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觀察：從讀文章到聽演講（轉）

將於3月20日出版的《僑報周末》刊發題為《中美文化觀察：從讀文章到聽演講》的評論員文章指出，中國官員面對記者不如西方官員，關鍵在於中國官員更重視文件和報告，常常集合智囊反覆修改，有時一字之改便有南轅北轍的變化；美國官員則更看重「外在形象」，重視說話和演講，習慣用了國會答覆質詢和公眾演講，不敢亂言造次。原文如下，

北京剛剛開完全國「兩會」，新聞發布會吸引著全球新聞界的目光。有官員朋友對筆者說，雖然經過發言人制度的相關訓練，但公開講話或答記者問的水平還有待提高，經常一不小心就會掉進記者提問的陷阱，如果只會講方言，「就比寫文章更要難得多」。

筆者也發現，大陸學生現今對著電視採訪已能侃侃而談，這源於他們學習英語的經驗而非朗讀中國古代典籍——書店裡有關演講的書籍，多是現代英美國家的讀物，從富蘭克林、華盛頓、林肯一直到羅斯福、鮑爾森、奧巴馬，且常常可拿來作為英語學習讀物。甚至近來華人世界倍感興趣的中國網球選手李娜輕鬆幽默地回答澳大利亞電視主播之問，被各國電視節目多次播放，其實也是源於她用英語作答，更能意會和傳神。

其實這並非什麼秘密，真正的分別還是在於語言和文字。中文對應英文，漢語相對英語，筆畫對應字母，方言語調對應國際音標，仔細探究其中東西方差別，雖屬雕蟲小技（劉勰語）但其妙真無窮也。正如曾任美國人類學會會長的語言學家薩丕爾博士（Edward Sapir）所說，不同語言的表達方式會對同一客觀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釋。

眾所周知，漢語來自象形表意的中國方塊字，文字以筆畫為基本元素，從漢字發音來說，因地域廣大而有不同發音，但文字卻相同。換言之，中文更便於讀寫的，是為眼睛服務的，所以知識文化傳統沿襲上更重視「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這就從歷史傳統上更推崇文字功夫，更強調「立字為據」而不太看重「說話」。儘管中國歷史上也有策士遊說列國，諸葛亮舌戰群儒等有關說話甚至演講的經典案例，但皆不如文字分量之重，甚至唐代大詩人杜甫將之提到「文章千古事」的高度。這種更重文字的傳統既有社會習俗之需也有政治管理之需，「有利於克服由於地域遼闊所帶來的方言繁雜的障礙，成為幾千年來始終暢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見於金觀濤、劉青峰所著《興盛與危機》）。

另一方面，英語則屬於印歐語系中日耳曼語族下的西日耳曼語支，其文字來自可溯源的拉丁字母為基本元素，通過英國殖民活動傳播到世界各地。雖然英文並非美國的專利，但美國人和美國歷史卻把英文發揮到了極致，不僅用此統一同樣疆域廣大的美國，更創造出了「美式英語」（後者可視為一種普通話）。換言之，英語更便於聽說的，是為耳朵服務的，所以知識文化傳統沿襲上可以找到古希臘羅馬城邦時期的「演講與辯論」。這種更為推崇的語言功夫更為強調「一言出口，即是事實」和「說話算數」。儘管英美歷史上也強調經典文本圖書古籍之地位，但在現實生活中，政治人物（特別是選舉政治制度下）更重視語言。

以此觀察當代中美兩國政治文化習俗，中國官員更重視「苦練內功」，重視文件和報告，常常集合智囊反覆修改，有時一字之改便有南轅北轍的變化；美國官員則更看重「外在形象」，重視說話和演講，習慣用了國會答覆質詢和公眾演講，不敢亂言造次。

再以傳播學的視角看，其實文字傳播範圍有限，對象概念不突出，閱讀傳播用時較長，但記憶效果相對準確些；而語言傳播範圍更廣，對象概念很突出，聽說傳播簡便易行，但記憶效果相對不夠準確——這本來正是中文和英語各有所長之處。因此報告念出來不算是講話，演說的記錄也算不上文章，這其中的辯證關係則意味著語言文字各有其利弊（作此比較完全有可能引來「極端言之、矯枉過正」的批評）。

筆者努力學習英語有二十餘年，雖然時常能讀TIME（時代周刊）等英文訊息但仍自認為是門外漢，原因在於過不了「聽說」這一關。正如我一位洋人朋友能說一些漢語但實在並不能搞懂一些艱深的文章一樣，他是過不了「讀寫」這一關。

就中美兩國的民間文化差異來說，這是難以迴避的關口——文明的衝突（或者融合），首先在於語言文字。現今大陸年輕人英語都好、但寫字太差（互聯網和電腦技術擴張了這一短板），過一過文字關也就成了當務之急。

因為，文字文章帶著中國古老文化傳統的遺傳密碼，真正是「遺失不補」。

（編輯：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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