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胡雪岩

序言

　　跟曾国藩学智慧，向胡雪岩学绝学

　　

　　“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胡雪岩。”这句百年以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深刻地揭示了精通内圣外王之术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和深谙智慧权谋之术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也明确地指出了曾国藩做人以及胡雪岩做事在为人处世方面对人们的影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建立丰功伟业，能够不让人们忘记的人物又有几个？而曾国藩和胡雪岩就是那些无法让人忘却的历史人物。曾国藩，从一个山村穷秀才，一步一个脚印，成为“中兴第一名臣”、“大清圣哲”。毛泽东年青时就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蒋介石则认为曾国藩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并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捧读不辍。胡雪岩，从一个身无分文的钱庄小伙计，赤手空拳在乱世中开辟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成为名扬天下的“一代臣贾”、“红顶商人”，他传奇的赚钱神话使得无数人为之痴迷，成为所有商人的终极梦想。

　　没有谁轻易让人们奉为圭臬，没有谁轻易在历史上刻下名字。他们两个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做人做事绝学，才使得他们能够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就其他人难以建立的功业。这些绝学是他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历经无数成败得失而总结出来的，是他们人生的智慧谋略的深刻体现。这些绝学既体现了他们对中华5000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性应用，又展示了他们对于人情世故的创造性见解。这些绝学不但是每一个想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的人所应遵循的道路，也是每一个想建功立业的现代人应学习和掌握的智慧。

　　曾国藩的谨始慎终之绝。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谨慎是成大事之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人生之路，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诸葛一生唯谨慎，曾国藩以其为人生楷模，以“慎”字撑起了人生之舵，谨言慎行、谨始慎终，这使得他能够从各种危机中从容度过，成为一代圣贤。

　　曾国藩的和气致祥之妙。和则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成事之要，首先在于人和。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曾国藩在待人接物中坚持和气；在治家理政中坚持和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坚持“中和”等，这使得他获得了家人、朋友、上级和下司的鼎力支持，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世界之事，总是变化不定，这就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和行动，以求取得最优的结果。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是其获得成功的法宝。他做人做事深明大义、晓明大体，更难得的是他拥有过人的先见之明和知人知事之明，其高明精明可谓是无人能及。

　　　　曾国藩的坚忍挺立之律。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之希望。曾国藩的文治武功，得力于“挺”字诀尤多。“挺”字之用，并非全凭威猛，主要表现在明辨大局，挺身而出，敢于担当；遇到艰危时刻，挺然而立，坚忍卓绝，不动摇，不气馁；形势有利，则一往无前，挺进不疑。曾国藩的一生处处体现出“挺”字精神。

　　　　曾国藩的以退为进之策。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一个人要识好歹，明时务，知进退。曾国藩在为人处世过程中坚持以退为进的策略，平时善于藏住自己的锋芒，善于明哲保身。羽翼未丰时绝不乱动，坚持龙蛇屈伸之道，这使得他能够安全渡过各种险恶之途，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单打独拼不能成就大业，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充分借助他人力量的人，群策群力，才能成就伟业。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离不开他的借人成事之功。他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都是想成大事者必须学习的法宝。

　　　　曾国藩的冲淡平远之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被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人要有平淡的心境以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得人生之极乐。

　　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言易行难。世界上的事，没有什么可一蹴而就，都要经过由小而大、不断积累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上着手，就会犯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最终会让自己两手空空。曾国藩主张实事求是，不讲空言，是做人第一义，认为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可长久。纵观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他务实力行的功夫。

　　胡雪岩的打造名气之法。名气就是财富，品牌就是资源。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公司的发展而言，良好的名气和品牌是不可或缺的。胡雪岩对于这一点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先做名气后赚钱，用力打造自己的金字招牌，利用绝招做好自己的门面，还通过行善仗义来传播美名，这些使他的生意兴隆非凡，财富也就随之滚滚而来。

　　　　胡雪岩的谋而后定之绝。“谋，而后定；不谋，而衰矣”，“谋深，虑远，成之因也”。这是《菜根谭》谋略篇中的两句论断，它深刻地揭示了谋与虑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胡雪岩在做事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谋略，凡事都力求做到深谋远虑，盘算局势，先谋再战，从而使得他能够占领生意场上的制高点，谋取做事过程中的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胡雪岩的圆融处世之术。圆融处世，方能谋得各方人脉，也才能在遇到各种困难时，应付自如，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为事业提供难得的保障。纵观胡雪岩的一生，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做到了圆通、圆活、圆融、圆满，这使得他结识了众多的商业朋友、社会朋友以及官宦朋友，从而使得他在人生旅程之中如鱼得水，在各种困难面前游刃自如，成为了一个为人处世的绝世高手。

　　　　胡雪岩的借势乘势之智。一个人的事业能够取得相当的成就，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成功的人士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各种各样可以积蓄成势、为自己所用、使自己可以乘势而进的力量。胡雪岩能够在乱世中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越做越大，富可敌国，其突出特点就在于他非常善于取势用势，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要。他充分调动和利用这些势力为自己服务，终于成就了他的宏图伟业。

　　胡雪岩的因人致用之慧。韩非子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意思是说，只会用自己力量的人，是下等君王；能用别人力量的人，是普通君王；善于激发臣下智慧的人，才算得上高明的君王。韩非子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人，虽不能事必躬亲，但必要善用他人。胡雪岩成为一个集钱庄、丝行、典当、军火、粮食、房地产生意于一体，经营范围涉及浙江、江苏、上海几乎半个中国，甚至还把手伸到外国人那里去的红顶商人，其秘诀就在于他因人致用，集中众人力量为己所用，从而创造出经营上的奇迹。

　　　　胡雪岩的有胆有识之举。人生无处不风险，不敢承担风险，唯唯诺诺，终不会有大气候，要想出人头地、称雄一方就必须具备大气魄、大胆识和果断的豪情。胡雪岩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有胆有识，敢于冒风险。他经营的钱庄、药店、典当、军火等生意，以及向洋人借款等等，都是有一定风险的，但他拥有过人的眼光，敢于刀口舔血，这让他屡屡成功，成为一代商家巨贾。

　　　　胡雪岩的守信谋利之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实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经商之道也就是做人与待人之道，如若人际关系处理不好，顾客将丧失，同行将敌视，只有破产路一条。反之，则定会生意兴旺。胡雪岩在处世经商过程中，始终坚持从正道上取财，重信讲义，言出必行，恪守守信谋利之道，这不仅为他带来了至上的信誉，也为他带来了长久不衰的滚滚财富。

　　　　胡雪岩的寻机运机之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机遇是决定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机会只有对于那些善于发现机会并且能够很好地去抓住机会、利用机会的人，才称其为机会。胡雪岩从一个乡间的无名小卒到杂粮行打工者；从钱庄学徒到业务经理，再到资助王有龄；从依靠他人开钱庄当老板到成为红顶商人、江南药王，这与他的寻机运机之妙是分不开的。他牢牢抓住机会，把握住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没有机会时创造机会，在抢占机会时行动果断，从而成为当时的全国首富。

　　　　尽管曾国藩、胡雪岩他们所在的那个朝代距今已有百余年，但他们的绝学却仍是我们今日不可抛弃的法宝，他们历经风吹浪打之后留给我们的处世瑰宝，是那历史天空永远熠熠生辉的启明星。

　　　　问世间，道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朋友，如果你是那智慧之道、成功之道的追寻者，那么请认真阅读此书，汲取其中的智慧并践行其中的道理，开创属于自己的传奇，成就自己的梦想，不愧于这伟大的时代吧！

　　 曾国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 第一章

　　上篇做人要学曾国藩

　　——曾国藩做人的八大智慧

　　

　　

　　

　　谨始慎终之绝:谨慎是成大事之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人生之路，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

　　和气致祥之妙: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

　　明识晓义之道:世界之事，总是变化不定，这就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和行动。

　　坚忍挺立之律: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之希望。

　　以退为进之策:“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他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自己。

　　借人成事之功: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充分借助他人力量的人，群策群力，才能成就伟业。

　　冲淡平远之境: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

　　务实力行之义:言易行难。不讲空言，是做人第一义，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可大可久。

　　

　　

　　

　　

　　

　　

　　第一章

　　曾国藩的谨始慎终之绝

　　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谨慎是成大事之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人生之路，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诸葛一生唯谨慎，曾国藩以其为人生楷模，以“慎”字撑起了人生之舵，谨言慎行、谨始慎终，这使得他能够从各种危机中从容度过，成为一代圣贤。

　　

　　

　　

　　

　　

　　

　　

　　时刻做到谨行慎思

　　

　　【曾国藩做人语录】

　　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功立业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会谨行慎思。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为未来的忧患担忧，更害怕因身边的事情处理不当而羁绊住自己的脚步，令自己停滞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亏一篑。因此，他们会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

　　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的湘军创建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每失败一次，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各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次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人拦住。

　　每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如果不谨慎，不去分析失败的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非常渺茫，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的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从他每日检点自身的习惯中可以看出。虽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结果吃了不少亏。待得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再以强和敢标榜自己了，而是将其掩藏在心中。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他如此陈述：

　　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虔恭、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做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为官生涯中，曾国藩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随着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署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更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

　　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曾国藩比较敬重他。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岂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这无疑让他感到恐惧，但当王阁运劝他自立时，他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静观其变。毕竟，他对清朝是忠心的。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仍能够垂帘听政，但不会太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到那时候，她将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 奕与洋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

　　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了大权。奕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此人虽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仍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尔国却反奏了曾国荃一折，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满清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

　　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他在信中向曾国荃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官文虽然是肃顺的余党，但由于是满人，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官场就是这样，这样的环境无法改变，只有试着去适应它。

　　同治五年(1866)，湘军将领蒋益澄任广东巡抚，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弹劾，转而为广西按察使，职位连降两级。从中足可见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实而真切。同治八年 (1869)，他在给黄翼升的信中写道：“吾辈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身节俱全的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艰难，不谓人言籍籍，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庭，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对“慎”和“畏”，曾国藩有独到的体会：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俏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泉，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生坏事的两个因素，一是自傲，二是多言。多言生厌，多言招祸，多言致败，多言无益。

　　

　　

　　曾国藩认为，巧妙的言语虽然能令人喜悦，却也会扰乱自己的心神，用闲语打发无聊时，也搅乱了自己的精神。明白的人不会夸你，有人夸你是因为他不明白。道听途说的东西，聪明的人一笑了之，愚笨的人则感到震惊。受到震惊的人也终究会明白真相，会认为你存心欺骗，而嘲笑的人会因此而看不起你，即使你说实话，他们也不再相信。曾国藩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十分后悔，便写下来警告自己，写下来后再重蹈覆辙，那就永远不可救药了。

　　

　　曾国藩年轻时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他的特点是言语刻薄，因此很容易得罪人。有好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讥讽，使他很是尴尬。有一次上朝，他不经意说了几句话，顿时引起同僚的猜忌，虽然他并非有意，但听者有心，搞得他很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发誓从戒多言开始，重塑个人形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七日，他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并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但时隔一日，好友冯卓怀来，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吃长寿面。席间曾国藩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愤恨不已，在日记中写道：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自从立下了这个毒誓之后，曾国藩多言的毛病确实改掉了。他对慎言的重视，影响到了他的整个生活。

　　多言有许多害处。

　　其一，多言易得罪人，把人际关系搞坏。如果出言之前不仔细考虑别人的想法，随心所欲说出来，必然有意无意会伤及他人。而说出去后，再也无法收回，其害处也就无法避免了。

　　其二，多言则傲。曾国藩曾说过：“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多言实际上是内心狂傲的表示。喜欢说话的人，要么是吹牛皮，要么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他人，这才按捺不住冲动，要说出来批评或指导别人。所以要保持谦虚的心态，应尽可能少言。多思考，少废话，多听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时间长了自然会虚心。

　　其三，多言则欺。言语一般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意见的。倘若自己对这些方面没有研究，就无话可说。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只好用大话吓人。曾国藩认为，多言则不诚，也是这个道理。后来他非常讨厌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正是他自己谨言的结果。

　　最后，多言则易败。俗语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颜氏家训》中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对成大事之人来说，严谨是重要的要求。同治六年(1867)九月，曾国藩给淮军名将刘铭传的信中说：“古来人才，有成有不成，所争每在"疏密’二字。”

　　“疏”则多言，“密”则守口如瓶。如果多言，透露出去的信息就会很多，一旦被对手察觉，很容易导致失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正因为多言有如此多害处，曾国藩才痛下决心将之戒掉。他把谨言看做是“慎”字第一义。曾国华（曾国藩的弟弟）长子曾岳崧，在其父于三河镇战死时，年仅4岁，后在曾国藩抚养下长大。他立志要报仇雪恨，想成就一番事业，报效国家。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授以他成才成事的途径，其中之一是“敬慎”二字。信中说：“须从"敬’、"慎’二字上用功。敬者，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慎者，凡事不苟，尤以谨言为先。”

　　可能是曾国藩担心曾岳崧像自己年轻时一样多言好动，所以谆谆告诫，学“慎”字功夫，以谨言为先。曾国藩自己为官谨慎、用兵谨慎，是在从军以后才逐渐表现出来的。所以，他所说的“以谨言为先”是有道理的，是他根据切身体会得出的经验之谈。

　　曾国藩经常告诫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些人。后来曾国华性情果然大为改观。

　　曾国华战死，曾国荃成了兄长的左膀右臂。一开始，因不熟悉官场规律，也是多嘴多舌，言语无忌。曾国藩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九月，为是否北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说了很多。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很高兴，在给两位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作文章之高手，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

　　《三代世表序》中“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文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

　　吴汝纶受曾国藩影响极大，文风、办事、谨言，都依法其师，得其真传，1870年因曾国藩推荐而被授为深州知州，后任冀州知州，并主持保定莲池书院长达十年。他思想开放，讲求西学，曾任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教育，建树颇多。

　　

　　

　　

　　

　　以慎治骄，立于不败

　　

　　【曾国藩做人语录】

　　以慎治骄，立于不败。勤字所以医惰， 慎字所以医骄。

　　

　　

　　

　　“骄兵必败”，军事上许多失利往往由“骄”字而生。许多人经受得了失败的打击，却受不了胜利的冲击，取得了一点胜利，就忘乎所以，结果由胜转败，留下了遗憾。

　　明朝人周承帮在其所著的《兵家要略》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骄则自高其功，自神其智，自矜其勇，不忧其寇，不惜其下，忠言逆耳，良士疏斥，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敌窥其意，故卑其辞而隆其礼，佯为败而示其怯……使我将骄卒惰，方始乘之。”他详细地分析了兵家因骄而败的规律。骄兵所以必败，因为轻忽，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所以易为敌人所乘。

　　曾国藩深悉骄者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华而败者，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他又说，古来凶德致败，不过二端，一为长傲，一为多言。不仅用兵如此，做人、为官、处世，无不如此。同治六年(1867)，他总结僧格林沁在剿捻惨败身亡的教训，认为是由于僧格林沁视敌太易，心生骄气，故轻兵急进而致败。他告诫湘军将领蒋益澧说：“从古兵事，多败于轻忽。前此僧邸所部轻视此贼，而良马多被贼夺，近日湘、淮各军轻视此贼，而洋枪又多被贼夺……”

　　不过，有些将领还是未听曾国藩所劝，轻易出兵，接连有郭松林遇伏，所部损失大半，张树珊、彭毓橘兵败身死的教训。

　　曾国藩因遭遇过太多的失败，所以性格日趋谨慎。他认为，“慎”字是治疗骄病的良方，可以使人立于不败之地。他曾对心腹幕僚李榕说过：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 “勤”字所以医惰， “慎”字所以医骄……以“诚”字为之本， 以“勤”字、 “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以“慎”字医“骄”，曾国藩主张用兵以稳慎为基础，得一“稳”字诀，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在给吴国佐的信中说：你部新集中的部队，宜合不宜分，应当在徽州坚筑营垒，戍守城垛，“以"立于不败’四字为主”，如果没有十分把握，只能专保郡城，不可轻易出击。但吴国佐自以为善于用兵，没有听曾国藩的劝告，轻出应敌，惨败而归。

　　曾国藩坚决反对单兵轻进，认为这是轻敌致败之兆。他主张合兵一处，因为合兵就像握紧的拳头，势力既强，可战可守，可进可退。而如果分兵，就像五指张开，虽然灵活，但力量分散，易于受伤。为此，他主张在兵力不足时，宁可合兵坚守一处最重要的地方，放弃其他次要的地方。这一稳扎稳打的战略，后来被总结为湘军制胜的秘诀。

　　曾国藩的谨慎并非是胆小怕事。谨慎为他赢得了深思熟虑的时间和余地，也为他避免太多的失败提供了保障。他不仅用兵谨慎，为官同样谨慎，戒骄戒躁。咸丰十年（1860），鲍超因功由总兵升为提督，露出骄傲的情绪，曾国藩立即写信告诫他说：

　　

　　凡做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贵镇统师日多，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

　　此处所谓谨厚载福，即是说以谨慎纠自满之弊，才可保福避祸。一年后，曾国藩又给鲍超写信，重述了一遍，将这番道理归纳为“小心大度”四字。其中“小心”，即指谨慎，用以防止骄傲、轻忽。甚至对得意弟子李鸿章，他也如此告诫过。

　　曾国藩用兵由败转胜，为官常保不败，为后人所称羡。实则其根本一条，就是“慎”字诀。民国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就做出过这样精当的断语：“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慎于独处，事事检点自己

　　

　　【曾国藩做人语录】

　　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临死前两年，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他看来，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他说：“若看作份外事，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的牧猪奴，不得谓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莅民。朝廷若用此等人做官，无异于牧猪奴。”说得何等透彻!曾国藩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诚正修齐以迄开物成务的一贯作风，把学问事功，凑成了合拍的节奏。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十六字，是他自订的严格课程，也就是诚意慎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痛自劾责力求改过的自讼之言，如：“闻誉则心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见己过而内自讼，便是曾国藩大过人处，故能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更于受之以虚之外，将之以动，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归之以诚，其勇猛精进，卓绝艰苦的伟大精神，实足为后人所师法。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写道：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平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除了慎独之外，曾国藩还把每日三省作为每天必行的修身方法。

　　

　　荀子《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旦姑待，后日补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

　　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种人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曾国藩的这两条修身要诀，可以说极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他后来人格的发展看，这两条是很有用的。但是，“五·四”以来，中国人这种修身传统被人们所淡忘，连讲修身的经典也很少有人谈，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杨雄说，学是为了行，其次是著书立说，其次是教育别人，最后是学了等于没有学。这其中的“学”，就是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修养，而不能仅仅作为知识来看，而其中的“行”，就是修养、修炼，就是传统文化在修养和行动上的体现。可惜今人很难有人这样理解了。

　　

　　

　　小心驶得万年船

　　

　　【曾国藩做人语录】

　　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余已于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庆。弟来信劝吾总宜遵旨办理，万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尽可放心。祸咎之来，本难预料，然惟不贪财、不巧取、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曾国藩的护身之道由此可见。

　　许多人都研究过护身的学问，曾国藩对此则有更深的体会。他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愤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曾国藩还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平也不能影响到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九鼎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难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旋涡”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靠肃顺，在同治朝倚靠恭亲王，都形迹显赫。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富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关。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1856）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 “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军队是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武器，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曾对其“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 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李榕等人均与曾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郭因之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

　　

　　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曾国藩咸丰二年（1852）离京，一去14年。他和肃顺俩人无论从年龄还是地位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分割的关系。咸丰末年（1861），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让他做湘军首领。但曾国藩以其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至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1860）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而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正规的八旗、绿营军的幻想，决心发掘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奕认识到太平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富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攻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在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奕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他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利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 (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当该大臣等奏报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和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

　　“权重足以致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有顾虑是理所当然的。 但奕清楚，政变后他们还是要依靠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谨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其实清廷对汉臣态度的变化早已随满清政权危机的加深而发生了。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头衔。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示好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如果要保全自己，只能无时无刻小心守护，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旋涡之中，无法自拔。

　　

　　

　　心存畏慎者居高不危

　　

　　【曾国藩做人语录】

　　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

　　

　　

　　

　　曾国藩时常担心权力过大可能导致危险，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位越高，权越重，所受祸患则越大。纵观历代遭受奇祸的官员，多为权臣。曾国藩因功劳日大，权力越来越重，官高至于极品，使他更加担忧。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邓汪琼写信，请他多提谏言，信中说： 盖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恕之者少。阁下爱我，迥越恒俗，望常以药石之言相绳。

　　居高位而不败之法，只有谦虚谨慎而已。咸丰四年(1854)九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就已申明了这一原则：“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唯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曾国藩的谨慎，体现在行事各个方面，如交友慎重、用人谨慎、谨言慎行等。而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时时反省自己的“慎”字诀更是有效。官居高位之后，曾国藩时时反思自己，力图避免一切缺点，使别人无瑕指责，从不授人以柄。

　　同治帝继位后，曾国藩受到了隆重的封赏，简直受宠若惊。然而在他的家书、日记、书信中，都找不到欣喜的字眼，反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几个月间，朝廷数次封赏，被任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并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按察使，赏穿黄马褂。曾贞干以同知直隶知州选用。但曾国藩在家书中，一再告诫高官难做，要谨慎行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给二位弟弟写信，叹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其分也。”二十四日，又写信说：“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接连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次年正月初一，曾国藩被加协办大学士衔；曾国荃授为浙江按察使。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此时政变之后不久，慈禧垂帘听政，顾命八大臣四死四革。曾国藩之所以畏惧，也是有前车之鉴。惊惧之余，曾国藩开始反省自己有无过错。经过一番自我检讨，他认为尚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年年底，他给曾国荃回信说：

　　弟因时贤开府论及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一节，极是极是。余三年以来，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唯保举太滥，是余乱政；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此外省不了了。

　　

　　从此信来看，曾国藩还是有自信的。但宫廷权力结构的变化再次使曾国藩警惕起来。自从辛酉政变以后，慈禧垂帘听政，而恭亲王奕则操持大局。奕思想开放，与洋人关系较为融洽，同时又有改革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创办洋务。当时的“洋务运动”，京城以奕为首，地方则以曾、左、李、沈为首，互相支持。但慈禧为进一步控制大权，将奕视为对手，借机削其权力，最终迫使他屈服，完全交出权力。1865年后，奕几乎已经退出政坛了。对此曾国藩十分震惊。这年三月十八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

　　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寄谕，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殊堪大诧。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虽恭王病假之时，亦尚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谕亦尚有之，若非生死大变，则为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此事关系绝大，不胜悚惧。

　　精通官场世故的曾国藩果然没有猜错。不几日，他又收到京报，清楚登载了革除恭亲王差事的谕旨。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出了他当时惊心动魄的感觉：“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其心中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奕位极人臣，而且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仍有覆败之日，曾国藩自己既非满人，又手握重兵，官居极品，如何不忧?发生了这件事后，他更加谨慎。每有封赏，他的担忧就加深一层。平定太平天国后，他被封为一等侯，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都被封为伯。不久，又在他们的爵位上加封不同字。曾国藩在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鸿章在伯上加“肃毅”二字。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怂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此时曾国荃正受到朝野攻击，曾国藩惊惧不安，便是为此。

　　曾国藩总结历代权臣结果时发现，权位往往是致祸之源，尤其是兵权。秦朝的白起，西汉的韩信、彭越，明代的蓝玉都是因兵权过重、声望过高而被杀的。曾国藩手握十几万重兵，足以推翻满清，更为朝廷所忌。对此，他早有警惕。就在1864年初，他就给昔日挚友倭仁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安：

　　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凛冰渊，而使人以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

　　所以灭太平军后，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军，但他同时也保留了淮军，仍握有实力。这就是所谓的曾僵李代之计。因为做官不能太有权，但亦不可无权，无权则任人宰割，悔则晚矣。有人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不听，也是同样的考虑。也正亏了他这种谨慎态度，才得以善终。倘若我们探寻曾国藩居高位的奥秘，不过一“慎”字诀而已。但道理人人能知，真正做到的，古今又有几人?

第二章

　　曾国藩的和气致祥之妙

　　和则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成事之要，首先在于人和。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曾国藩在待人接物中坚持和气；在治家理政中坚持和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坚持“中和”等，这使得他获得了家人、朋友、上级和下司的鼎力支持，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待人以诚以恕

　　

　　【曾国藩做人语录】

　　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因此，如何与人相处，使自己的事业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基础作为支撑，而不是到处树敌，使自己寸步难行，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就是，宰相肚里可撑船，待人以“宽恕”二字为准则。他认为为人处世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尤人。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因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不但为曾国藩赢得了人格魅力，也为他最终成就事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曾国藩为人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又好直言不讳，因此他时常有得罪曾国藩的地方。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也使曾国藩颇失众望。

　　但曾国藩做人却不计前嫌。第二年，当曾国藩奉命率师援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还表现在咸丰十年后他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但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左宗棠被迫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且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

　　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对他的战绩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也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地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大力结交有志之人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

　　

　　

　　

　　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本人有高远之志，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他身边也结集了不少有志之士：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长沙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赴京科考，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因为三人志趣相投，于是“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磨”。这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不在温饱”。他们经常一起砥砺志向、学问，彼此都从中获得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后来，此二人皆成为曾国藩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京经由郭嵩焘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承平已久，众人都十分惊异曾国藩的评语。江忠源因为有血性，有胆识，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的侠义之士，京中绝无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重要干将，官至巡抚，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同是湘乡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柱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则露宿达旦”。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是宋儒，时人非常推重他的道德学问。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却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太平军攻入湖南后，罗泽南在家乡率领自己的学生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罗泽南不久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他的学生王鑫、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

　　曾国藩结交的这些有志之士，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家和则福自生

　　

　　【曾国藩做人语录】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道”，与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形成了相异成趣的文化传统。“和”在待人接物中体现为“和气”；在治家中体现为“和睦”；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相配合达到平衡叫“和”，“和”能产生新事物；相同的事物累加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重“和”去同，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儒家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太和”境界“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着重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为、一种信念；在实践上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和”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曾国藩在治军、治家上重“和”，精诚团结，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曾国藩在治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说：

　　家和则福自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曾国藩作为长子，对待兄弟竭力爱护，而不是姑息纵容。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无论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总是百忙中写信教导诸弟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尤其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他说：

　　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围，以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家书致曾国荃最多。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亲人之间当坦诚相待，相互帮助。曾国荃就给曾国藩提过意见，说他表情太严肃，常给人下不了台，在兄弟骨肉间也不能营造活泼的气氛。曾国藩虚心听取。

　　“和气致祥，自有可昌盛之理。”曾国藩教子“爱之以其道”。他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居家持勤持俭戒奢戒傲。曾国藩“身教重于言教”，常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讨研究的口吻，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收效显著。曾国藩曾说：

　　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正因为有曾国藩的这种警醒，才使得曾家成为罕见的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的数学家。其第三、四代也人才辈出，成为一个百年常盛家族。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曾国藩做人语录】

　　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对其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予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这段话是说孟子强调虚心采纳别人的意见，在曾国藩那里，取和予成为相互推动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把“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处理政务的时候就坚持实践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可见，曾国藩把处世的原则化为处理政务的方法了。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使得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数不胜数，他的幕僚对曾国藩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法他，把曾国藩当成为人处世的楷模。他们中有的学习曾国藩坚忍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勇毅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的坦诚和宽容大度。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很多，如接受别人的谏言、采纳家属的意见、婉辞皇帝的圣旨，等等。大事如此，一件小事，如免“进场饭”也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幕僚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

　　

　　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欧阳兆熊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之，其实曾国藩早就意识到大家都对“进场饭”有意见了。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由此可见曾国藩善于接受别人谏言的胸怀。曾国藩初到京师的时候恃才傲物，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后来卸任在家乡湖南时不断地反省自己，才选择了“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作为自己处世为官的法宝，后半生受用无穷。

　　

　　

　　用“和”字来塑造军队

　　

　　【曾国藩做人语录】

　　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领兵疆场，挽一朝之危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和”字治军，用“和”字塑造军队。

　　一是在组织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

　　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种层层挑选的办法很有优势，他说：

　　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于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上司紧密相连，如果上司落职或死了，所部也全体解散，再由新统领自己挑募，成立新军。这就形成了军队私属的性质，出现“其将死，其军散；其将有，其军完”的局面。招募的勇丁大多为同乡同里之人。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主人”；刘长佑“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荃“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曾国藩对此说明：“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规定所招勇丁，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存档各查。从感情上笼络人，从组织上控制人，为全军达到“诸将一气，为众一心”打下了组织基础。

　　营官以上各将领，实行“呼朋引类”。一营之内多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兄弟四人，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军中。罗泽南“纯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其中有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等干将。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宾、李元度，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江忠源与刘长佑还存在姻亲关系。这些家族、姻亲、师生及邻里关系，血缘与地缘结合，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下属视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军队具备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

　　“勇由将募”，“勇由将有”，勇丁和各级将领只听命于上司，“近年来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溃败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而他组建湘军时针对这一关键做了充分准备。

　　二是在精神上以“忠义血性”相维系。

　　曾国藩信守礼法，维护名教。湘军将领又多为儒生，曾国藩决意借此训练出一支尊长死上、辨别明威的军队。他对将领要求一要有治军之才，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必忠必信，保乡卫国，从而“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

　　

　　曾国藩对士兵的思想教育称作“训家规”和“训营规”。每逢操练日，曾国藩亲临校场讲话， “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训禁扰民、禁嫖赌、禁鸦片，又向士兵发放“四书”等，把兵营当做学校，加强封建伦常教育。曾国藩还编《保守平安歌》、《爱民歌》等宣传鼓动性强的歌谣，让湘军兵勇传唱。

　　如此种种，儒家伦理思想潜移默化地融进将士的灵魂里，使全军在思想上达到统一。 曾国藩痛恶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为此他制定的湘军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利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在《要齐心》歌谣中，曾国藩又再三重申：“只要齐心不可当……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又写《忮求诗》教育将士消除彼此间的嫉妒之心。

　　

　　由于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终成“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战斗群体。 一个集体或团队齐心合力之“和”是其成功的基本。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湘系集团极盛时期。四年多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首领先后出任督抚，成为封疆大吏，把持清政府半壁江山。他们编织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呼吸相从，祸福相依，成为晚清实际主政的势力。

　　胡林翼作为湘军集团第一位出任督抚的大员，一直不肯僭越曾国藩湘军集团精神领袖的位置，处处支援、帮衬曾国藩成就大业。他所辖的湖北成为曾国藩的军粮库。曾国藩东山再起，也是胡林翼施釜底抽薪术才得以成功的。曾胡的“和”是湘军崛起的基础。

　　

　　左宗棠是湘军集团的另一巨擘。左宗棠性情狷介，不合时宜，办事往往过于偏激；曾国藩则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规蹈矩，有时甚至固执，所以两人时常龃龉。但在多数时候，尤其在大是大非上他们是相互照应的。前期，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宾，张对左推崇敬重，所以湖南的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做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左宗棠筹粮筹饷、筹兵筹械，不断接济，八年如一日，厥功至伟。左宗棠曾多次疏解曾国藩与地方官的矛盾。更让曾国藩没齿难忘的是当他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留下后路。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弃军奔丧，左宗棠诘责他不该如此不分轻重。后来曾国藩特意请左宗棠为他作篆书：“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既表谦恭，亦为和解。后来左宗棠受“樊燮案”影响，走投无门，曾国藩热情地接纳了他，奏请“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襄办务”，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其才可以独当一面”，“思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此后，左宗棠每得胜仗，曾国藩保举一次，称其“深明将略，度越时贤”。三年之间，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至浙江巡抚，至闽浙总督。两人前后相互扶持，是为挚交之“和”。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又与曾国藩有师生关系，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同寻常的。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受化于无形”，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学问。曾国藩称赞他：“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认为：”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足见曾国藩与李鸿章志趣相投。后来祁门事件，李鸿章忠谏不成，脱离曾国藩赋闲，却不肯他往求职，可见李对曾的依恋。曾国藩致书重招李入幕。后来曾国藩又直接命李鸿章仿湘军建立淮军，奔赴上海战场，不厌其烦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打交道的箴言。李鸿章在上海对曾国藩的命令奉行唯谨，尽量揣摩，依曾的意思去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就是信任李鸿章的忠诚，认为李可以倚重。但随着李鸿章羽翼渐丰，在剿捻斗争中主要依靠淮军作战的曾国藩不断受到干扰。曾国藩一再谕之以理：“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时人耳。”始终以“和”字为先。其间因李鸿章咄咄逼人使双方产生了许多不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快渐渐褪去。李鸿章赞曾国藩为中流砥柱，曾国藩则回敬：“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两人相为倚柱，和好如初。曾国藩、李鸿章的利益是一脉的，正如李鸿章挽曾国藩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曾李二人互相扶持，前后相继安内抚外，构成晚清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脊骨。

　　

　　

　　和是一种好的计谋

　　

　　【曾国藩做人语录】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曾国藩最重“人和”，认为举大事者不计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发扬别人的优点，而不能过于计较别人的小错。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和古人大有近似之处。春秋时晋国赵武“私仇不入公门”，举荐仇人刑伯子为中牟令。祁奚举荐仇家解狐接替自己的职务。晋悼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奚说：“你问的是谁能担任中军尉，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这都是从公、从国家大局利益出发，是以贤能才干为准，以事业为要。

　　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前一度隶属于刘玄。刘玄因嫉妒谋杀了战功赫赫的刘秀的哥哥刘缤。刘秀悲痛之后，考虑到王莽未除，一旦与刘玄决裂，则兵力分散，必为其所乘。因而刘秀强忍悲痛，亲赴宛城向刘玄谢罪，“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刘缤)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玄自感羞愧，只好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因此而得生存，兵力迅速发展，终至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一统天下。

　　唐代中兴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原来同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帐下任牙门都将，但二人长期意见分歧，水火不相容。后来郭子仪升任节度使，李光弼害怕他公报私仇，欲率兵逃走。正犹豫间，安史之乱爆发。身为大将，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共事一君却形同仇敌，如今你大权在握，要死要活，你看着办！”不料郭子仪倒地便拜：“国难当头，我们怎么能考虑私仇呢，应以江山社稷为重啊！”以后的日子里，二人携手共击叛军，立下不朽功业。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危难的时刻。而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少地荒，当时曾国藩部有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雪上加霜，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截留了供应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得到朝廷允准。曾国藩“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尽管如此，他写信给沈葆桢时还是极尽委婉商量的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日记中曾国藩还自我检讨，在大乱之世，像沈这样的举动说不上千分傲慢无礼，自己不该忌恨，还是要以“和”为上。

　　曾国藩还说：“军事危急之际，同舟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看重的也还是个“和”字。

　　　　“和”在许多场合也作为计谋，掩人耳目。有“假和”，还有“假不和”。“假和”多为独角戏。春秋时郑国与东胡联姻。一日郑国国君欲兴战事，就问臣下该向哪国开战好。一位大臣根据当时形势，认为应该首选东胡。郑国国君佯怒杀之，称东胡乃亲戚之国。东胡闻知大喜，更无戒备。不料数日后，郑国起兵，一举灭之。

　　曾国藩则是以“假不和”来保官固权的谋略高手。后人风传湘军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与左宗棠断交一事，其实正是曾国藩实施这一谋略的具体表现。

　　

　　当时，曾国藩上折说洪秀全之子洪福填自焚而死，太平军余党被尽数斩杀。但据浙江方面左宗棠的折奏，洪福填已率余部逃往湖州，以“幼天王”名义继续进行反清活动。清廷看后，对曾国藩谎报军情、欺世冒功大为不满，下令追查。曾国藩只得再具奏折申辩，并将奏折抄录一份，送左宗棠阅看。这些举动在世人眼里就是相互攻讦，湘军内讧。但后世的很多史家认为，这一事件是曾国藩与左宗棠自导自演的双簧戏，以曾左决裂来转移朝廷与众人的注意力，打消对湘军首领尤其是曾国藩“功高震主”的嫌疑，是湘军在谋求战后以自保的退路。

　　胡林翼临死前曾分别致信左宗棠、曾国藩，让他们和衷共济。他把保全曾国藩的重任托给左宗棠：“涤公(曾国藩)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且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又对曾国藩说：“季高(左宗棠)待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这就更证明了曾左交恶之虚。

　　后来左宗棠率军西征，曾国藩问幕僚吕庭芷怎么看待左宗棠，吕庭芷答道：“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曾国藩击案叫好：“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君谓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这也是“曾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之实情。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之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孚生。”又在家书中称：“吾与侯(曾国藩)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足见二人之间的生死交情。

　　此后，左宗棠与曾国荃非常要好，共撑湘军集团大势，并推荐曾国荃接任两江总督，同时还极力照顾曾家，举荐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任用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梁。由此更可见曾、左之间的“不和”实际上隐含着“真和”。但“和”不是凑合，不能为了和而放弃原则，做“好好先生”。“面和心不和”、 “一团和气”有时会成为累赘，反而坏事。

　　三国时吴将吕蒙镇守陆口。吴主孙权打算趁蜀国的荆州守将关羽攻打襄樊、后备空虚之际进攻荆州，于是任命自己的堂弟孙皎与吕蒙共作领军之将。吕蒙就直言不讳地说：“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可用则独用叔明。”吕蒙认为军事指挥必须自主，专人专用。而孙皎作为孙权的堂弟，身份特殊，与之共事难免拘束。单纯维护个“和”字，就可能贻误战局。孙权是聪明人，听了吕蒙的意见，恍然大悟，便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孙皎只负责在后方接应粮草。吕蒙后来白衣渡江袭取荆州，与他敢于破除“一团和气”，敢于直言取信是有重要关系的。

　　李元度与沈葆桢是至交。一次李元度推荐自己的一个族侄到沈葆桢处求职。沈葆桢招待了他几日，发现不堪选用，就把他召来，问他家有几口人，每年要多少银两便可生活。他回答说只百金足矣。沈葆桢立即拿出千两银子劝他回去，硬是没有分派差事。沈葆桢这样处理，既没有推却友情，又坚持了原则。这就是“为和而和”。

　　

　　

　　

　　善于与贤人联姻来巩固势力

　　

　　【曾国藩做人语录】

　　观古今成大事之人，无不有人鼎力相助，无不有人尽力相扶，力单势薄者无以成就大的事业。

　　

　　

　　中国作为一个关系社会，做任何事情都很难离开关系。与有实力的人、有才能的人、有权力的人联姻，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建立关系的手段，这样就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这是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也不会例外，他当然会利用这种手段来扩张与巩固自己的阵地，而使做起事情更加容易。举例来说，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他们后来都与曾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 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1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延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 “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 “优于课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 “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张，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他18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 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学问。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 “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婚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在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第三章　　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　　世界之事，总是变化不定，这就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和行动，以求取得最优的结果。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是其获得成功的法宝。他做人做事深明大义、晓明大体，更难得的是他拥有过人的先见之明和知人知事之明，其高明精明可谓是无人能及。　　　　　　　　　　　　　　　　做大事必须先明大局　　　　【曾国藩做人语录】　　若一味骏快奔驰，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图美名，必有大污辱之时。　　　　　　　　任何事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是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么。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手中既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缓慢，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1860）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1853）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1860）四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倚重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干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副其实地干一场了。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曾国藩不会忘记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反应都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的消息的，但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 “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 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该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他们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与他有深厚交情且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替自己　　出一口恶气，拖延救援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这些都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一个做大事的人，必须谋之深远，在别人不能发现机会的地方发现机会，在别人不能谋取利益的地方谋取利益，而这些都需要对大局有一定的把握，对现实有深刻的洞察，对未来有着准确的预期，在战略上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　　　　【曾国藩做人语录】　　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之责。　　　　　　　　曾国藩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可见明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明”字诀是曾国藩字诀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是我国古代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一直探讨不休的话题，曾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所谓“明”，其本意是明亮，与“暗”而言是相对的。但在曾国藩的“明”字诀中，“明”字更多的时候是指其他的意思。如在治国理民方面，应该晓明大体、明达公正，还需要有先见之明；在为官从政方面，要明察秋毫、聪明机敏，适当的时候还要明哲保身；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要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方；在修身养性方面，应该知晓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等。　　简而言之，曾国藩的“明”字诀就是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己，以尽一个儒学信仰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应该说是曾国藩“明”字诀中最主要的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认为担当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够晓明大义的话，就犹如凡夫俗子一样，难以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对事物有明确透彻的认识，也就成不了大事。　　晓明大体对不同的人来说，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主宰万民、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来说，晓明大体就是要善于用人，远离奸佞，任用贤良之材治国理民，而不能任人唯亲。人君不能善用贤良，贤良之材就会心生怨怼，天下生怨，就会亡在旦夕。　　　　东汉章帝时期的马太后就称得上一位深明大义、晓明大体者。东汉时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后马氏为太后，并打算对几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马太后极力反对。　　到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因为不封外戚导致的“天怨”，再次上书要求加封外戚。马太后见到这种情况，立即下诏说：“凡是上书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于我，以便得到好处。从前王氏五侯，同时受封，黄雾四起，也没有听说迎来及时雨。先帝慎防舅氏，不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担任官职，我又怎么能够违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后的诏书后，觉得太后对几位舅舅太过严厉，就再向太后求情。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章帝说：“我曾经观察过富贵人家，他们禄位重，就好比结实的树木，因此根必然会受到伤害。而且人们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温饱。而你的舅舅们受到皇室恩宠，吃的穿的无不具备，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还能不满足吗?再给他们封侯就有些过分了，这样对他们没什么好处的。”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趋炎附势的行为，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怄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乩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　　　　　　　　将帅除了安邦定国之外，还肩负着剿除叛乱的责任，因此先见之明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一方面，曾国藩也有着过人之处。　　曾国藩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各地农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连绵起伏，起义接连不断。到咸丰皇帝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然而，清朝建国之初十分强大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屡战屡败，根本不能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安宁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来镇压“叛乱”，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派人物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军队——湘军。　　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也许清政权就会在太平军的进攻下崩溃。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他在军事上的先见之明的表现。而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则是曾国藩从长远角度出发，希望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又一种先见之明的表现。　　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在道光年间突然遭遇外国势力“坚船利炮”的进攻。在“外夷”的炮火之下，清军虽然不乏勇敢作战、坚决抗敌的将士，但还是一败再败，结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面对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咸丰末年（1861），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效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详细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势日艰”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当他看到冯桂芬的书后，连称是一本好书，不过又认为虽是“名儒之论”，但书中所提出来的主张却多数难以实行。　　清军在两次烟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曾国藩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在借助洋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将来对付洋人的法子。当时，清朝内部有许多人提出购买外国的火轮船镇压太平军，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并从英国购买了7艘轮船，打算“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对此，曾国藩也持赞成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主张购买外国武器不仅是要镇压太平军，还应该保卫海上安全。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一件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从这件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将抵御外侮与镇压起义军相提并论的。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思想：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持。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就是重在使“英法亦渐失其所持”，购买之后招募能工巧匠模仿制造，而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放在了次要位置。　　可见，从这时开始，曾国藩心中就在想着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事情，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于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鹄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三年后，由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局在上海高昌庙创立。这时，太平军已被镇压下去，曾国藩已经认识到此时的民族矛盾正在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以应对将来的外患。为了支持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多次拨款给制造局，并于1867年制造出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取名为“恬吉号”。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曾国藩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文书。而另一个更好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之所以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　　　　　　高明处世，精明做人　　　　【曾国藩做人语录】　　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人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　　　　　　　　为官从政者除了需要晓明大体之外，还应该做到忠于君事，明察秋毫，为百姓排忧解难。当然，在适当的时候还应该聪明机敏，明哲保身。作为一代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爱”、 “仁”的思想，对百姓疾苦非常关心。他说道：“设官为民，官不为民，余所痛恨。”他了解民瘼、体恤民情，为此不惜犯颜直谏，多次上书反映民情。例如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的《应诏陈言书》、《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就是针对民间疾苦而作的。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曾国藩为了自己所尽忠的封建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又能够体恤民情，希望采取措施解救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因此，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和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曾先后两次提出设立“义田”和“社仓”，来救济贫苦乡民，并率先在家乡捐银救济贫民。　　　　虽然曾国藩努力提倡为官者要尽忠为国，治理地方时应该明察秋毫，他本人在湖南也曾以整顿吏治、惩杀贪官污吏而令人胆战心惊。但是，在前途莫测的封建官场上，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因此曾国藩在提倡尽忠的同时，又时不时地做着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打算。　　　　他认为大抵处事应该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字有两重含义，一是高明，二是精明。同处在一个地方，但是登上高山的人只能看到遥远的地方，而登上城楼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空旷的地方，这就是“高明”；对于同一件东西，凭主观臆测的人，不如用工具测量的人准确，眼力好的人也不如用尺子量的精确，这就是“精明”。大凡高明之人，应该收敛锐气，降抑心志，使自己达到平实的心态，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对于每件事情都能够精益求精，对其轻重长短能够做到一丝不差，那么就可以达到稳重踏实的境界，进而达到平和的境界。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因而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官场险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卷进政治斗争的旋涡。这一点从曾国藩下面的行动也可以看出来。　　　　当湘军主力正攻打天京外围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说，这正是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但是这反而让曾国藩惴惴不安，思考着自己应该寻找退路了。因此在同治元年(1862)秋冬之际，湘军在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想上书辞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职务，只是由于曾国荃的反对而作罢，但是他仍决定在二者中辞去一职，以示自己不敢贪恋权位。当天京攻破，有人“劝进”时，曾国藩断然决定裁撤湘军五万人。　　这种种迹象表明，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官场权术之人，知道在什么时候放权，以求保全身家性命。这正如他所说的：“宦途险恶，在宫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君子贵于自知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贵自知， 自知则明。　　　　　　　　曾国藩认为，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应严格要求自己，以达到知晓天命的境界。　　曾国藩非常重视个人身心的修养，认为做人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更要看到自己的短处，而且对自己的短处要勇于向别人承认。他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弟谓余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诚不免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尤其到了晚年，曾国藩更是不放松对自己的检点，常以一种自责的心态来要求自己，体现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　　为了完善自我，曾国藩从早年就开始注意结交名家，从严要求自己，使自己向更加高明者看齐。大理寺卿唐鉴是当时理学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结识他以后，经常向他请教，并写信告诉友人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自从认识了唐镜鉴先生，才算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学问的门径”；“听了唐先生的话，我就像瞎子见了光明一样。”　　晚清时期的另一位著名理学家倭仁，是曾国藩极为尊崇的人物。　　倭仁每天从早到晚，言行饮食，都有札记。凡是自己的思想行为有不合乎义理的地方，都要记下来，以期自我纠正。为了学习倭仁，曾国藩也同样行事：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为都记下来，以便随时检点自己；为自己规定12门课程，每天照此执行；将所写笔记定期送倭仁批阅。　　此外，当时京师还有许多名流学者，曾国藩与他们也都倾心结识，学习他们的长处。如，何绍基擅长书法诗词，使曾国藩一生都很重视写字和做诗；吴嘉宾学有专长，告诉曾国藩治学应专攻一门，就像挖井一样，与其浅挖许多井而不见水，还不如专挖一口井而见到水。曾国藩对此见解非常佩服，写信给几位弟弟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东翻西阅。一集还没有读完，就绝不换读他集。”　　由于这些人的砥砺和影响，曾国藩逐渐养成了沉稳凝重的个性，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够从容不迫，应对自如。最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指挥千军万马，总控全局，终于以战胜疆场换得了“功名”。　　在曾国藩看来，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就是知晓天命，因而他总是以此来要求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这一境界，并以此来教育子女。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在日记中他也多次提到要以知晓天命来要求自己：　　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近来因眼蒙，常有昏聩气象，计非静坐，别无治法，因作一联以自警云：“一心履薄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两眼沐日浴月， 由静而明，由敬而强。”　　其中意味，已经不仅局限于“明”字了。　　　　　　“明”可学而达之　　　　【曾国藩做人语录】　　心不能不应物，欲尽理明，表里莹彻，虽酬酢万变，不能使之昏。　　　　　　　　曾国藩在致喻吉三的信中写道：“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渐成个“明”字。体悟“明”字的精妙之处，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与其他字诀不同，“明”字在很大意义上不是仅靠个人后天努力培养就能达到的，因此此字也是最难学的。　　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咸丰九年(1859)七月二十七日，他对礼前礼后营游击杨镇魁说：“带兵之道，廉、明、勤三者缺一不可……明则是非不淆，赏罚公道；勤则营务整顿，在下之人，自不敢懒惰废弛。此三者，"明’字不可强而至，"廉’字、"勤’字，则勉强做得到的。”不久，九月三十日，他又给新任浙江处州镇总兵刘培元写信，告诫说：　　“廉明勤慎”四字，刻刻持守， 以之为将，则称名将；以之居官，则称名官。纵或事机偶有不顺，而此四字终是可久之道。“廉”、“勤”、“慎”三字皆可以人力勉为之，“明”字则须得之于天，不可强为。　　因为“明”字最难学，因此曾国藩才将之归为“天生”，其深意在于告诫手下人不可装聪明，装高明。本是平常之人却没有自知之明，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是极为可怕的。湘军中的李元度就是认识不到自己不能带兵的缺点，硬是独当一面，屡战屡败，断绝了仕进之途，实在是惨痛的教训。所以曾国藩说：“次青实不能治军……渠亦始终不自知其短。”　　曾国藩如此告诫，目的正在于提醒部将，要有自知之明，认识到缺点所在，才能扬长避短。实际上，曾国藩并不迷信“天生聪明”的信条，不知道他的良苦用心者，还会认为他是“宿命论者”，实则不然。曾国藩认为，在自知的基础上， “明”虽难学，却并非不可学。同治二年(1862)二月初八，他给刚刚接任湘前左营副将洪德发写信说：　　唯“明”之一字，须带有几分天性，然亦可以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明者，时时向统领、僚友讲求之，退而加以思索，思之不得，仍复再问，各使了然于心然后已。如此日积月累，自觉进益无穷，心境渐几于明白矣。　　　　在这段话中，蕴含着由“谦”、“勤”而生明的道理。不懂之处，不要装懂，此为自知之明；不耻下问，以副将之尊，不惜屈身下问统领、营官、僚友，此为谦，谦则由不知而知，由昧而明；常问多问，日积月累，此为勤能生明。在“勤”字诀中，曾国藩已深入地进行了探究，认为“求明之诀，仍不外从"勤’字下工夫。”“勤”的内涵，一在于“亲”，二在于“多”，亲即凡事必亲身去做、去听，“多”在于坚持有恒，不可任意而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湘军名将中，做事“亲”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曾国藩尤其突出。他亲训士兵，亲励将士，亲察地形，亲作文牍奏章，从不假手他人。劳累的固然是自己，得益的也是自己。曾国藩将“亲”字归结为“五到”，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十，他给好友冯卓怀写信说：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其实，通俗地讲，身到即亲身，心到即亲心，眼到即亲眼，手到即亲手，口到即亲口，全面诠释了“亲”字的深刻意蕴。　　“五到”之外，又有“四多”，他在给喻吉三的批牍中写道：“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 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做成个“明”字。　　“五到”与“四多”互相祉充，使勤生明成了一个系统的学说。虽然这些都是曾国藩告诫别人的话，却无一不是他亲身体悟所得的智慧精华。其中每一条，他自己都亲身实践，有显著效果，才敢于用来教导下属或朋友。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每天行军路程，敌我情况，所办事项，甚至有些琐碎。在一份曾国藩传世文献中有几十页残卷，是他接见别人后记下的有关情况，每人单列一页，从籍贯、出身、年龄、父辈祖辈、业绩、相貌、性格几乎各个方面都有记载，最后加上他自己的按语，判断此人是否可用，或应用何职。在这些人中，既有后来位尊权重的朝廷大臣，也有汲汲无名的平凡士子。这类记载原来很多，但大多流失，从现在所有的残本中，也不难发现曾国藩苦心孤诣，勤勉自绳，非常人能及。后人多羡称其精于识人，不知此识人之明，正由此貌似琐碎无聊的小事铢积寸累得来的。　　曾国藩求“明”方式有时甚至出人意料，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六，他给部将吴廷华的信中说：　　“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著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作为统兵将帅，手下士兵何止千百，竟要一人一人地详细观察核实，并且要详细记录，这种办法未免有些拙笨。但曾国藩的识人经验确实用这种笨功夫得来的。做得多了，经验自然丰富，但在未明之前，却必须用这样的笨功夫。　　求明之道，非止“谦”、“勤”二字。曾国藩还提过，“由静而明”，“积诚可以生明”。“静”即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心中平和，自然不会犯糊涂，做傻事。凡事三思而行，不冲动，不鲁莽。长期坚持，必然事事明白。聪明人而做糊涂事，大多由于不“静”。　　积诚生明，是《中庸》里的话。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二给芜湖县知县曾化南的批文中说：　　为政首在爱民，此时安抚灾黎，尤须心诚求之。该令慈祥有余，尚宜从“明”字上加功。积诚可以生明，积勤亦可以生明。　　“明”则明于是非，办事公平。心中有一“诚”字，毫无偏袒欺诈，凡事从公正的立场上考虑，很少会受外界因素干扰，就使公平得到了保证，所以古人说“公生明”。如果心中有私，即使此人如何聪明，也无法做到公平。有一奇联上句云：“宋公明赵公明，前公明后不公明”，宋江侠义为怀，以诚化物，以诚待人，故公平无欺，人称及时雨。赵公明则为“钱”字化身，心中已非净土，嫌贫爱富，已在所难免了。　　“明”字难学，而它又是为官办事必不可少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曾国藩极其重视，提出了一整套的求明途径。为领导者不可不明，即使是平常人，如果想做好人，办成事，又何尝离得开一“明”字?

第五章

　　曾国藩的以退为进之策

　　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一个人要识好歹，明时务，知进退。曾国藩在为人处世过程中坚持以退为进的策略，平时善于藏住自己的锋芒，善于明哲保身。羽翼未丰时绝不乱动，坚持龙蛇屈伸之道。这使得他能够安全渡过各种险恶之途，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羽翼未丰时不可乱动

　　

　　【曾国藩做人语录】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

　　1853年，太平军连克数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

　　是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

　　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每当听到一个城池被攻破，他的心病都会加重一分。他不愿清朝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又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黄州纷纷告急，曾国藩接二连三地接到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拒不出兵，只是上奏解围之法，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联看!”很显然，当时的曾国藩有着很大的压力。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并非有意惹得龙颜大怒，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他在书信中也向朋友提到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为此，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绝对不宜出兵。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在清政府中地位显赫。他对曾国藩的仕途影响很大，每当曾国藩遇到处理不好的事情时，吴文镕总能够给他帮助，为他说情。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他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龙蛇屈伸之道

　　

　　【曾国藩做人语录】

　　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对于屈伸之道，曾国藩有如此理解：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咸丰四年(1854)春，曾国藩湘军已成规模，陆军、水军、炮兵均已编定并训练完毕，可以作战。曾国藩初次出兵，兵分两路救援湖北。水军行至岳州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几十艘战船沉入江底，湘军溺死者不少。陆军战况亦不佳，在头号楼峒与太平军相遇，大败。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

　　同年八月，曾国藩率领湘军转战湖北，攻克武汉。捷报传入宫廷，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当即批下旨文：力功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奖赏二品顶戴、督理湖北巡抚。然世事难料，曾国藩所写辞谢奏折抵京前，却又得圣上旨意，湖北巡抚之职另有人选。曾国藩无奈，只能以侍郎身份带兵作战。

　　次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入江西，屡吃败仗。经历了这几场战争，曾国藩感慨颇多。首次出战，兵败后立即被削官，尔后，作战顺利，清廷不赏也罢，既然赏了，就不应该出尔反尔。想到这些，曾国藩难免心中有些许不平。后来几场战争中，战况总是不佳，舆论纷飞，更是令曾国藩疲惫不堪。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乘机上奏，欲回家服丧。按照规定，奏折呈上后，应等待朝廷发下谕旨才可行动，否则会受到严惩。但曾国藩没有按规矩办事，呈上奏章后便动身回家。他之所以有此胆量，是因为深知自己所建湘军是清政府的支柱，没有湘军，清政府不会长久。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没有为难曾国藩，反而准许他回家守孝三个月，并赐给他几百两黄金作为治丧费用。

　　曾国藩立志要报效国家，为何在作战期间却顾小家而舍大家?的确，曾国藩虽在家守制，然而心却从未离开战场。但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得到军权，曾国藩不得已而为之。 假期已过，曾国藩没有动身回营，仍在家中守制。咸丰皇帝催他领兵作战，曾国藩却上疏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机表承自己要在家终身守制，故意向朝廷请求辞去兵部侍郎，并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咸丰皇帝自然洞悉曾国藩的要权之意，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果真削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职位，收了他的兵权，并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可见，形势的好转是造成曾国藩要权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无奈，继续在家守制。他终日反思，决定以大局为重，不再要权，只要能够重返战场就可以。

　　在守制期间，曾国藩看似无所作为，其实不然。曾国藩毕竟是湘军的创建人，湘军中的各方首领都是他悉心栽培起来的。尽管曾国藩远离战场，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一些湘军将领不断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国藩能够重返战场。但是，因为当时各路湘军纷纷传来捷报，使得咸丰皇帝认为没有曾国藩也可，终究没有同意起用他。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打江浙一带，并将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机上奏，咸丰皇帝不得不下旨让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即受旨，火速赶往军营。

　　曾国藩以龙蛇来阐明屈伸之道，并将自己的理论用到了实践中，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咸丰十二年(1862)，咸丰帝逃往热河。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援。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于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 考虑到以上几点，曾国藩顿时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曾国藩召来了文武官员以及幕僚，集思广益。

　　众人中大多数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如果此时不派兵入卫，等于将机会留给了别人，因此提倡让鲍超带兵北上。对鲍超本人来说，他也是愿意的。但当时仍在曾幕府中的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带兵入卫没有实际意义。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最终会议和，不会发生战争。与英法联军相比，太平军是头等威胁。此时派兵北援，只会是徒劳。

　　曾国藩经过分析后，觉得李鸿章的分析非常有理。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曾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等语句，但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变化。

　　

　　后来，事情与李鸿章预料的大致相同。英法联军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陕西等省的巡抚接到谕旨后，不加考虑便匆忙带兵前去支援，结果带着一身疲惫无功返回。

　　当初，鲍超听说曾国藩不让他带兵入卫，很是生气，故意流露出不满之情。曾国藩知道后，让胡林翼开导他。在给鲍超的信中，胡林翼写道：“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

　　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屈伸并用。咸丰帝传来谕旨，曾国藩广纳众议，再具体分析，最终提出抗旨；而对待自己的良将鲍超时，却让胡林翼苦口婆心地开导他。曾国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见一斑。

　　咸丰十年(1860)至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经过近两年的持久战，最终将安庆攻陷，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安庆之所以能够最终被攻克，与曾国藩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在金陵建都，改金陵为天京。向荣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军围攻天京。他率大军抵达天京后，便在城外建了大营，与太平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苦战，以失败告终，向荣战死。

　　太平军一天不灭，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时隔两年，即咸丰八年(1858)，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在此次攻城中，和春为钦差大臣，与提督张国梁并肩作战。抵达天京后，二人指挥清兵在城外高筑营垒，深挖壕沟，并建起江南和江北两大营，气势和规模都相当庞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罢休的气势。

　　天京是太平军的首脑所在地，也是建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着太平天国的覆亡。为了保卫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军将领和士卒奋力抵抗着清兵的进攻。咸丰九年(1859)，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

　　虽然江北大营被破，但江南大营却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军统帅洪秀全不得不为此担忧。为了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太平军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营战略，得一可用之计。

　　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依计行事，率精兵对杭州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浙江巡抚被太平军打死。浙江告急，清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从江南大营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这样一来，清政府即中计。随后，李秀成火速赶往天京，与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对清军进行内外夹击，攻破了江南大营。

　　此时的清朝统治阶层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八旗军已经不能成为保卫他们的屏障，只有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当时的局势对湘军极为有利。可以说，太平军帮了湘军的大忙，为湘军以后的独立和强大清除了障碍。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秀成刚开始进攻杭州时，曾国藩已经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此时，曾国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调兵东下。清政府以为曾国藩又乘机要权，便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并出任两江总督。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调兵。

　　其实，曾国藩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他认为，苏、常之地的地理位置远没有安庆重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暂缓对安徽的进攻，转而调兵支援苏、常等地，无异于丢帅保车，到最后又会重蹈前几次失败的覆辙，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

　　因此，曾国藩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作战方略，尽管派出了部分兵力东下支援，但仍将攻打安徽作为重中之重。

　　在曾国藩攻打安徽、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时势发生过一些变化，曾国藩总是灵活应付，死死盯住安庆不放，最终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与湘军决战，从而将其打垮。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曾国藩做人语录】

　　做大事者，必要时须沉住气，等待时机的到来，而后迅速出击。

　　

　　

　　

　　俗语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表明人们对名声的重视。大多数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为功名之心，人们才会拼搏奋斗，为取得功名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失去了生命。

　　但是，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人们的表现方式却各异。有人认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证明自己有才。于是，他们会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标榜自己的实力。没有赏识者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类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选择了炫耀自己。结果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远远超过了自己需要的赏识。

　　曾国藩遍读古书，深谙锋芒毕露招祸患的道理。他常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生怕自己因为露出锋芒而遭忌受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才，并不意味着能仕途通达，它需要有德来约束。这里的德，乃是指掩盖锋芒的自制力。

　　关于才德，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叫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藩的见解颇为独到，洞察了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有才无德，便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生活中，他也尽量做到不露锋芒，将才华深藏。他曾说过：“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这里有一封他写给陈源兖和郭嵩焘的信：

　　易念园归，称岱云有《之官诗》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带幼儿之案，京城亦多，尊处有之否？若有，须从严办也。) 杜兰溪于闰月抄奉母讳，将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岱云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陕甘番务办毕，尚为妥善。云南回务尚无实耗，大约剿抚兼施耳。镜海文尚在南京。)比移广信，土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陈源兖凭着个人气节引人注意，胡咏芝凭着擅长交际露出不俗气息，虽然二人才能出众的途径不同，但都没有掩盖锋芒，都会招人忌恨的。

　　曾国藩认为，人与书法有相通之处。书法有藏锋之说，藏锋收尾才能笔落惊鸿，写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锋芒不露讲的就是一个“藏”字，仅这一个“藏”字，就包含着无穷意味。“藏”的目的，是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长处，不引起别人的妒忌，更好地保护自身是等待时机，在最有把握的时候出击，令敌人大吃一惊，防不胜防。

　　古今多少人，目光短浅，急于求成。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一旦表现，则力求做到淋漓尽致，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别人看。殊不知，他们犯了激进的毛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赏识，有时候还会让掌权者产生妒忌；如果自己无才，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力自我表现，无异于班门弄斧，掘笨之处暴露无遗，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处世中，有人锋芒毕露，有人藏锋露拙。曾国藩则属于后者，他虽有才干，却不轻易外露。毕竟，才华横溢会遭人忌恨和打击，最终导致事业上的失败。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里的“器”，便可引申为才华、实力。没有才干，想要有大作为，无疑是很困难的。但有了才干，却不加掩饰，锋芒尽露，这些“锋芒”或者“器”便如同带刺的玫瑰，很可能触痛别人的不平衡心理，于是，人们便会反击，将其“锋芒”拔掉，将其“器”缴械。

　　曾国藩有言：“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头角于外，至要至要。”

　　

　　

　　

　　自剪羽翼，保全自身

　　

　　【曾国藩做人语录】

　　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曾国藩说过：“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曾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终于可以暂时稳住脚跟。长达12年的苦战终于结束了，曾国藩受任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12年中,凡有战果，一般来说都会受赏。曾国藩培植起来的各湘军集团头目纷纷授予官职，巡抚居多。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曾国藩权势大增，不仅原有属下各有成就，他自己也受到众多赏赐。咸丰十一年(1861)被授职于两江总督，执掌四省军权。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被加授“协办大学士”头衔，此时的他已经是大清建朝以来权势最高的外臣。消灭太平军后，曾国藩再次受封，加衔太子太保。

　　为保地方稳定，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被清政府分派各地，无形中替曾国藩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清政府已感觉到曾国藩的潜在威胁，他们开始瓦解曾国藩的组织，削弱其势力。他们一方面提拔曾国藩属下的一些湘军将领，使他们的地位有所提高，摆脱客观上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一方面刻意去压制那些不改气节的曾国藩死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曾国藩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曾国藩早就说过：“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将一切看在眼里，知道目前形势对己不利，于是采用了保身之法，即自剪羽翼。

　　太平军叛乱平息不久，曾国藩向上奏请停解了广东厘金。广东乃富庶之地，税务繁多，有地丁、漕粮、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等。1862年，曾国藩上奏，由于缺乏军饷，要求朝廷派出官员奔赴广州办理抽调厘金等事务，后一直延续下去。

　　既然曾国藩提出了停解厘金，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复。他们令广东巡抚将厘金的七成征人本省，另外的三成仍解给驻扎在皖的湘军大营。曾国藩毅然拒绝，坚持不再从广东抽半点厘金。

　　事过不久，曾国藩再次奏请，要求停解江西半厘。江西半厘得之不易，为此，曾国藩曾与当时的赣抚沈葆桢争得面红耳赤。如今，却将此厘金拱手相让，从此不再解给湘军大营，统由沈葆桢征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要求将鲍超、周宽世二人率领的两路湘军归其旗下，军饷由沈本人发放。

　　1865年，曾国藩又一次奏请，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征局厘金。1860年，为扩大湘军规模，曾国藩在湖南特设东征局，在湖南省厘金的基础上再加抽半厘，解送至曾国藩的湘军大营。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锐裁湘军。湘军的建立是为抵抗太平军的，它与清政府的绿营军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被平息，理当解散。

　　曾国藩所率湘军达12万，实际上除去左宗棠属下的四万人和沈葆桢属下的三万余人外，只有其弟曾国荃属下的五万人掌控在手中。这五万湘军正是清政府的疑惧所在，此军队一日不散，清政府就总会感到坐立不安。

　　1864年，曾国藩奏请将直属湘军裁去一半，仅留25000人，分守江宁、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折后，喜忧参半。喜的是曾国藩主动裁员，忧的是曾国藩裁兵过多，那些被裁的散兵游勇会破坏社会治安。为达到两全其美，清政府向曾国藩提出，将所裁兵士中的精壮者编入绿营军。曾国藩不予理睬，坚持原有的裁军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裁员。

　　1865年，曾国藩又宣布将张诗日和彭毓橘手下镇守江宁的一万湘军裁去八营。由于当时这些守军正在清理秦淮河内的淤泥，未能执行。不久，御史朱镇告发湘军在江南一带骚扰乡民，不待曾国藩执行，清政府又下令裁军。曾国藩加大力度，将裁军数量由八营增至12营，江宁仅剩下2000余人守城。曾国藩裁军前后，刘连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万五千驻皖军队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几次大裁员后，曾国藩的部队人数骤减，不足以对清廷构成威胁。 其实，曾国藩裁减湘军还有其他原因。

　　自从安庆之战结束后，湘军的数量虽然大增，但是因为多方面原因，湘军的素质与以往相比，却大为逊色，战斗力远远不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初。攻克天京后，曾国荃部下的湘军在城内大肆抢掠财务，很多军士都弄到了不少钱财，无心恋战，并且在城内欺辱妇女，可谓无恶不作，腐败至极。如果不将这样的部队遣散，他们手持兵器，则无法使社会安定。不仅如此，湘军内部还出现了一些会党，哥老会在当时的军队中甚为活跃，经常聚众扰乱军纪，引发冲突，等等。治人先治心，面对这样的湘军，曾国藩再也无法管理，裁减湘军成为必然。

　　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得很彻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减部队外，曾国藩还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早在同治元年(1862)湘军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感到自己权高位重，怕平定太平军后不能保身，打算辞去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因其弟曾国荃竭力反对，曾国藩才没有如此行事。但为了向清廷表示自己无心贪恋权位，曾国藩还是决定上奏，免去其中一职。

　　

　　曾国荃与兄曾国藩不同，他没有曾国藩那样低调。天京是曾国荃属下的湘军攻陷的，破城后，湘军首领顿时放宽军纪，湘军欣喜若狂，在城内肆意劫掠，将整个天京城洗劫一空。可是，城内太平军并未被完全剿灭。他们乘湘军军纪涣散，到处劫掠之际突围而出，突围人数竟达千余人。残兵败将却能够突围冲出，说明还有重要的统帅没有被湘军俘获或杀死。尽管有人逃脱，捷报还是得上传。为推卸并未彻底消灭太平军的责任，曾国荃与幕僚商议，在起草奏折时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金陵城太大，搜捕太平军散部难以彻底，曾国荃曾在扫城时回过雨花台大营，困在城中的败寇，可能有逃走的，曾国荃定会率大军出城沿路追杀。清政府收到奏章后，严厉呵斥曾国荃，指责他贪图享乐，在未对天京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擅自回城外大营，导致太平军没有彻底消灭。曾国荃本想推卸责任，没想到弄巧成拙，惹得清廷震怒。

　　

　　然而，早在左宗棠破杭州城时，已经有过好几万太平军突围成功的前例，但左宗堂并未受到任何指责。可见，清政府是有意与曾国藩为难。

　　收复天京后，曾国荃没有吸取教训，恶行并不收敛，他甚至散布说攻克天京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难免招人不满。再加上他攻克天京后的恶行被舆论到处散播，直接影响到了曾国藩的名声。还有，当时曾国荃掌控5万大军，清政府无法对其放心。于是，曾国藩以其弟曾国荃有病在身为由，奏请让其去浙江补缺，赴任浙江巡抚。清政府甚是高兴，爽快同意了曾国藩的奏请。

　　曾国藩的自剪羽翼取得了良好成效，他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他曾在写给李鸿章等人的信中说道：

　　长江三千里儿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

　　在给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

　　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善于自守，不越雷池一步

　　

　　【曾国藩做人语录】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后，曾国藩在家守制一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湘军和太平军的作战形势发生了突变。曾国藩刚离开江西回家守丧之时，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展开了一番苦战，双方实力相当，出现了两军对峙的局面。江西的一些城池仍被太平军占领着，形势相当危急。此时，太平军发生了内乱，能征善战的太平天国高级将领石达开因受到洪秀全猜忌，带着部下离开了湖北战场。

　　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大部分精锐部队跟随着石达开转移。这样一来，太平军在湖北、江西战场上的兵力大大削弱。苦战的湘军没有放过这个绝好机会，一鼓作气，连克九江、瑞州、抚州、湖口等地，紧接着，又攻陷了湖北的武昌等地。至此，湖北、湖南、江西几乎全在湘军的控制之下。湘军稍作休整，开始进军安徽。

　　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湘军战果辉煌，更何况这是关系到清政府安危的战争，理应受赏。朝廷没有薄待湘军，凡参与作战的湘军将领一个个被加官晋爵。曾国藩手下的几位重要人物权势陆续跃居其右，胡林翼在原有官职上加封太子少保头衔，杨载福、李续宾分别被提升为提督和巡抚。

　　此时的曾国藩仍然只是一个在籍侍郎，虽然是他亲手组建了湘军。此时的他，纵使后悔不该请求回家守制也无济于事，看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功成名就，光耀门楣，难免心生感慨。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和对弟弟的希冀：“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

　　其实在守制期间，曾国藩也曾想过向咸丰皇帝请示返回战场，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提笔写下奏章。

　　太平军虽在两湖、江西的战场上失利，但不代表他们没有实力。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大军经江西入浙江，浙江一带硝烟四起。石达开大军攻陷数城，浙江形势危急。同年三月，湖北巡抚胡林翼解围。浙江告急，除了曾国藩，咸丰皇帝再无可用之人，只得重新起用曾国藩。

　　

　　曾国藩接旨后，立马上任，与太平军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内部发生政变，咸丰皇帝驾崩。在此形势下，为保宫廷安宁，两宫皇太后对曾国藩更加重用，封他为两江总督。就这样，曾国藩掌控了江苏、江西、浙江和安徽四个省份的地方军政实权。在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前后，曾国藩势力更为庞大。同样是因为战绩辉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各集团头目中，很多人都被授予督抚职位，如李鸿章、沈

　　

　　葆桢等人，他们是曾国藩奏保出任的。而有些出任督抚的湘军头目则是得到了其他高官的保荐，如胡林翼、骆秉章和文样三人共同保荐了刘蓉，官文、胡林翼二人一同保荐了李续宾和彭玉麟。其中，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甚为密切，他是在曾国藩的保奏下升任为湖北巡抚的。

　　

　　总之，曾国藩的功业和势力在这个时期均达到鼎盛时期。短短四年的时间内，湘军头目升任督抚的竟有20人之多，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湘军在曾国藩的统率下，几乎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份，包括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在黄河流域的发展虽然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也控制了不少省份，如陕西、河南、山东等地。

　　另外，在攻克金陵的前几年里，湘军发展极为迅速，人数增加很快，至攻克金陵后，湘军总人数竟已多达50万，和清政府的正规部队绿营军人数相当。

　　曾国藩的湘军几乎盘踞在各个省份，他们以曾国藩为首，建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为了能够自立，各巡抚极力招募新勇，增加税收，筹备军饷，湘军在各地的实力均得到增强；而且，他们非常团结，有着唇亡齿寒的意识，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内部出现矛盾，也能够迅速化解，不至于损害整个集团的利益。

　　他们的势力如此庞大，以致清政府在进行大的改革时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在朝权势的巩固与他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创建湘军是他成就大业的一个关键，而善于经营湘军则是他成就大业的关键之关键。

　　湘军的巨大势力对清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政府早就想对其进行抑制。但由于太平军的存在，湘军仍是支撑朝廷的一支主力，所以清廷也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清廷的做法无疑让在前方战场卖命的湘军感到气愤。

　　曾国藩创建湘军后，因没有准备充分，几次违抗咸丰皇帝的诏令，屡不出兵。待湘军攻克武汉后，咸丰皇帝听信谗言，收回已封给曾国藩的巡抚之职，弄得曾国藩颜面无光，湘军将领对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极为愤慨。

　　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本打算大摆庆功宴。曾国藩没有允许，只是要求将领们各作一对联，相互祝贺。李次清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看后，立即将其所作对联撕毁，并加以斥责。其他将领的对联也未让曾国藩感到十分满意。

　　后来，张裕钊来到安庆，为曾国藩呈上“天子欲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一联，曾国藩见到此联后，甚为满意，深表赞赏，他传令将此联向各将领传示。当时，有人认为句中的“麟”与“蔡”对仗不工整，曾国藩听到后，勃然大怒，说道：“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树(湘人土语，意为荆棘)以取功名，图谋富贵，却不好好读书，求得实干。麟与蔡，皆为灵，以灵对灵不算工整，还要如何才算工整?”曾国藩的言下之意为：蔡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之一，对仗自然工整。

　　曾国藩为什么让李次清将对联撕毁呢?因为李次清的对联有明显的劝进之意。其实，当时不只他一人，其他将领如郭嵩焘、王闿运也极力拥立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也曾有所表示。

　　

　　王闿运曾拜见曾国藩，跟曾国藩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提议曾国藩“取而代之”。曾国藩态度严肃，始终不发一言。他以手指蘸茶，好似在案几上写什么东西。当曾国藩起身更衣时，王闿运探身一看，案几上的字迹依稀可见，全是“妄”字。

　　在曾国藩寿诞之际，胡林翼将“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这一联句亲手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欣然接受。

　　左宗棠也曾作过一联，交由胡林翼送给曾国藩，联是这样写的：“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后，用朱笔将“似”改为“未”，然后退交给胡林翼。

　　曾图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入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按咸丰帝遗言，攻克金陵，平乱者为王。待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却仅授予一等侯，清政府的做法难以使湘军满意。既然统帅曾国藩官职不高，其部下所封官职肯定会更低。 更离谱的是，清廷军机处令曾国藩呈报数年战争中的开销，并从速办理报销军费事务。为了平乱，曾国藩东奔西走，想方设法地凑军费，勉强维持着部队的生存。好不容易平定叛乱，却遇到报销军费这样荒唐的事情，不由得各湘军将领由怨生恨，萌生反意。

　　一天晚上，曾国藩亲自审讯完了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然后到大厅旁的卧室里休息。片刻后，约30位湘军高级将领一起来到大厅，请中军上报曾国藩。曾国藩知道后，问中军：九帅(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来否?中军回答说未见到，于是，曾国藩当即传令，要曾国荃速到大厅。曾国荃虽有病在身，然主帅强令，定有大事相商。曾国荃抱病火速赶往大厅。

　　曾国藩得知曾国荃已在厅中等候，便整整衣服，迈步走向大厅。众将领见到曾国藩后，立刻肃立，敛声屏息，整个大厅顿时异常安静。曾国藩表情严肃，未问众将因何而来，只是让他们坐下。

　　众将领坐下后，都凝神望着主帅曾国藩。曾国藩仍没有言语，他将在座的众将领扫视完后，命巡弁取出笔纸，结果巡弁取来了薄书纸。

　　曾国藩看后，让其换成大红垂笺。待其将纸换来后，曾国藩走到案前，挥笔畅写，然后便掷笔而去，不紧不慢地入了后室。众将领心急火燎却又不知所措。曾国荃移步案前，低头一看，只见十四个大字跃然纸上：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在读联语过程中，表情不断变化，先是激动，接着转为凛然，尔后则变为惶然。众将领起身，趋案观之。表情更是丰富，有点头者，有摇头者，有叹息者，还有热泪盈眶者。待众人观读完联语后，曾国荃说道：“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今后也不要再提这件事，在枝节上出现任何问题，我曾九一人担当。”

　　曾国藩对清廷是忠诚的，虽然屡次有人劝进，他从不为所动。但是他的忠诚不是愚忠，而是沉着冷静，谨慎地应付着部下那些劝进者。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提拔或培养起来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们，曾国藩仅凭自己和家族之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此，当部下劝他自立为皇帝时，他更要谨慎处理。既要表明自己没有反意，又要让部下心安，更重要的是不能使部下与自己为敌。

　　如果他一味地愚忠，为表自己忠君立场，大发雷霆，或惩处欲造反者，肯定会得罪很多人。更何况，此时的湘军首领都具有了相当强的势力。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一起造反，曾国藩又该如何?

　　

第六章

　　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

　　单打独拼不能成大业，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充分借助他人力量的人，群策群力，才能成就伟业。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离不开他的借人成事之功。他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都是想成大事者必须学习的法宝。

　　

　　

　　

　　

　　

　　

　　

　　

　　无人才无以成大事

　　

　　【曾国藩做人语录】

　　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

　　

　　

　　

　　对于求才，曾国藩主张要像白圭做买卖一样，一旦看准，就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出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白圭是战国时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称。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受到当时天下商人的一致效仿。

　　曾国藩平日注意观察、了解僚属的才能，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推荐，有的为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未发迹时，甚至在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

　　在办团练的时候，他时时入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入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信赖彭玉麟、杨载福，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才实现的。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仅在十几岁时中过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案几箱笼，所处皆满。 咸丰二年(1852)，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守城官募兵无有应者。当时彭玉麟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让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后，城官保举他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闻知彭玉麟的为人后，尤其是听说他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且临战之功而不受奖赏，甚为钦佩。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都不受命，后来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茅庐”的做法，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四十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便温言相劝，多方激励，方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营官。

　　杨载福，湖南善化人。祖、父皆行伍出身，有战功，其父为官至游击。他家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后，把他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在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训练下，至咸丰四年(1854)二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三年(1853)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队伍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

　　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

　　幕僚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写道：“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聚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

　　“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

　　“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83人，而且“其中碌碌无为，没有很大建树的人都没有全部列入”。

　　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89人。

　　曾国藩用人，如他在经学上不存汉、宋门户之见一样，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的原则，应该是官员乡绅并重，江南江北并举。

　　在他的幕僚89人中，就籍贯而言，湖南籍21人， 占23％，属第一位；江苏籍17人，占第二位；安徽籍16人， 占第三位；浙江籍10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9省。

　　就出身而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

　　就人缘而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他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的“实务性”框子，更多的是出谋划策、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

　　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史事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沼盘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当时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很多贤达之人，他们多是学界泰斗。曾国藩被他们的名声所震慑，因而千方百计把他们都罗致到自己帐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意志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他的幕府。

　　曾国藩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他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誉之为晚清人才渊薮，殆不为过，这充分体现出他对幕府制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借人之力成就伟业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之所资，须自挣而勿待人予。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

　　

　　

　　

　　历来有远见的智者都认为，为官治政，以善用人才为大学问，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的事业。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善借助于物力尚且绝江河而致千里，何况善于借助人力呢?曾国藩则是以借人之力为力，并放到自己的用人学问中。

　　曾国藩对于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们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时，不过如太仓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之事时，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宽广，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据的位置非常小，那么遇到荣耀名利相争之时，应当退让三分，以柔道处之；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如果这样，那么自私自满的观念就可渐渐消除了。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不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憾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爱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曾国藩都让他们出高招、献良策。

　　在同幕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他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

　　幕僚们提出的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他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水师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他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建议，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1860)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推辞，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 自己多年经营将毁于一旦。于是，他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渡过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而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却贻笑天下。

　　其他方面，如曾国藩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器之器”，送有识之士出国留学，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以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勘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左宗棠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让他来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诽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在谈到用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就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1）“王化之才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

　　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谈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譬如说一个人总想做大生意，但资力不够，小生意又不愿做。这样，他做生意赚不到钱，娶个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这个人实在是够无能的男人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王化才干呢?

　　以小人的斤斤计较来面对国家大政，那也是一种“迂”，闹下的不只是笑话，而且是巨大的损失，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在他们当权时，是很难四平八稳地把国家引上繁荣富强道路的。

　　（2）“器能之才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益”

　　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野蛮，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让他们慢慢接受到文明教化，那么地方就会日渐平安、富裕了。

　　（3）“策术之才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

　　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法家之才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

　　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

　　（5）“智意之才宜于治事，以之治人则坏”

　　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他们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6）“苛刻之才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

　　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思，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7）“威猛之人宜于治乱，以之治善则暴”

　　叛乱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类地方的人心眼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因此，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粗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必须令行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一样。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不困”

　　这类人才奇怪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的方法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也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人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用器，既用他的长处，同时也避开他的短处。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失败或诽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曾国藩晚年对此也颇为后悔。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对他事业的成功有很大帮助。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巨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他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儒宿之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行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尤其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员，与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 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属一行，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集一点。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说种庄稼，那么幕府就是播种的地方，因而他能获得很多人才。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闻目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指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把事业交给光大门庭之人

　　

　　【曾国藩做人语录】

　　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

　　

　　

　　

　　曾国藩做人有自己的要诀，这个要诀即做人心法。他不但有事业，而且找到事业上的继承人，把这种事业推进下去，把门庭继承光大下去。

　　历来人们提到人才学问，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磨砺而成的学问，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在人才的磨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很强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他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近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后，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李鸿章以为他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自己有同年之谊，也任过翰林院庶吉士，是同僚，就请他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又何以如此冷落他呢?这实在令人费解，陈鼐也不明白，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之力，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巨舰，不是我这里的瀑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谋个好差事呢?

　　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这才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才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他心高气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此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时也不例外，而且他规定，每顿饭必须等幕僚都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

　　曾国藩、李鸿章，一个湘人，一个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才下令开饭。

　　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打鼓。从此，他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自己大12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老师，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师，如同有了指南针。”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性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威胁。因此，从清廷到江浙的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军队派到上海，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担此大任。同治元年(1862)二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曾国藩深知“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生命的危险。针对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他表示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同治元年（1862)二月，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

　　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介”，以陶铸淮军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事，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4000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于队伍，共计13营，6500人。

　　三月，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曾国藩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

　　到上海后，李鸿章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也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朝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他，于是令曾国藩劝他出兵作战。

　　曾国藩知道其中奥秘，开始坚决支持按兵不动，待朝廷令他劝李鸿章出兵的谕旨下发后，他又出一招，让李鸿章“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他们都清楚， 自己不能让人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

　　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曾国藩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他写给曾国藩的信有44封之多。他把曾国藩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以成名。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首肯，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子就达四万两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100万发。

　　湘军攻占南京前后，曾国藩不但是清军进剿太平天国的前线最高统帅，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但骨子里君臣都在为后事发愁。因此，曹国藩急需一位不会挖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朝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

　　曾国藩曾有一个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他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占南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既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他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撤湘军独留淮军，曾、李联为一气。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曾国藩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仍然与曾国藩保持一致。

　　虽然选择好了自己的事业接班人，还要给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适时放开手中的线，让他们自己去驰骋。曾国藩认为，这也是有学问的，在给门人授权，让其挑重担时，就必须放权，让其自主发展。

　　但是，什么时候让传人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但是当事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就一定要让门人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有利于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他们另谋发展后，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总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联合可以联合的人

　　

　　【曾国藩做人语录】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

　　

　　

　　

　　为什么有些人能联手打天下，有些人总是单打独斗，其学问何在?曾国藩在用权做人时注意联手打天下，他与恭亲王奕在许多大政方针上保持了一致，即为一例。在洋务运动中，奕主持于内，他宣力于外，共同描绘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蓝图，两人并称“洋务领袖”。这与他联手打天下的交际学问关系密切。

　　值得重视的是，当朝中兴起停止造船的风潮并即将经慈禧太后认可时，奕与曾国藩又一同阻止了这一决议。

　　这是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四日下发的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奏折，是内阁学士宋普奏请停止自造轮船的：

　　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调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 实同虚耗。江南、上海等情况大体相同，应请旨饬下闽浙、两江督臣，将两处轮船局应行停止。

　　看到这个奏折，奕很难过。近两年，由于种种原因，近代化项目不但没有增加，现在居然连这已成之局也要取消了。如果倒退几年，他一定要一马当先出面力争，就像当年进行同文馆之争那样。可是，现在年龄增加了，受的挫折多了，变得深沉了一些。他决定暂时不置可否，交相关大吏去讨论，相信他们必有可以维持的议论。

　　两宫皇太后听说船政局浪费很大，就想要停止造船。按照这层旨意，奕指示章京草拟寄谕：

　　……制造轮船原为绸缪未雨，力图自强之策。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应不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当时中国只有两处造船基地，一是福州船厂，二是江南制造总局。所以这封寄谕在发往福建大吏文煜和王凯泰的同时，也发给管理江南军务和漕务的曾国藩、张之万，要求他们“妥筹熟计，据实奏闻”。

　　文煜和王凯泰的复奏倾向于停造，但指出如果停造，那么按合同应承担经济损失，至少还需白搭七十余万两白银给法方，同时指出宋晋的处理方案也不妥，以造成之军舰租给殷实商人，“殊属可惜”；沿海靠老式师船巡逻又不如“轮船之灵捷”。综合来看，这篇复奏的态度就是含糊其辞了。

　　曾国藩的复奏则是斩钉截铁的，坚决反对停造。他从“勤远略”的高度讲到中国不为外夷所制并无他法，只有精造船舰，他国视为攻我之利器，我也有之，久之，外国失去挟制中国之具，中国必出“自主”。这个回奏恐怕是曾国藩临终前最有价值的一份奏疏。奏疏上达京师不久，曾国藩就病逝了。

　　奕也没有急于做出决定，他坐下来进行冷静思考，感到宋晋所提的造船问题如果不辩论清楚，那么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就很容易被否定，刚刚开始的大机器生产就会夭折，中国依然会落后挨打。

　　

　　奕对新式大机器工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他，在咸丰末年就建议在南方雇洋匠仿造枪炮，也是由于他的维持调护，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金陵机器局；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崇厚的天津机器局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才得以开办。他已经尝到了甜头，靠着这些工厂源源不断生产的枪、炮和弹药镇压了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他还自信走工业化的道路能够实现“自强”的目标。

　　确信造船问题事关工业化的大方向后，奕决定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封疆大吏进行讨论，特别是让那些洋务大员来驳斥宋晋的顽固主张。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军机处发给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和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如下寄谕：

　　左宗棠前议创造轮船，用意深远。惟造未及半，用数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三号需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纳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惟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据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若速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著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划，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侮各节，悉心具奏。除轮船外，还要求讨论洋枪、洋炮、弹药是否也“尚须制造”。

　　奕主持发出这封廷寄时，他有一种更浓重的苍凉感，在诸多方面与他协调一致的曾国藩已于二月初四日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他将写好的“寄谕两江总督曾某”字样抽出来，因此这次关于造船的讨论不可能有曾国藩参加了。

　　曾国藩治人术中的“联合策略”就是：一个人要想成大事，必须联合可以联合的人，不能走单打独斗之路，否则你就可能会受制于一群人，而显得力量薄弱，无法实现目标。曾国藩治人，懂得用联合策略控制他人，可以说他的智慧与技术均高人一筹。

　　

　　

　　有功先让人享

　　

　　【曾国藩做人语录】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固然不能否定个人的作用，但决不能独占大功，贬低其他人的作用。只有把功劳让给贤才能人和有为后辈，才能获得众人的敬仰，树立自己的威望，同时凝聚人心，促进事业发展。这也是曾国藩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人学问，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说，与别人分享功劳当做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荃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

　　但李鸿章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这是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

　　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 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于是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金陵城终于攻下。

　　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

　　红旗报捷时，曾国藩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之事，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认为，中国人向来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友道至高学问，但实际上，不但“富贵不相忘者”极少，而且能够“同患难”的更是少而又少。曾国藩在湘军中灌输一种灵魂，就是“生死不弃”，这也是湘军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选择人才就是选择成功

　　

　　【曾国藩做人语录】

　　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

　　

　　

　　

　　在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有个“明字诀”，即要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人才的选拔、任用，既关系到吏治世风，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曾国藩深知此理，因此他时刻留心人才。他知道，选择了好人才就选择了成功，有人评价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

　　曾国藩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经过长期实践，他提出了一套认识、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即应以“考言”为主，看其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还要考察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

　　关于“志趣”，他认为卑微者“安流俗腊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关于“品行”，他认为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关于“思想”，他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曾国藩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

　　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从他的幕府组成上可见一斑。他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容闳后来评述说：“当时聚于曾文正之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曾国藩广致人才，推崇备至，充分体现了他善于知人、明于用人的思想。在他重用的人才中，以湖南人为主，这种地缘上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曾国藩不仅善于教育、培养人才，而且还善于驾驭各种人才。他说：“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就是说自己首先要有好的表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树立一个标准，自己首先要严格遵守，然后与志同道合者一起遵守，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互相激励，共同进步，这样在教育下属时才有说服力，欲正人先正己。

　　曾国藩一生清廉，因此他在选才上也将不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者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但在用兵上，他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湘军勇猛无比，这是他在军事上成功取胜的重要原因。

　　武人给钱，文人给什么呢?

　　

　　曾国藩幕府里养了众多幕僚，这些“硕学鸿儒”，名声很大，有的竟是所谓“三圣七贤”，曾国藩对他们的做法是：给名。

　　曾国藩从戎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后来，他渐觉对不住这些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因此，他改弦更张，大保幕僚，以笼络人心。

　　武人给钱，文人给名，这种由曾国藩创立的办法，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曾国藩驾驭悍将刘铭传、陈国瑞的做法，就体现了他独特的驭人之术。

　　淮军将领刘铭传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18岁时，一气之下杀死了到他家勒索的土豪，之后便拉起了一支队伍。李鸿章回籍招募淮军，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将他的队伍募为淮勇“铭军”，但对他的狂妄，李鸿章也很头疼。因此，当曾国藩奉旨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一下刘铭传。

　　在“剿捻”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因矛盾发生了两次械斗。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来惩治刘铭传，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这一招果然管用。

　　一般而言，悍将多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易，但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时少不了，所以要想使他为其所用，就先要收服他。

　　能够镇服悍将的有两种人，一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一是有威严、能震慑住他们的人。曾国藩显然属于后者。

　　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手下的大将，虽未读过书，但却异常骁勇。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他打上了交道。当处理他与刘铭传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让他听命于自己。于是，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当他灰心丧气时，曾国藩却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说他大有前途，切不可因莽撞自毁前程。紧接着，又亲切地谆谆教导他，不要扰民、不要私斗、不要梗令，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又振奋起来，表示以后一定听他的话。

　　通过对刘铭传、陈国瑞的驯服，可见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使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就这样，不但能够驾驭悍将，就是其他人才也可以人尽其才。

　　“人才难得亦难知”，这是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认识和选拔人才时说的一句话。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做了成功的范例，如果他手下没有那么多人才辅佐，他也不会成就“中兴之臣”的辉煌功业。

　　

第七章　　曾国藩的冲淡平远之境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被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人要有平淡的心境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得人生之极乐。　　　　　　淡定之怀不可少　　　　【曾国藩做人语录】　　天怀淡定，莫求速效。　　　　　　　　儒家讲究“入世”，要“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功名利禄之心极重。但也有一些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品行高洁之土，他们或文字飘逸，或志趣高雅，讲求的是自娱自乐，独善其身，视功名利禄如浮云。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若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既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就回家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名逐利上，就走向了极端，走进了死胡同。人生丰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禄，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享受人生乐趣的做法。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常身心疲惫之极，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谈及身体状况，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对此曾国藩充满了羡慕之情。同治九年(1870) 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阅《范文正集》尺牍，《年谱》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云云。乃劝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心胸宽广，把生死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置心于物外，身心舒畅。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矛盾徘徊之复杂心态。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 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以此作为自己立足于官场的不传之秘，不仅用它来排解自己心中急于功名利禄的心思，还将其用于养生、长寿。他对李续宜说，“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遇。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功名之心，没有了功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有很大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什么事都这么想，自然就心情舒畅了。就像曾国藩对李鸿裔所说的那样：　　凡病在根本者，贵于内外交养。养内之道，第一将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　　曾国藩深知自己身处军营，要时时谨慎小心；同时，为保持心情舒畅，还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要懂得去寻乐、求乐。　　为此，曾国藩曾经作一对联以自励：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偶作联语以自箴，云：“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一本《孟子》“夜气”章之意，一本《论语》“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绝去梏亡营扰之私。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这4句话中，前面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个人奋斗，后面则是功利上的东西。能够达到这4句话所说的境界，那么就可以算作心胸宽广、懂得乐生之人了。　　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比较重，尽管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曾国藩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和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度过了一生。一方面，功名利禄之心很强，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到后来科举成名，志得意满，做出一番事业，垂范于乡党，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及至后来身至军营，有了施展自己抱负的场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取得卓著的功勋，这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荣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军政要务时刻让他不得安宁，这更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夜与次青(李元度)论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当未可量。是日，思白香山、陆放翁之襟怀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襟虽淡，而笔下难于写出。思一为之，以写淡定之怀，古所谓一卷冰雪文者也。　　除了学习这些古人胸怀、体会其胸襟之外，曾国藩比他们更高一筹。别人胸怀虽淡，笔下却难以写出来。曾国藩却可以用笔写淡定之怀。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文如其人，文章的风格，也体现了曾国藩的办事风格。　　　　　　成大器需自视平淡无奇　　　　【曾国藩做人语录】　　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曾国藩在给鲍超的信中说：“致本部堂以四字叮嘱，曰小心大度……大度者，不与人争利。”　　“虽办得掀天揭地事业，而自视常若平淡无奇，则成大器矣。”这是曾国藩对自己处世经验的最好总结。　　针对自己军务繁忙、心神不宁的具体情况，曾国藩还总结出寻乐之方。同治十年(1871)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说：　　近来每若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忮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一乐、三乐是咸丰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载于日记者，二乐则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须于未死之前拔除净尽，乃稍安耳。　　在这里，曾国藩也承认自己的心是很浮躁的，只有“淡以消忮心”才是最好的出路，才能除去病根。　　曾国藩学着放弃功名利禄之心，学着看淡军事上的胜败荣辱，并且尽量把结果推之于天命的境地。同治九年(1870)二月，曾国藩在回复刘蓉的信中说：　　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　　的确，与人战争、事功成败、机运好坏和天有很大关系，所以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随着涉世渐深，曾国藩越来越认识到有些事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他越来越重视“天命”的作用。下面这则日记也流露出曾国藩归之于天命的世界观：　　　　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睾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甫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耶?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 四字上用功，治事则日有恒课，治心则继任天命。两者兼图，终吾之身而已。　　除了自己时时刻刻以古人胸怀宽广为榜样外，曾国藩也常常同亲人、朋友谈起淡泊明志的重要性，以此来相互激励，有的朋友甚至非常真诚地向曾国藩建议，在他身边应该有一个心胸开阔之人，以便时时提醒，不断促之前进。　　陈鼐是曾国藩的知心朋友，他向曾国藩建议，应该交几个胸怀宽广的人以激励自己。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酉刻与陈作梅至营外畅谈，言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自己约束自己往往流于形式，一旦意志不坚就容易在“真我”面前退缩，人人都有这个弱点。而让朋友在身边提醒自己则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但这朋友一定是诤友才行，要敢于提出自己的弱点、缺点，提出改正之策，在自己重犯老毛病时，要及时提醒，否则用处就不大了。陈鼐的这个建议受到曾国藩的重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再次提及：“夜与作梅久谈，言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有这样的朋友同自己谈心，认真地提出自己品行、性格之中的弱点，提出改正方法，曾国藩是十分感激的，这些好友的意见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从此一点，就可见曾国藩的胸襟了。　　　　　　从“平”“淡”二字用功　　　　【曾国藩做人语录】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平淡是曾国藩喜尚的人生涵养，他认为：涵养深、有器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办事才能成功。因为器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违背自己意愿的小事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这些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　　曾国藩淡泊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这是他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学问，他说：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 白居易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荚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荚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这是他从传统文化中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他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　　曾国藩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他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　　因此，他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要做到这样，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　　曾国藩认为，治心之道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是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反复强调，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他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述。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被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他主张人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 所谓“改过”，曾国藩指出，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为此，他一生坚持写日记，每天认真检讨所作所为。对于友人的忠告，他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他的铭联、箴言、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都体现了他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　　无贪无竞，省事清心，十介不苟，鬼伏神钦。战战兢兢，死而后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治心经”是他的独特心得，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入了佛、道的内容。他强调养心，认为养心可以达到养身的目的。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他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　　基于这种看法，他对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最为赞赏。他说，在官场中混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的“规矩”：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要保持一团和气；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苏轼认为，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因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觅他们的踪迹呢？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犹如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并战胜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对苏轼的处世之道十分推崇，他把苏东坡所作的能与他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他还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之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君子言语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留意养身之道。论及养身之道，曾国藩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 "臣劳’说的是这个。”　　曾国藩对于养身之道，主张身心交养。他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祖父“不信医药”的训导。　　曾国藩养心的方法，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做“心理的修养”，他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知他不是厌世悲观的人，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他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少食多动”，在于求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做“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中可以知道。他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愤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对于养生的道理，他说：“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词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要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对于养生的项目，曾国藩还曾经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后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对于养生的方法，曾国藩强调以静养为主。他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　　"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淡节’是说清淡而少食，吃饭不贪多、贪猛；"虚’是说心虑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工夫，有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曾国藩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对于节制恼怒，他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褊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起居饮食有规律，爱好运动，节制少怒，都与现代的健康学非常相符合。可见，曾国藩的修身学问是——养心者可养身！　　　　　　合雄奇于淡远之中　　　　【曾国藩做人语录】　　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　　　　　　　　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看刘文清公《清爱堂贴》，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其实，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曾国藩也是追求一种淡远之境的。　　曾国藩虽事务繁忙，却从不忘忙中取乐。写诗、作文、下棋就是他的求乐养心之法。曾国藩每晚都在室中朗诵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文，自称得其中淡远闲适之乐。他经常临摹名家书法。刘墉(文清)是他最佩服的书法家之一，原因在于刘墉笔意中淡闲远，最适于修身养性。　　在欣赏古诗文淡远意境的同时，曾国藩不忘与自己急于名利之心作对比，以此来警惕自己。咸丰九年(1859)四月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饭后热极，因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东花满溪”诗，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又何小也!　　一方面欣赏古人的磊落胸怀，一方面又想在诗文方面胜过古人，急于名利之心在写诗作文上都表现得这么明显。这使得曾国藩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宽心、要淡然：　　　　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 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己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除了研究古代志趣高远、才情并茂的诗人外，曾国藩还非常注意教导自己的后辈，从诗文入手，陶冶性情，培养淡远之志，以逞自己平生未尽之心。同治元年(1862)七月，他教导儿子曾纪泽说：　　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朓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吟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　　争名争利，凡人尚且难免，何况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能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保留一份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尤其在功成之际，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更非修养平平者所能及。这是因他精识“淡”字诀的妙用之故。　　古往今来，无数人要么为名，要么为利，他们即使事业有成，也成了名与利的奴隶，志得意满，也无快乐而言。而更有许多人，因背负名利之累，不但无益于事业成功，反而为自己制造了许多障碍，身败名裂者不胜枚举。　　道家为破除名利的束缚，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逃离红尘。这两种办法弃功名如粪土，固无拖累。但仅为一身快乐而计，非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所愿为。人生于世，苦难众多，志士仁人，更应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就更加困难。 “淡”字诀的妙处，不但不妨碍人们成大业、办大事，还可以给自己留出一片安闲自适的天地，享受人生，同时也推动了事业的发展，这正是两全其美之法。　　　　　　善于知足，淡泊名利　　　　【曾国藩做人语录】　　养生以戒恼怒为本。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是因为他善于从“知足”两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的修身之术。他以“知足”、“谦让”为人生学问，真可谓智者!　　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宋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这话的意思是：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委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惠能泽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曾国藩认为：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别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人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曾国藩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憾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1836），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诺奏犊，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炼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人之道：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善于知足，讲求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一种有所作为者的谋世智慧！　　　　　　戒除虚妄，静以养心　　　　【曾国藩做人语录】　　身心交养，养心为主，养身为辅。　　　　　　　　曾国藩认为，除私欲，戒妄念，静以养心是一个人修身成为圣贤的一大要素。实际上他也这么做的。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如何体会周敦颐的“主静”学说呢?曾国藩感悟道：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提供种子发芽生长的条件，就不能作为种子。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了。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月不违，可以说是洗尽杂念，隐居退藏，他是在静极中体会真乐趣的人啊!　　我们这些人求静，像不同环境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阴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动，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　　有些人为此所困扰，不想纷纭往来于人世，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终究是浮光掠影之谈。　　曾国藩认为心静如水，不生妄念，淡泊名利，把万事看空，有益于养生。这与佛教“断妄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全部佛法，归结到一点，就是断除妄念。妄念，又叫妄想。我们头脑中不断想事情，种种念头、种种幻想，都像电影一幕一幕过去，又像奔流不息的瀑布，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　　这种想事的心，就是“妄心”。断妄心、除妄念，实在不易，正如古人所说：“断妄念如断四十里流。”但妄念中大量的功名利禄之心、患得失之心、妒嫉之心、非分的欲望、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等等，却是可以努力戒除的。　　　　不与人搞攀比，这样内心才能宁静而不浮躁，也讲不攀缘外境，要随遇而安，适可而止，知足常乐。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既擅长治病，又擅长养生。张仲景精通养生术，其核心是：清心寡欲，排除杂念，思想清静，决不见异思迁，想入非非，并注意消除嫉妒心理。他在当上大官之后，仍把权、势、钱看得淡如清水，从不为身外之物烦恼，继续专心致志地攻读医书，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德行。他每天利用空余时间为广大百姓治病，没有一点架子，总是随叫随到。对来就诊者，不分亲疏、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并且一概不收报酬，只收成本。对无钱买药的穷人，他还解囊相助。他这样做引起了家人的不满。有一天，夫人抱怨说：“我们没有指望你升官发财，和你享福，可是你每天忙，我们陪你忙，还把钱财搭进去，我们也并不富有啊!”张仲景听后坦然一笑说： “此为人生区区小事，何必去多想!”常言道：“心底无私天地宽”，去除一“私”字，多少烦恼忧愁化为乌有!正如曾国藩所言：　　　　廉者足不忧，贪者忱不足；　　知足者常乐，寓乐自足中。　　和外在行为的动静相比，内心的动静才是根本。精神才是人类生活的本原。要想修身有成，必须在“静”字上下功夫，即使想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同样要在这个“静”字上下功夫。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　　曾国藩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失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能安然沉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致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的，人能大彻大悟，就是不容易了。他说：　　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嘉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阴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来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闲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现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因此，思想清静，除私欲，戒妄念，实为修身一大要素。　　在这些方面，曾国藩也是说到做到的。曾氏一直自律甚严，他力除私欲，一生清廉，为世人所道。他从金陵官署中搬回老家的财物，主要是些书，他一般衣服的价值不超过三百两银子。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叹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最后一次游览!　　晚年，他自感身体太差，实在“有玷此官”，他多次上疏恳辞官职，至少官做小一些，他并不贪恋权位钱财，而两位弟弟：国荃和国潢便与他不同。尤其是国荃，攻下吉安、天京后，三次搜刮，一次比一次凶。他在家乡所建的宅府，长达一华里，房子数百间，中储大量财宝、家具和仆人婢女，为当时所罕见，被人讥为“老饕”。曾国藩对此极反对，他认为“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国藩的确在戒妄念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到了思想清静。这是值得身处欲望膨胀时代的今人所值得学习的。　第八章　　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　　言易行难。世界上的事，没有什么可一蹴而就，都要经过由小而大、不断积累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上着手，就会犯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而最终让自己变得两手空空。曾国藩主张实事求是，不讲空言，是做人第一义，认为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可大可久。纵观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务实力行的功夫。　　　　　　成事需具务实之精神　　　　【曾国藩做人语录】　　为政须有成，实而不虚。　　　　　　　　湖南山灵水秀，人才辈出，其积聚多年沉淀而成的湖湘文化，更是卓有特色。这种文化是由南宋初年创立的地域性学派——胡安国父子的湖湘学派而开始形成的。湖湘学派因书院教育的发达而发扬光大，造就了一大批学者，使这种学术传统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这种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有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等。　　其中曾国藩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支派，又简称为“实学”。“实学”源自理学，但与理学又有很大区别，它发挥了理学中的经世思想，主张学问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反对做死学问，更反对华而不实的空谈。“实学”思潮针对明代心学的空疏学风而在明清之际盛行起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代表人物。而曾国藩最钦佩的学者，就是顾、王二人。顾炎武所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曾国藩深为此而折服。1846年初冬，曾国藩移住京城报国寺，隔壁就是顾亭林祠，于是写下《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称赞顾炎武为北斗巨眼，万古金声，对他顶礼膜拜。曾国藩后来作《圣哲画像记》，将顾炎武列入古今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顾氏对曾国藩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评价也非常高。他后来嘱其弟曾国荃设金陵书局，广搜王氏遗稿，刊印《船山遗书》288卷，王夫之从此为士林熟知，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明清之际思想家，实得曾国藩之力。王夫之清初从事抗清斗争，力践经世之旨，以民族危亡为己任，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影响。　　　　　　　　守朴实方可成大器　　　　【曾国藩做人语录】　　脚踏实地， 从浅处、 实处着手， 事业才能可大可久。　　　　　　　　“朴实”二字，曾国藩经常提及，用于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他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可以说它们综合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要求，体现了其中的真正精神。“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人生最高的理想。曾国藩之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　　为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的重要性。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　　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 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为民请命”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曾国藩出山领军，与其说为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更多地受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以此为目标，体现了“朴实”二字的精神。对于狡猾的洋人，曾国藩也本着“朴实”二字，认为如此会换得洋人的同情与理解。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因为中方也有失理处，兼之国家势弱，无力与抗，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曾国藩提倡“朴实”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他最厌官气。他所谓的“官气”特指当时官场中的习气。自嘉庆以后，清朝吏治腐败日渐加剧，养成了一种浮滑的风气，对此，曹振镛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就是绝妙写照。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为扭转这种风气，他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措施。　　1850年，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中抑郁而死，咸丰皇帝继位，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免了奸猾腐败的穆彰阿等人，下令开言路、求贤才。曾国藩认为扭转风气的时机已到，当即上奏备陈民间疾苦、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的种种积弊。他所提的，都是其他圆滑世故的大臣所不敢言的，忠切之心、恳切之情跃然纸上。但咸丰并未听从，而是置之不理。　　曾国藩苦候多日，心情更切。最后决定犯颜直谏，上了著名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他认为满朝官员谨小慎微，“脂韦唯阿”之风越来越盛，皇帝再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惯，就会给国家酿成祸患。在此疏中，锋芒直指咸丰帝，批评他“因小失大”， “徒饰纳谏之虚文”，“骄矜自是”，并举出一大堆实例。咸丰帝览后大为震怒，下令严处，幸亏大学士祁隽藻等求情，曾国藩才得幸免。　　曾国藩的进言虽未有明显效果，但他的朴实作风给浮滑的官场注入了新鲜气息，他也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名声，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从军之始，曾国藩为了进一步纠正这种“官气”，采取了以猛振顽的手法，以申韩的法家之术伸张儒家大义。他把这种“官气”描绘为“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为扭转它，不得不“矫枉过正”。1853年，他给湖南名绅黄淳熙的信中痛陈了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阁下风格，不似世间桔槔故态，随人俯仰者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软熟和同之像，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同年底，他又给湖北学政龙启瑞写信，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侧六曹， 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困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唯恐人心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方今主忧国弱，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即先部治而后上闻，岂为一己自专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曾国藩这番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遭到许多官吏的反对和抵制，但仍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激励了一批有志有为的人才，他们敢于冲破这种官风，敢于作为，培养了一种朴实的风气。后来曾国藩总结说湘军集团之所以能崛起，将如火如荼的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正是由于此“朴实风气”。　　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部下名将张运兰信中说道：“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鼓励他“整顿岭南军务，不特革其骄疲之习，尤宜挽其浮靡之风”，“坚持定力，崇朴去浮”，保持朴实的良好作风。　　后来曾国藩待人处事渐趋于圆通，不似开始时锋芒毕露，但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终生恪守“朴实”二字，并屡次以此告诫部下朋友。如他在给手下将领的批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进而总结说，“古人之有为者，不外乎此。即近日湖南诸贤，亦不外此”，把“朴实”视为办大事有作为的必备条件。他认为“朴实”是人的根基，只有根基稳，才能枝繁叶茂。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言(后官至太仆寺卿)的信中教导说，　　“方今浮尚浮华，目染耳濡，不患不趋于文，只患不葆其质。植根朴拙，乃大器也。”　　他的朋友吴坤修，曾与曾国藩相互勉励，并在曾帐下当过幕僚，1866年升任安徽按察使。临行前，曾国藩特地加以叮嘱，后又写信告诫，主要也是让他消除官气，归朴实，信中是这样说的：　　阁下向采每遇得意之际，说话多不检点，又以游幕过久，官气颇重。湖南、江西物望之损，大抵由此二端。今骤当重任，务望时时省察，摒除官场之习，力戒浮薄之言。　　对于他人，曾国藩也常以此二字相告。一般人以为，处世以圆滑为上，并每每以此为努力方向，实则是对世事不明所致。曾国藩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他强调的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反受其害。以“朴实”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常守朴实规模，方可培成大器”的真义所在。　　　　　　浮滑为人才之大敌　　　　【曾国藩做人语录】　　带勇之人，但求有忠义之气的朴实血性男子，万不可用浮滑虚饰之辈。　　　　　　　　曾国藩以“朴实”为成大事的根本，因此在识人用人上，也以此二字为标准。他认为“以朴实廉介为质”，就是以此二字为识人之本的意思，无本则不立。纵观曾国藩选用的人才，基本上都达到了这个标准。他最不喜欢浮滑之人，他对好友毛昶熙说：“观人者恒在出处进退之际，选将者最忌浮滑取巧之流。”把浮滑视为人才的大敌。　　曾国藩用人主张兼收并蓄，主张取人应看到其长处，不应求全责备，因此他的手下各方豪杰都有，都能各尽其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曾国藩所谓“办大事以多得助手为第一义”，体现在他一生的识人用人中。即使如此，他并非什么人都取，什么样的人都要，其中最主要的取舍标准，就是看此人是否“朴实”，假若朴实，即便才气稍差，也委以重用；若为人浮滑，即便有绝大才华，也弃之不顾。他手下幕僚方宗诚负责举荐人才，曾国藩特地向他交待了自己的原则：　　搜求人才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唯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蜻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　　在这段文字中，曾国藩申明了自己“崇实黜华”的用人原则，并指出不这样做的危害。如果朴实与浮滑之人并用，那么朴实者必然受浮滑者排挤，不愿与之共事，其结果是有才的逐渐被挤走，投机取巧之徒反而得势，这就违背了广收并蓄的初衷。 曾国藩事业的成功与他用人的成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他才说“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而以“朴实”为原则识人用人，正是他用人的成功之处。天下人才难得，德才兼备者更是少之又少，面　　　　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仍然坚持“且先求一二诚实人员，姑改欺饰之习，徐图整顿之方”，始终把朴实人置于首选。他指导李榕说， “大抵取诸人者当在小处、实处，与人者当在大处、空处”，也是此意。　　曾国藩识人之法中，朴实是一关键，而“滑”字则表示此人不可用。他在日记中多次记下对某个人的印象，如果说此人朴实或敦实，就预示着此人将得到任用，如果说某个人浮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有时他干脆写上“此人浮滑，不可大用”的字样。　　　　曾国藩向他人推荐人才，也以朴实为第一标准。例如，他曾向郭嵩焘推荐邹伯韩，就说此人“任事当朴实可倚”。江忠源到安徽任巡抚，组织军队抵挡太平军东下，曾国藩向他推荐了好几个人。其中邹汉勋是当时著名学者，为人朴实可靠，学问浩博，“宏识远略，可谋大事”。安徽的绅士官吏，曾国藩推举吕贤基、吴廷栋、何慎修、涂宗瀛等数人，这几个人均是朴实主人，而且修养高，学业精。官场中除了好友陈源兖外，他又推荐袁甲三，说他“最为结实，才气亦足以包举大事”。宿州郭刺史为人很敦实，也可以重用。这些人都有朴实的特点。事实证明，除了吕贤基办团练守舒城为太平军击毙外，吴廷栋官至礼部侍郎，袁甲三先是协助吕贤基办团练，吕死后，他便接替吕指挥皖北军事，后又接替胜保担任攻捻的清军统帅，曾署理漕运总督。　　在此之后，曾国藩举荐人才也没有改变以“朴实”为第一义的原则。咸丰十年(1860)，他向同年考中进士的毛鸿宾推荐吴应昌，说此人“朴实明白，于此间各弁气习相近，当可相与有成”，请毛鸿宾放心。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给王茂荫的信中推荐侍讲学士宋滋九，说他“朴实耐劳，好善若渴，实为朋辈不可多得之才，亦为珂乡培裨风气之彦。国藩去年得与共事，常以务实相切磋。”　　曾国藩不仅在选将任官上以“朴实”为标准，就是招募勇丁也不例外。曾国藩从军后打了几次败仗，使他认识到绿营兵的致命缺陷，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二就是士兵浮滑，无人用命，战则溃逃，赏则争先。因此他决定从根本上改造这种体制，重起炉灶，编练湘军。　　湘军主要招收湖南农民。这是因为湖南人受湖湘文化浸染，大多朴实忠诚，而农民就更加朴实。他在给朝廷上的奏疏中以“乡民：隆健朴实者，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日有一日之效”说明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同时他多次告诫部下，“无取浮滑之辈，而求土作主类”。这些农民身上保存着固有的朴实和勇敢的特点，没有沾染军营浮滑习气，所以比较容易训练和指挥。经过一番磨炼，湘军战斗力迅速提高。　　为了保持湘军不受浮滑风气影响，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强化思想工作。以礼制军，选拔合格的营官，“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而后可以言战也”。　　但有时朴实和才能往往是不能同时具备的，曾国藩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条理清晰者，往往心地不甚质实。”如何解决二者的矛盾呢?曾国藩一方面对浮滑而有才能者加以劝导，使之趋于朴实；另一方面，如果实在无法改变，宁可弃而不用。因为有才而不朴实者虽有时也能办事，甚至建立大功，但其导致的后果可能更严重。这种人最不可靠，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告诫部将姚体备，命他清除浮滑的将领：“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为防止浮滑之人进入部队，甚至连善于说话的人都不敢用，由此更能看出曾国藩对“朴实”是何等重视。湘军将领中口讷不能言的人比比皆是，这与曾国藩的偏爱是分不开的。 因为浮滑而被曾国藩撤换的人有不少，其中吴国佐最为突出。此人当时的级别是主簿，充任义字营管带。他胸怀大志，自以为可当天下大任，不甘心从小处、实处做起，对管带这样的官职很不满意。曾国藩命他与张运兰协同作战，但他狂傲自大，与张的关系很紧张。开始曾国藩很称许他的见识，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君志气高迈，而办事不甚平实。”　　为了改变吴国佐的浮滑习气，曾国藩多次劝导。一次还亲自与他面谈，说见识高明的人，高明要像天那样宽广无私，明辨道理，平实要像大地一样，坚固扎实，劝他“以脚踏实地，事事就平实上用功”。　　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曾国藩再次写信给吴国佐，进一步劝诫，信中指明了趋向平实的方法：　　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曾国藩苦口婆心，却未能改变吴国佐的毛病。不久吴国佐在战斗中惨败，损失100多人，武器十丢五六，几乎溃不成军。此时，曾国藩已彻底失望，下令解散该营，营中士兵有愿意从军的，由委员凌荫庭挑选，另立营头，带到曾国藩所在的建昌老营，由他本人亲自训练两三个月，然后才可派出战斗。吴国佐本人则撤去职务，令其回籍。曾国藩在批文中说：　　该主簿屡称此贼不足平，告请剿办英夷以自效。本部堂常以“平实”二字诫之，意此次必能虚心求益，谋定后战，不谓其仍草草也。官秩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该主簿概置不问，生手而自居于熟手，无学而自诩为有学，志亢而行不能践，气浮而几不能审，施之他事尚不可，况兵凶战危乎!　　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吴国佐从此离开了军营，失去了建立功名的绝好机会，而与他共事的张运兰，因为朴实，备受重用，官至福建按察使。后来左宗棠编练老湘军，吴国佐又出来协助，负责监造军械，左宗棠也发现了他的毛病，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　　翔冈立意，要与人不同，此最是短处。而所赏识之人，多无实际。渠荐与我之人，张声恒、章荣先尚略可，然皆由璞军出者，此外则无一堪用之才。难怪其从前带用，每战辙不如意也，而犹不自痛悔，复意气自矜，恐将来亦难望长进，终是废才!　　吴国佐给左宗棠的信中说还欠他银子一百两，钱三十串。这也让左宗棠很生气。左宗棠说：“我所谓商贾气太重者即如此。”“此君读书太少，自信太过，颇有"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之病。”后来也把他打发回去了。　　有了吴国佐的教训，曾国藩更坚信非朴实之人不能用。在吴国佐事后不久，曾国藩又写信给另一个将领柳寿田，警告他说：“该将向来说话近于浮滑，本部堂不甚放心也。”后来柳寿田也因此未得重用。　　李元度用人不慎，耳根软，他手下的将领有很多为人浮滑，好为大言。李元度本一介书生，对率兵用人不甚精通。曾国藩对此多次提出警告。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李元度写信，让他引起注意，其中特别提到一个叫彭大寿的人，说：“此公在外多年，阅历深透，颇近于滑”，进而指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淳正”。言下之意，让他撤换彭大寿。　　但李元度对曾国藩的话并未放在心上，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从未提上去。徽州一战，更是全军溃败，几不成军。李元度也因此身败名裂，终生不得志，还因为战败失职受到严厉惩处。而与他同时的许多人，都官至封疆大吏。李元度的失败，与他用人不慎有密切关系。　　对于成大事者而言，用人不慎，必败无疑。用朴实之人，是最好的办法。浮滑之人，即使真的有才，也很难尽展其才，而这样的人，大多野心勃勃，无自知之明，又怎么甘心受他人驱使呢！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曾国藩做人语录】　　凡事都非一蹴而就， 都要经过不断累积， 由小而大的过程。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蹴而就，都要经过不断累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这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兴致所至，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959)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咸丰八年(1858)，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起草。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察。有一次见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他的这种做法，有人又归纳为“约字诀”。陶怀仲在《析论曾国藩》一文中总结说，曾国藩修身有“静、耐、约”三字诀，“约字使他治经史之学，务实不求博雅，治军则专从实处入手”。实际上，这个“约”字就是“实”字，它反映的是做事从浅处、简处入手。曾国藩称之为“守约”。咸丰九年(1859)十月他对幕僚李榕讲了一番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二者相比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知一句便行一句　　　　【曾国藩做人语录】　　天下事知得十分， 不如行得七分。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非知之艰，行之唯艰。”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志。看某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主要，未若行之之实”，“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实行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出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就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功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兖、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经历的复杂，曾国藩更知办事之难，对行动更为重视，对空言更加厌恶。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他给胡林翼写信说：　　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渺，愿公从庸处浅处着想。　　陈作梅即陈鼐，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为人非常朴实，曾国藩仍觉他有大言之嫌。曾国藩对空谈的敏感，可见一斑。　　李元度以书生领兵，曾国藩对他最不放心，一再叮嘱他禀报军情应当翔实，不要“空说吉祥语”。咸丰十年三月，李元度奉命前往徽州防守，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第一条就告诫李元度不要任用好为大言的文人。后来曾国藩又论及任用绅、士之道，其中一条是“禁大言以务实”，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力行而少言的人，曾国藩最看重。张运兰(字凯章)开始只是王鑫手下的一个下级将领，因为他务实，曾国藩一再提拔。1860年，曾国藩命宋梦兰率军与他配合作战，对宋梦兰说：“张凯章观察精细沉实，先行后言，阁下与之相处，似可将军中琐事一一研究，总以"质实’二字为主，以阁下之熟于乡土，凯章之老于戎行，又皆脚踏实地，躬耐劳苦，必能交相资益，力拯时艰。”　　越到晚年，曾国藩越是厌空言重力行，谆谆告诫子弟，视为处世办事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年青人都喜欢高谈阔论，如曾国藩所说，“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随着阅历的增加，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就逐渐趋向实际，甚至变得谨小慎微。这有不利的方面，但重行的传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年青气盛的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不尚虚名，贵求实效　　　　【曾国藩做人语录】　　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　　　　　　　　务实精神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名与实的关系也是其中的一项。古代圣贤认为，人的名誉、声望应该同自己的实际才能、贡献、功劳相符，提倡重实轻名，以名过于实为耻，力戒追求虚名，更不可欺世盗名。　　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指的就是以名声超过实际为耻。王阳明说“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无其实”，对孟子观点继承并加以发扬，“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有工夫好名?”古人重实轻名，并非纯从道德上讲，而是看到了重实的益处与好名的危害。 先贤把务实看成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王符认为务实是一个人不同于凡人的素质：“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苟悦认为，务实是成功的前提：“名必有实，事必有功”，“事实则功立。”二程兄弟则干脆说：“欲当大任，须是笃实。”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也说：“真心实作，无不可图之功。”所有这些，都推导出务实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　　相反，如果轻实好名，则会引来灾祸。吕坤在《呻吟语》中：“名心盛者必作伪”揭示了好名者的实质。《颜氏家训》中将人分为三个层次，“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认为“窃名者，厚貌深奸”，只是追求浮华的虚称而已，即使得到，也没有意义，而且因为无实而窃名，必然采用非法的、见不得人的手段，终有败露之日。所以古人又说：“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名是而实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所以程颢兄弟认为，君子不应让才超过德，也不应让名过于实，因为“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明儒潘府在《素言》一文中说：“无实之名，祸之门也；无名之实，福之基也。”利害相较，令人触目惊心。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要使自己重实轻名，并非一件容易事，这就看个人的修养高低了。曾国藩受理学的熏陶，受实学浸染，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所以他于1851年便在日记中记下了“盗名者必有不测之祸”这一警句，时时提醒自己，勿萌好名之心，提倡“多做实事，少说大话”。　　其实曾国藩也好名，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名可有可无，加以轻视。他说，“名者，大器也”，“造物所珍重爱惜”，千金易求，重权易得，而美名难求。他一心要成就的也是名，所以咸丰皇帝曾下旨批评他好名。实则这种名，不是虚誉，而是对一个人一生业绩的肯定，是一个豪杰的尊严，“留得生前身后名”，是多少人的理想，“身败名裂”则是最大的灾难。 曾国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名实应当相符，由实际的行动和成绩来博取名声，“实至名归”，而非使用见不得人的手段。因此应脚踏实地做事，不要贪图虚名，因为“虚名不可恃”。他对兄弟们说：“我们兄弟报国，总求名实相符，劳赏相当，才足任事，从此三点切实做去，或可免于大祸。”而骤然得名主人，“其为名必过情”，要想不过情，就要像四时那样运作，使人不觉，而事业已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有其实，何患无名。　　曾国藩非常担心名浮于实，埋下祸患。他在家书中说：“我在京师，唯恐名浮于实，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为避免虚名远播，曾国藩力戒多言，他给自己写了五箴，其中之一就是“慎言”。1842年的一天，几位同僚会聚一起，其中姜曾熟悉天下地理，口若悬河，崔乃晕善于词赋，满座皆服。曾国藩诗文也有超人处，但却从不炫耀。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予力戒多言，恐毫无实学，而声闻日广也。”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他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从军以后，曾国藩也力戒争虚名，他认为“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同样告诫部下。1856年，他对罗萱一部下刘腾鸿(字峙衡)很不放心，劝他说：“足下爱敬峙衡，当代为蕴蓄之，不必逢人颂扬，使其实常浮于名，则所以爱之者更大矣。”刘腾鸿是罗泽南弟子，勇敢善斗，有名将之风，但为人太过刚毅，加上人多称颂，便有些不知所以。1857年，在攻打瑞州时中炮阵亡。　　　　曾国藩经常反省自己，认为名心切是最大缺点，不仅损害了人生境界，也严重损害了身体。因为名心切则俗见重，为达到一些愿望，追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整日患得患失，便给身心造成损害。后来曾国藩精读老子、庄子之书，领悟到了“淡字诀”的精义，用来纠正名心切的弊病。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功名官爵，不能过分贪恋，应当急流勇退，避免杀身之祸。历史上，范蠡和张良是做得最成功的两个人。他们成就大业后，并未贪恋功名，及早退身避祸，传为美谈。曾国藩也深信此道。他没有像范、张二位退身归隐，却也达到了同样目的。他从不接受有名无实的虚名，他任两江总督时，虚衔多达几十个，一枚印章都刻不下，曾国藩只选了其中较重要的几个刻成印章。对于有些虚衔，曾国藩干脆奉还给朝廷。这样，他的名总是与实际相符，而且不会对清廷构成威胁，清廷也便不会对他下手。所以曾国藩能常保不败，在风云变化不测的官场履险如夷，可说是得“实”字诀之力。　　“名浮于实”固然有危亡之险，但“实”字也有分寸与技巧。古人云：实至名归，但世事变化无常，在恪守朴实的根本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见识和勇气。否则闭门造车，就有由“实”转“愚”之嫌。做人如同生产商品，包装好质地次当然不行，但质量高包装差同样少人问津。不求眩人耳目，哗众取宠，但求名实相符，则可长可久。下篇做事要学胡雪岩　　——胡雪岩做事的八大手段　　　　打造名气之法:名气就是财富，品牌就是资源。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公司的发展而言，良好的名气和品牌是不可或缺的。　　谋而后定之绝:凡事要力求做到深谋远虑，盘算局势，先谋再战，才能够占据人生的制高点以及谋取做事过程中的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圆融处世之术:圆融处世，方能谋得各方人脉，也才能在遇到各种困难时，应付自如，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为事业提供难得的保障。　　借势乘势之智:成功的人士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各种各样可以为自己所用，使自己可以乘势而进的力量。　　因人致用之慧:作为一个领导人，不能事必躬亲，但要善用他人。　　有胆有识之举:要想出人头地、称雄一方就必须具备大气魄、大胆识和果断的豪情。　　守信谋利之德: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实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　　寻机运机之妙:机遇是决定人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机会只有对于那些善于发现机会并且能够很好地去抓住机会、利用机会的人，才能成为机会。　　　　　　第九章　　胡雪岩的打造名气之法　　名气就是财富，品牌就是资源。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公司的发展而言，良好的名气和品牌是不可或缺的。胡雪岩对于这一点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先做名气后赚钱，用力打造自己的金字招牌，利用绝招做好自己的门面，还通过行善仗义来传播美名，这些使他的生意兴隆非凡，财富也就随之滚滚而来。　　　　　　　　驰骋商场名气最重要　　　　【胡雪岩做事名言】　　名气一响，生意也就自然热闹起来。　　　　　　驰骋商场，名气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种无形的价值，一笔无形的本钱。为此第一步先要做名气，名气一响，生意就会热闹，财宝就会滚滚而至。　　如果说银子、房产是有形的势力，那么名气与形象则是无形的势力。有形与无形之势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胡雪岩在不断张扬有形之势力的同时，更关注无形势力的张扬。　　　　按照胡雪岩的看法，步入商界，“第一步先要做名气。名气一响，生意就会热闹，财源就会滚滚而至。”也正因为如此，胡雪岩从不放过任何一次能够扬名气的机会。　　一次，为了弥补军费粮饷的不足，朝廷决定由户部发行官票。官票大体与现今国债类似，只是它是一种可以上市流通的银票，可以兑换现银，也可以代替制钱“行用”——用它抵交应按成缴纳的地丁钱粮和一切税课捐项，称为“户部官票”。户部官票的发行自然少不了钱庄，发行方式也就是由各钱庄派购。认购户部官票无疑要承担风险，虽然官票上明文写有“愿将官票兑换现银者，与银一律”的字样，但如果官票发行太多太滥而现银不足，以票兑银就将是一句空话。所以，刘庆生在与胡雪岩商量认购官票事宜的时候，认为将来官票一定不值钱。阜康刚刚开张，实力还谈不上，就遇上这一档子事，刘庆生对认不认购官票心存犹豫。　　但胡雪岩不这样看。他认为，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就可能吃亏，而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天生就是敌对的。一桩生意能不能做，关键是生意人自己的眼光，生意做得越大，眼光越要放得远。乱世之中，生意确实越来越难做了，不过越是难做，越是有机会。就拿眼下认购官票来说，如果朝廷章程制定不完善，滥发起来，它的价值当然会大打折扣。但即使是这样，也要认购，而且还要主动认购，要认购得有气魄。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是在帮朝廷的忙。只要是帮朝廷打胜仗的生意，哪怕亏本，也都要做。短期看，　　　　这是亏本，长远看却不是亏本，而是放了资本下去。放下去资本自然是要收回的。只要官军打了胜仗，时世一太平，百业待兴，什么生意都可以做。那个时候，也就可以收回先前投下去的资本了。自己为朝廷帮过忙，出过力，哪里还有不能发达的道理?　　第二，认购户部官票，也是显示阜康气魄，为阜康挣得名气的机会。目前杭州城里各大小钱庄同行都心存犹豫，小同行看大同行，大同行互相看，都怕派购官票太多，包袱太重，如果这时阜康站出来大胆认购，一方面能够在同行中显示阜康临事不惧的气魄，显示阜康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能显示同行的义气。阜康在同行中的名气和地位，一下子就起来了。　　阜康刚刚开张，胡雪岩更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它的名气做出来。商场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先做名气后赚钱”。驰骋商场，名气总是至关重要的，它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价值，一笔无形的本钱。一个商号有了名气，客户会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而只要有了名气，就能真正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　　　　　　创出自己的金字招牌　　　　【胡雪岩做事名言】　　创出金字招牌，自然生意兴隆通四海，名归实至。　　　　　　　　　　一个企业没有响亮的招牌，就会在市场竞争中永远处于被动、落后的地位。胡雪岩正是因为深谙这一点，所以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招牌，打出自己的品牌。　　胡雪岩十分注重塑造自己的招牌。因此，他在创办自己的钱庄时就十分注重自己钱庄的招牌名。他自知自己只会“铜钱眼里翻跟斗”，对题定招牌这样需要文墨功底的事情力不胜任，因而郑重其事地去请教王有龄。不过，胡雪岩虽然不知道题定招牌的遣词用字，但他知道题定招牌该有的讲究。当王有龄告诉他题招牌自己也是破题儿头一遭，还不知道怎么题法，有些什么讲究时，他毫不犹豫地就摆出了题定招牌应该注意的几条原则：“第一要响亮，容易上口；第二字眼要与众不同，省得跟别人搅不清楚。至于要跟钱庄有关，要吉利，那当然用不着说了。”　　胡雪岩这里讲到的几点要求，正是题招牌的关键所在。上口，也就是要求题写的招牌要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且读起来要响亮畅达，朗朗上口。挂出招牌目的就是要让人记住，因此，这一点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一方招牌用字生僻，读起来佶屈聱牙，招牌的作用也就失去好多了。　　起名以别。用与众不同的字眼，使自己的商号用在招牌上就显出一种特别，它能在众多同行同业中引人注目。用现代商务运作的观点看，一个与众不同的招牌，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独立的品味和风格。因此，这一点显得非常重要。　　起名以适。招牌用字要符合自己商号的行业、行当的特点，要能让人一看招牌就知道你的商号是干什么的。　　起名以吉。这大约是中国人题定招牌时特别讲究的一点，不过这也符合商场上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心理。商场上，无论买方卖方，都是希望能够大吉大利的，谁也不会喜欢自找晦气。　　就是根据这几点要求，王有龄为胡雪岩选择了“阜康”两个字。这两个字取“世平道治，民物阜康”之意，可以说是完全符合了胡雪岩的要求，因此胡雪岩将这两个字念了两遍之后，立即欣然同意：“好极!……就是它。”　　题定招牌，用现代商务术语说，也就是为自己的公司或商务机构作商业性命名。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定字号，而用大白话说，也就是为自己的生意取一个名字，实际上也就像为新生儿取名一样。　　不能小看了这一取名。做生意首先就必须求名，要有名目(也就是字号)别人才知道，要有名气别人才信服，而取一个一叫就响的好名字往往成为金字招牌的基础。因此，一些有眼光的商人都注重如何为自己的商号题名。从这一角度看，胡雪岩对于自己钱庄招牌的重视以及他对题定招牌的要求，也显示了他做生意的精明眼光。　　　　其次，靠诚实无欺来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建立起自己的“金字招牌”。　　胡雪岩深知，在生意场上的争斗，关键是有自己的“金字”招牌。也就是说，经商一定要创出自己的品牌来。胡庆余堂开办之初，胡雪岩做名气的方针，也就是要做出自己的“金字招牌”，换句话说，他要的是靠做出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而建立起真正名气的一种效果。因此，他在确定送药的同时，还在药店如何开法、怎样用人、怎样进料、怎样炮制等方面，定下了两条不变的原则。　　　　方子一定要可靠，选料一定得实在，炮制一定要精细，卖出的药一定要有特别的功效。按胡雪岩的说法，“"说真方，卖假药’最要不得。”而且，胡雪岩还要求，要叫主顾看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相信，这家药店卖出的药的确货真价实。为引人注意，他甚至提议每次炮制一种特殊的成药之前，比如要合“十全大补丸”了，可以贴出告示，让人来参观。同时，为了让顾客知道本药店选料实在，绝不瞒骗顾客，不妨在药店摆出取料的来源，比如卖鹿茸，就不妨在药店后院养上几头鹿，这样，顾客也就自然相信本药店的药了。　　二者药店档手除能干之外，更要诚实、心慈。旧时药店供顾客等休息的大堂上常挂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说的就是卖药人只能靠自我约束。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用料不实，分量不足，病家用过，不仅不能治病，相反还会坏事。而只有心慈诚实的人，能够时时为病家着想，才能时时注意药的品质，这样，药店才不会坏了名声，倒了牌子。　　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实业家，他的事业取得成功，绝不是靠坑蒙拐骗，而是靠诚实无欺，靠信誉，靠切切实实满足客户需要。过去许多商家门脸上都会挂上“诚信招来天下客，无欺誉揽万人心”的对联，对联道出的确实是一个使自己的“金字招牌”永不倒的简单的“诀窍”。诚实不欺是所有生意行当的立足之本，也是在竞争中取胜的一个重要砝码。有才无德，仅靠耍花样来求名取利，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胡雪岩很郑重地说道：“我们也不是故意耍花样。只不过生意要做得既诚实，又热闹。”　　胡雪岩处于商业意识还不很发达的晚清时期，就具有如此强烈的品牌意识，这是何等的远见!因此，生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家，都要注意打造自己的金字招牌。　　　　　　　　做好门面的三大绝招　　　　【胡雪岩做事名言】　　门面犹如人脸，好不好会影响生意的。　　　　　　　　　　“做好生意三件宝，人员、门面、信誉好。”这句古老的商业格言揭示了店门面与员工素质、产品质量、信誉一样都是做好生意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深谙此理，他说，门面犹如人脸，好不好会影响生意的。所以，他十分注重门面的装修。这使得胡氏商业王国的店面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突出了自己的个性，从而赢得了顾客，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如何搞好一个店堂的门面呢?胡雪岩有三大绝招，说：“宜址、精修、巧陈”。　　第一，“宜址”，即店的地址选择适宜。　　1874年，胡雪岩选杭州吴山脚下的大井巷为址建屋造店，创办胡庆余堂，这是有他的深意。吴山坐落于西湖南面，由紫阳、云居、七宝、峨嵋等十多个小山头组成，西连凤凰山、将台山和玉皇山。相传，春秋时这里是吴国的南界，因而得名，又因山上有座城隍庙，所以又叫“城隍山”。吴山历史悠久，有很多古迹，如：春秋的伍子胥庙、晋朝的郭璞井、宋代的东岳庙、明朝的城隍庙等。在吴山的山冈上，因石灰岩长期溶蚀作用形成了一组惟妙惟肖的“十二生肖石”，山顶上有一座高8米、双层重檐的江湖汇观亭，登上此楼北望西湖明澈似镜，南眺钱江宛若锦带。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吴山太观被列为“西湖十八景”之一，这个景目又包括金地笙歌、瑶台万玉、紫阳秋月、三茅观潮、鹿过曲水、鹤步寒山、峨胥月照、梧岗飞瀑、枫岭红叶、云居听松等“吴山十景”。吴山的自然和人文景点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这使它成为杭州客流量很大的一个游览区。　　另一方面，杭州从唐宋以来就佛寺遍布，有“东南佛国”之称。在每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到立夏为止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各地(主要是杭嘉湖三地及苏南一带)的善男信女身背写着“朝山进香”的黄布香袋，成群结队地涌入杭城，到各寺院烧香拜佛、许愿还愿，这种年年必有、规模宏大，具有宗教色彩的特色旅游给经商者带来了生意，他们或在寺院附近定点设铺，或随处流动设摊，出售胭脂、簪珥、牙尺、剪刀、木鱼、经卷、玩具、花篮、梳子、药物等物品。据范祖述原著、洪如嵩补辑的《杭俗遗风》记载：“城中三百六十行生意，一年中敌不过春市一市之多。大街小巷，挨肩擦背，皆香客也……各色生意，诚有不可意计者矣。”这种因烧香拜佛者聚集而成的商业性集市叫做“香市”。吴山早在元代就有香市，元代诗人贡有初在《春日吴山绝句》中有“十八姑儿浅淡妆，春衣初试柳芽黄。三三五五东风里，去上吴山答愿香。”就从侧面反映了吴山香市的情况。到了清代，吴山香市与钱塘门外的昭庆寺香市、岳坟以北七八里开外的天竺香市成为杭州持续最久、规模最大、集市最盛的三大香市。　　鉴于上述情况，吴山在生意人眼中具有特殊意义，而其脚下的大井巷是人们登吴山的必经之路，所以胡雪岩选中这块“黄金宝地”，在上吴山的石级路旁购地八亩，开设建筑面积约12000平方米的胡庆余堂国药号，为其经营奠定了长期、固定的基地。应该说，这是很有眼光的。　　第二，“精修”，即店堂修建精致，别具一格。　　胡庆余堂初造时由东西并列的三进建筑组成(后来西边一进被拆除，现只剩两进)：头进营业店堂，二进是制药工场，这种前店后场、产销结合的组织格局有利于灵活、及时地适应顾客需要。两进楼房之间有夹弄和封火墙相隔；每进设前、后天井，左、右有廊屋相连，呈环形通达之状，外观气派、结构简洁。　　作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中不可多得的建筑群，胡庆余堂除了具备江南园林大红漆柱、镏金描彩、雕梁刻枋、飞檐镂格等古朴典雅的共性之外，还根据营业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创意：整座建筑被设计成仙鹤状，象征着店铺生机长存，四周造起高12米(墙脚就高达两米)、长60米的青砖封火墙。胡雪岩请人在靠河坊街的一面墙上写了“胡庆余堂国药号”7个特大汉字，十分引人注目。　　　　胡庆余堂的上檐有一般建筑比较罕见的一排排花灯状的垂莲柱，正门在大井巷内，青石库门坐西朝东，青砖角叠的门楼上镶嵌着“庆余堂”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跨过门楼，映入眼帘的是“进内交易”牌，4个镏金大字远看凸出，近看凹进，一望就知是高手之作。入口长廊被做成船篷轩。　　人靠脸皮，店仗门面，胡庆余堂如此不落俗套的设计能不使人顿兴好奇和赞叹吗?　　　　第三，“巧陈”，即店堂的内部摆陈巧妙适宜。　　如果说，胡庆余堂像一只栖息在吴山脚下的美丽仙鹤，那么，它的门庭就像“鹤首”。过了门庭拐弯就是“鹤颈”长廊，迎面是一个八角石洞门，门洞上有青砖雕出的“高入云”三字，左侧横墙上堆塑着取材于神话传说“白蛇传”的“白娘娘盗仙草”图案，整个长廊的古壁挂着36块用银杏木精制、黑底金字的丸药牌，如外科六神丸、胡氏辟丹、安宫牛黄丸、十全大补丸、大补全鹿丸、小儿回春丸等等，牌上表明各种丸药的主治功能，于装饰之中巧妙地为顾客提供了极好的药材和药品性能的说明，既传播了中医药知识，又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　　过了石洞门，长廊的末端有四角亭，檐挂精雅的宫灯，梁绘中医始祖神农尝百草、白娘娘盗仙草、桐君老祖白猿献寿以及李时珍、朱丹溪的故事，栩栩如生。看到这些饰画，人们很容易浮想联翩，如登仙界，如返幽古年代，在得到美的享受之余，从这些与中医密切相关的神话人物和古代先贤中领略到中医文化的源远流长。四角亭下面有一排红漆锃亮的“美人靠”，这是视顾客为“养命之源”的胡庆余堂为顾客特设的小憩之处。长廊四周奇花烂漫，异草葱翠。　　穿过“鹤颈”长廊往右拐就是第二道门，门楼两边有“野山高丽东西洋参，暹罗(泰国旧名)宫燕毛角鹿茸”的对联，上端横卧一方“药局”匾。要知道，过去的药业分药店和药局两类，药局规模大，包括直接向产地进货的药号、批发的药行，胡雪岩有银号、钱庄、典铺互为挹注的金融网、资本大、手面宽，兼营药号、药行、药店，因此，堂而皇之地挂了“药局”，颇有雄视医药界的威风。　　跨过“药局”门楼的青石门槛，便来到坐北朝南、金碧辉煌的营业大厅。这里雕栏玉栋、宫灯高悬，顶棚玻璃透光明亮、厅堂陈设琳琅满目。牛腿(连接柱、梁的建筑构件)精雕吉祥动物图案和古色古香的人物故事，大厅两旁分立高大的红木柜台，给人一种庄重的感觉，左侧为配方、参茸柜，右边是成药柜。柜台后边更高大的“百眼橱”摆着色泽不同的瓷瓶和幽幽发光的锡罐，神秘而又高雅，“百眼橱”格斗里存满各种药材饮片。正中的“和合”柜台，两边挂着“饮和食德，俾寿而康”的青龙招牌，说的是饮食适可、有规律，使人健康长寿，也在向人揭示“饮和食德”是要挤垮、吞并杭城另两家资格老、规格大的药号“许广和”与“叶种德”，含有竞争的火药味。“和合”柜台两侧有两副对联，外面一层是“庆云在霄甘露被野，余粮访禹本草师农”，横批是“真不二价”，里面一层是“益寿引年长生集庆，兼吸并蓄有用有余”，中间上方挂“庆余堂”横匾。两副对联笔法遒劲，而且各自巧妙地把“庆”、“余”二字用于对联首尾。值得一提的是，“庆余堂”三字出自南宋奸相秦桧(1090~1155年，江宁<今南京>人)，在秦府落成时书写的“余庆堂”的手迹。秦桧在宋金对峙的形势下，主张向金称臣纳币、主持和议，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精忠报国的抗金名将岳飞，结果被后人铸成反剪双手、面岳墓而跪的铁像，还落得个“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千古骂名。不过，秦桧品德虽然不好，却是一大书法家，而且他在北宋末年历任左司谏、御史中丞，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两任宰相，前后执政19年，特别是冤杀岳飞一案更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虽是遗臭万年，但几乎家喻户晓。胡雪岩将秦桧“余庆堂”手迹颠倒为“庆余堂”来用，除了欣赏秦桧的字，恐怕还隐含从反面利用秦桧的“名人效应”的因素，这大概又是他得意的一则广告创意吧。　　在胡庆余堂制药工厂的东楼和作为门市部的西楼之间有一条长长的通道相连。封建时代不允许商人在店堂里擅设通道，但胡雪岩被赏戴红顶花翎、穿黄马褂后，成为晚清商界“异数”，才有此特例。这条通道名叫“长生弄”，中间比两旁高出些许，俨然如皇宫及宫府内的甬道，显示出胡庆余堂药号主人的显赫声势和大药号的排场。　　由上可见，胡雪岩的店址选择佳宜、修制精好、摆陈巧妙，使得胡庆余堂的门面富有很高的文化品位，与众极端不同，突出了自己的个性。从而赢来许多顾客，带来可观的收入。在今天，胡氏做门面的三个理论仍具有借鉴意义。　　　　　　　　行善传扬美名　　　　【胡雪岩做事名言】　　施财扬名，广结人缘。　　　　　　　　　　财富也是一种责任。成为巨富之后，只顾个人安逸，财富终会弃你而去。兴善举，办义事，造福社会，这才是财源长久的可行之路。　　胡雪岩是一代巨富，但他在富之后并没有忘本。对于他发迹的杭州，他更是倾注了满腔真情。在战乱之后，他受左宗棠的委托，在杭州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骸，并招商开市。　　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渐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江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海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一个多世纪前，杭州江干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疾驶直下，如离弦之箭，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入，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还得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难保不出危险。　　胡雪岩经常对自己的伙计说：“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个最好的样子。”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十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自设义渡，受惠的人，不知凡几，胡雪岩纵非沽名钓誉，而仍然声名洋溢，就此博得了一个“胡大善人”的美名。　　关于创办义渡的起因，《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中朱成方的《功自心诚，利从义来》一文中说：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种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的，主意也就拿定了。　　　　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大，江上风浪大，容易出危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人”改道由彭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二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　　据此看来，胡雪岩开设义渡是出于与杭城另一家著名药号叶种德堂抢顾客、兜生意的需要。这也正显示了胡雪岩独特的商业才智。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临时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面子就是招牌　　　　【胡雪岩做事名言】　　面子就是招牌，面子保得住，招牌就可以不倒。　　　　　　　　　　胡雪岩特别重视面子，即使在危机四伏，大厦将倾之时，他也不忘记要保住面子。　　他曾说过：“面子就是招牌，面子保得住，招牌就可以不倒”；所谓“守信计”是指：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信义之人。由此看来，胡雪岩对“以逸待劳”深刻的经商理念，真是大悟彻悟!　　上海阜康挤兑风潮（挤兑，指在信用危机的影响下，存款人争相向银行提取现金的一种经济现象），第二天就波及杭州。胡雪岩从上海返回杭州，还没有下船就得到了消息。而得到消息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把面子保住。为此，他采取了3个措施。　　第一，所有一切排场照旧。胡雪岩一到杭州，就有在胡家地位特殊的乌先生上船接住，报告上海、杭州两地的“灾情”，同时他建议胡雪岩移舟到离家更近的万安桥登岸。胡雪岩的宅第在元宝街，他的钱庄在清河坊，因此，胡雪岩由外地回杭州，一向是在位于元宝街与清河坊之间，也是杭州城里最热闹的望仙桥码头上岸。而且每次回杭，都要家人接轿，摆出极隆重的排场：身穿簇新“号褂子”的护勇在码头上站成两排，点起官衔灯笼，打起旗子，护着一顶蓝呢大轿，常常会引来大群看热闹的行人。乌先生的建议自然是因为风潮已起而希望胡雪岩不要过于张扬。但胡雪岩没有接受乌先生的建议，而且要求一切排场照旧。这当然是在保面子，胡雪岩不能让别人以为阜康挤兑风潮一起，他自己就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阜康营业照旧。胡雪岩一到钱庄，就否定了钱庄档手谢云清和螺蛳太太商量的钱庄停业3天的决定，要求照常卸下排门做生意。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谢云清连夜察看储户账目，做这两件事情，一是提早将几个大户的利息结算出来，把银票送到他们门上去；二是告诉那些大户，年关已近，要提款应付开销的，尽可交待，以便预先准备。这是守信用，更是要做回面子。阜康因为贴出停业3天的告示，已经在杭州城里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没有引出更严重的后果，但一遇风潮便缩头停业，事实上面子已失。　　第三，原拟要办的三女儿的喜事也照旧。胡雪岩此次从上海回杭州，其实主要就是为三女儿的婚事。虽然还未下船就知道了要命的“噩耗”，但胡雪岩一进家门，就告诉螺蛳太太，女儿婚事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一切照常。而且，再难也要做到，不管用什么办法，场面无论如何要绷起来。这当然更是做面子。阜康挤兑风潮一起，是否仍按以前排场大肆操办女儿婚事，正是为众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如果女儿的婚事一改原来胡家办大事的排场风光，自然更是没有了面子。胡雪岩不能“丢”面子。　　胡雪岩如此处置，当然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硬撑。　　他如此处置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第一，这些措施使客户保持了对于阜康的信心，由此稳定了人心并保住了自己的信誉。正是有了这一系列措施，杭州的挤兑风潮在开始的时候才没有恶性发展。第二，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大户，使原本可能参加挤兑的大户不再加入挤兑风潮，减少了压力。钱庄生意最怕挤兑，挤兑最烈则是大户加入兴风作浪。大户稳定下来，零星散户，力能应付，也就不足为虑了。　　这是胡雪岩危机中力挽败局的重要手段，只要在人们心中阜康的招牌不倒，自己的场面就可以撑下去。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胡雪岩做事名言】　　为商之道，持忠善留名，操智勇巨富。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钱财即使再多，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留下的，只是一个生前和身后的名。　　有一次，有位同仁向胡雪岩请教人生哲理和做生意的经验，胡雪岩说：“人生世上应该先求名，还是先求利?……别的我不知道，但做生意是要先求名，不然怎么叫"金字招牌’呢?”这话大有道理，创出金字招牌，自然生意兴隆通四海，名至实归，莫非名利就是一样东西?　　生意场上，求名是为了求利。自我形象树立起来了，名气作响了，“金字招牌”擦亮了，生意也就自然会兴隆起来。这就是所谓名至实归：名声扬起来了，自我形象好了，那么财富就会落入你的怀中。　　事实也的确如此，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无形的资本也可以创造利润。良好的形象就是企业的无形资本。　　　　　　胡雪岩是一个善于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的精明人，并为之而不遗余力。　　胡雪岩在阜康钱庄开张之初时通过认购户部官票，树立了钱庄的良好形象，实在在地实现了名声扬起、实利落怀的效果。　　而胡雪岩的药店胡庆余堂则更是如此。由于胡庆余堂在创业时期就定下的以诚实无欺做名气的宗旨，也由于胡雪岩向有病无钱的穷人免费送药和向军营捐药的两招，胡庆余堂很快就名声大振。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验，经营也一直旺盛不衰，遇到春夏时疫流行的季节，上门的主顾常常排起长龙等药，胡庆余堂自然也是大为赚钱。胡雪岩的生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走向衰败，最后全面倒闭，其他生意如钱庄、典当、丝行以及私人财产如房产、田地，后来都落入他人之手，唯有胡庆余堂却完整地保留不动。实际上也是胡雪岩彻底衰败之后，为自己保存的一笔不菲的家业。　　　　究其原因，与他在药店生意上做出的名气，与胡庆余堂的“金字招牌”有着很大的关系。就连他的药店档手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在　　　　　　阜康发生挤兑风潮且开始波及胡雪岩的其他生意，败局已定，胡雪岩面临查封家产的时候，他的药店档手为安抚店员所做的分析，就很　　　　有道理。他对店员们说，胡大先生办得顶好的事业，就是这胡庆余堂。胡庆余堂不仅赚了钱，也为胡大先生挣得了好名声。如果说亏空了公款，要拿胡庆余堂抵债，货色生材都可以入官，但这招牌是不会被摘下的。胡庆余堂有如此大的名声，官府一定不会将它封掉，胡大先生也仍然是胡庆余堂的大老板。药店档手要求店员要格外小心，照常经营，抓药要地道，对待客人要和气，这只饭碗一定捧得实，不必担心。　　这就是所谓名至实归!名气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名气的效果能够发挥到这个分上，也算是一种极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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