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視角透視中國基層社會
2010年9月18日晚，由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為「高研院」）和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中國深度研究席明納」第九期在光華樓東主樓2801「通業大講堂」舉行。
本次席明納的主題是「多視角透視中國基層社會」，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高研院研究人員納日碧力戈教授擔任主持。復旦附中的黃玉峰教授、高研院專職研究人員顧肅教授、劉清平教授、陳潤華博士、孫國東博士、林曦博士和參加復旦高研院2009年度「中國深度研究」跨學科學術工作坊結項答辯和2010年度入圍答辯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理論法學系講師陳柏峰博士、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唐娟博士、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田璐博士、《學術研究》雜誌社李德瑞博士、瀋陽師範大學社會學學院講師王慶明博士、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講師段穎博士、華中科技大學講師楊昂博士、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楊華博士、遼寧師範大學法學院韓秀義教授、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張一平博士、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後聶家昕博士、華南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劉願博士、武漢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郭亮博士、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講師王修曉博士、杭州師範大學錢江學院講師邱幼雲碩士、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李艷霞博士、吉林大學行政學院講師彭斌博士、德國弗萊堡大學袁劍博士生、廣州社科院助理研究員伍慶博士、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姚傳明博士、延安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張純厚博士、中山大學哲學系張偉博士、重慶三峽學院副教授周雲水博士等出席了本期席明納。
主持人納日碧力戈教授作了開場發言。他首先向在座學者提出了三個問題：對中國的「深度研究」究竟是建立在什麼之上？如果是在基層社會之上，那麼這個「基層社會」又當如何定義？應當如何來研究中國的基層社會？納日碧力戈教授提到，英國人類學家蓋爾納將做學問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描述（description），二是「規導」（prescription），這一點是學者們在研究基層社會時可以借鑒的。接著，他特別指出，在使用國際通用術語研究中國基層社會時，存在著符號與符號所指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學者對此要謹慎對待。接下來，在場學者們由納日教授的引題出發，各抒己見，開始了探討與交流。
一．何謂「基層社會」？
高研院研究人員陳潤華博士認為，基層社會是普通人操持生計、完成自己一生的最主要空間，是一個民族幾千年的蓄水池。它首先是一個物理空間，同時還包括信仰、習俗、觀念等不可見的東西。對此，參加本次工作坊答辯的來自德國弗萊堡大學的袁劍博士結合自身的研究從另外一個角度做出了補充。他認為，對於基層的關注不應僅僅限於身邊的問題，應該將目光放遠，邊疆問題亦是基層問題的一種形式。
對於基層社會的定義，在場的復旦學子也紛紛給出了自己的見解。一位同學提出，基層，包括所有生活在基層的人，而社會指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總和。基層社會是一個不斷發展和變化的概念，例如近年來基層社會中「農民工」概念就在不斷地演變。另一位同學則指出，在人們給基層社會下定義的時候，就意味著社會被分割為了幾個層次，對基層社會的定義與研究也應當關注它與其他層次社會之間的關係。
二、西方話語與中國經驗
圍繞納日教授提出的中國研究中存在的西方術語與中國現實的矛盾統一問題，來自延安大學政法學院的張純厚副教授指出，很多英文文獻中直接將「單位」寫做「danwei」而非「affiliation」。英文中 的「affiliation」指的是一種附庸關係，中國的「單位」除了附庸關係之外，還涉及到身份、地位、福利待遇、甚至子女就業等一系列內容，二者所指存在很大差異。而「強政府弱社會」中的「強政府」在中國有政治管制較強的含義，西方的「大政府」則更多的是從福利政策和服務的角度提出來的。
高研院研究人員林曦博士認為，今天中國學者面臨的問題不是用不用西方話語的問題，而是用多少、怎麼用的問題。他指出，維特根斯坦「語言要拿來用、拿來做」的觀點為我們開拓了一個二維的思考方式：一定要在具體的情境中來理解語言。林曦博士進一步指出，中國學者在使用語言對中國基層社會進行解讀時，會面臨一個「我們究竟在什麼層面上把中國的經驗翻譯成了可以普遍化、西方化的語言體系來跟世界進行對話」的問題。對此，林曦博士援引了高研院學術顧問古德曼？赫內斯（Gudmund Hernes）的觀點：中國社會科學現在發展的一個契機就是將中國經驗翻譯成為可普遍化的語言，從而與世界上其他學者來進行交流。
高研院研究人員劉清平教授指出，主張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提倡用中國的話語體系來描述中國現象、避免西方話語的陷阱並不意味著不能使用西方的話語體系。在對中國基層社會的研究中，可以應用西方的理論模式，但是不能視之為全能、全盤複製，要進行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更多地關注中國實質。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陳柏峰博士也發表了其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看法。他認為，學者首要關心的是如何解決研究中所面臨的問題，而非西方如何理解自己的研究。如果中國的學者能夠對中國、亞洲、乃至世界的現象做出有效地解釋，那就說明我們的社會科學具備了主體性和自主性；至於在解釋過程中使用的是中國的語言體系還是西方的話語模式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西南政法大學的田璐博士結合自身研究提出了在構建本土化理論框架中的一個疑惑——如何來進行概念的提煉？什麼樣的要素能夠構成一個有效的學術概念？對此，孫國東博士認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可以學習黃宗智教授、康曉光等學者的做法，有意識地建構一些「中層概念」，自覺追求理論的普遍性。陳柏峰博士對此做出了補充：理論框架與概念是在實證和經驗研究的過程中提煉出來的，並非在研究之初學者就架構出了一個中層概念來試圖解決問題。同時，對於一些大概念的建構，如果其能夠深入有效地解釋中國社會，也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三、學者的立場與困惑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的唐娟副教授指出，在基層社會的變革過程中，政府有時需要學者來出謀劃策；而政府和民眾不同的立場經常會導致學者在價值選擇上面臨一種矛盾的境地。由此，她提出了一個問題：學者在基層社會的變遷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對此，陳柏峰博士認為，學者的這種困惑正是研究問題的開始。他指出，一些社會問題中的利益分配機制本身所存在的問題是導致這種困惑和尷尬境地的直接原因。田璐博士則進一步指出，學者不是僱傭軍，也不是律師，在參與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應該保持一種責任感，站在推動社會整體合力前進的方向上來考慮自己的定位。
孫國東博士則主張在釐清轉型中國社會問題的性質的基礎上採取一種「無立場」的研究方法。他認為，轉型中國社會問題問題的性質多為「合理（rational）但不正當（right）或善（good）」的問題。對於這類問題，學者極易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卻會遮蔽對問題複雜性的認知。因此，他主張，可採用「無立場」的解釋性路徑深入分析關於中國問題的「道理」，而不是某種政治性、情緒性、意識形態化的「觀點」。
四、「講故事」與理論建構
孫國東博士主張，在中國基層社會的研究中，可採用「問題化的理論處理與理論化的問題處理」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同時避免「講故事」、「堆理論」兩種經驗理論各執一端的傾向。所謂「理論化的問題處理」是指以「理論把握」的方式對中國問題進行理論性的闡釋和建構，而不是只在經驗層面描述任何人都能感知但缺乏作者理論創見的中國問題；所謂「問題化的理論處理」是指以「問題導向」的方式對既有理論進行某種嫁接或轉換，而不只是在既定「主義」層面去研究作者自我想像、但與實踐不涉的所謂「中國問題」。如果沒有「理論化的問題處理」，那麼我們研究的就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在「講故事」；如果沒有「問題化的理論處理」，那麼我們討論的就不是「中國問題」，而是在「堆理論」。只有通過對實踐情勢的「理論化的問題處理」和對思想資源的「問題化的理論處理」之間的互動，我們才真正是以理論化的方式把握中國問題，進而建構真正屬於中國的社會科學理論。
孫博士的上述觀點、特別是對「講故事」的批評引起了大家的熱烈討論。重慶三峽學院的周雲水副教授認為，對於人類學來講，將真實的現象講述出來有著不亞於理論化工作的重要意義。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後聶家昕博士認為，理論是建構在實證與史料基礎之上的，而「講故事」正是收集實證資料的一種方式。以人類學學科為例，人類學中的講故事是在嚴格的學科訓練視野下進行的，故事的背後一定有人類學家所看重的因素，如經濟模式、國家與地方的關係等等。華中科技大學青年教師楊昂博士指出，社會、歷史、人群有著豐富的內容，研究不一定要概念先行地去尋找一個框架。在很多學科中，如歷史學，講故事本身就有著重要的意義。瀋陽師範大學社會學學院講師王慶明博士進一步補充道，「講故事」本身就是一種解釋，「講故事」不是簡單地描述，更重要的是在故事背後解釋理論的意義。
孫國東博士對大家的評論做出了回應。他強調，自己並非一般性地反對「講故事」，有些學科（特別是歷史學）的確需要「講故事」；但對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而言，真正見功力的絕非經驗描述，而是理論闡釋和理論建構（換言之，「講故事」也有高下之分，關鍵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講故事」）。他以列維？斯特勞斯、克利福德？吉爾茨、費孝通等人類學大師的相關研究為例說明，人類學儘管是以「講故事」見長，但人類學大師們卻能講出與眾不同的「故事」，即以一種理論形態呈現出來的「講故事」方式。社會科學研究中避免「講故事」的傾向預設了對知識普遍性的自覺追求。
此外，在場的學者和青年學子圍繞基層社會研究也提出了很多其他的見解與感觸。高研院兼職教授、上海市復旦附中語文特級教師黃玉峰談到了基層青少年的教育問題，呼籲家長和社會要給青少年一個健康的成長和教育環境。延安大學的張純厚副教授則指出，現在學界許多對基層社會的研究缺乏制度主義的思想，而基層社會的很多問題必須要從制度上來研究和解決。《學術研究》雜誌社的李德瑞博士與大家分享了對企業工人生存狀況的調查經驗。她指出，在研究社會問題的過程中，重要的不是對其合理與否的追問，而是要結合併且深入社會現實對其進行研究與分析。
最後，納日碧力戈教授對本次席明納做出了總結。他指出，本次的多視角討論在「雜議」中開始，也在「雜議」中結束。全場主要探討了兩個問題：基層社會是什麼？如何來透視基層社會？對於第一個問題，納日教授肯定了陳潤華博士等人的觀點，並強調，基層社會經常與底層社會有所交叉，但基層社會並不等同於底層社會。對於如何透視基層社會的討論，納日教授認為，唐娟教授的困惑是所有研究者都在面臨的一個問題；而基層研究中的「講故事「並不是目的本身，故事的背後要有更深的理論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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