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醫生識別不了殺人犯？

像愛列奧特·羅傑這樣的大規模殺人者誤導了全社會，這體現在暴力、精神疾病與槍支之間的聯繫——還有我們應該怎樣做來應對它。論者與政客拿出的錯誤說法，是如果我們改進我們的精神疾病醫療體系就能阻止這類悲劇。這是一個安慰性的舉動，但是面對事實我們無能為力。

儘管從新聞媒體的注意力來看，大規模殺人案（四人以上同時被殺）是很少見的。在2012年，這類殺人案僅佔全美所有殺人案的0.15%。介於其恐怖本質，這類案件因為精神疾病而帶來的風險而得到了媒體關注，也博得了大眾的眼球。

任看過愛列奧特·羅傑那冰冷的Youtube視頻的人，都很容易把瘋狂和暴力聯繫起來。他的那個視頻講的是他的殺人計劃，之後就在上周他在加州聖巴巴拉殺害了六個人。儘管大規模殺人者大都有精神疾病，但大部分暴力人群並不是都有精神疾病，大部分有精神疾病的人也不是暴力分子。實際上，全美只有大概4%的暴力犯罪是由於精神疾病引起的。美國多數殺人犯罪是由沒有精神疾病但是擁有槍支的人實施的。

大規模殺人犯大多數都是孤獨的憤青式的年輕人。他們大多數都是精神病患者，因為小事兒和小創傷感到憤怒，並尋求復仇。他們群體行動都是避免與精神衛生系統接觸，所以識別並幫助他們很困難。即使他們得到了精神診斷和治療，就像羅傑和在2012年的康涅狄格州殺了二十個小孩和七個成年人，包括自己的母親的亞當·蘭扎那樣，我們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現在識別誰可能是暴力犯的能力比蒙強不了多少。

大型流行病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是可能的暴力行為誘因之一，但是風險很小，也與嚴重的精神錯亂相關。有著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鬱或者極端精神錯亂的人有暴力行為的風險是沒有這些癥狀的人的兩到三倍。有與沒有精神疾病的人有暴力行為的風險大概比率是16%比7%。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吸毒和酗酒的人暴力犯罪的風險因素比精神病人高得多。濫用藥物或酒精但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人有暴力行為的概率大概是不濫用藥物或酒精的人的七倍。

作為精神病醫生，我歡迎政治家們來改善我們的精神健康系統。但是就算是最好的精神治療也無法阻止這類悲劇。

如果我們無法可靠地識別誰是潛在的暴力分子，那麼我們又怎麼能阻止槍支落入可能的殺人犯手中呢？羅傑購買槍支在法律上並沒有問題，因為他既沒有被制度規範又沒有非自願住院，這兩個因素都可能阻止他購買槍支。

在知道了恐怖的殺人案後，如果人們想把精神病人在殺人之前強制醫療也變得可以理解了。但是這可能就阻止那些病的沒那麼嚴重的人變得坦白，以及把一些病的最嚴重的病人攔在醫療康復系統之外。

我們還會有亞當·蘭扎和愛列奧特·羅傑斯。清醒的現實是我們不能做太多來預測或改變人們的行為，具體一點說就是暴力行為。但是控制表達和限制死亡方式的自我表達就很簡單。在每個州，我們都應該阻止有著精神病史的或者濫用藥物的，人擁有或購買槍支；兩個因素都可以阻止他們進行暴力行為。

但是直到我們能改變這些，否則大規模殺人悲劇仍然是美國生活的一部分。

註：理查德·A·弗里德曼是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的臨床精神病學教授和臨床精神病理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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