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引渡條約呼之欲出 滯留加國貪官窮途末路 大地360
賴昌星、高山等嫌犯逃亡加拿大，引發當地華人集會抗議。
高山
當2006年被判決暫停遣返後，賴昌星一度意氣風發 「中加引渡條約」呼之欲出 滯留加國貪官窮途末路 賴昌星遠華案引渡加拿大貪官 整十年前的1999年8月13日，賴昌星一家以遊客的身份，從香港逃至加拿大溫哥華。 而已經在加拿大與賴離婚的曾明娜，5月間帶著他們的女兒悄然回國。在廈門租住的三個月里，用賴昌星的話說，前妻和女兒「都挺好的」。 十年間，圍繞賴昌星能否被押解回國的問題，有過多輪反覆。而此次賴昌星前妻的回國，或許更具實質性意義。 7月21日，中國外交部官方網站發布了「中國司法部部長吳愛英訪問加拿大」的消息，據加拿大媒體報道，雙方「可能」討論了「中國與加拿大引渡條約」的話題。而《明報》加拿大版轉引中加刑法權威的觀點，認為「中加引渡條約」在加總理哈珀9月訪華前達成「完全有可能」。「中加醞釀簽署引渡條約有一段時間了，如今既有簽署的必要性又有條件。」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周洪鈞教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事實上，中國全球通緝的貪官中，有一半隱匿在加拿大。他們利用中加在簽署引渡條約上的分歧和其他的司法「空子」，得以長期滯留國外不歸。而如果中加引渡條約得以簽署，那麼，這幾十名貪官的逍遙日子，或許就將終結。 「簽訂引渡條約的時機已經成熟」 有加拿大記者專訪賴昌星，部分內容已在國內媒體發表。 記者:你被限制出門時，在家裡最常做的事情是什麼？ 賴昌星:看電視、看電視劇、上網「鬥地主」。 我不懂英文，都是看中國的電視，我家裡可以收看到中國幾十個電視台的節目。電視新聞我喜歡看中央四台。國內的電視劇很多我都看了，前一段時間一直在看《亮劍》。男主角李雲龍，我特別喜歡。 我在QQ上玩「鬥地主」，對手都是在大陸的網友，經常一玩就是幾個小時，最多的時候一天玩十幾個小時，搞到睡眠不足。 中國國內的經濟犯罪，包括貪官外逃、經濟犯罪外逃，諸多犯罪嫌疑人首選國家均是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前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梅平曾說:中國公安部列明的五十幾名在逃經濟犯罪分子，有一半在加拿大藏匿。 加拿大刑法改革與刑事政策國際中心高級研究員楊誠，曾作為專家證人參與賴昌星遣返案。在他看來，中國罪犯出逃，不僅對國內造成嚴重經濟損失，阻擾了案件的偵查和審判，而且，「外國逃犯對加拿大也沒有任何好處」，因為「沒完沒了的訴訟加重了加拿大納稅人的負擔」。 目前，由於中加之間沒有引渡條約，加拿大只能用《移民法》上的遣返程序送走逃犯，比如賴昌星，就在這個遣返程序中不斷上訴，而得以滯留加拿大10年。「事實證明，這種程序花費巨大，過程極為漫長。」楊誠對本報記者說。 而近期中加積極的外交互動，似乎在為引渡條約談判創造良好環境。6月21日，中國外長楊潔篪訪問加拿大，就被視為中加關係回暖的「關鍵性信號」。 事實上，去年8月加拿大遣返中國籍逃犯鄧新智，就已經被中國公安部讚揚是「里程碑的一步」，也為中加進一步的司法合作打下一個良好基礎。加拿大公安部長 StockwellDay其時也強調，「加拿大絕不是罪犯的天堂」，「在這方面，我們決不寬容」。 「中國一直在司法合作方面與加保持接觸。」中國外交部條法司一位副處長對本報記者說。不過他也強調，「楊潔篪外長訪問加拿大不是專門為簽署引渡條約訪問」，目前中加雙方的引渡條約談判「尚未啟動」。 加拿大司法部高級媒體聯絡顧問卡羅爾對南方周末記者書面答覆則說:「對於談判是否在進行，我們既不能承認也不能否認。」 即便如此，包括楊誠和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國際刑法專家黃風在內的長期參與中加司法合作的專家，都對簽署引渡條約的前景，表示了謹慎的樂觀。 「中加兩國簽訂引渡條約的時機已經成熟。」楊誠說，「這將為解決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逃犯問題提供新的法律依據。」 分歧 記者:中國外交部曾向加拿大政府多次發出外交照會，承諾不會判你死刑。為什麼你還認為回國有風險？ 賴昌星:說老實話，我相信中國政府。我怕的是，會不會有些小人參與辦案來害我。 記者:你擔心什麼？ 賴昌星:擔心回去後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記者:曾明娜和你女兒回去後不是過得很好嗎？ 賴昌星:她們回去沒事，不等於我回去沒事，我是案件的主角，辦案的人是不會放過我的。所以我回去，很難保證會沒事。 加拿大是廢除死刑的國家，「死刑」因而一度成為中加簽署引渡條約的重要分歧點。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賴昌星遣返案中，加拿大始終要求中國做出「不處死」的承諾。 不過近年來，已經有31個國家與中國簽署引渡條約，其中包括西班牙、法國、葡萄牙、澳大利亞4個西方國家。中國與西班牙締結的引渡條約，寫入了「死刑不引渡」條款。這之後，與法國、葡萄牙締結的條約也有此條款，標誌著「死刑」這最大的法律障礙已經消除。 有人擔憂這是否有礙中國司法公正，黃風認為「這是多慮」。根據中國引渡法，最高法院可以作出決定對被請求引渡人不判處死刑，在提出引渡請求時就可以做出該承諾，這對各級法院均有約束力。 事實上，引渡條約既然是雙邊合作條約，就需要靈活解決分歧。中國引渡法規定不引渡中國公民，但參與了中國與泰國引渡條約談判的黃風教授就記得，雙方最後用了「有權拒絕」引渡本國公民這樣的字眼，巧妙地達成了共識。 不過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教授林欣覺得，中加簽署引渡條約的困難「主要來自政治因素」。 2006年，「東突」分子玉山江在烏茲別克被逮捕，隨後被遣返至中國。此後，加拿大政府援引《中加領事協定》，要求給予「加拿大公民」玉山江領事保護，此一主張被中國政府拒絕。時任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劉建超指出，玉山江是中國人，此案的審判完全是中國內政，加拿大無權干涉。 隨後，加總理哈珀發表公開講話，措詞強硬，稱要「正告任何一位中國官員」，「加拿大不會拿人權和經濟做交易」。2008年，哈珀更拒絕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一起成為輿論焦點。 以至於加拿大《環球郵報》也刊文批評，加拿大須讓幼稚的對華關係變得成熟，應該允許兩國在人權等問題上存在分歧。 賴昌星遣返案:十年反覆 賴昌星:朋友們說我心態還平靜，其實是我什麼都想過了，最壞的都想過了，我就不去想了。有時候，我也會很害怕，但我就告訴自己，最壞的已經想過了，而這些都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 記者:2006年5月18日，你在機場頭撞大柱，最終得以繼續留在加拿大。 賴昌星:那次已經啟動遣返，機票都買好了，那多可怕。後來延後，可以出來幾個小時，我就高興了。有人說，我事先知道自己不會被遣返，其實我哪裡知道，那是千鈞一髮。 賴昌星剛到加拿大的1999年，加拿大修改了《引渡法》，規定「在不存在引渡協定的情況下，經司法部長同意，外交部長可以與有關外國就個案達成特定協議，以便執行該外國的引渡請求」。 事實上，去年被遣送回中國的逃犯鄧新智，就是「個案協商」的結果。 不過，那時中國的法官和法律專家並不了解加拿大新的引渡規定。按照之前對加拿大司法制度的理解，只有雙方簽署引渡條約後才能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國，所以當時中國只是對賴啟動了「非法移民遣返程序」。 直到多年後，中國才了解到還有這種變通之法，但遣返非法移民一直「曙光即現」，所以並沒有改變原有進程。「若重新啟動引渡程序，一道道司法、行政審查、法律救濟手段，又可以重新用一遍，可能還會花更長時間。」北京師範大學的黃風教授對本報記者說。 於是，為拒絕被遣送回國，賴昌星與前妻從1999年提出避難申請，並不惜重金聘請律師同加拿大政府對簿公堂。近十年來，他們從移民部到難民裁判庭、聯邦法院和聯邦法院上訴庭一路敗訴，卻也利用司法制度，一路上訴。 2006年，賴昌星遣返案出現了最亮的一次「曙光」。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決定於當年5月26日遣返賴昌星，在為其訂好遣返機票後，16日賴昌星被逮捕。在機場，賴昌星頭撞候機廳的樑柱，血流如注。這是他最後的掙扎，在治傷的同時，通過他的律師的活動，加拿大聯邦法院的另一位法官裁定暫停遣返，理由是移民部做的「遣返前風險評估」未令人滿意，尤其是沒有說明他們被遣送回國之後不會遭受酷刑的理由。 更有說服力的「風險評估」，加拿大的移民官寫了兩年沒寫出來，賴昌星遣返案再次「卡」到了今天。 事實上，賴昌星只是隱匿在加拿大、逃避司法制裁的貪官、嫌犯的其中之一。相較於單獨個案引渡，大批在加的中國在逃嫌犯，顯然更需要一個雙邊引渡條約來一攬子解決。 怎麼「逃」出去？怎麼「賴」下來？ 記者:多次被加拿大有關方面收押，你感受如何？ 賴昌星:2000年11月至2001年3月，我被關了4個月。放出來之後，又多次被抓，進進出出拘留中心十多次，直到2007年4月19日取消宵禁令，我才比較自由。打官司也很費精力，所以我說精神壓力很大。在拘留中心還好，我都是一人一個間房，平時一般都在走廊盡頭的公共電話打電話。 記者:最初你經常去賭場。 賴昌星:剛剛來加拿大還未被抓的一年多時間裡，特別是在頭兩個月，白天經常上賭場，晚上才回酒店與國內的朋友打電話了解案情的進展。因為當時聽到很多壞消息，白天就到賭場去麻木自己。後來，聽到許多人因牽涉案件而被抓，我也沒有心情再去賭場了。 加拿大政府的智囊機構弗雷澤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過去20年間，共有60萬人抵達加拿大申報難民，其中50萬人獲准，成功率高達85%。 這包括了不少被中國全球通緝的重要犯罪嫌疑人。他們當中有知名者，比如高山、鄧新智、賴昌星，但絕大多數人，如願抵加後，往往在親友的接應下迅速人間蒸發，過起深居簡出的神秘生活。 賴昌星偷逃加拿大時手持香港護照，後來這本護照被香港政府吊銷。不過很多貪官是國家幹部，不可能擁有合法的外國護照，因此貪官們的外國(香港)護照多是通過特殊手法所獲得的，或隱姓埋名，或高價收買，或乾脆是一本換了人頭的「假的真護照」。 不管旅遊、考察，還是通過黑道潛出國境，出境後，立即以那本「護身符護照」購買機票，只要踏上赴加航班，「闖關」大計，已成功了九成。 另外一種令貪官們屢試不爽的招數，是先令妻兒等直接親屬獲得加拿大移民身份，進而獲取移民加拿大資格，然後自己以探親的名義合法申請出境，其間就地尋找移民公司和律師，辦理移民申請。 事實上在加拿大，許多親友團聚類移民都是這樣先斬後奏，才獲得成功或提速的，願意並擅長辦理這類移民案件的移民公司也比比皆是。 近年來加拿大對技術移民門檻提高，而對投資移民持更寬鬆、更歡迎的態度，無形中讓這些從來都「不差錢」的貪官找到了極好的突破口。 人是真的，錢是真的，移民公司和律師所要做的，無非是設法把其他那些假的東西，儘可能包裝得跟真的一樣，以矇混過移民審查而已。 一旦初步得手，貪官們能躲則躲，躲不過則只要有足夠的資金聘律師、打官司，就能利用加拿大法律「寧縱勿枉」精神所造成的漏洞，鑽進「遣返前風險評估」的司法怪圈，沒完沒了地在加拿大「賴」下去。 由於這種移民申請明顯是欺詐，遵守規矩的移民顧問是不敢接的，貪官們必須有一定「路子」，尋到那些專接這類案子的「黑中介」，並付出數倍於正常移民中介的費用，有時甚至不得不再次仰賴黑道。 如果引渡條約得以簽訂…… 記者:最後流落他鄉，你後悔過嗎？ 賴昌星:那個時代很多人都這樣做，如果還是那個時代，我還會那樣做，但如果換成現在，我當然不會那樣做了。 記者:你有想過這輩子就只能流落在外了嗎？ 賴昌星:一切順其自然。 作為國際刑法專家，黃風對中國與西班牙的談判印象深刻，因為「實在漫長，足足有十幾年時間」。 其中最難解決的就是「死刑不引渡」這個條款。參加談判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和公安部等部門最開始無法接受。中方覺得，對於西班牙這樣已廢除死刑的國家而言，「死刑不引渡」無任何作用，「實際上就約束了中國」，是個「不平等條約」。 不過，中方的觀念後來慢慢發生轉變。「換位思考，如果我國憲法規定了一個限制性條款，在開展國際司法合作時，我們一樣不能違反。」黃風坦陳，引渡條約的談判就是談司法制度的差異，如果他國規定了，我們也要尊重。 中西簽署引渡條約之後，其示範作用立竿見影。與加拿大司法部專家接觸時，楊誠就覺得他們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以前他們一直堅持，如果中加簽署引渡條約，中國的酷刑、死刑問題在其中必須要明確。」楊誠說，而中國與西班牙籤約後，加拿大方面認為「中加也可以按照這種模式談判」。 事實上，1994年在加拿大成為第一個與中國締結《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的國家時，已經產生顯著示範作用。彼時很多西方國家都因此來找中國開展類似談判，後來締結的條約均是依照中加模式。 中美互信在余振東案件中便已有體現。當時中美間談成的條件除了不判死刑、只判刑12年之外，中國還承諾，美方可以到監獄來訪問余振東。楊誠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效的建立互信的方式」，「中加之間也可以考慮採用這樣的辦法。可以請加拿大使館官員過來看看」。 楊誠介紹說，過去不少外國人看過中國監獄，如女子監獄、少年犯管教所等，這種參觀可以幫助互相了解情況。「因為不少人把中國的監獄講得殘暴得一塌糊塗，大多數人看過後印象還不錯」。 不過，另一個問題便已浮現:貪官是否會專門選擇逃往有「死刑不引渡」條款的締約國，以免除死刑懲罰？「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他們會避開那裡，因為如果引渡條約得以簽訂，那麼，相互引渡就成了一種國際義務，他們就不敢去那裡了。」黃風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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