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程序法律的屈從與沉淪

在淺思維和實用主義盛行的時代，能夠有效解決眼前的矛盾就是最高價值，法治尚且無法超越工具的囿限，對程序法律的期待自然也不能過高，但如果每部法律都只顧著屈從於現實，沉淪的必將是整個法治。

文 | 人半弓

來源 | 人半弓的法律博客

一、關於訴訟誠信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條款

誠信主要是個道德問題，上升到法律層面時，通常體現為原則性要求，比如民法的「誠實信用原則」，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形下，才會用專門的法條來確保誠信得到貫徹。但無論如何，誠信問題都更應該納入到實體法域里，這跟人品取決於內在素質是一個道理。況且訴訟是公私交融的過程，有代表公權力的法官在那兒看著呢，連誠信的問題都還解決不了嗎？所以，程序法里要不要寫上誠信原則一直是有爭議的。

但訴訟誠信的問題確實已經變得很嚴重，各方參與者惡意、規避、造假、偽證的才華在每一個案子里都能發揮到極致。《民事訴訟法》專門用了好幾條來規範訴權濫用問題，「民訴法司法解釋」則不厭其煩地要求當事人誠信，象「冒充訴訟」、「企圖和解」、「訴狀中謾罵」、「當事人多個地址」、「宴請送禮」、「寫保證書」等等尋常俚語都被迫用到了嚴肅法條中，成了法律制度。為了誠信，這樣的表述或許確有必要，但一部法律讀起來象是哪個村長寫的安民告示，畢竟也不是個事兒！前兩年甚至還專門出台過一部「反執行規避」方面的司法解釋，專題解決執行中的誠信問題。這種立法策略名義上是符合實際需要，結果卻丟掉了法律的嚴肅和邏輯，只剩下許多奇奇怪怪的條款，這顯然並不可取。

訴訟誠信原本不應該成為突出問題，其理在於整個訴訟過程都離不開法官的干預，在威儀端方的法官面前還敢做假，那是需要非常勇氣的！但如果法官本身就是做假的助推因素，或者庭審總是一幅假模假式的樣子，訴訟誠信就會成為大問題和幾乎無解的問題，再奇怪的法條也約束不住、解決不了。

司法權是統一的，全國只有一個司法權，就是向全國人大負責的那個，只是由法院按級別、分審級行使而已。地方保護嚴重、裁判標準不統一、司法權地方化等，這些都客觀存在，且積重難返，還時刻破壞和否定著司法權的統一性。但現實歸現實，法律歸法律，在立法時保持住腔調就算是一種理想，也應該堅持，所以，法律不應直接就屈從於現實，尤其是那些明目張胆地違背法治的現實。有些事兒實在抗不住，也應該憋到了實踐中再說。

如果司法權真的是統一的，那麼案件由哪家法院管轄都一樣，不存在管轄利益。現行民事程序法把管轄規則搞得那麼複雜，卻明顯是公開承認存在管轄利益的意思。同樣的案子不同法院管轄，結果就會不同，這是巨大的利益；誰爭得管轄權，誰手中的司法權就有了用武之地，這是實現利益的途徑。所以，管轄規則越複雜，說明司法權利益化的問題越嚴重，嚴重到了一家法院一種司法權的地步。

司法是救濟，審級是再救濟，體現司法的慎重。但「兩審終審」早就不能「維穩」了，跟多數國家比，再審已屬比較出格的制度，卻還是不夠用，於是就把再審複雜化，複雜到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反覆啟動再審，檢察院也具體而深入地參與再審的地步。反正每審一次，司法權的品種就會多出來一個。當事人就象買彩票那樣，不斷地試，他們都覺得總能碰上一個讓自己勝訴的司法大獎。法官們都不斷地結案當「辦案能手」，原被告之間的那點事卻永遠也結不了。

進入執行程序後還是結不了。審執分離喊了許多年，卻總也分不清，「民訴法司法解釋」又給各級執行員賦予了前所未有的裁判權，可以對各種各樣的實體爭議進行裁決，甚至還有權無視仲裁機構的結論，繼續依然故我地執行。審與執、執與裁交互合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司法權到底有多少？又有幾重？這個問題跟憲法里寫明的「四級兩審制」已經沒有多少關係了。

程序正義決定了程序法的獨立價值，雖然程序本位和純粹程序主義有些過頭，但現世社會確實太複雜，發現真相在大多時候都是個偽命題。從這個角度講，實事求是作為原則是無比正確的，如果作為唯一原則就太絕對了，所以，貫徹落實程序正義不只符合理性，還符合實際。最起碼，強調程序正義可以在物慾橫流的時代讓各色當事人意識到：除了炙手的利益之外，司法還是有一套嚴格規則的，司法威儀也不是隨便就可以褻瀆的。

可惜民事程序作為法治的重要一環過早地陷入了價值迷茫的狀態，這幾年的民事程序法律忙著服從大局和解決眼皮子底下的問題，一直在努力告訴法官們遇到什麼事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完全忘掉了植入程序理念和塑造審判角色才是首要任務。如此這般地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還談什麼（司法）獨立！

丟掉了程序正義的導向，以至於羅列了那麼多法條，卻連個舉證時限問題都寫不明白，當事人自認這樣普通的規則也確立不了，反而象重複訴訟這般出格的行為似乎更有操作空間了，各種罰款拘留手段也可以隨時隨地地採用了。如此下去，莫如以後民事審判也採用維穩和反腐的手段，直接拿下雙方當事人，只管大刑伺候，看誰以後還敢當老賴。

「依法治國」是時代主題，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三大法寶之一，推進依法治國，司法改革要先行，所以，民事審判自然也應主動融入依法治國的洪流。但當前的民事程序立法通篇都看不到「法官」的影子，始終在強調法院、院長、審委會等所謂組織的力量，適用這樣的法律，「法官負責制」哪裡還有底氣？司法改革的法律依據又在哪裡呢？

法院倒是越來越來強勢了，這從許多法律條文中都可以看得出來，而且還能看得出從法律到司法解釋，在制定過程中都貫徹了法院中心主義的原則，似乎自1991年民訴法之後，每部新規都在加強法院的權力。但強勢不等於權威，因為強勢只是對當事人而言的，法官在當事人面前可以隨便地釋明、干預、為所欲為，但出了法庭還得按照行政化的套路來，仍然脫不了「半截司法」的本色。總書記的確說過司法是「刀把子」，但「刀把子」是用來砍向腐敗分子和階級敵人的，中央的本意是要強化司法在反腐、國安和維護政權時的工具效果，可沒讓民事審判權化作大刀砍向來自市場的平民百姓。因為那樣的話，市場經濟必將變成階級鬥爭的陣地，那是歷史在倒退。

民事審判不為懲罰，在於解決糾紛，所以民事審判的政治色彩一直弱於刑事審判，民事程序法律也無需為法院賦權，而應該塑造一種讓當事人皈依交易規則、發現良知的氛圍，通過程序的延伸促進原被告認知、反思和自我提升，最終達到平和與誠信，從而化解糾紛、傳播法治。所以，民事程序法律一定是能夠讓法官超脫威嚴、當事人溝通全面、證明標準清晰、教育說理充分的法律，否則，那就不是「依法治國」所需要的法律。

當然，在淺思維和實用主義盛行的時代，能夠有效解決眼前的矛盾就是最高價值，法治尚且無法超越工具的囿限，對程序法律的期待自然也不能過高，但如果每部法律都只顧著屈從於現實，沉淪的必將是整個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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