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藝滄桑記(一)1949年共和國成立,需要自由創作環境的文藝界人士離開了中土。他們的「遠離中土」基本分成三條路線:一路人轉移到當時仍然是租界地的香港,一路人逃跑到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另一路人則直接或間接流亡到歐美國家。這樣發展的最後結果是,在1980年代,香港電影演變成中國電影的代表,台灣則成為華語歌曲全球主要的輸出基地,而身為文化母體的中土,卻在共和國建立後一段時期內自溺在文化地域的空間里,謝絕美元和帝英文明,切斷了民國時代已有發展的文藝基礎,陷入孤芳自賞完全不可自拔的狀態。這種情形一直要到經濟大改革,國家逐漸開放多元,創作環境放鬆之後才好轉。在30年代,上海的影業市場逐漸形成由聯華、明星、天一影業公司盤據的三足鼎立局面。天一影業公司便是後來的邵氏影業,在新中國成立後,邵氏兄弟將市場重心轉到香港,把「天一香港分廠」改組成南洋影片公司,再改成邵氏父子公司,以攝製國語片為主。在上海時期,天一影業便以拍攝武俠片聞名,專門改編中國民間傳統故事為主要影視產品。1950年以後來香港電影將武俠電影傳統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邵氏公司可說功不可沒。不過邵氏早期的長項是電影院網路的購建,用現代的話說就是渠道。邵氏的發家先是從南洋地區擁有許多戲院,才「渠道優而導」,形成產銷一條龍的生產煉。在香港早期和邵氏分庭抗禮,形成競爭局面的還有永華、電懋.長城、鳳凰、新聯、新新影業公司等等。永華經營不善閉廠,長城、鳳凰、新聯(合稱長新鳳)是輸出左派觀點的赤色電影代表,鳳凰公司這個名子大家並不陌生,現在的鳳凰衛視其名便是源出於此,可見其隱藏在背後真正的信仰。老的影業公司其中,電懋是實力唯一可以稍和邵氏對抗的影業公司。電懋的著名製片人也是從上海逃難南來的紅學家宋淇,便是發掘張愛玲的伯樂,他和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一個發掘、一個推薦,將張愛玲推上了正統的文學殿堂,留下了不朽的傳奇。當時以香港為代表的中國電影製片水平有許多傑出的成就,比如電懋拍的《四千金》獲得第五屆亞洲影展最佳影片,邵氏出品的《江山美人》(本片已於去年重拍今年三月上映)獲得第六屆亞洲影展最佳影片的成績。由於中土不能接受香港右派的國語電影,在喪失這個廣大的市場之後,電懋、邵氏便積極和台灣建立聯繫,邵氏派代表每年還去參加「蔣公誕辰」、「雙十國慶」等活動,以海外華人身份向台灣的「中華民國」輸誠,以順利進入台灣市場。早在30年代,國語歌曲就已有成熟的發展,當時百代唱片(法國人開設,名為Pathe』s)已經在上海成立,初期以製作戲劇唱片為主,後來誕生了一批Pop Song Singer,像是周璇、白光、李香蘭等早期歌星,也催生出一批作詞作曲家,這批文藝人士在新中國成立後也跑到香港觀望局勢。但是為什幺後來是台灣繼承了上海國語歌曲的事業?部分原因是由於語言習慣和市場特性。國語歌在香港其實象普通話一樣難以推行成效緩慢,國語歌產品只能流向台灣,雖然一批最優秀的創作人如流行歌曲三大名家海派才子黎錦光、陳歌辛、姚敏,除陳歌辛(玫瑰玫瑰我愛你、夜上海、花樣的年華都是陳歌辛的名作)留在大陸在文革時期被迫害致死外,黎錦光、姚敏、李雋青都轉移到了香港,但是由於市場的問題,國語歌的生產基地逐漸從香港轉到了台灣,以便更緊密地將產銷供應煉連繫在一起,於是最終是台灣繼承了上海國語歌曲的人才、生產技術和設備等傳統。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帶到台灣的八十萬軍民同胞也發揮國語歌曲承先啟後移花接木的作用,像京派才子庄奴(甜密密、小城故事、又見炊煙、冬天裡的一把火為其名作)是直接從大陸到台灣的,他一度培育了鄧麗君、周傳雄(小剛)這樣的藝人,為台灣的國語歌默默奠立了基礎。我在1990年採訪過庄奴,當時他已有七十高齡,當時仍為提攜後人小剛到處配合宣傳勤跑媒體演播室接受採訪。近代文藝滄桑記(二)
解碼亞細亞的孤兒
亞細亞=Asia
黃色的臉孔=中國人、殖民地上的台灣人
紅色=血腥暴力、共產、蘇共、紅色中國
白色=白色恐怖、白人、國民黨
西風=西方的制度、文化、價值
玩具=自主權
孤兒、孩子、多少人=中國、台灣、擁有台灣自主意識的人
母親=中國
亞細亞的孤兒
詞,曲,唱:羅大佑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深夜裡無奈地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亞細亞的孤兒》原本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一位文藝青年吳濁流寫的小說,小說透露日本殖民者的真實面貌,同時也顯露出殖民地上台灣人身份的尷尬與悲哀。這本小說被大陸認定為愛國作家寫的愛國小說(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卻同時被一群台灣人士認定是啟迪台灣自主意識的作品,被他們編入必讀經典。
侯德建拒絕成為宣傳工具
羅大佑、候德建兩位流行歌曲創作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先後離開了台灣,候德建回歸中國,羅大佑以香港為基地兩人繼續文藝生涯,候德建在北京引領製作了內地第一隻MTV,羅大佑在香港創作了東方之珠、皇后大道東、戀曲系列和愛人同志等等作品。
八0年末的北京風波後,身為廣場上活躍份子的候德建潛離出境,兩岸浮沉的種種經歷後,他開始專心研究起《易經》,開悟自已啟迪他人,一直到近年才獲准回到北京(據說還在新浪開了博)。同樣是據說,他正在製作動畫片《白蛇傳》忙碌著。
候自承過去在兩岸間成了電燈泡,在兩岸間找不到容下他的地方,處處顯得格格不入。他的自傳,吐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掌故。
以下摘錄侯德建的自傳《禍頭子正傳》:
當宋楚渝先生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的時候,曾邀請我到他辦公室去過一次,告訴我他在「龍的傳人」的第三段後面加上了一段歌詞,大概是什麼「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一類的話,沒幾天後,宋先生就以「龍的傳人」為題,在成功嶺向正在集訓的大專學生演講,由於報紙、電視等媒體爭先恐後地報導,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我當時也極感備受禮遇,心裏面美滋滋地。
好景不長,沒等兩天,新格唱片公司便接到來自新聞局的電話,說什麼要求重新錄音,把宋先生的新詞灌成唱片,新格為尊重原作的意見徵求我的同意,我這才明白過來,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便明確告訴新格我不願更改歌詞,宋先生因此請我和我的老師及幾位學者專家在希爾頓吃飯,飯局中,我再一次明確婉拒了宋先生的美意,並建議宋先生可另外再寫一首新曲,在新曲中傳達宋先生的意思,這一段新聞,或許有些讀者還有印象。
我之所以拒絕更改歌詞的原因,主要是獨立個性使然,倒並非認為宋先生的詞寫得不好,或是我不願意莊敬自強,不願意處驚不變,只因這兩句話是當時國民黨的政治口號,而我無意把自己看待成宣傳工具罷了。結果,引起了許多傳統、保守、王道人士自動自發的抨擊,從「龍的傳人」這首歌有多不好,最後評到寫這首歌的人有多無知等,我則一來接到許多支持不改歌詞的人的慰問信,二來當慣了獨行俠,不太需要社會大眾的肯定,心裡不曾因此而感覺到如何難受,唯一的反應是發了幾頓牢騷,借題發揮跟女朋友撒了幾頓驕,成就了自己被壓迫的英雄形象,滿足了自己特立獨行的俠客風範而已,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感。
後來,真正讓我感覺到為難的,是文工會邀請我參加了一次與其它幾位作曲界老前輩的早餐,在當時剛開業不久的來來香格里拉飯店,會中,國民黨文工會的負責人向我們發出了徵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歌的邀請,主任的禮遇與抬舉,其實讓當慣了遊俠的禍頭子左右為難,文工會並沒有強我所難,難在我自己取捨兩難,我自「龍的傳人」走紅以來,名氣不小,卻沒得到什麼經濟實惠,加上脾氣太倔,與電影、廣告合作不易,生活不單不寬裕,反經常入不敷出,著實頭疼,不少朋友勸我識抬舉,抓緊機會往上爬,千萬別錯失許多人千載難逢的大好良機,把個性收斂收斂,千萬別再犯上回不給宋先生面子的錯誤。
禍頭子儘管天生叛逆,卻的確與國民黨沒有什麼過不去的怨仇,禍頭子在學校里雖然總擺出一付愛搭不理的反對派姿態,卻始終不曾與當權派有什麼大不了的實質衝突,因此,禍頭子唯一得以抗拒文工會的美意的武器,僅天生的獨立性格而已,若再有些什麼,則是當時還十分模糊的獨立知識分子的自恃罷了。
終於,狗改不了吃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禍頭子儘管沒有足夠的勇氣當面回絕文工會的美意,卻私自作下暫時離開台灣迴避的決定,禍頭子本有意出國深造,下定決心以後,便積極著手聯繫英國倫敦國際電影學院作曲系,今日舊事重提,絕非說明宋先生、新聞局、文工會乃促使我去大陸的根本原因,卻的確讓我作出了暫時離開台灣的決定。
七年過後,大陸來去有感,不論在何處,不論是那個黨領導,中國知識分子想要獨善其身,保持獨立超然的立場與判斷力實非易事,不單要扛得住壓力,還得要禁得起誘惑,不單要耐得住打殺,還得要擋得住捧殺,真乃步步都有殺機,路路都有陷阱,在這個一貫依靠政權肯定自我的御用文人傳統下,知識分子如何保持超然的立場與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其實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依附政權而能建立自信,不隨庸俗而能自我肯定,這滋味雖不好受,卻是越嚼越有味,而其中滋味,則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實難相告。
Photo by 鮑昆,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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