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溺事件背後的群體榮譽感之爭

衝突現場

一名內地小孩在香港公共場所便溺的事件引發了新一輪兩地網友和輿論論戰。從香港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到反雙非限購奶粉，從香港網民在報上登廣告暗諷內地遊客為「蝗蟲」，到2014年春節後的「滅蝗」行動，兩地矛盾越來越深。

最早這樣的論戰會發生以下兩個節點：一，重點節假日，比如聖誕或者國慶期間，千萬人次大陸客湧入香港，奶粉和奢侈品被搶購引發普通香港市民或香港媒體不滿，甚至有蝗蟲論等過激言論發生；二、特區政府出台有關自由行或者限購奶粉、內地孕婦赴港產子、雙非兒童政策時。

但如今，任何一則涉及到大陸人、香港人這樣的標籤的新聞都會引發論戰。比如去年10月，一名在香港求學的內地學生因車禍身亡，再如今年年初，香港電視台對專訪大陸遊客如何看待蝗蟲論時，大陸遊客稱「沒有內地遊客來香港消費，香港人吃什麼」，兩個事件都引發了論戰，各種聲音，對逝者的祈福、圍繞「蝗蟲論」的爭論、當事人及司機的責任、內地生身份、大陸遊客過於傲慢無知都成為討論重點。

早在去年12月，一位香港母親在丟棄自己已經死去的嬰兒時，為避免責罰，她找到一個讓許多香港人篤信的理由——她好心幫助兩個操著內地口音的年輕人指路，轉眼發現嬰兒車裡的孩子丟了。事後，警方的調查替那兩個壓根不存在的內地人販子洗清了罪名。若不是警方破案速度較快，我猜想，這個事件的各種元素更適合成為兩地網友發泄的導火線。

爭論從節點變成孤立事件證明兩地矛盾已經升級到一點就著的地步，而且參與爭論的雙方似乎有意在尋找這樣的導火索。

此次事件中，公共場所、便溺、內地遊客，這些關鍵字足以引發輿論戰爭，對互相不滿的雙方都會視為極好的機會。而對媒體來說，這也是拉流量的興奮劑，何況方便可以以小見大，很高上大地談論該話題。比如可以討論這一事件是否是兩地文明發展程度不同產生的衝突，和以往內地遊客在國外古迹上刻字、不排隊等事件有本質的不同，因為行為人是兒童，存在巨大爭議，這樣的道德位階討論顯然是沒有意義的，本應該就此結束。但因為發生在香港，兩地彼此間存在著巨大的偏見，有了陸港矛盾這一背景因素，香港人、大陸人這樣的標籤就會放大，進而「蝗蟲論」和「恩主論」又一次抬頭，「蝗蟲」和「白眼狼」之間互相責罵也在所難免。

政治學和大眾傳播學裡的「沉默的螺旋」理論或許會很好解釋這種現象——大多數個人會力圖避免由於單獨持有某些態度和信念而產生的孤立。在互聯網時代，沉默的大多數的「一體兩面」效應會被放大，許多人也許本身對此事提不起興趣，類似事件因被貼上了地域歧視、香港、大陸人的標籤，似乎變成了群體榮譽之爭，於是人們在表達自己想法和觀點的時候，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且受到廣泛歡迎，就會積极參与進來，這類觀點越發大膽地發表和擴散，反之那些本來很冷靜客觀的一方，也許會因無人理會或擔心被群起而攻之，保持沉默，使得已經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

「群體榮譽之爭」會讓許多理性的聲音被掩蓋。搜索了相關新聞的評論，幾乎沒有網友在討論事件本身，類似「大家都不用去香港，那麼個彈丸之地有什麼值得看的？還有那些囂張的所謂港人，不過是一群井底之蛙，也無須去理會」、「把（供港）東江水停供一個月試試吧」等評論佔據了主導地位。

當然，事件若只是「群體榮譽之爭」，完全可以不用理會，因為地域之間的歧視和矛盾是永遠不可能消失的，尤其是在文化、經濟發展程度存在較大差異的兩個經濟體之間。哪怕是在國內，一線城市的排外言論的激烈程度一點都不亞於部分香港人。比如有一些北京本地人稱外地人為「外地X」，比蝗蟲難聽許多。歧視是不會消失的，哪怕兩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水平實現倒掛，也會有「曾經的優越感」，比如在恆大等中超俱樂部新聞後的評論里，關注賽事本身的球迷遠比稱廣東人為猴子的北方俱樂部球迷少許多，雖然廣東的經濟發展水平遠超過許多北方省份，而「猴子」的稱謂背後的優越感來源於歧視者自認為是「中原正統」。甚至一個地區內部，不同縣市內部都會互相「歧視」，我曾寫過一篇有關福建閩南地區的文化評論，因為讚美了廈門人的溫和和城市美麗程度，在微博上被許多泉州的網友稱為「泉奸」。

真正可怕的是兩地媒體的有的放矢。如個別的兩地媒體，一旦類似事件發生後，就會選擇討好矛盾的一方，類似《規定內地訪香港人數，好自私動議》等新聞對緩解矛盾沒有任何好處。尤其兩地有許多人幾乎沒有任何常識，至今，依然有許多內地人認為「自由行」是中央送給香港的一份大禮，而大陸供港農產品似乎像是白送的一樣，供港農產品質量好是大陸「特供」給香港，這樣的「恩主論」背後或許有潛移默化的宣傳因素，但缺乏基本的政經常識也不容忽視。而「蝗蟲論」背後，為何會有如此激進的聲音將政治的問題延伸到民間，將這種偏見拓展到對大陸遊客和普通民眾的仇恨之上？也值得思考。在香港或者台灣地區，各種因素影響下，已經形成了難解的偏見，如何面對經濟下滑、如何走出憤怒和恐慌、如何不讓普世價值、法治與文明變得扭曲和出現行為偏差，變得很惆悵且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