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詩歌用典的大師

詩歌用典，很早就開始了。因為典故是一個文化基因團，它的植入，可使短短的詩句充滿文化積澱，每一句裝載一個成語故事，就像每一艘快艇裝載一枚導彈一般具有遠射程的超越歷史的殺傷力。

知道這種好處的詩人，很早就開始用典。魏晉詩人如曹操的《短歌行》，化用《詩經》中的詩句，表達自己求賢若渴的心情；西晉的左思，其《詠史》八首，借古人古事以表達他對門閥制度的強烈不滿，組詩引用古人古事達二十四處之多，情典結合，風骨凜凜。鍾嶸《詩品》評為：「文典以怨，頗為清切，得諷諭之致。」堪稱當時用典的大手筆。

懂得使事用典好處的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中說，用典是「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引成辭以明理」；典用得好，則豐富和拓展了詩歌的內涵；可以高度濃縮語料，以簡馭繁，使語句精鍊，滿足詩人對詩歌形式美的美學追求，又可以使讀者在有限的詞句中產生無限的聯想——這些詩人和理論家認識到的好處，都發生在庾信之前，供庾信借鑒。

正如不是所有的快艇都能裝載導彈，或者裝得太多，連重型轟炸機也飛不動的情況也是有的。

劉宋、齊梁時期，由於詩人都認識到用典的好處，人人都拚命地在自己的詩歌中搬用典故；該用的地方用，不該用的地方也用；沒有看到用典其實是一把雙刃劍，用得不好，極易有深奧、苦澀或穿鑿附會之病，讓讀者讀起來感到艱深難懂，支離破碎，興緻全無。

在這種風氣中的顏延之、謝庄、任昉、王融等人詩歌，滿篇典故。鍾嶸《詩品》說「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這種只顧炫博逞富，只知道一味用典，東拉西湊，不免牽強附會。與顏延之同時的詩人鮑照就批評顏延之說：「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鍾嶸《詩品》亦說：「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這些不成功的經驗，也發生在庾信寫《擬詠懷》之前，供庾信參考。

說庾信是魏晉南北朝詩歌的集大成者，這個集大成，不僅包括他詩歌的題材內涵和詩歌美學，如對偶、聲韻、格律，同時包括他用典的成功的試驗。

庾信羈旅北朝時期的詩歌，最有代表性的，是組詩《擬詠懷》27首。《擬詠懷》27首共274句，其中用典的達到130句，幾近一半。一首詩中，用典過半者達8首之多；其中其四、其十一、其十五幾乎句句有典。試看《擬詠懷》其四，其詩云：

楚才稱晉用，秦臣即趙冠。

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

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

雪泣悲去魯，凄然憶相韓。

惟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

這首詩，詩人使用各種不同的用典手法，「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融情於典，借典抒情。詩共十句，一共用了九個典故，除最後兩句共用一個典故外，餘下八句每句一典。其表達的思想感情，高度濃縮了其鄉關之思，即以下三點：一是羈旅之臣離鄉去國的大悲痛，二是不願仕北但又不得不仕北的大無奈，三是對梁朝的深沉思念。這三種情感，同時匯聚在詩人的心頭，是詩人後半生的真實寫照。

那麼，詩人是如何用這九個典故來表達其鄉關之思的三種核心情感的呢？這不得不將庾信一生的仕宦經歷與詩歌的藝術表現手法結合起來分析：

這首詩在層次上可以分為四層，第一、二兩句為第一層，寫去國離鄉之悲。承聖三年（554），庾信出使西魏，一去不回。於是，去國離鄉成了他內心的巨大隱痛，這種隱痛「感盪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但是當庾信把這種隱痛化成詩句時，他抒情的方式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用歷史上家喻戶曉的典故，以高妙的藝術手法，再現今情。在第一、二句中，詩人用了「楚才晉用」、「秦臣趙冠」兩個典故，這兩個典故都是婦孺皆知、通俗易懂的，分別出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和《後漢書·輿服志》，前者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杜預注曰：「言楚亡臣多在晉。」後者說：「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詩人在用這兩個典故時，在藝術手法上正用，看似大白話似地描寫歷史，一無怨懟之情，二無出彩之處。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兩個典故共同的寓意就是亡臣被迫離鄉去國，都隱喻著「一去不復返」的人生悲痛，屬於鍾嶸所說的「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盻傾國」。其核心情感是「怨」，這種去國離鄉之「怨」，在庾信的其他詩篇中也非常強烈，如《擬詠懷》其十：

悲歌度燕水，弭節出陽關。

李陵從此去，荊卿不復還。

故人形影滅，音書兩俱絕。

遙看塞北雲，懸想關山雪。

遊子河樑上，應將蘇武別。

這也是一首表現離鄉去國的怨詩。此詩以荊軻、李陵一去不復返的故事，寄託的正是詩人離鄉去國的哀思，是一種無奈之怨。詩人本來內心充滿深沉的怨憤，但表現時卻不露痕迹，以古典暗合自己身世之苦，總讓人說不清詩人到底是在說歷史還是在說自己，給讀者留下巨大的想像空間，這無疑是庾信的魅力所在。

第三到六句為詩的第二層，寫羈旅之臣苟仕異朝的無奈。庾信仕北朝是被迫的，《擬詠懷》其三自訴心跡為「倡家遭強聘，質子值仍留」，《和張侍中述懷》也說「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用張翰和陸機故事，一正一反地說自己不能像歸吳的張翰，只能像陸機一樣滯留北方，這種仕北的行為讓他感到羞恥，「唯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

在這一層中，詩人連用子產壞垣、羈旅陳完、黎侯寓衛、重耳安齊的故事，每句一典，正好表達了這種不願仕北但又不得不仕北的無奈。「子產壞垣」出於《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晉侯遣人責備子產，子產不卑不亢地申明自己的理由和態度，句句針鋒相對，義正而不阿，詞強而不激，最後，「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羈旅陳完」同樣典出《左傳》，陳太子禦寇被殺，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陳完為卿，陳完以「羈旅之臣」辭之。

這兩個典故在手法上一反一正，前者反用，後者正用。子產出使晉國，結果使兩國關係改善，而庾信出使西魏，不僅沒有像子產那樣改善兩國關係，相反和陳完一樣，淪為羈旅之臣，心中充滿了憂鬱與無奈。黎侯之事，出自《詩·邶風·旄丘·序》：「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魏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侯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重耳之事，出自《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出逃到齊國，齊桓公將女兒齊姜嫁給他，於是，重耳有安居之意。這兩點在手法上也是一正一反，前者正用，北方非吾土，像喻自己仕北不樂，後者反用，重耳安居於齊地，自己本不應該像他一樣，安居北土。

然而，現實往往與此背離得太遠，被加在身上的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義城縣侯等高官與厚譽總是把自己逼向苦悶與無奈之中。四個典故，兩正兩反，以古喻今，借古典抒今情，不願仕北但又不得不仕北的無奈之感油然而生。

被迫留仕北朝之後，庾信再也沒有回到南方，真正成了「移住華陰下」的「關外人」了。但他對魂牽夢繞的梁朝和風酥雨膩的江南是不能忘懷的，深沉的故國之思自然而然成了他詩歌所要表達的核心情感。

他的很多詩句都表達了這種情感，這些詩句或抒發對梁朝的深沉懷念，如「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徒勞銅雀妓，遠望西陵松」；或表達對死去的梁元帝的深切思念，如「鼎湖去無返，蒼梧悲不從」、「的盧於此去，虞兮奈若何」；或表達不能南歸復興梁朝的遺恨如「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這類詩句中，或用荊軻、張良、衛青、田橫、黃帝故事，或用虞姬、娥皇、女英、申包胥之典，藉此以表達自己的故國之思。典故雖多，但並不顯得蕪雜，每個典故都充分發揮了它的作用。如其六：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

直言珠可吐，寧知炭可吞。

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

悲傷劉孺子，凄愴史皇孫。

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詩連用七個典故，詩人反用藺相如和季布故事，暗喻自己被北魏羈留，因此雖深受梁朝的恩遇，但既不能吐珠相報，也不能像豫讓那樣為主報仇，最後反用司馬相如守陵園的故事，以司馬相如自比，但相如還可以歸守先帝陵園，自己還不如相如，故國之思難於言表，借典代之。

於是詩有了第三層，即七、八兩句，抒發的就是詩人自己對故國的深情思念。在這一層中，詩人化用了孔子去魯，張良相韓兩個典故。前者見《韓詩外傳》：「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後者出於《史記·留侯世家》：「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公、父五世相韓故。」這兩個典故隱示著回歸，是去國離鄉之人對故園的嚮往。

前一個典故在手法上屬於暗用，詩人以不得不遠遊的孔子在離開故土之際所表現出來的對魯國的戚戚之心，來暗合自己對梁朝的深情思念。後一個典故既暗用，又反用，詩人以張良和他祖輩相韓的故事，來暗合自己與父輩輔佐梁朝之事，但張良還能在韓破之後為韓報仇，自己不但不能報仇，還苟仕敵國，對梁朝的思念又轉化成深深的自責。

第四層為最後兩句，用了阮籍哭窮的故事。如果說前面三層為分說，分別寫了三種核心情感，那麼這一層則為總說，是三種情感歸一的總寫。阮籍本不願仕司馬氏，但是，在黑暗的時代大背景下，為保全自己又不得不選擇與司馬氏合作。這種身心不一的做法常常讓他感到無比的苦悶。據《晉書·阮籍傳》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則慟哭而反。」

庾信用此典，象徵自己像阮籍一樣路到盡頭後無路可走的深沉悲涼。羈旅之臣的去國離鄉之悲，苟仕北朝的深沉無奈之感，對梁朝的深情思念，如大江支流般一下子匯聚在詩人的心頭，讓人苦不堪言，欲說還休，不知道從何說起，更不知道說給誰聽。因為這種內心的痛苦，似乎只有那些體驗過阮籍窮途的人才能夠明白。

於是，阮籍哭窮途的典故的運用，反倒讓人不覺在用典，而是覺得詩人自述心曲，絲毫不著痕迹。然而，詩人又再次反用典故，阮籍窮途尚能哭返，而自己卻連「返」的可能都不存在了，全詩以此為結，只留下一個站在路的盡頭，不知該往何處的身心憔悴的詩人形象。

這首詩既包括沈德潛、陳寅恪等人所說的「使事無跡」、「融合異同，混合古今」等藝術手法的妙用，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典故背後隱藏著的深情。全詩九個典故，前八典分別代表了庾信相關之思的三種核心情感，這八個典故最後歸結到「阮籍哭窮」上，象徵著去國離鄉的大悲痛，苟仕北朝的大無奈，深沉的故國之思三種情感如洪水般匯聚在一起，把人逼進無路可走的困境，無跡可逃，怕是活多久就得困多久了。

用典貴在得情，正如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所說的：「庾子山哀艷之文用典最多，而音節甚諧，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雖篇幅長而無堆砌之跡。」十句九典，把一生複雜的情感歷程不露痕迹地表現出來，在庾信之前沒有一人做到，庾信堪稱文學自覺以來用典藝術的集大成者——這使他的《擬詠懷》成為先唐詩歌用典的典範，並使庾信成為先唐詩歌用典的大師。

在歷史上，對庾信《擬詠懷》中的用典，基本上是讚揚的。如清人沈德潛《古詩源》贊曰「子山詩固是一時作手，以造句能新，使事無跡，比何水部似有過之」；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也說：「使事則古今奔赴，述感則比方抽新。又緣為隱為彰，時不一格，屢出屢變，匯彼多方。河漢汪洋，雲霞蒸盪，大氣所舉，浮動毫端。」

錢鍾書借用《顏氏家訓·文章》所載邢邵稱沈約之語，說他「使事不使人覺」。陳寅恪先生在《讀哀江南賦》中亦云：「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故事今情，雖不同物，若於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合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雖說賦，譽之於詩亦然。

對庾信如此多地用典，也有不同的聲音，如金人王若虛《浮南遺老集》卷三十四就批評庾信說：「堆垛故實，以寓時事，雖記聞謂富，筆力亦壯，而荒蕪不工作雅，了無足觀。」我們覺得批評過頭。

為什麼庾信詩大量用典卻頗得讚譽呢？用胡應麟的話說就是「得肯綮」。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曾說：「用事患不得肯綮，得肯綮，則一篇之中八句皆用，一句之中二事串用，亦何不可！宛轉清空，了無痕迹，縱橫變幻，莫測端倪，此全在神運筆融，猶斫輪甘苦，心手自知，難以言述。」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漫長的文學歷程中，庾信達到了這個標準，在整個漫長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歷程中，似乎也只有庾信達到了這個標準。

唐代的杜甫，更是一個詩歌的集大成者，他的集大成，同樣包含了用典的集大成。杜甫對著遠去的庾信的背影，讚歎地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之一），又說「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迹五首》之一）時，我相信，這裡也包含了杜甫對庾信用典的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