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不是共產黨人的文化
「圈子文化」不是共產黨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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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圈子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無法無天文化。用法治管圈子，才是正道。只要我們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把我國建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封建主義就沒有了滋生的土壤，「圈子文化」就失去了蔓延的空間。
「圈子文化」，是這次反腐敗鬥爭中提出的一個重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分析黨內的腐敗現象時指出：「有的幹部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關係、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同誰搞搞關係、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聯繫這次反腐敗鬥爭揭露的大量事實，同時聯繫我們身邊發生的一系列問題，總書記提出的問題儘管觸目驚心，但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他揭示了「圈子文化」是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情況下滋生的一種極壞的風氣。我們必須明確地指出，「圈子文化」不是共產黨人的文化，必須痛加鞭韃，堅決抵制。
（一）
黨內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機性、幫派性、貪婪性的特點，是一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腐朽文化。
依附性，是「圈子文化」最基本的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圈子文化」進行剖析的時候，明確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黨組織等同於領導幹部個人，對黨盡忠不是對領導幹部個人盡忠，黨內不能搞人身依附關係。幹部都是黨的幹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家長制，人身依附，惟命是從，沒有人格的獨立，是封建主義以及與此相聯繫的小生產意識在人際關係上的典型特徵。在這次反腐敗鬥爭揭露出來的那些觸目驚心的案件中，有的身居高位的領導幹部，他們選人用人，一切以能否給自己盡忠為標準，竭力豢養自己的家丁，網羅自己的權力圈子。這種「圈子文化」，不僅是共產黨人堅決反對的，也是和民主主義根本對立的。但是，這種極其落後、反動、腐朽的東西，竟然沉渣泛起，在我們黨的幹部隊伍中滋生蔓延，不能不引起我們警惕。
投機性，是「圈子文化」的生成性特點。在今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和歷史車輪、時代大潮格格不入的壞風氣？這和官本位下的投機性，謀人不謀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尖銳地指出的，我們有些幹部「整天琢磨拉關係、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同誰搞搞關係、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而且有的人，今天看這個領導有權勢，有上升的勢頭，就抱這個領導的大腿，明天看那個領導有希望，有奔頭，又抱那個領導的大腿，甚至不惜背棄前一個曾經拉過關係的領導。這種投機性，不僅推動了「圈子」的生成，而且玷污了共產黨人應有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嚴重敗壞了黨的形象和風氣。
幫派性，是「圈子文化」的總體特點。這裡講的「圈子」，不是我們工作中正常的工作圈子或生活中正常的朋友圈子，而是具有上述人身依附性和政治投機性的幫派圈子。同時，這種幫派圈子也和我們黨的歷史上出現過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不完全一樣。我們黨的歷史上，由於武裝鬥爭是在各個山頭髮動起來的，加上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狹隘思想的影響，出現過和共產黨人的黨性對立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因此，我們黨對它們的政策是，承認山頭，照顧山頭，但決不能搞山頭主義。在延安整風中，對這種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黨八股一起進行了整頓。現在這種幫派圈子，甚至和歷史上的「朋黨」也有區別。宋代歐陽修曾經作過《朋黨論》，說：「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
貪婪性，是「圈子文化」的劣根性特點。如前所說在這次反腐鬥爭中揭露出來的幫派圈子，無論搞人身依附，還是搞政治投機、結黨營私，都貫穿個「貪」字。人們常用「巨貪」「貪得無厭」「貪贓枉法」來形容他們。這種貪婪性，決定了他們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權力，最終必將自絕於黨和人民，受到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嚴懲。
（二）
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已經65年多，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也近60年，為什麼這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幫派圈子，還會在我國滋生和蔓延？「圈子文化」的根源在何處？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多年來，我們黨對於自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考驗和風險，是十分清醒的。比如，十八大報告就指出：「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對於這樣的警告，儘管一些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但它是躲不開、避不了的。其中，執政的考驗，腐敗的危險，尤為嚴峻。這是因為，權力具有兩面性，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又會誘使掌握權力的人利欲熏心、以權謀私。對此，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說過：權力「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中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我們黨要長期執政，就要長期應對這種考驗。
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環境下，特別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這種考驗尤為突出和尖銳。因為，我們不像世界上許多國家那樣是從自然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的，而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即是通過政府放權讓利一步一步擴展市場因素的，因此經歷了雙軌制階段、政府與企業共同開發市場階段等一系列許多國家所沒有的特殊發展階段，這就形成了權力與利益多重契合的複雜局面，形成了尋租的廣大空間。在這樣的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是商品的權力竟然也被一些人用於商品交換，不僅扭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且導致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頻發高發，甚至被一些權欲熏心的人用於擴展其野心的小圈子。
之所以在權力和市場的扭曲運用中會導致「圈子文化」，更重要的，是因為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封建主義傳統的國家。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國從政治上、土地制度和生產關係上蕩滌了封建主義，但是這種思想文化影響並未因此而完全絕跡。「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我們記憶猶新。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告誡過不要輕視封建主義的影響。我們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干擾，也要警惕封建主義的影響。這在黨的思想政治建設中，尤其要重視。比如鄧小平在
（三）
既然我們同這種「圈子文化」的鬥爭是長期的，就要找到長治久安的辦法。
首先，要抓價值觀建設。「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種極端利己的維護幫派私利的價值觀。共產黨人的文化，內核就是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取向，就是由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的優良文化傳統。這種共產黨人的文化，同「圈子文化」是根本對立的，同時又是克服「圈子文化」的有力武器。我們共產黨人，既要成為全社會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又要弘揚和踐行共產黨人特有的優良傳統和價值觀。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敗路，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其次，要抓陽光制度建設。「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極大地破壞了黨的各項制度。圈子裡的人，不論是大官，還是跟屁蟲，總是把宗旨、黨章、準則、紀律看作是一紙空文。他們最擅長的，是搞暗箱操作、幕後操縱。他們即使講制度，也是為了套住別人的手腳、限制別人的行動。因此，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強調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而且還突出地強調，關鍵是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同時，他還指出，要加強對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敗問題多發領域和環節的改革，最大限度減少體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過深化改革不斷剷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同理，解決「圈子文化」，也要把建立陽光制度作為一個重要的抓手。
再次，要抓法治建設。「圈子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無法無天文化。用法治管圈子，才是正道。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的同時，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這一整套戰略布局，把法治和發展、改革、治黨聯繫起來、結合起來，是為了找到一個治本之策、長治久安之道。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只要我們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把我國建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封建主義就沒有了滋生的土壤，「圈子文化」就失去了蔓延的空間。因此，認真貫徹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由黨的高級幹部帶頭，各級幹部身體力行抓法治，有針對性地抓，堅持不懈地抓，一定能抓出一個風正氣清的黨建新局面。
（作者系中央黨校原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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