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上海妓女改造隱秘往事

1952年9月25日晚，對上海最後的940名暗娼來說，是一個不眠之夜。這天，她們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進了通州路418號，專門改造娼妓的婦女教養所．這群特殊女子，從此踏上了新生之路……

有人主張不要立刻禁猖

1917年，英國社會學家對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數和城市總人口之比作了調查，上海為1：137，也就是說，當時137個上海人中就有1名妓女。1947年國民黨實行公娼制度後，上海妓女業更盛，娼妓總數過10萬。

前臨福州路、背靠漢口路、東鄰雲南路、西接西藏路的「會樂里」，是舊上海有名的紅燈區。老一輩上海人都記得，100多家妓院林立的四馬路(現福州路)，每到晚上，霓虹燈就閃著妓女的名字和電話。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軍在丹陽駐紮，為接管上海做準備。時年36歲的曹漫之，剛被任命為軍管會財物接管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兼民政局長。

對都市生活完全不了解的幹部們，在丹陽接受了各種知識培訓。他們總結出了3個工作重心：一是青紅幫流氓集團；二是各種社會腐敗組織；三是構成冒險家樂園的各種集團性的社會黑勢力，包括娼妓、舞女等。

其中，娼妓改造被視為最困難的步驟。因為，這是最底層、最苦難的階層，又濃縮了最為複雜、卑賤的人性。當時，在紅燈區會樂里，有3萬人左右靠賣淫為生，這還不包括從事隱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師」、「女嚮導」等。

即將擔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將娼妓問題提了出來。對於接管上海後是否立即關閉妓院，幹部們爭論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張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來了熟悉上海情況的黨內外人士座談，這些人卻有不同意見。「他們的理由是，上海百廢待興，如果立刻取締娼妓，既沒有足夠的醫療條件為她們治病，也沒有專門資金安置就業，只能把她們推向社會，使她們流離失所，生活更加悲慘。」

陳毅聽到這些意見，沉默了許久：「只好讓她們再受受苦吧，不過，一定會很快解決的。」

曹漫之隨後通知地下黨——上海市委，讓熟悉妓院情況、和妓院打過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集中在公安系統，準備將來作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幹。

管教幹部的心理壓力

上海解放未滿一月，公安局開始著手登記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數字，另一些工作人員也開始進入妓院進行調研。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發表了「妓女脫離賣淫生涯，『龜門』索要贖身費違法」的講話，妓女數量開始減少；而8月間公布的包含「不得強迫妓女接客和廢除妓女與院主之間一切契約」在內的14條，更讓妓院變得蕭條起來。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減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時，上海市民主婦聯和家庭婦聯抽調了知名婦女幹部到民政局報到，在通州路478號集中學習了整整20天。這個地點，很快變成了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而這批婦女幹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幹。

「我們這些人，提起『妓女』兩個字都覺得恥辱，心理壓力很大。」楊潔曾就是這批婦女幹部中的一員，她後來被任命為教養所所長。

楊潔曾在回憶錄中寫道，要她們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頭髮緊。其中有個18歲的姑娘，得知這個任務，一屁股坐在樓梯上大哭了起來。但軍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開導，大家最終還是去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關閉殘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進了教養所。10個月後，上海展開了第二波針對私娼的清理活動，940名暗娼也走進了通州路418號。

曹漫之多年後回憶說：「用汽車把她們(娼妓)裝上，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車，每一個人都管老鴇叫老媽媽，叫爸爸啊，共產黨要殺我們啊，我們不願意去，又要賣我們了。我們願意跟著媽媽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

陳毅特批：青黴素先供婦女教養所

穿著旗袍、畫著濃妝、哭泣著的娼妓們，在通州路418號，與穿著土布軍棉服的管教幹部們相遇了。

頭一件事是動員和訴苦大會。幹部們根據土改時期的寶貴經驗，認為通過訴苦，可以讓學員們認識自己的苦難，拉近與教養幹部的距離。

但最初，娼妓們並不領情。轉任民政局局長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婦女教養所，開動員大會，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進去，就有個妓女站起來說：「姐妹們，哭！」全場妓女隨之號啕，哭了兩個多小時。

在民警將妓院主、老鴇等人押上台，宣布他們被逮捕、勞教時，妓女們開始有了變化。一個叫陳翠英的女子第一個走上台，控訴妓院老闆將自己騙入妓院、強迫賣淫，還將自己的姐妹罰跪在碎玻璃上，最終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

一個個妓女開始控訴曾經的苦難。她們中，有長了楊梅大瘡而被老闆用烙鐵烙的，有被逼著吃蝌蚪打胎的……說著說著，台上台下哭聲一片。管教所的女幹部們，也在落淚。

醫生們給這些女子檢查身體，發現她們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還有不少人有肺結核、心臟病。

治療性病最有效的藥品是青黴素，而當時的新中國還不能自產，由於西方封鎖也無法進口，只有從國民黨那裡繳獲的為數不多的一些，還預備留給負重傷的抗美援朝志願軍。

曹漫之向陳毅彙報時，陳毅沉吟半晌，親筆手令各解放軍縱隊後勤衛生部，把青黴素集中起來，先供婦女教養所使用。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們，聽說政府用比黃金還貴的青黴素為自己治病時，都不再說一句話。

「新生牌」紡織產品銷往全國

娼妓生活使這些女子們失卻了尊嚴。她們中有些人，甚至連塊手帕都不會洗。

勞動，是這些人獲得尊嚴和新生最關鍵的一步。楊潔曾回憶，她們首先改變了娼妓們的作息，並讓她們在幹部的言傳身教中學會簡單勞動。一開始，幹部們抬著大桶給學員打飯。後來這些學員覺得不合適了，慢慢地自己開始抬。過了兩天，她們自動洗去了脂粉。

教養所最初也是強制勞動，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場，每天8小時，但效果並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廁所溜號。幹部們決定換個法子。根據個人愛好和身體條件，學員們可以選擇搖紗、織襪、織毛巾、縫紉等，這一來，學員們的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

工會贈送的手搖織襪機，給這些曾經的娼妓們帶來了快樂和新生的勇氣。大家都很拚命地搖。這些產品，後來被取名為」新生牌」，有襪子，也有毛線，由上海百貨公司統一收購，全國很多地方都能見到。

1953年，上海慶祝五一勞動節大遊行，有一個方隊全是年輕姑娘。她們手中舉著的標語寫著8個字：上海市婦女教養所。

青年男子寫來求愛信

1953年，教養所開始陸續釋放改造好的妓女，標準是政治表現好，疾病痊癒，無惡習；有技術，社會上能接收。家在鄉下，在上海沒有親戚的，一般都送交她們的老家，上海有親人的，被分配到城鎮工廠里工作。而第三類無家可歸的，由勞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員陪著，送到甘肅、寧夏和新疆的國營農場中。她們中很多人同意去，因為有結婚從良的機會。

1955年是婦女教養所安置出所人數量多的一年，一共安置了1948人。有的人去了皖南國營農場，有的去了甘肅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最熱鬧的還是900多人去了新疆，參加了建設兵團。

這些學員走的時候都很開心，佩著大紅花，被敲鑼打鼓送到火車站。離開繁華之都，這些身世特殊的女子，在遙遠的新疆跟建設兵團的戰士們結婚生子。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從1953年為社會所知後有一些青年男子寫來求愛信，要求教養所為他們介紹對象。幹部們也確曾因一封情辭懇切的求愛信，促一成過好姻緣。1958年，上海市婦女教養所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