就有臣下勸說仁宗「先帶個頭」，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台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

　　仁宗的理性選擇，架構起來的這一「皇帝與士大夫共治體制」被當下著名宋史專家李裕民先生稱之為「皇帝時代最進步的體制」。

　　宋神宗的「國是」是非

　　廟堂之上，三權並立。

　　看上去有點兒「扯皮」，甚至有點兒像美國總統與參議院、眾議院之間的那種「扯皮」，有點兒亂，甚至行政效率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影響。

　　但是，這一體制好不好呢？

　　當然，以當下的標準看，這都是皇帝與士大夫們分權共治，與百姓、與天賦人權還不是一回事兒。

　　但是，就這當時還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呢。

　　長城不是一天壘起來的。

　　至少，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樣那樣的曙光：中國人早在大宋時代就知道至高無上的皇權不是不可侵犯的，它是可以分割而且必須分割的，皇權、相權、諫權三權是可以相互制衡、良性互動的。

　　這事兒，王安石覺得不錯，歐陽修、蘇軾有時就會覺得有那麼點兒不爽。包括「千古完人」范仲淹，都覺得有那麼點兒「扯」了。

　　宋仁宗無為而治，還表現在仁宗朝無「國是」，也就是必須堅持、不容置疑的大政方針，余英時先生稱之為「最高國策」或「正確路線」。

　　仁宗任用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當新政遭到士大夫們群體反對時，他就果斷地停止了新政。李裕民先生認為，仁宗這樣做，可以避免「造成政局不穩，社會動亂」，仁宗「雖然沒有繼續用范仲淹推行新政，但他深知范仲淹是一位正派能幹的人，並沒有去整他，而是讓他到一些具體部門去發揮作用。這樣的結果是，宋仁宗時期成為宋代乃至中國古代最好的時期，政局十分穩定，經濟高度發展，科學文化達到空前的高峰，湧現出一大批大師級人物」。當然，皇權、相權、諫權相互制衡、良性互動的政治格局的出現，還得益於仁宗朝有一批有風骨、惜名節、不怕貶降、直言敢諫的優秀台諫官，如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王素、余靖、蔡襄、包拯、唐介等，他們都以敢於言事為榮，都以持祿固寵為恥。

　　相較於仁宗，神宗朝的「王安石變法」就是「國是」。

　　如果仁宗把「慶曆新政」作為「國是」的話，那麼他就像神宗那樣將「王安石變法」進行到底。

　　神宗高舉變法「國是」大旗，一番積極努力，諫官相繼被貶，三權並立的政治平衡走向崩潰——

　　北宋學者王偁在其《東都事略·王安石傳》中列舉了王安石對台諫官的貶降：「自安石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首論其過失，安石求去位，神宗為出誨。御史劉琦、錢顗、劉述又交論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亦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罷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為中丞，亦力請罷條例司並青苗等法，諫官孫覺、李常、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

　　縱觀神宗，也不是個「專制狂」。

　　其之所以打破仁宗構建的政治平衡，無非心裡裝著個揮之不去的「國是」而已。

　　沒有「國是」，也許有點兒「扯皮」，有點兒效率低。

　　但是，「國是」來「國是」去，「國是」卻將北宋推向了「崩盤」。

　　如此這般，還是沒啥「國是」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