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澤：關於計劃與市場的一份內部報告

06-02

江春澤：關於計劃與市場的一份內部報告

　　一、1990年的特殊政治氛圍

　　1989年夏天以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體改委」）原有的規劃、指導與協調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職能處於停頓狀態。以前需要體改委派員參加的各部委會議此時不向體改委發通知了，各部委和地方本應向體改委報送的材料都不報送了。體改委內部各司局都很難繼續開展工作。　　當時，鄧小平已明確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沒有錯」、「都不變」、「不能改」，要「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但是，社會上對改革方向、目標的爭論卻越來越激烈。不少人把計劃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徵，對10多年來的市場取向改革懷疑、否定的聲浪一陣又一陣。實際工作中的各種改革措施遭到「姓社」還是「姓資」的質疑。經濟體制要不要改、朝著什麼目標和方向改？人們彷徨無主。1990年，中國經濟增幅下滑至3.8%，為1978年以來最低。已經取得進展的一些市場取向改革處於停滯、倒退的危急關頭。　　為什麼會這樣？主要是因為計劃經濟的傳統理論與實踐對人們的頭腦束縛得太久太深了。在改革過程中，反覆曲折地圍繞著計劃經濟要不要同市場經濟結合、在什麼範圍和在多大程度上結合、用什麼方式結合（板塊式結合還是有機地結合）等等問題爭論不休，有的人強調「改革豈能不問姓社姓資」。有的人把改革看作就是實際工作中的行政性分權，而行政性分權總是擺脫不了「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又死，死了再放」的循環怪圈。伴隨著爭論的，往往是上綱上線的批判、檢討，反反覆復。根本談不上明確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更談不上系統地進行市場經濟的體制建設。　　從歷史上看，在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里，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對立物」、有市場經濟思想傾向的人是「階級異己分子」。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共產黨員顧准提出讓市場價格自由漲落調節生產活動的設想，不僅不被採納，連自由討論的機會都沒有，就在無情的批判中被劃為「極右分子」。該所所長、老共產黨員孫冶方在上世紀60年代又因宣揚「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主張把利潤指標作為改進企業管理的「牛鼻子」而遭到全國性的大批判，並蹲了多年監獄。　　1978年以後，從中央決策層鄧小平等領導人到經濟理論界薛暮橋、劉明夫、卓炯等人，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陸續不斷地打破僵化的觀念，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重新認識。1980年9月，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以薛暮橋為主起草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提出要「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薛暮橋還在各省區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作說明時指出，這「是對30年來占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的挑戰」。這個《初步意見》得到了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贊同。不少經濟學家也給予了髙度評價，認為它實際上提出了帶有明顯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但這個《初步意見》在黨內的決策最高層未達成一致，因而沒有形成正式文件。　　1981年4月，在一份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名義印發的材料上，按照對計劃與市場的態度，將經濟學家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二類是贊成計劃經濟但不那麼鮮明的；第三類是贊成商品經濟但不那麼鮮明的；第四類則是主張發展商品經濟的。薛暮橋等被列為第四類。此後，「商品經濟論」和持這種主張的薛暮橋等人受到了反覆的批判。1981年11月，全國人大五屆四次會議決議把「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論述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1982年2月，國家體改辦草擬了《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把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表述為「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適應商品生產發展的計劃經濟制度」。由於高層對計劃與市場的認識不統一，這個《總體規劃》對改革目標的總體認識比上述的《初步意見》有所退步，但它畢竟提出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並歸納了十一個方面改革的輪廓，明確提出要合理調整所有制結構。1982年3月，為適應改革形勢的發展需要，在鄧小平的倡議下，中央決定建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鄧小平還明確指出，總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所以國家體改委第一屆主任由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兼任（1982年3月？1987年4月）。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經鄧小平、陳雲等領導人同意，在這個《決定》中不再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而改提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後黨的十三大決議進一步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一體現市場導向的改革總方針。　　國家體改委第二、三屆主任先後是李鐵映（1987年4月~1988年4月）、李鵬（1988年4月~1990年8月）。1990年8月，中央決定曾任上海市副市長兼計委主任、寶鋼建設總指揮，時任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總經理的陳錦華到國家體改委任主任兼黨組書記。據陳錦華後來在一些場合說，他受命這個職務時感到「如履薄冰」，覺得改革當時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他利用中央決定而全國人大尚未正式任命這段時間，詳細閱讀了體改委七八個司局編寫的各部門改革方案，覺得各部門的改革都是「目」，缺乏一個能把這些改革提攜起來的「綱」。聯繫到當時主流媒體充斥著「堅持社會主義就要堅持計劃經濟」，要不要計劃經濟之爭是「路線鬥爭」等輿論，他開始領悟到，要「計劃」還是要「市場」，這才是中國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改革開放十多年後一道無法迴避、必須面對的坎。他決定首先抓住「計劃與市場」這個綱。但是，「市場經濟」在當時是政治上的敏感辭彙，陳錦華不得不格外小心。　　1990年，大約是9月中下旬，體改委秘書長洪虎通知我：「錦華同志要我找兩個人給他寫兩個材料。一個是國內對計劃與市場爭論的情況，我已請規劃司司長楊啟先同志撰寫；另一個材料是國外關於計劃與市場爭論的情況綜合，這個材料請你寫，越快越好。」我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先後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專業研究生，多年研究蘇聯東歐、南斯拉夫經濟，80年代又去美國和歐洲進行訪問研究和實地考察，1988年6月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調到國家體改委國外經濟體制司擔任副司長，主要負責國外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工作。無論從我的專業基礎，或是從我擔負的現任職務來看，對於委領導交辦的這項任務，我是責無旁貸的。　　二、我為完成交辦任務擬定了四項原則　　完成這個任務，可以說既容易，又困難。　　說它容易，是因為到上世紀90年代為止，這個命題在西方世界從世紀初開始，已經爭論了近一個世紀，在蘇聯從20年代以後爭論了60多年，在中國、南斯拉夫和東歐國家從50年代起也爭論了40年。關於計劃與市場的討論文集卷帙浩繁，如果沒有想解決什麼問題的使命感，沒有明確的目的性，隨手檢幾條不同觀點的語錄摘編一下，應付差事，那是「立等可取」的。可是，那又能解決什麼問題？做這件事又有什麼意義呢？　　說它困難，就是它當時的政治敏感度很高。如果根據自己的觀點傾向甚至帶著強烈的情緒，摘一些批判計劃經濟弊端、主張搞市場經濟的言論上報，說不定就要在政治上「觸電」了。我深知這個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爭論的歷史。多少仁人志士，因為有市場經濟觀點的傾向，犧牲了政治生命甚至肉體生命，如20年代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赫赫有名的理論家布哈林等，就是前車之鑒。遠的不說，就說我國改革開放以後，薛暮橋那麼老資格的共產黨員、老經濟學家因為有市場經濟思想傾向也受到了不正確的批判和被迫做出違心的檢討，他的改革倡議和主張從而夭折。歷史和現實的教訓都使我不可能對此沒有顧慮。我究竟應當如何來完成眼前交辦的這項任務呢？　　我想找本司比較研究處的同事們商量商量，看看他們有什麼好主意。不料當時的社會氛圍和體改委機關的處境，使得同事們都不想「節外生枝」，惹來橫禍，他們對此任務不抱希望，表現冷漠，建議我摘幾條外國人的語錄交卷就算了。我說：「我想藉此在理論上澄清一些誤解。」有人立刻接話說唔，誤解？馬上會有人質問你，誰誤解？那你可就麻煩了！」我說我想說清楚計劃與市場不是社會制度的根本特徵，也不是意識形態的分水嶺。」有同事又開玩笑地說你這麼一寫，新來的主任看了，也許就會說，啊，原來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就在國外司呀！」我理解大家此時的心情，覺得不必再討論下去了，反正洪虎是把這個任務布置給我個人，沒有要求集體討論，我就自己來寫，文責自負嘛。當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以後，還有位同志推開門來輕聲對我說：「我勸你還是什麼觀點都不表露為好，抄幾條外國人的語錄交上去就算了。」我知道同事們的.規勸是善意的，我說：「謝謝你，怎麼寫，我自己再好好想想吧！」這些情況，說明當時社會的政治氛圍壓力太大。是呀，陳錦華主任我過去不認識，更不了解他的觀點傾向，我怎麼寫才好呢？風險是明擺著的。　　我經過反覆思考，理清思路，給自己定下了四條原則。　　首先，要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講真話。我認為在改革處於十字路口的危急關頭，寫一份供領導決策參考的材料，事關重大。我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迎合潮流說違心的話。經我手寫的材料，一字一句都必須是真實的，都能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　其次，要有明確的針對性，有的放矢。「的」是什麼？就是消除對「市場經濟」的恐懼和誤解。我回顧自己從改革開放以來，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也有一個逐步解放思想、逐步加深認識的過程。雖然，在70年代末，經過對蘇聯中央計劃經濟和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比較研究，我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不能只是單一的「蘇式」，而可以是多樣的；那時我已經從南斯拉夫的經濟著述中，讀到很多對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切中時弊的批判，我也已經讀過東歐一些改革先驅者們關於計劃與市場各種結合模式的著述；但到80年代，我還是帶著對西方世界和市場經濟恐懼和疑慮的心情去美國，做了兩年多實地考察，思想上的恐懼、疑慮和誤解逐步地消除了；尤其是我帶著「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搞市場經濟」的疑問，又去歐洲一些典型國家實地考察和進行廣泛的交流，我心中才有了比較明確的答案：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不是一些零敲碎打的措施；市場公平交易只有在利益獨立的主體普遍平等而又誠信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要有周密的法制網的保護；市場經濟要有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安全閥，才不會出現社會一端的普遍絕對貧困；在市場經濟社會裡，已有了許多新現象，諸如：普遍存在著志願者和義工，由於市場經濟內在的競爭機制促使生產力迅猛發展，科技不斷創新，物質極大豐富，等等。總之，我親眼所見的西方發達世界的現代市場經濟已經完全不是過去在書本中說的那種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了。我親歷親睹的大量事實使我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市場經濟是任何社會通往繁榮發達的必由之路；這樣的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不可以搞呢？但這只是我作為一個普通學者的個人認識，它不能直接影響廣大群眾的社會實踐，要在中國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只有中央髙層決策者對市場經濟取得共識，形成黨和政府的決議，才能成為廣大群眾的行動綱領，才能轉化為推動社會前進的物質力童。因此，我寫這個材料的目的性應當很明確，就是要有利於決策層的領導對市場經濟取得共識。　　第三，要用正面敘述的方法，不能用批判不同觀點的口氣來寫。因為在突破傳統觀念的過程中，每個人的經歷、所處環境和接觸到的實際情況並不一樣，認識有先有後、有深有淺、有全面一些有片面一些，這都是可以理解的。正面敘述才更易服人。　　第四，要圍繞主題？向領導提供有根有據的事實和信息供決策參考。而不是簡單地說教或搬用一些新名詞和西方經濟學術語。　　於是，我決定按照這幾條原則，用最精鍊的篇幅，用有根有據的事實，客觀地描繪一幅縱觀一百年、橫觀全世界的關於計劃與市場爭論以及當代實踐的圖景。　　研究報告的標題是：《計劃與市場在世界範圍內爭論的歷史背景與當代實踐》。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扼要追述從1902年義大利學者帕累托提出對未來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設想及其引起的爭論，到著名的30年代大論戰。目的是說明計劃與市場的爭論在西方世界是不同資源配置方式的學術爭論，爭辯雙方的主將都是西方的著名經濟學家。而最先設想用計劃機關取代市場來配置資源的，以及後來發展與捍衛這一設想的帕累托和巴羅內、泰勒等，是義大利人和美國人，他們並非馬克思主義者，更不是共產黨員。顯然，不能用對待計劃與市場的態度來作為意識形態領域堅持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也不能以此作為捍衛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標尺。這樣，就把幾十年來禁錮著社會主義各國領導人和主流經濟學家頭腦的政治枷鎖解除了，把這一爭論還原為關於資源配置方式的學術討論。　　（二）介紹中央計劃經濟所依據的主要經典論據和各社會主義國家關於改革模式的探討。主要是想說明：第，馬恩最初對未來社會的憧憬和原則設想是一個沒有商品、貨幣和市場的產品經濟形態，如「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猶如一個工廠〃等。現在來看，這顯然不是現實社會所要做和所能做到的。何況，原來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都不發達，都沒有充分實現「社會佔有生資料」的社會化的大生產。我們過去的問題就出在把革命導師對遙遠未來社會的憧憬和沒有經過實踐證明的原則設想當作當前的行動綱領，於是普遍出現了過高估計當前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和形形色色的「窮過渡」。第二，列寧也曾經認為建設社會主義「談什麼商品生產是可笑的」，但經過戰時共產主義的實踐，他改變了看法，採取了新經濟政策，並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但是，他並沒有從原則上改變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經濟將消亡的理論（這一點，我在以後的幾年裡又閱讀了一些資料，特別是蘇聯解密後的相關檔案資料，得知列寧在逝世前曾六次修改自己的認識，承認原來完全沒有考慮社會主義同市場的關係是根本錯了）。第三，蘇聯1936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制度」（以後多任領導人不斷改變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提法），形成了高度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並成為社會主義各國的體制模式的樣板。斯大林在《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的主要理論觀點是：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只有「影響」作用，沒有調節作用；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只具有商品的「外殼」，等等。.此後，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依據斯大林的理論形成了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並照搬了蘇聯在30年代形成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對市場和價值規律都是當作可惡的自發的勢力來沮咒，最多只是把它當作在一定範圍內不得不暫時容忍的邪惡來對待。第四，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先後在14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過，但自50年代以來，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從未間斷。除南斯拉夫改成自治經濟體制外，其他國家都是在原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內，改善計劃指標體系、改進計劃制定方法、調整組織結構、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完全經濟核算」（實際沒做到）、強調一下重視利用商品貨幣關係的作用而已，資源的主要配置者和經濟活動的主要調節者仍然是中央以行政手段下達的指令性計劃，蘇聯和東德屬於此類情況；匈牙利在70年代曾提出改革目標是實行所謂「有管制的市場」或「看得見的手」的市場，即允許企業進入市場，但市場的一切信號和參數都是由中央計劃決定的，而且由於缺乏眾多的競爭者（如全國只有3家鋼廠，1家電視機廠），難以形成競爭機制；其他東歐國家大體都是採取「計劃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模式。這些改革目標模式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面貌。　　（三）介紹若干原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紛紛構想在90年代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情況。指出它們的目標都不是搞盲目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完全自由競爭的自發的市場經濟，因為這種市場經濟在現實世界裡已不復存在。同時介紹了西方發達國家是在市場發育健全的基礎上引進了包括計劃手段在內的各種反危機的國家干預措施，如：提出社會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目標；提供經濟信息和預測；制定競爭規則，管理市場秩序，完善競爭機制；興建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事業，興辦教育、文化和衛生；直接投資建設國防工程和必要的國有企業；必要時提出干預稀缺資源的產量或提出干預價格、利率、匯率及稅收的政策；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障體系來調節收人，糾正市場分配的結果；等等。國家干預的程度時大時小，所謂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大派的爭論，核心問題就是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被肯定或否定。換言之，即市場和國家干預各在多大程度上失靈。不管怎麼爭論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結合運用已是世界經濟體制優化的普遍趨勢。不過，整個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是以市場為基礎的。　　（四）介紹當代外國專家對中國目前關於經濟改革問題討論的意見和建議。　　三、作為「絕密件」上報，獲得首肯　　1990年9月29日，報告寫好，立即交給了洪虎。是手寫稿，不是列印稿，因為我準備領導上要求反覆修改，。第二天，遇到陳錦華的秘書劉琦，我問他：「陳主任交辦的材料，我寫好了，不知是否合乎要求？」劉琦說：「印好了，已報送中央。錦華同志嫌體改委的紙不好，去中石化用道林紙印的。」出乎我意料，不用修改，僅僅半天之後就報送了，我想這說明陳錦華對這份研究報告是肯定的。　　當時陳錦華本人怎麼看、怎麼上報，我不知道。時隔20年後的今年，我從一篇記者報道看到，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的記者：他看過材料後，非常滿意，覺得道理說得很淸楚：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只是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手段；關於二者的爭論也早在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之前便已存在，與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繫，更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分水嶺。他憑直覺感到「這份材料值得往上送」，就讓劉琦將材料？到中石化總公司機關印刷廠，當成「絕密件」印刷，並一再囑咐切實保密。其實，主要不是因為體改委的紙質不好，而是因為體改委沒有獨立的印刷廠，文件材料都要送到國務院辦公廳印刷廠去印，手續繁多，經過多道程序，材料有外泄的風險。所以就讓原工作單位中石化的印刷廠印，那裡的印刷條件好，而且那裡的人對政治不怎麼敏感，對與自己無關的東西也不一定感興趣，這有利於保密。材料印好後，陳錦華親自封裝好，通過機要渠道，直接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各送去了兩份，沒敢送給別人。也沒敢正式報送中央，這是因為在當時氛圍下，「市場經濟」是不敢碰的「雷區」。　　幾天後，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文件起草組給體改委辦公廳來電話要求加印20份送去。這又引起體改委內一陣議論。有人說「吉凶未卜」；有人說「可能還是起了好作用」；有人擔憂：「要做好思想準備，國家體改委可能又要倒霉了」。我當時心情倒是平靜的，感到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因為：第一，這是領導交辦的研究任務；第二，我寫的都是事實，是有白紙黑字的文字材料為依據的，並非我的隨意杜撰；第三，這是供領導參閱的，沒有在社會上公開宣揚。我實行「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的原則，只要說的是實話，言之有據，內部反映情況應當是允許的。在材料上報後不久，陳錦華在一次委內幹部會上和另一次部分省市體改委主任會上口頭傳達了江澤民總書記對這份上報材料的反應。他說：前幾天總書記看了體改委上報的這份材料，說「很好，我看了兩遍。我今天晚上到遼寧出差，還帶著，再好好看看」。過後，李鵬總理在接見中國企業聯合會邀請的出席「世界經濟論壇」的外國專家時說關於計劃與市場問題，在世界上已經爭論100年了」，他在講話中引用了這份上報材料的部分內容，還說「諸位有什麼好的觀點和建議，歡迎向我們提供」。當時我作為體改委國外司負責人之一也在場。　　15年後，陳錦華在他的著作《國事憶述》中憶述了這件事，說江澤民看了以後特地給他來電話說材料很好，我看了兩遍，並批示印發中央領導同志參閱」。書中還提到，李鵬當時也指示十三屆七中全會文件起草組在起草文件時參考這份材料。這就是當時要求體改委辦公廳立即加印20份送去的原因。　　在此之後，針對社會上（特別是受傳統觀念影響較深的革命老前輩們）對東歐劇變、蘇聯瀕臨解體誤以為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市場化了這種情況，我倡議以國家體改委國外司的名義召開一個國際比較研討會，邀請30多位長期工作生活在蘇聯東歐國家的記者、外交官以及一些專家學者參加，共同探討蘇東形勢及其原因、教訓。這個倡議得到了委領導的支持。這個研討會開了三天（1990年11月5日至7日），與會者以親歷親睹的大量事實和長期掌握的系統資料說明，東歐劇變、蘇聯危機不是因為經濟市場化了，恰恰相反，是因為市場極度不發育，客觀規律無從表現，計劃工作對客觀規律無從遵循，致使這些國家為轉軌和開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12月7日清晨，陳錦華與在京的副主任賀光輝、劉鴻儒等到會，花了半天時間，直接聽取與會者在前兩天充分討論的基礎上所做的帶總結性的發言。會上發言踴躍，擺事實，講觀點，多角度，發言熱烈有序，內容具體豐富。從早晨8點，一直談到中午12點半。　　當天下午，我去參加委里召開的省市體改委主任會。我一進人會場，就有本委的一位司長輕聲問我：「聽說你們開了個很活躍的會，發言都很敏感，很尖銳，中央恐怕不能接受。不知體改委是否將由此遭殃？」我說，這是內部討論，領導允許暢所欲言嘛！但是，他這一問，我心裡倒也有些嘀咕，不知後果是吉是凶。會間，劉琦通知我：「錦華同志希望你把研討會的紀要好好整理一下，總書記很關心這個會。」我心想，總書記是從什麼角度關心這個會呢？是想了解會上反映了什麼真實信息還是聽到了會上有什麼不合適的觀點和傳聞呢？我就反問劉琦錦華同志對這個會怎麼看呢？有人說，會上有些意見太敏感、太尖銳，中央恐怕不能接受。」散會時，陳錦華對我說這個研討會的紀要好好整理一下。如果問我的印象嘛，第一，這些國家的市場極度不發育；第二，這些國家的計劃工作只是一些僵化的技術操作；第三，他們由此而為轉軌與開放付出的代價將很巨大。」接著補充說至於個別同志有什麼觀點，這是內部討論，可以各抒己見。如果他們在外面說什麼，我們也不能負責。」陳錦華這個表態，給我吃了定心丸。紀要以《比較？選擇？前景》為題整理後，體改委於12月3日上報。李鵬閱後批示：「已閱，寫得不錯。」事後，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安志文（體改委原副主任、黨組書記）告訴我：「總書記在中央顧問委員會上親自讀了你們上報的這份材料，顧委的老同志們都說很好。」2012年10月29日陳錦華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回顧這件往事時說：「當時，江澤民到中央工作時間不長，各方認識又不統一，他需要找些東西統一高層的認識。中國共產黨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統一認識，重大決策前需要反覆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東.西。我報送的這兩份材料有可能起點促進統認識的作用。這件事體改委做得很漂亮，研究問題有深度。這次工作，應當看作國家體改委盡了責任。」　　四、與鄧小平南方講話精神一致　　2012年10月初，《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爾德在給我的採訪預約函中說：我們報紙計劃做一個紀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20周年的8個版面的大型專題，吳敬璉老師向我們特別推薦了您，認為您當年寫的《計劃與市場在世界範圍內爭論的歷史背景和當代實踐》一文，在市場經濟這一目標模式的提出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所以我們誠懇地想約您做個採訪。他還說：對於您寫的那篇研究報告，吳敬璉作了如下評價：「江春澤用簡明通俗的文字，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關於計劃與市場問題爭論的歷史與實踐概括地加以闡明，指出這不過是資源不同配置方式之爭，與社會基本制度並無必然聯繫。這篇報告起了突破禁區、呼喚繼續推進市場取向改革並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它適逢其時為當時　　的中央領導人所接受，有利於黨內決策層思想認識的統一。」　　他在採訪時問我：「您的兩份材料在計劃與.市場爭論的過程中，扮演了角色？」　　我說，我只是個普通學者和機關幹部，談不上扮演什麼角色。我的角色就是學者，學者個人無論說得多麼人理和中聽，都不能立刻轉化為社會實踐。只有中央決策高層取得共識並形成為黨和政府的決議時，才能形成億萬人推動社會前進的巨浪。　　但是，高層對一些重大問題達成共識並不容易，對計劃與市場問題的認識更是如此。例如：鄧小平早在1979年11月，26日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時，就明確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但這段話，當時沒讓公開報道，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都不知道，1982年，在研究起草黨的十二大報告過程中，有的人又發動了一場批判「商品經濟論」的風波。1983年，在選編《鄧小平文選》時，有人又硬把鄧小平1980年提出的「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改為「在計劃經濟指導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直到1994年再版時才恢復了原樣。所幸的是，體改委1990年9月30日和12月3日上報了我的兩份研究報告後不久，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時強調廣『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一個多月後，他在上海視察時又談到這個問題。一年多以後，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更是明確地宣稱：「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吹響了中國市場化改革的號角。正是在南巡講話的指引下，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要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從此，中國經濟改革走上了新的階段，即系統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對我的兩篇研究報告坪價說：「江春澤的研究報告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之前上報的，與小平同志一年多以後南巡講話精神完全一致。因而可以認為，以上兩篇上報的報告也作出了一定的理論貢獻。」他指的就是這兩篇報告對於破除「計劃經濟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的理論誤區，促使中央決策高層取得共識，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