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語堂編藏】張豈之教授談中國傳統文化

【自語堂編藏】張豈之教授談中國傳統文化 張豈之 著名思想史家、教育家。1927年生於江蘇南通，1950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同年考入清華大學讀研究生，1952年被時任西北大學校長的侯外廬先生聘至西大從教。歷任西大歷史系主任、副校長、校長。現任西大名譽校長、西大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張豈之從事中國思想文化研究近50多年，是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曾協助侯外廬整理《中國思想通史》，與侯外廬、邱漢生主編《宋明理學史》，主編、自著《中國思想史》《中國傳統文化》《儒學·理學·實學·新學》《中華人文精神》《春鳥集》《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中國歷史大辭典·思想史卷》《陝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國歷史》（六卷）、《顧炎武》（合著）、《中國學術思想編年》（六卷）、《中國思想學說史》（六卷九冊），其中《宋明理學史》《中國歷史》（六卷）分別榮獲郭沫若歷史學榮譽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最近在西安召開的中國思想史學科建設研討會上，記者就讀者關心的文化熱點問題採訪了張豈之先生。記者：張先生，您好！近兩年，國內興起「國學熱」，以及爭論不休的「于丹熱」、「易中天熱」，對這種現狀，您如何評價？

答：「國學」原指西周時期由政府辦的學校。春秋末期，大教育家孔子第一次辦起私學，首倡「有教無類」，給我們留下寶貴的教育文化遺產。當歷史演進到19世紀末，西方文化與科技大量傳入我國，稱之為「西學」，與此相對的本土文化被稱為「國學」或「中學」。我們現在稱謂的「國學」，指的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整體，涵蓋了哲學、歷史、考古、文學等學術領域。

當前「國學熱」表現在許多方面：有少數大學辦國學院，許多綜合大學開設「國學概論」選課，不少大學面向社會開辦研修班，其中不乏「國學講座」；媒體上紛紛開「講壇」欄目，宣傳中華文化，還有在假日為少年兒童開辦的所謂國學少年班，這都是好事。

國學熱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是文化復興、民族復興的需要。中國有悠久的、連綿不斷的文化傳統，擇其優者使今人了解，適當加以宣傳介紹，是必要的，人們文化生活有此需要，這正是「國學熱」興起的主要原因，應當肯定。當前，不少人文學者在關注民族優秀文化的普及工作，這也是社會的需要，是文化繁榮的表現。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不同風格、不同方法的普及，應當並行而不悖，相互取長補短，相互學習，才有可能使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工作做得更好。于丹、易中天等中年學者在央視宣講國學，學術上的問題可以進行商榷，但他們的宣講對普及傳統文化功不可沒，應該肯定。

關於「國學」的議論也不少見，所謂「國學熱」的主流是好的，作為開闊視野、陶冶情操、調節緊張生活的一種方式，是非常必要的，說明在我們的生活中，非常需要能真正充實我們心靈的東西。現在也有人講「國學熱」要降溫，我認為不是降溫、加溫的問題，而是正確對待的問題，真正把優秀的東西吸取過來，就不需要降溫；糟粕的東西，如宣傳迷信、束縛人性、看相占卜等問題，就不是要降溫，而是要曝光、消除的問題。

記者：歷史上對傳統文化或者說「國學」有過多次批判，大的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您對此如何評價？

答：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喪權辱國的危機時期爆發的，「五四」先驅者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但他們主要是對「三綱」進行批判，這與反對封建主義有著密切關聯。五四時期文化先驅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並不是全部否定，對儒家學說也不是全部否定，主要是批判「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實際上是人身依附，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自由的思想。「五四」時期，思想要解放，首先要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考，因此，在當時對「三綱」的批判是必要的。

記者：任何民族傳統文化中均有精華和糟粕，對中華傳統文化，或者說「國學」中的精華與糟粕，該如何分辨？以使我們在學習中學會揚棄，發揮精華，弘揚傳統文化？

答：中國傳統文化包含非常豐富的內容，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總結來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奇偶」精神和「會通」精神。我現在越來越意識到：人文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

中國古代人文精神的產生和歷史的演進是同步的，文史資料中就有記載，炎黃時期就產生人文精神的萌芽，經過夏、商、周至春秋末期，人文精神才以系統而完整的理論形式出現，這要歸功於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他在繼承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發展了人文精神，使之系統化、理論化了。

中華人文精神包括文明之初的創造精神，窮本探原的辨證精神，天人關係的探索精神，人格養成的道德精神，博採眾家之長的文化會通精神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精神。

中華人文精神的特徵是重視人的道德修養，主張人們通過自身的修養與學習，成為高尚的、有理想的人；重視家庭倫理在社會中的地位，希望建立「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這種精神培養了中華民族的美德：積極進取，堅韌不拔，敬老養老，救濟孤殘，勤儉持家，修身齊家治國，這些美德至今仍然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但古代的人文精神，在某些方面也被引向片面化和絕對化，比如過分地強調道德的作用而忽視制度和法治，塑造所謂「聖人」，將其描繪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從而忽視社會整體對社會發展進步所作的貢獻，等等。

「自然」精神，側重探索人與自然的關係，這在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中表現得很充分，「道法自然」就是基本出發點，追求「天人合一」的協調。

「奇偶」精神，要求人們從「奇」和「偶」中探索自然的奧秘，尋找和把握人與自然的規律，如陰陽學說、五行學說、中庸學說、宋儒的「一分為二」學說，等等，無不滲透了「奇偶」精神。

「會通」精神體現了文化的兼和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是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的，它勇於學習、吸收外來文化的長處，與本土文化融合貫通。如先秦諸子學說的相互對立又相互吸收，如儒、法、道的融合互補，如佛教、伊斯蘭教的傳入，如清末明初的西方文化的傳入，證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雍容博大。

傳統文化里確有糟粕，確有精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今天仍沒有過時。區別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仍然是個很重要的研究課題。很多人認為，精華和糟粕辨別起來很難，其實並不難，關鍵要認真開展學術研究。

傳統文化流傳至今，不可能沒有負面的東西。傳統文化有兩個最大的缺點：缺乏實證科學和民主傳統。此外，還有在長期農業經濟和專制主義下形成的「國民積習」乃至「封建迷信」，以庸俗價值觀為核心的「處世之術」等。如果這些陳腐的東西清除不徹底，仍將是現代化的嚴重阻礙。因此，對於殘渣泛起，以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冒充精華、為牟取私利而打著「國學」招牌的現象和行為，應當加以曝光，使之偃旗息鼓。人們在觀察問題時，不可以此支流作為主流。

記者：儒家可以說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軸心，請您談談儒家文化的價值何在？

答：儒家文化的價值核心在於孔子提出的道德理論，即孔子為「文明」制定了人們應當遵守的若干道德規範，認為人們經過學習，可以成為講文明的君子，包括反對野蠻而讚賞文明的文野之分理論；主張人們內心和行為、內容和形式應當完美結合的文質彬彬理論；主張道德與行為「恰如其分」的中庸之道；主張胸懷寬闊、博採眾家之長的和而不同理論；以及主張以生動活潑的形式進行教育的寓教於樂理論。這五個方面的原則，是中國道德倫理學說史上的偉大創造，在當前和未來的道德倫理教育中，只要用符合時代要求的內容加以充實和發展，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孔子之後，孟子對中國古代道德心理學提出了深刻的見解，將孔子所提倡的執著精神進一步發揮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浩然正氣」，成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個人倫理的最高境界。這樣的道德心理學堪稱中國道德倫理史的珍品，在任何時候都丟棄不得。

記者：人類社會進入信息化的高科技時代，請問傳統國學在21世紀有哪些價值？

答：21世紀的發展趨勢是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在這個大勢走向下，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成為全球文化的主體，必然使文化呈現多元化發展態勢。我想文化多元化應是另一個表現特徵。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了幸福，也帶來了不幸，比如人口增多、環境污染、現代病等種種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不可能只有一種良方，要靠全球的綜合治理，人類需要更加健全的精神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如重視家庭倫理價值的觀點、中庸之道、重視自身修養、和諧觀念和返璞歸真的思想，對於醫治現代工業帶來的弊病都有一定的作用，都能啟發人們更加實事求是地展開理論分析和社會實踐。這些，我在《中國傳統文化》一書中有詳細論述。

在21世紀，中華文化的長處將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吸收。對於中國人來講，一方面要繼承和發揚本民族文化的優點，去掉其消極影響；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長處，以充實和發展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記者：如何在繼承中國優秀文化的同時吸取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

答：中華人文精神在中國近代歷史的洪流中受到挑戰和考驗，人們在民族獨立和民族復興的奮鬥中逐漸認識到，中國優秀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之一，需要加以繼承和發展，並與世界上的先進文化和科學精神相結合。

近代文化的先驅者們提出，在中國固有的文化中，既有精粹也有糟粕，應當加以辨別，而其中精粹部分的發展，需要和世界先進的科學思想相結合。也就是說，不能僅僅看到自己國家的過去，還應當放眼世界，從世界的廣闊視野去審視我國的古代文化，以中華文化的開放和「會通」精神，學習外國的優秀文化，使中華文化具有現代普世價值，為人類文明做出新的貢獻。

我們今天倡導發揚民族優秀文化，有一個標準，這就是有利於我國現代公民意識的培養。那麼，什麼是現代公民意識？概括地說，這就是法律意識、文明意識、科學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義務意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這些意識的培養，是會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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