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傳略》之順治帝福臨

《清代皇帝傳略》之順治帝福臨

李尚英

福臨，是清朝入主中原後的第一代皇帝。他是清太宗皇太極第九子，生於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三十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瀋陽繼承帝位，翌年改元順治，在位18年。卒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終年24歲。

勤學苦讀的少年天子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極在瀋陽暴死，未立嗣君。在皇位繼承問題上，滿洲皇室、貴族內部發生了十分尖銳而又激烈的衝突。其時，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和十四弟睿親王多爾袞，是帝位的主要競爭者。皇太極的長兄、禮親王代善和兩黃旗大臣索尼等人力主立豪格為帝，多爾絮萎同竺兄弟阿濟格、多鐸擁有兩白旗，兩白旗堅決反對豪格嗣帝位，而擁戴本旗首領多爾袞。雙方發生尖銳對立，劍拔弩張。諸王貝勒於崇政殿商議冊立時，皇太極的親信將領佩劍而前，堅決表示：「若不立帝子，則寧死從帝皇太極於地下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袞感到自己並不佔有優勢，於是提出立皂太極第九子、不滿六歲的福臨為帝，由自己和鄭親王濟爾哈朗輔政，聲稱待到福臨年長後即歸政。這一折衷方案被諸王貝勒接受，從而避免了滿洲貴族的分裂。在此後長達七年的時間裡，即由多爾袞實際執掌軍政大權，福臨只不過「拱手以承祀」，聽任叔父攝政王后又稱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獨專威權，連皇帝的寶璽也搬到多爾袞的家裡。

順治元年1644年夏，多爾袞在明朝駐山海關總兵吳三桂接引下率八旗勁旅入關，大敗李自成農民軍，迅速攻佔北京。這年九月，福臨和清皇室人員從瀋陽抵達北京。十月初一，福臨親到南郊告祭天地後，即皇帝位，正式頒詔天下，宣布清朝對全國的統治。

福臨雖然君臨天下，但畢竟仍是幼童，在宮廷之中無所作為。多爾袞權勢煊赫，時時覬覦著帝位，為了孤立福臨。首先製造種種借口，要殺掉曾和他競爭帝位的豪格。福臨得知消息，涕泣不進食，憤怒地說：「豪格以我異母兄弟，故如是清殺耶!」多爾袞等人只得讓步，但豪格被罰銀五千兩，廢為庶人後被指令率兵鎮壓張獻忠農民軍，以立功贖罪。此後，福臨與其母孝庄皇太后也被分官而居，數月方得一見。幸虧其乳母竭盡心力，多方保護照料，才使他得以平安長大。但是，由於多爾袞的漠不關心和有意放任，福臨在親政前始終沒有受到應有的教育。他本是個聰穎過人的孩子，幼時一見父親讀書就心羨之至。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逐漸嗜觀書史，往往也能領略書中大意。順治元年正月．都察院承政滿達海等上疏多爾泰請求讓福臨「及時典學」，學習古今興睃之道，並希望慎選博學明經之端人正士朝夕為其講解。多爾袞口頭上認為「昕言甚是」，卻又以福臨尚在幼沖時期，遲一二年再議。一年後，大學士馮銓、洪承疇等又上疏強調：遠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學為首務；現在皇上雖很熟悉滿書，但要懂得帝王修身治人之道，還必須學習漢文．熟讀「六經」。為此，他們請求挑選滿漢詞臣為福臨朝夕進講。但多爾袞對此也不予理睬。直至福臨14歲親政，對漢文依然十分陌生。甚至在閱讀漢大臣的奏章時，往往茫然不解其意。

滿洲貴族素喜騎馬射箭。幼年的福臨也醉心於此，每年都要出獵二三次。例如，順治四年七月，在大隊扈從的簇擁下，他出張家口、獨石口進行圍獵，一路上還親自召見和宴請蒙古王公，以聯絡滿蒙民族之間的感情。順治五年四月，他親率諸王貝勒等出德勝門行獵，聲勢也不小。頻繁的圍獵活動，使他的騎術和射藝日益長進。可是，福臨每次出外圍獵，多爾袞都要親自或派心腹黨羽跟隨監視，甚至還進行刁難。一次圍獵時，多爾袞的心腹黨羽鞏阿岱、錫翰等人身為扈從，卻穿著金黃號衣，在皇帝馬前耀武揚威。他們引福臨走上崎嶇險峻的小路，以致馬失前蹄，迫使福臨只好下馬步行。鞏阿岱等人趁機嘲諷說：「年少不習騎射，似此路徑遂下馬步行耶!」而當福臨行獵至一懸崖，馬不能行，不得不折回原路，步行下山，鞏阿岱又大聲呵斥隨從人等：「皇上下馬步行，爾等俱宜下馬!」福臨雖然對鞏阿岱等極為不滿，但懾於多爾袞的威勢，只得強為容忍。直至順治九年三月，福臨才以「背朕迎合睿王，以亂國政」的罪名，將鞏阿岱、錫翰處死。

順治七年十二月初，多爾袞在古北口外行獵時死於喀喇城。十四歲的福臨終於擺脫了羈絆，提前開始親政。

當時，清朝對全國的統治尚未鞏固，社會動亂不寧。由於多爾袞推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掠奪政策，南北方人民群眾的反清鬥爭此伏彼起；連年的征戰，使社會經濟凋敝，清廷的財政陷入嚴重危機；多爾袞死後，諸王貝勒掌握的各種政務權力依然嚴重威脅著皇權，這些都是福臨親政後急待解決的問題。以後的事實證明，他在跌宕起伏、繁紛駁雜的10年親政期間，充分發揮了政治才幹，不愧為清朝開國時一位刻意求治、頗有作為的年輕皇帝。

福臨親政之後，為了能夠閱讀諸臣章奏和處理政務，以極大的毅力苦讀漢文書籍。他把乾清官當作書房，擺放了數十個書架，經史子集、稗官小說、傳奇時藝等無不有之。殿中還擺列長几，放置商彝周鼎、印章畫冊等文物。他每天除了處理軍國大事外，都讀書至深夜。有時他五更起床讀書，至黎明拂曉，能夠流利地背誦，方始罷休。為了保證有充足的讀書時間，他還規定每月中逢五為視朝之期。短短的幾年，福臨對先秦、兩漢和唐宋八大家的著作，明朝各個皇帝的實錄，以及元明戲曲、話本等，無不涉獵，學識不斷長進。他對當時著名小說評論家金聖嘆評點的《西廂記》寫下評語：「議論頗有遐思，未免太生穿鑿，想是才高而見僻。」足以顯示福臨對漢族文化的理解已經達到相當水平。平日，他也能夠熟練地運用漢語批閱奏章，評定考卷了。

讀書、理政之餘，福臨還喜愛書法和山水畫。有一次他和臨濟宗的知名和尚道忞談論書法，問道：「先老和尚與雪嶠大師書法孰優?」道忞回答說：「先師學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師天資極高，學力稍欠。故雪師少結構，先師乏生動，互有短長也。先師常語忞曰：『老僧半生務作，運個生硬手腕，東塗西抹，有甚好字，虧我膽大耳。」福臨說：「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書也。揮毫時若不膽大，則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於圓活。」他還詢問道志學習楷書曾以哪家書法作帖，道志回答說：「初學黃庭不就，繼學遺教經，後來又臨夫子廟堂碑。一向由不能專心致志，故無成字在胸，往往落筆即點畫走竄也。」福臨說：「朕亦臨此二帖，怎麼到得老和尚田地?」道忞表示要看看福臨的書法，「獲覩龍蛇勢」。福臨索取紙筆，「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擘窠書一敬』字。」接著，又連寫數幅，並選其中一幅問道忞何如？道忞說：「此幅最佳，乞賜道志。」史籍中記載的這些軼事說明，福臨對漢字書法頗有研究，而且字也寫得相當漂亮。

幾年的讀書生活，不僅大大提高了福臨的漢文化造詣，而且使他體會到歷代漢族皇帝的豐富統治經驗，十分推崇並決心效法歷史上的賢主明君。順治十年正月，有一次他到皇宮內院閱讀《資治通鑒》，問身旁的大學士范文程、額色黑、寧完我、陳名夏等人：「上古帝王聖如堯舜，固難與比倫。其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為優?」諸臣回答說：「漢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屬賢君。」他又問：「此數君者又孰優？」陳名夏回答說：「唐太宗似過之。」福臨並不完全贊同，隨即指出：「岩獨唐太宗，朕以為歷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聯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這表明，他要以明太祖制定的典章制度等作為自己的典範，以鞏固清朝的統治。福臨親政後，正是在漢族的歷史文化薰陶下，銳意圖治，使多爾袞攝政時的草創局面更加鞏固，這也深刻影響到他的後代子孫。

親政之初刻意求治

為了把權力緊緊掌握在自己手中，福臨首先大力消除多爾袞多年擅權的惡劣影響。順治八年二月，正白旗大臣蘇克薩哈和睿親王府護衛詹岱、穆濟倫告發多爾袞棺內私置八補黃袍、黑狐褂、大東珠朝珠等御用之物，是他生前「謀逆」的證據。於是，福臨頒詔天下，曆數多爾袞生前獨專威權、妄自尊大、功高自恣，剝奪他死後追封的「成宗義皇帝」尊號，並籍沒家產。多爾袞的親信有的被處死，有的遭貶黜。八月，又追封被多爾袞拘系致死的豪格為和碩肅親王，並建碑紀績於塋上。在朝廷對多爾袞的一片責罵聲中，受多爾袞排擠早已失去輔政之名的濟爾哈朗企圖以元老重臣的身分把持朝政，甚至命諸司衙門都要把奏章先送他閱看。他還在福臨面前喋喋不休地講述努爾哈赤、皇太極與諸王貝勒討論朝政得失的事迹，要福臨效法。但是，福臨剛剛解決了睿親王多爾袞的擅權之禍，豈容再出現一個攝政王?順治九年正月，他毅然作出決定：以後大臣的一切奏章全部要呈遞皇帝，不許再送交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此後，福臨一直將治理國家的大權緊緊掌握在自的手中。

福臨親政之後，時常把明代興衰得失的歷史經驗引為鑒戒。他指出，帝王治理天下，一定要以國計民生為首務。明初曾採取一些發展生產的措施，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所以直到萬曆年間都是海內殷富，天下太平。然而在天啟、崇禎之世，任意擴兵增飽加派繁多，使貪吏緣以為奸，民不堪命，明朝隨之滅亡。而這時清入關不久，也連年戰亂，土地荒蕪，廣大農民流離失所，無法正常生產，以致國家財政拮据，軍餉日絀，嚴重影響了政權的鞏固。以史為鑒，福臨親政之後，時刻注意與民休息，不濫征取。

順治八年正月，福臨決定永遠不向江南徵收桔子、也不向河南徵收石榴，以示不因「口腹之微」騷擾百姓。為了減輕百姓途中運輸的辛勞，他還決定，建造宮殿必須就地取材，永遠不許再用山東臨清燒造的城磚。二月，福臨在一道諭旨中指責多爾袞生前為避暑在邊外興修的一座小城甚屬無用，徒費銀兩，命令立即停建。三月，他召見戶部尚書巴哈納等，詢問各官俸銀的數目及支俸時間；當得知俸銀共需60萬兩，而銀庫僅存有20萬兩時，他慨嘆說，大庫之銀已為多爾袞用盡了。為了不向百姓加派，福臨決定動用內庫銀兩按時發放官吏俸銀。這一舉動，與崇禎末年軍餉繁殷時明思宗寧向百姓濫收而不肯動用內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五月，福臨在一次行獵中見沿途莊稼茂盛，聯想起過去諸王隨意放鷹馳獵、蹂躪田禾的情景，回京後立即頒發了一道諭旨，規定諸王須待秋收後方可放鷹。一次曹州副將許武光上疏說，明季開封曾被水淹，周王府內有二三百萬兩白銀被埋在地下，要求皇帝給假三年，將此遺銀挖出，以供軍餉。福臨非常生氣，指出帝王生財之道，主要在於節用愛民；掘地求金為亘古所未有，若按此議行事，勢必生事擾民。他還嚴厲斥責了許武光借端求官、兼圖牟利的卑劣企圖。順治十年，福臨籌建乾清官，時值旱澇異常，人民困苦不堪，大臣們奏請工程暫停，以錢糧賑濟軍民。他看到奏疏後批示：「這本說的有理。」下令暫時停止宮殿建築。同時要求諸王以至百官，凡祭祀飲食慨宜從簡。類似的措施以及對受災地區蠲免錢糧或緩徵租稅等，在福臨親政的lO年間是不少的。

福臨還對多爾袞攝政時期的三大弊政圈地、投充和逃人法予以節制。首先是停止圈地。順治八年正月，福臨在諭旨中指出，農民全賴土地為生，圈佔土地就斷絕了他們的生路；要求戶部行文地方官，將以前圈佔的土地全數歸還原主，以便適時耕種。不久，他又批准了科臣李運長的建議，免圈京畿良鄉、涿縣等13個縣的「餘地。」順治十年再次重申：「以後仍遵前旨，永不許圈佔民間房地。」此後儘管零星圈佔土地房屋的現象時有發生，但危及千家萬戶的滋擾騷亂基本上停止了。

其次，對帶地投充加以限制。清入關時頒發的「投充令」，強迫當地漢人無衣無食者「投充」滿族王公貴族的莊田為農奴。許多漢人或因害怕土地被圈，或因逃避賦稅，也有攜帶土地投充旗下，淪為農奴。福臨親政後，屢次諭令限制帶地投充。順治八年八月，他指令戶部對多爾袞嗣子多爾博的投充人名冊進行檢查，要求將他們「逐名開寫，發回該州縣與平民一體當差」。

第三，對「逃人法」的實施，也一度放寬。「逃人法」是多爾袞攝政時期，強行在中原地區實施落後的滿族農奴制的一項重要措施。福臨一度嚴厲推行，如順治十年十二月，批准成立兵部督捕衙門，對逃人和窩主進行殘酷的迫害。十一年八月，議政王大臣又擬定了一個十分嚴峻的法令，其中提出將窩主給予逃主為奴。福臨閱後認為，若照此辦理，一些奸惡之徒圖財設局、坑害無辜的情況必難避免，以至一人有罪，流徙兩鄰，造成盪家廢產，感到「於心不忍」，終於沒有批准，指示議政王大臣另議具奏。但是，當一些漢官提議減輕「逃人法」時，他又懷著狹隘的民族偏見，嚴厲斥責他們「偏護漢人，欲令滿洲困苦，謀國不忠，莫此為甚」。但隨著反抗鬥爭的增強，福臨也不得不承認「專恃嚴法禁止」不行，逐步放寬了「逃人法」，窩主免死，減輕處罪。另外限制販賣奴婢，又再三命令不得虐待奴婢。如果毆打奴婢致死，家主要治罪。

穩定社會秩序緩和各種矛盾

清朝入關後面臨的形勢，顯然比關外時期要複雜得多。為了建立持久的全國性統治，福臨親政後，排除種種阻力和干擾，採取一系列措施，緩和各種矛盾。作為開國之君，他保持了一定的朝氣和較為清醒的頭腦。

當時，南方的抗清鬥爭仍在風起雲湧。順治九年，由李定國統領的西南瑤、苗、僮、彝等族農民組成的義軍，東出廣西，七月初攻下桂林，除掉了叛明降清、為清軍充當急先鋒的定南王孔有德。福臨看到華南局勢緊張，立即派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為定遠大將軍，率兵十餘萬往征湖南、貴州，並親自到南苑送行。不料，十一月衡陽一戰，尼堪也被擊斃，李定國取得了「兩蹶名王，天下震動」的大捷。這對年輕的福臨來說，是一個沉重打擊，迫使他進一步考慮擺脫窘境、治理天下的方針大計。

十年正月，福臨巡視御馬廠，在觀看了多爾袞及一等侍衛巴哈的上好甲胄後，深有感觸地說，兵器固然不可不備，但如單純仰仗軍威而不修德政，那就不能上合天心，下順民望。不久，他和范文程、洪承疇等大臣經過周密謀劃、反覆磋商，決定一改多爾袞單純征剿屠殺的政策，開始採取「剿撫並用、撫重於剿」的策略。

首先，極力爭取招撫東南方面的鄭成功。順治十年五月，福臨敕封鄭成功為海澄公，其父鄭芝龍為同安侯。他在諭旨中譴責了多爾袞在鄭芝龍降清後依然抱著猜疑態度，未能妥善安插鄭芝龍在閩的眷屬，是鄭成功拒降的重要原因。他還表示，自己親政以來不欲窮兵黷武．鄭成功等保眾自全也不算悖逆，宣布敕諭到閩之日，滿洲大軍即行撤回，閩海地方事宜全部委託給鄭成功，從而表明自己的招降態度是真誠的。

接著，福臨又諭令兵部，各地小股武裝抗清，或由於近年水早頻仍。民不聊生，饑寒切身，或迫於官吏貪污，起而造反，均要從寬被宥。他宣布，截至順治中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為「土賊」者，不論人數多寡、罪惡大小，只要真心改悔，自首投誠，即可盡赦前罪，並給予妥善安插：兵即補入軍隊，民即回家務農，不願還鄉者可隨意居住，地方官不許挾制嚇詐、告擾侵害。他還要求各地方官將此諭令遍貼通衢要道，務使人人知曉。

順治十年五月下匈，福臨鑒於湖南、兩廣地方底定，而南明永曆政權還盤踞滇黔，宣布任命大學士洪承疇為兵部尚書，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省，總督軍務。兼理糧餉，並授予他「便宜行事」大權，即所有的剿撫事宜，皇帝慨不制約。福臨為他規定的職責是：酌量收服、錄用歸順官員，隨意安插招降的兵民，按照形勢的發展決定攻守事宜。同時又接受洪承疇的建議，任命原大學士李率泰為兩廣總督，與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一起鎮守廣東，以策應西南方面的戰事。因此，從表面看來，洪承疇在西南的四年間，軍事上毫無進展，徒費軍餉，而福臨既不催戰，也不追究。實際上，洪承疇正是在這種不受任何干擾的條件下，竭力施展「剿撫並用、以守為戰」的計謀，終於導致順治十三年孫可望與李定國的嚴重分裂和孫可望的降清。洪承疇也趁機摸透了雲貴虛實，為日後的軍事征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福臨十分懂得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禮教來完善和鞏固清朝的統治，使自己在人民心日中樹立起作為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順治八年四月，遣官赴山東曲阜祭孔。次年九月，他又親自到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以後幾年，他還大修孔廟，更定孔子的謚號為「至聖先師」。他命內院諸臣翻譯「五經」，並親自主持編纂《順治大訓》、《資政要覽》、《勸善要言》、《通鑒全書》，提倡封建的綱常名教。同時，特命大學士馮銓等主編《孝經衍義》，頒行天下，大肆旌表忠孝節烈。他還多次親祭明陵，為崇禎立碑。他讚揚崇禎帝「勵精圖治」，追謚為庄烈愍皇帝，並給為崇禎帝殉難的太監王承恩建墓立碑，讚揚王承恩「赴義捐軀」，「無愧臣節」，謚號為「忠」。又為明末「殉難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人「給謚賜祭」。這對於緩和漢族地主階級與滿族貴族的民族矛盾，起了顯著的作用。

對於滿族貴族來說，他們在中原的統治是否鞏固，「一統海內」的「大業」能否實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取得漢族地主階級的擁護。基於這一認識，福臨親政後，一改多爾袞時期對漢官猜疑、壓制的態度，注意籠絡和依靠漢官。他說：「朕不分滿漢，一體眷遇委任」。順治九年四月上諭稱：為防止臣僚任意因循怠玩，許滿漢官吏互相參劾對方的玩誤之處。順治十年六月，又提出，內三院是機密重地，事務殷繁，應選舉賢能之人任職，並特別指明每院應設漢官大學士2員。第二年又增加到17名，其中除去兩名滿人之外，其餘都是漢官。漢官在制定政策、發布政令及處理國家大事等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清實錄》等官方的記載來看，順治十年前後，福臨身邊最為親信的人當中，只有一個額色黑是滿人；范文程、洪承疇、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王永吉、徐起元和寧完我等都是漢人。

福臨還逐漸突破了漢官不得掌印的舊規，從而提高了漢官的地位。順治十二年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額真卓羅奉命出征，福臨即命漢承政龔鼎孳掌管部印信。龔聞命後戰戰兢兢，上疏稱部院印務向來都由滿官掌管，正官公出時也都是次官代理，懇求撤去這一任命。福臨未予接受，堅持要他接管印信。順治十六年四月，福臨又下令：今後各部尚書、侍郎等官不要再分滿漢，准受事在先，就由誰來掌即。這就改變了歷來各衙門奏事只有滿臣而不見漢臣的局面，提高了漢官在清廷中的地位。這種開明的作法，既有利於發揮漢官作用，也贏得了漢族地主階級對朝廷的支持，標誌著滿漢地主階級的聯合專政有了進一步的加強。這對於有清一代的影響也是很深遠的。

但是，福臨畢竟是滿族貴族的代表，對滿漢之畛域仍不能一慨免除，一旦在直接涉及滿族貴族利益的問題上發生滿漢矛盾時，他就毫不留情地與漢官對立起來，甚至採取殘酷的鎮壓手段。這突出地表現在處理「逃人法」的問題上。

由於逃人法對窩主的處罰甚於逃人，引起了漢官的強烈反對。順治十一年六月，督捕右侍郎魏琯在奏疏中以其所見所聞向福臨痛切陳述窩主被罰的慘狀。他指出，窩主之罪原不至死，但他們不僅本人被監斃，妻子兒女還要被發配關外，慘死者數不勝數。他要求免除對已死窩主家屬的處罰。福臨看到奏疏後大怒，當即指示議政諸王、貝勒、大臣等對魏「從重議罪」。他在諭旨中聲稱，逃人系滿洲將士血戰所獲，故窩逃之禁甚為嚴厲。然而近年逃人數萬，所獲不足l／10，魏琯明知此情，卻替窩主求情，顯示偏私市恩，殊為可恨。順治十二年正月，兵科右給事中李裀又上《諫逃東疏》，曆數逃人法株連太多，給黎民百姓帶來痛苦，「使海內無貧富、無良賤、無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要求放寬對窩主的處分。福臨更加震怒，斥之為謀國不忠，宦稱自此諭頒發之日為始，凡大臣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決不輕恕。為了壓下漢官的肄議，殺一儆百，福臨先後將魏琯革職，流徙遼陽；重責李裀四十大板，流徙遼陽尚陽堡。順治十五年五月，四川道監察御史李森先上疏說，：皇帝孜孜求治，屢下納言之詔，但大小臣工依然遲疑觀望，不肯進言；要解決這一問題，廣開言路，必先寬言臣之罰。因此，他請求赦免魏琯、李裀等人。福臨不僅斷然拒絕這一建議，而且以「市恩徇情」加罪，令吏部對李森先從重議處。

福臨出於滿族貴族對漢人根深蒂固的猜忌心理，十分害怕漢官結黨，處處加以防範，動輒嚴厲鎮壓。

清初任職中樞的漢族官僚，由於明末劇烈黨爭的影響，分成以馮銓為首的。「北黨」和以陳名夏為首的「南黨」，兩派明爭暗鬥，水火不容。北黨在朝廷中占著上風，南人漢官屢遭打擊，雙方矛盾更趨尖銳。

順治十年四月，發生陝西興安鎮總兵任珍殺害妻妾案，被革去世職一半。他在家中口出怨言，被家婢告發，刑部審訊後認為應該處死。福臨念任珍曾立大功，令刑部會同各官重審定擬。當時，刑部滿漢官員以及九卿科道等衙門滿官都認為應維持原判。大學士陳名夏、戶部尚書陳之遴、都察院左都御史金之俊等27名漢官雖然認為此案有待進一步調查，不宜草率定罪，但又不敢直言，只是籠統地說「不如坐以應得之罪」。福臨追問「應得何罪?」他們又說是「律無正條」，似應勒令自盡。福臨對這種矇混支吾、敷衍搪塞的言語大為惱火，斥責他們踵襲明末結黨亂政敝習，下令各部所有七品以上官員雲集午門之外，對之嚴行議罪。福臨親登午門樓聽議。結果，陳名夏等27人分別受到降級、罰俸的處分。翌年三月，大學士寧完我密疏參劾陳名夏」結黨懷奸」，揭發他曾「痛恨我朝剃髮，鄙陋我國衣冠，蠱惑故紳，號召南黨，布假局以行私，藏禍心而倡亂」，於是，福臨又令朝廷官吏在午門外就此疏逐款審問陳名夏，從重議罪。陳名夏在受審中據理反駁，刑部右給事中劉余謨、御史陳秉彝也在旁之辯護。在午門城樓上的福臨見此大為惱火，立即召見劉、陳二人嚴行申飭，並予解職。陳名夏被處以絞刑。朝廷中的北方籍漢官為進一步剪除異己，紛紛以「名夏親戚」、「名夏黨羽」等罪名彈劾南方籍漢官。先後被彈者達41名之多，以致人心惶惶。福臨不想繼續壓抑南人，使矛盾加劇，親自在南海接見馮銓，又讚揚陳名夏讀書多，通古今大事，是個好人，使馮銓不敢再在朝臣中製造事端。不久，福臨又宣布：「以後論人論事，只許指實直言，不許再借陳名夏親戚、黨羽進奏，如有違犯者，定行重治，決不輕恕」。一場清洗「南黨」的風波才暫息下來，但朝廷中南人的勢力從此大衰。

順治十三年二月，順治帝在南苑召見陳之遴及諸臣，再次表示自己非常痛恨大臣結黨。他認為，宋、明兩朝亡國悉由朋黨所致，這是必須引為鑒戒的。他表白自己從親政以來一直以寬為治，常常感嘆明太祖朱元璋誅戮大臣太為過分。但是，通過陳名夏案，他又得出了為政太寬「亦不可」的結論。順治十七年，上諭嚴禁士子結社集會，其投刺往來，也不許用同社同盟字樣，違者治罪。同時借奏銷案、科場案等對江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大肆鎮壓，明朝以來結社分黨的風氣遂逐漸收斂。以後清朝的幾個皇帝都再三禁止朋黨。從此，文人學者只能閉門讀持，潛心經史，不能聚眾講學。客觀上使清初大儒多治實學，推動了清代學術的隆盛。

福臨和他的祖、父一樣，也十分重視滿蒙兩個民族的關係。早在皇太極時期，滿族貴族就通過聯盟結姻與蒙古上層貴族修好。福臨繼承了這一傳統作法。他在親政前後多次巡幸蒙古各部。每到一處，都要親自接見和宴請各部的王公、貴族，並賜給他們許多貴重的禮品。鑒於蒙古各部因崇信黃教而與達賴喇嘛關係密切，福臨於順治九年敦請五世達賴喇嘛來京，並特意在德勝門外建西黃寺，作為達賴留京期間的住處。是年九月，福臨得知達賴率3000人從西藏起程，即準備親至邊外迎接。大學士洪承疇以天象不吉，上疏勸止，說日前太白金星與太陽爭光，流星進入紫微宮，而「太陽」，是人君的象徵，紫微官是人君居住之所；太白金星敢於爭明，流星敢於突入，顯然是天象示警，應該對此有所警惕。他還告誡說，宗社關係重大，皇帝不應遠行。福臨接受了這一勸告，未赴邊外。十二月，達賴抵達南苑，福臨隆重、熱情地接見了他，並設宴款待。次年正月又在太和殿宴請達賴，賜給他許多金器、彩緞、鞍馬等。不久，達賴因水土不服，上疏請回西藏，福臨婉言勸留。達賴離京時，又贈送他許多金銀、珠寶、緞匹、鞍馬等，並頒賜金冊金印，封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

順治十三年下半年，大西農民軍領袖孫可望在內部權力鬥爭中被李定國擊敗而降清。福臨抓住這一時機，一方面封孫為「義王」，以瓦解抗清力量，一方面令吳三桂為平西大將軍，固山額真卓布泰為征南將軍，貝子羅托為寧南靖寇大將軍，統領三路大軍分別由湖南、四川、廣西向貴州進軍。三路大軍連克貴陽、重慶、遵義等地，於順治十六年正月會師雲南省城，在永昌磨盤山一帶全殲李定國的主力，雲、貴、川、廣、湖五省抗清武裝力量全部蕩平。桂王朱由榔被迫逃亡緬甸。至此，南明最後一個維繫人心的永曆政權名存而實亡。

福臨在順利地略定雲貴之後，即著手平定東南。由於對鄭成功的籠絡、勸降未收成效，福臨於順治十四年三月就曾發出「一意捕剿，毋復姑待」的強硬諭旨，接著又下令將鄭芝龍及其親屬流徙寧古塔，家產全部籍沒。順治十六年七月，鄭成功親率部圍攻瓜州、南京，福臨聽到這一消息，十分震驚，聲言要「御駕親征」。甚至其母孝庄文太后和乳母的勸阻也如火上澆油，氣得他竟然拔劍劈倒了寶座。得悉鄭成功在南京戰敗後，他仍指令要儘快消滅其剩餘勢力。於是，清廷一方面抓緊在福建創練水師，一方面極力招降鄭成功的部將，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至順治十七年七月，福臨命靖南王耿繼茂率領全藩官兵移駐福建，封都統、宗室羅托為安南將軍，令其統領將士「征剿海寇」鄭成功。鄭成功於南京一戰損失較大，當時又孤立無援，最後不得不撤離福建沿海率師東渡，驅逐了荷蘭殖民者，收復了台灣。中國大陸的統一，在順治統治後期得到了實現。

恢復農業經濟的主要措施

開墾荒地和招撫流亡，是清初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的關鍵之舉。因為，儘力把農民吸引到土地上來，發展農業生產，是清朝統治能否穩固的重要前提。福臨親政後，即命群臣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探討解決的方法。順治九年七月，禮科給事中劉余謨建議把流民中的老弱和湖南、四川、兩廣駐防官兵中的老弱組織起來，墾荒屯田。福臨讚賞這一建議，並命戶、兵二部確議具奏。十月，大學范文程就如何實行屯田提出了四條建議，也受到福臨的稱讚。從順治十年開始，先後採取了一些加速推行墾荒的措施。

首先是設立興屯道、廳，專管興屯事宜，督墾荒田。規定凡參加興屯的農民，三年後可將屯地永為己業。缺少耕牛、農具和種子的，可以由興屯道、廳「發給牛價籽粒銀兩」，自行購置。自首投誠的官兵也都隸屬興屯道，官府授以無主荒田作為己業，由其攜家耕種。但由於當時清廷本身財政極為困難，無力籌措大量銀兩；地主階級又憑藉其政治特權和經濟優勢，拚命強佔土地；地方官捏報成績邀功請賞的現象也相當普遍。福臨在順治十年六月的一道諭旨中即指出，由於地主豪強佔隱土地，農民不能儘力開荒，以致失業現象十分嚴重。順治十二年正月，又指令地方官徹底清查各級屯道、屯廳任意奪民熟田捏充開荒，或墾少報多、令農民包納等情況。但是，問題依然得不到解決。不久，在朝廷內外「皆告苦告弊」的壓力下，口、得宣布撤消興屯道、廳的設置。

接著，福臨又採取了一項獎勵地主、鄉紳招民墾荒的新措施。順治十三年七月宣布，各省屯田荒地全部照三年起科事例，由有司廣行招民開墾，並規定按墾荒面積和招民數目授與相應的官職。順治十四年四月，頒布了戶部擬定的《督墾荒地勸懲則例》。其中除對督撫、道府、州縣、衛所官員的墾荒實績予以獎勵外，還規定「文武鄉紳墾五十頃以上者，現任者記錄，致仕者給匾旌獎。其貢監生民人有主荒地，仍聽本主開墾；如本t不能開墾者，該地方官招民給與印照開墾，永為己業」。相反，若開墾不實，或開過復荒的，新舊官員都要受到嚴厲的處分。順治十七年，又增加了獎勵的比重。這說明．福臨已把地主鄉紳作為執行墾荒政策的中堅力量。但是，在當時南方連綿不斷地進行戰爭，北方忙於派差派糧以供軍需的形勢下，廣大農民正常的生產活動受到了限制，因而招民墾荒也難以順利進行。

與此同時，實行「輕徭薄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對農民的剝削。順治十四年十月，福臨為了防止地方官額外加派，豪蠹侵漁中飽，以致民生困苦，特命戶部右侍郎王宏柞以明萬曆年間的賦役額數為準，免除天啟、崇禎時期的繁重加派，編成《賦役全書》。頒行以後，農民所受的剝削較之明末有一定程度的減輕。

福臨還十分重視對失業流民的賑恤。順治十至十二年，在京城廣設粥廠，以恤流民。順治十四年三月，他親自製定了賑恤失業流離貧民的獎勵辦法：地方官能全活500人以上者，核實紀錄，予以獎勵，千人以上者加級；紳衿富室肯出粟全活貧民百人以上者，由地方官核實具奏，予以獎勵。這同樣表明了這位年輕皇帝為穩定社會秩序、安撫民生的迫切心情。

整頓吏治，禁止宦官干政

官吏的貪污受賄，是明朝末年十分普遍的社會現象。清朝定都北京後，這種惡習又嚴重地腐蝕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福臨親政後，決心記取前朝由腐敗而覆亡的教訓，大力整頓吏治，建立一個比較廉潔而有行政效率的統治機構。他明確指出，朝廷治國安民，首要任務就是嚴厲懲處貪官污吏。順治八年閏二月，他在諭旨中嚴厲斥責了總督、巡撫每每對大貪大惡不聞不問的縱容態度，要求吏部秉公詳察奏聞，一經查有實據，即當從重治罪。接著，他又要戶部行文各府州縣，將任意欺壓民人的官吏、庄頭等擒拿解部治罪。還要求各省督撫將有德有才、兼通文義者保奏，不識文字、聽信吏役害民者立行參奏。他派遣巡按御史巡視各地，訪察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發現總督、巡撫、總兵等官有不公不法、蒙蔽專擅、縱兵害民等事即行糾舉。同時規定他們在入境三日內，要將旨意謄黃刊刻，廣為張貼。務使城鄉紳士、人民等知曉。一次巡漕御史啟奏原漕督吳惟華婪贓11600兩，福臨即命將其革職，永不敘用，贓銀入官，僅念其投誠有功而免死。

福臨還把「京察」和「大計」作為整頓吏治的重要內容。順治九年五月，接受吏部建議，決定自親政年始，每六年舉行一次京察。順治十年正月，他又根據魏象樞的建議，開始實行「大計天下」，即對各地的大小官吏普遍進行一次甄別考核，並規定以後每三年舉行一次。他在批閱吏部「大計」疏後問范文程說：貪官怎麼這麼多呢?他們平時侵漁百姓，難道在大計之年也不收斂嗎?范回答說：他們未做官時都知道貪吏不可為，但一登仕籍就利令智昏。福臨由此更增強了整頓吏治的決心。當年大計的結果，副使劉應錫等969人分別受到了革、降、調職及退休的處理。從此，「京察」和「大計」為有清一代所沿襲，作為考察、任免官吏的重要制度。

福臨堅持以公正、廉潔、誠實、有才能為標準任命官吏，對一些官吏屍餐祿位、辦事效率低下十分不滿，因此經常去查看他們的工作情況。順治十年五月初五，他巡視內三院，看到在值官員人數極少，忙問其故。隨行的范文程回答說，因是端午節，諸臣提前散退了。福臨不以為然，立即召集群臣訓斥，強調說，要想求安逸，必須先勤勞工作；只有在國家大定之後，才能求得個人的安樂。他希望群臣能知過即改，並表示自己身為人主也要這樣做。他還以歷代君王為例告誡大家說，昔商湯雖為盛德之主，依然不斷地反省、改正自己的錯誤，因而成就了大業；明武宗因為整日耽志嬉遊，怙過不悛，所以不能把國家治理好。順治十二年二二月，戶科給事中朱之弼上疏說，今日吏治之病在六部，六部之病在尚書，尚書之病在於推諉，推諉的根源在於皇帝不普擇人，不定賞罰。他要求皇帝面召諸臣，親試其才品，岡能授任。福臨對此很為讚賞，即要求六部進行整肅。隨後，又諭令各部制定一些規章制度和賞罰條例，以糾正辦事拖拉、惟以優遊、因循時日的惡習。

福臨為整飭吏治，對貪官污吏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其中最著名的是對巡按顧仁的處理。順治十二年七月，福臨在太和殿和左翼門兩次召見顧仁等各巡方御史，告誡他們：作為皇帝耳目之官，出而代巡，一定要十分勤勞用心，潔己率屬；如果以為君門萬里，任意行私，貪贓壞法，即使銖兩之微，必誅無赦。然而，時過三月，吏部書吏章冕即刎頸叩閽，訐告順天巡按顧仁悖旨婪贓，陷害無辜。福臨對此案非常重視。為查明章冕所告是否屬實，即命將顧仁押解來京，由他親自會同內大臣嚴加審理，結果證明情況屬實，立即將顧仁處斬，同時還將推舉顧仁的王爾祿、龔鼎孳、王永吉和曹溶分別降調。

通過對顧仁案的處理，福臨進一步感到，過去貪風不息，是由於法度太輕，貪官雖經革職，還能享受贓資。於是，他鄭重宣布，今後內外大小官員凡受賄10兩、衙役犯贓1兩以上者流徙，贓重者分別斬絞，家產入官。接著，懲辦了一大批貪官。數年以後，鳳陽巡撫林起龍兩次上疏，認為處分過於重，反使貪官懼罪不吐真贓，流徙也是徒有虛名，委婉地請求放寬。福臨很不以為然。他指出，貪官蠹役壞法害民，屢懲不改，不得不用流徙之法嚴懲，目的是使人人知道畏懼，省改貪心；與其畏法不招，不如使之畏法不貪，因此，為軫念民生，不怕貪官怨恨，仍按上次諭旨辦理。表示他對貪贓枉法之徒決不寬容。

福臨還仿明太祖立鐵牌，禁宦官干政。福臨定都北京後即設內務府，以管理宮禁事務。順治十年六月，以內務府事務殷繁，設立十三衙門，以「滿洲近臣與寺人宦官兼用」，同時明確規定「寺人不過四品」。順治十二年六月，福臨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鐵牌，嚴禁宦官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評論官吏之賢否，違者凌遲處死，決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但是，這並沒有真正杜絕宦官專權之弊。順治十五年六月，宦官吳良輔與大學士陳之遴、前恭順侯吳惟華作弊納賄案發，陳之遴、吳惟華流徙籍沒，後陳死於貶所。吳良輔僅「被旨嚴劈』。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二，福臨親往憫忠寺，觀看吳良輔祝髮。這很可能是福臨有意安排吳出家以避禍。順治十八年二月，繼福臨為帝的康熙帝玄燁下令將吳良輔處斬，撤消十三衙門，使有清一世未蹈明奄禍覆轍之漸。

和耶穌會士、佛教高僧的交往

在福臨短暫的一生中，與耶穌會教士湯若望、佛教高僧道志、通琇、茚溪森的關係至為密切，思想上深受影響。

湯若望於順治元年十一月任清欽天監監正。福臨親政後，他因給孝庄文太后治好了病，被尊為「義父」，福臨稱他為「瑪法」滿語「爺爺」之意。此後，福臨不僅在天文、曆法、宗教、道德等方面，而且在處理國家政務時，都要向這位老教士請教。湯若望向福臨呈遞了三百餘封奏帖，其中許多諫言得到採納。福臨曾對左右大臣說，湯若望的奏疏語皆慈祥，讀之令人淚下。他還把湯若望與左右大臣作了這樣的對比，認為有的大臣是為了求利祿而愛國君；湯若望則不愛利祿，因而他對國君的愛是真誠的。漸次頻繁的交往，使兩人的關係日趨密切，以致突破了君臣界限。凡有垂詢，福臨即宣召湯若望入宮，並許其隨時徑入內廷，兩人開懷暢談，每至深夜。他自己也常到湯的寓所，隨意瀏覽教堂書房及花園，有時共進便餐，歡洽之情似家人父子。甚至福臨的19歲生日也要在湯若望家裡過，給了他極高的榮譽。在福臨的寵信下，湯若望連連進爵加級。順治三年，授太常寺少卿銜；順治八年，敘通議大夫；順治十年，賜號通玄教師；順治十五年，晉光祿大夫，在清廷中成為風靡一時的人物。然而，由於順治十四年以後福臨開始崇信佛教禪宗，湯若望企圖使福臨皈依天主教的努力終於無成，但他始終受到福臨的尊重。

福臨對佛教感興趣，很可能是受了太監們的慫恿。明末以來，太監就很崇信佛教，並希望皇帝也能迷信佛教而疏於政務，以便他們能更好地控制皇帝。順治十四年春夏間，在太監的安排下，福臨在海會寺邂逅禪僧性聰憨璞。非常欣賞他的言談舉止。接著就召入宮廷中，請教佛法大意。十月，又在萬善殿召見性聰，賜以「明覺禪師」封號。此後，福臨就成了佛教、特別是禪宗的忠實信徒。福臨還通過性聰了解了佛教禪宗的高僧及其門徒的許多情況，並陸續召見了其中較為著名的通琇即玉林琇、道志和茚溪森，讓他們在宮中談經說法。福臨對他們都十分寵眷，他們也多方討好。玉林琇為福臨起了法名「行痴」，號「痴道人」，道忞則吹捧福臨為「承願示生」、「光顯吾宗」的「佛心天子」，都深得福臨的歡心。在他們的熏陶下，福臨對佛教簡直著了迷，對這些僧人自稱弟子，以示尊敬。他意對道志說，自己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看見僧家的明窗淨几，就不願意再回皇宮。他甚至還表示，如果不是怕丟下生母皇太后一人，肯定就要隨他們出家了。

順治十七年八月，福臨寵愛的董貴妃去世後，非常悲痛，為求得精神上的解脫，完全沉迷於釋道，整天與茚溪森等人議論佛經，甚至徹夜交談。他命茚溪森為其淨髮，決心披緇山林，孑身修道。玉林琇奉詔回京後得知此事，十分惱火，當即命人取來柴薪，要燒死他的弟子茚溪森，這才迫使福臨打消了出家念頭，重新蓄髮。不久，福臨又聽從玉林琇的建議，命選僧1500人，於阜城門外慈壽寺從其受菩薩戒，並加封他為「大覺普濟能仁國師」。

福臨雖許以蓄髮，但出家之念未消。玉林琇後來到皇城內西苑萬善殿見他時，兩人相視而笑按：當時福臨頭髮尚未長出，兩人中一個是光頭皇帝，一個是光頭和尚，故相視而笑，還有如下一番對話。福臨問玉林琇：「朕思上古，惟釋迦如來舍王官而成正覺，達摩亦舍國位而為禪祖，朕欲效之何如?」玉林琇回答說：「若以世法論，皇上宜永居正法，上以安聖母之心，下以樂萬民之業；若以出世法論，皇上宜永作國王帝主，外以護持諸佛正法之輪，內住一切大權菩薩智所住處。」這表明福臨還在時刻幻想當和尚。只是因為兩個月後他即因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

長期以來，流傳著關於「順治出家』，的軼事。如說福臨因痛悼寵妃董鄂氏，到北京天台寺出家為僧，以尋求宗教的安慰，甚至指出該寺中一個和尚的肖象即為順治皇帝；還有的以康熙帝在位時多次奉母后巡遊山西五台山為據，推斷福臨到五台山當了和尚。其實，這都是根據福臨生前欲當和尚的想法而編造出來的，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

家庭主要成員

福臨親生母親孝庄文皇后，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卒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二十五。她姓博爾濟吉特氏，13歲時嫁給皇太極為妃，崇德三年1638年生下皇九子福臨。福臨即位後，尊為皇太后；孫玄燁嗣位年號康熙後，尊為太皇太后。因謚號「孝庄」，故史稱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聰明而又富有謀略。早在清朝創建時，就曾輔佐太宗皇太極「肇造丕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清初社會上流傳「太后下嫁」即孝庄文皇后嫁給多爾袞的說法，成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這是人們根據清廷在多爾袞死後追查其罪行時寫有「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等條款而作出的推斷。實際上，單憑這個記載是不能作出「下嫁""""的推斷的。因為，在多爾袞攝政時，大權獨攬，皇室是無可奈何的。至於「親到內院」之說，只要翻看《清世祖實錄》就不難發現，當時不僅多爾袞本人，而

且一般大臣以及故明大學士等都可到內院「面諭方略」或辦事。不過，由於史料記載缺如，官闈隱秘外人難知，太后下嫁之類的流傳軼聞一時仍難以準確辨析。清初即使有此事，也只能將其作為一種政治手段來看待。因為福臨即位後，多爾袞覬覦皇位的言行不僅沒有收斂．且隨著權勢的擴大而更為迫切，時時威脅著他的皇位。在這種情況下，孝庄文皇后也可能下嫁多爾袞，這既符合滿族父死則妻其後母、兄死則妻其嫂的習俗，又可以藉此籠絡、控制多爾袞，鞏固福臨的帝位，避免滿洲貴族內部的分裂。

福臨先後冊立過兩個皇后和一個皇貴妃。他即位後，多爾袞為了控制他，即「因親定婚」，選擇蒙古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為皇后。順治八年八月十三日，福臨正式立吳克善女為皇后，並詔告天下，但時隔兩年，即順治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臨就以吳克善女未經自己選擇，自冊立之始，兩人志意不協，「官閫參商，已歷三載，事上御下，淑蕾難期，不足仰承宗廟之重」，而宣布將皇后降為靜妃，「改居側室」。此諭旨一下，大學士馮銓、陳名夏以及其它一些大臣相繼上疏勸止，再三表示皇后「母儀天下」，關係甚重。他們還舉例說，漢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雖然都是賢主，但「俱以廢后一節，終為盛德之累」，懇請福臨深思詳慮，慎重行動。福臨接到奏疏後勃然大怒，聲稱自己此舉是廢掉無能之人，嚴厲斥責他們身為朝廷大臣，「反於無益處具奏沽名，甚屬不合」。諸大臣終於未能說服福臨。

順治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宣布立科爾沁鎮國公綽爾濟之女博爾濟錦氏為皇后。這是福臨第二次立皇后了。

順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福臨冊立18歲的董氏為賢妃，對她日益寵愛。董氏又稱董鄂氏，系內大臣鄂碩之女。據湯若望的回憶錄，她似乎是福臨十一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妻子，因性資敏慧而被福臨看中，從此兩人就烈火乾柴般地熱戀起來。不料此事被博穆博果爾發覺，董妃受到了嚴厲申斥。福臨聞知後，狠狠地打了博穆博果爾一記耳光，後者不久即因憤極致死一說系自殺身亡。於是，福臨將董妃收入宮中，封為賢妃。這年九月二十八日，福臨在給禮部的諭旨中，聲稱他慎加簡擇之後，認為宮中諸妃中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宣布要立她為皇貴妃，令禮部「查照典禮」。根據福臨的旨意，於十二月初六「吉期」行了典封之禮，並頒詔天下。按福臨本意，是想讓董鄂氏成為皇后的，但他已廢掉了一個皇后，第二個皇后冊立剛滿二年，一時又找不到廢棄的借口，故只得暫封董鄂氏為皇貴妃，使其在諸妃嬪中成為僅次於皇后的人。但實際上，董鄂氏的受寵程度和實際地位遠遠超過了皇后。

順治十四年十月初七，董鄂氏生皇四子，福臨因得到了理想的皇位繼承人而十分歡快。不料兩個月後皇四子就夭折了，這就使福臨的心靈受到了一次創傷。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22歲的董貴妃去世，給感情脆弱而又多愁善感的福臨以更沉重的打擊，他輟朝五日， 八月二十一日，又宣布追封董貴妃為皇后，「以示褒崇」。

關於遺詔的懸案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三，福臨染上天花，卧病不起，初七夜病死於養心殿。他生前本欲立次子福全為太子，孝庄文太后堅持立第三子玄燁。福臨派人徵求湯若望的意見時，湯也竭力主張立玄燁為太子，理由是玄燁已出過天花，對這一當時被視為絕症的疾病已具有終身的免疫力。於是，福臨在遺詔中正式宣布立時年八歲的玄燁為太子，即皇帝位，是為康熙帝。

福臨病死後，遺體被火化，骨灰葬於孝陵（今河北遵化東陵內）。遺體火化，乃是沿襲了滿洲在關外的習俗。根據封建禮儀，朝廷大臣在福臨死後即議其廟號，結果「咸欲（福臨）稱宗」，唯有大司馬梁清標「獨曰欲稱世祖」。他認為，雖然太祖努爾哈赤是清朝開國之君，但福臨是滿洲貴族入關後第一代皇帝，「入主中華，奄有萬方，統一天下」，應該成為「世世所祖也」，諸臣在討論中接受了這一建議，乃定廟號日「世祖「，謚號「章皇帝」。

關於福臨遺詔，也是一個懸案。順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漏三下」，福臨辭世前一天，召其親信、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入養心殿，面諭：「朕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命，撰詔書」。王熙聞聽此言，匍匐飲泣，不能下筆。福臨命他抑制悲痛，在病榻前草擬詔書。王熙寫完一條呈交後，恐福臨過於勞累，於是奏准在乾清門下繼續寫下去，「凡三次進呈，至初七日薄暮繕畢」，福臨即於當天夜裡病逝。

對於遺詔的內容，史家多有懷疑。在後來公布的遺詔中，列舉了福臨的14條「罪狀」，主要內容是：習漢俗，重用漢官超過滿人；未能對皇太后盡孝心；不能舉賢任能；鋪張浪費，尤其是董鄂氏的喪祭典禮糜費過多；違背祖制，任用太監；不能聽言納諫。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條，遺詔這樣寫道：「朕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漠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本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滿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問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這些顯然都不是福臨的本意．而是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了。它明顯地反映了孝庄文太后和四位輔政大臣保守落後的政治觀點，要求抵制漢俗，保存淳樸舊制；要求重用滿臣，反對任用漢官。

康熙五年1666年九月朝鮮使臣許積與其周下的對活，即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闊王問：「順治好漢語，慕華制雲，今則如何?」許積回答說：「聞其太后甚厭漢語。或有兒輩習漢俗者，則以為漢俗盛則胡運衰，輒加禁抑雲矣。」這種違背歷史潮流的做法，顯然是與福臨生前所執行的政策相牴牾的。因此，福臨遺謂勢必要被篡改，這既是為了發泄孝庄文太后和四輔政大臣長期積鬱心中的忿懣情緒，也是為了給新皇帝預先定下統治的基調。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王熙在替福臨草擬遺詔時「進呈者三，皆報可」，然而從此以後他對遺詔「關國家大計者，終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也。」本來，在封建社會，一個官吏為皇帝辦事並獲得讚許，這不僅對他本人甚至對其後代都足莫大的榮譽，但王熙卻一反常態，不敢向任何人透露遺詔真相。這說明他確有難言的苦衷。於是，福臨遺詔就成了一個永遠解不開的歷史之謎。

簡短的結語

福臨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一代皇帝。他親政以後不過10年。一方面革除了明朝末年的許多弊政，另一方面又克服了滿族統治者自身的某些落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以籠絡漢族士大夫洗刷關外傖荒，從而緩和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實現了除台灣以外的中國領土的統一。這就為康雍乾時期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臨是清朝開國時的關鍵君主，在中國歷史上起了進步的作用。

主要參考書目：

《清世祖實錄》。

《清史稿》，中華書局標點本，1977年版。

王先謙：《東華錄》，光緒十七年上海廣百宗齋校刊本。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北京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3年版。

梁清標：《雕丘雜錄》。

《陳垣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0—1981版。

作者李尚英，1942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雜誌社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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