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書生：《關於毛澤東的那些謠言》點評(4)

　　其三，吳先生說「全家人每月在這方面（指吃飯）要花100元左右」。這話遠不如李銀橋坦誠。用這種藏著掖著的小伎倆，只能騙騙3歲的孩子。李銀橋說1950年代初為毛定的伙食費就為每日3元，那麼10幾年以後，毛本人的伙食標準竟然下降了，全家才與1950年代初的毛個人伙食大體持平。吳先生每逢碰到毛家的事情講不清時，必定把兩個女兒拉來湊數。說毛家財務支出用度浩大，是因為兩個女兒每月要用60元的伙食費；說毛澤東伙食標準低，是因為包括兩個女兒在內的全家人一起吃飯，拉平了毛的伙食消費水平。其實吳先生到毛家時，早就搬出中南海的李敏已是輕易進不到「海里」來，吃不上毛家小灶的飯；李訥1964年就下鄉參加「四清」，回家吃飯的機會有限，1965年夏天大學畢業後有了工資，即使回家，也多是用自己的工資去食堂打飯；江青自己吃自己的。所以勸吳先生不必兜圈子了，用「全家」說事，乾脆挑明這100元錢就是毛澤東個人的伙食費。　　其四、說「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這話可能不錯。但中南海供應科的主副食都來自香山、玉泉山、巨山特供基地及北京商業部門的特供商店，吳先生支付「這一棵菜」的錢能夠抵付它的生產成本嗎？要求香山農場種植只有毛澤東愛吃的野菜馬齒莧，每天要產1斤鮮嫩、肥大的，讓香山農場職工為毛在稻田裡捕捉小魚小蝦，「913」林彪出事之夜中央警衛團戰士進入沙河機場為毛打兔子，需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成本？麻煩吳先生告訴我們，人工種植的野菜馬齒莧、小魚小蝦以及警衛戰士打的野兔子的各自價格。　　其五，吳連登說「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員出差、加班倒有補貼，但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一點額外收入」。這話純屬是藏起西瓜說芝麻！毛澤東確有一大筆額外收入——稿費，數量之巨令人咋舌，使其一躍而成毛澤東時代的大陸首富。毛的選集、文集、單行本收錄的他用於指導黨政活動的文章，其實是其日常工作的連帶「產品」。當時全體中央黨政領導人只有他一人出版文集，並且依靠政治權力以巨大的發行量推向全國甚至海外，這種情況是他一個人獨有的。因此他拿這筆稿費是否合理需要打個問號的。不像他的詩詞，屬個人創作，拿稿費的理由反而更充足些（當然也同樣無法避免政治因素的巨大影響）。毛澤東稿費的數量，按吳連登所說毛去世時有124萬，相當於毛本人3069個月（計255年）的工資。這筆錢由他任意支配，想給誰給誰。他還會在意什麼出差、加班補貼這種芝麻小事嗎？不是一個層次上的問題，請不要放在一起來討論。　　1974年，經毛澤東批示，工作人員共從稿費中取出3.2萬元，分成4份，交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作為生活補貼之用。這或許是唯一一次拿稿費補貼家用。吳連登向記者講述了整件事情的經過。　　這件事的起因，是李訥在1972年生下兒子效芝後，要靠每月幾十元的工資維持家庭生活，還要請保姆、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她找到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准。主席後來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元給她。　　當時，我擔心李訥萬一用過了頭，再開口要就難了，所以以她的名義往銀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給她本人。李訥當時感激得連聲說「謝謝」。之後，出於對親屬的一視同仁，主席又分別給了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點評】「謠文」說1974年毛各分8000元給賀、江及李敏、李訥，這與特會室會計鄭長秋的說法並不同（《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澤東家庭財產真相》）。事情的起因是1972年李訥生了孩子，家裡開支增加，生活困難，請求幫助。若拖了兩年之後毛澤東才批准分錢，已失去救急解困的意義了。「1974年說」無疑是錯誤的。　　吳說「這或許是唯一一次拿稿費補貼家用」。吳可能忘了，自己剛剛說過家裡的錢不夠花時，找毛要求用稿費補貼的事。《毛澤東生活檔案》也披露，每年毛用於補貼家用的稿費不到1萬元。吳連登在很多地方說話自相矛盾，這就是一例。毛家人從稿費里分錢，並不止這一次。下文中王明富說3年困難時期，「當時，江青住在釣魚台，有一次她來中南海說要看看衛生，警衛只好放行。結果江青直接來到豐澤園，向主席要3萬元錢買照相機和膠捲」。這是把1973年江青向毛澤東要3萬元錢的事兒混記到3年困難時期了。那時江青還住在中南海，豐澤園就是她的家，用不著打著檢查衛生的旗號進去。江住釣魚台是「文革」開始以後的事兒。她1973年要錢，是去的游泳池。不過，江青多次向毛索要稿費這件事到「確實有」。　　從1970年開始，繁重的工作令毛澤東的身體情況急轉直下，肺炎、心血管疾病纏上了他，但他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堅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至今回憶起來，周福明仍十分心疼。　　主席特別難受的時候，坐那看書，臉上的汗就直往外冒，這說明他心臟或者哪裡已經很不舒服了。我們就問他：「主席，是不是讓大夫給您看看？」他說：「不用，沒事，看看電影。」我們工作人員就趕快架機器。美國有個電影叫《出水芙蓉》，主席非常喜歡那個片子。這樣一轉移了注意力，他就可以喝口水、抽口煙，跟邊上的人聊聊天了，身體也舒服些。　　【點評】對一件事只說這一面，不說那一面，是一些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慣用的手法。毛澤東用看電影來轉移對病痛的注意力，無可非議。但講述這些事時不能對電影的來歷閉口不談。筆者在《毛澤東看電影》一文中曾介紹過這些影片的來路，大體情況如下：　　一是「過路片」。1974年毛澤東因患有白內障，醫生和秘書都希望他減少看書看報看文件。毛澤東晚年脾氣大，限制看報紙看書就會非常不高興，會罵人。身邊工作人員因此建議他多看一些電影。華國鋒考慮到毛澤東已經看過很多外國電影，就叫文化部分管電影的劉慶棠副部長想辦法弄一些香港影片回來，看看毛澤東喜不喜歡。劉慶棠帶著華國鋒的條子，到廣東找到當時的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華國鋒的條子上並沒有說明是毛澤東要看香港電影，只是寫著：「劉慶棠分管電影，他要看一些香港的電影，希望韋國清同志幫忙解決。」韋國清看了條子，不相信是劉慶棠要電影，就試探著問：「是不是你看？你看要華國鋒批示？是毛主席要看吧？」劉慶棠說：「你說是誰看就誰看吧。」當時大陸和香港沒有文化交流渠道，韋國清一時也沒有門路，只好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叫到廣州來商量。正好，梁威林的一個朋友是香港大律師，也是香港邵氏電影公司老闆邵逸夫的好朋友。梁威林就通過這位律師向邵氏電影公司借影片。大律師帶著劉慶棠開列的毛澤東喜歡看的電影清單，到邵氏電影公司的片庫里挑影片。當時李小龍的電影在世界上已經引起轟動，劉慶棠知道李小龍電影在當時很風行，特別交代李小龍的影片也要借幾部，借片的錢由文化部出。大律師說不要錢，但他對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下要看這麼多影片感到非常奇怪，問為什麼看這麼多片？梁威林說，是大陸文化部的人要看。邵逸夫當時吃了一驚，以為大陸要批判他的電影。律師朋友安慰他說：「怕什麼啊，現在尼克松都到了北京，你為什麼不能夠以電影為紐帶，和北京搞好關係呢？新加坡的李光耀不是一邊和台灣聯繫，一邊和北京聯繫嗎？」最終，邵逸夫接受了律師朋友的建議，同意把影片借給大陸。當時借到的李小龍主演的電影有三部：《精武門》、《猛龍過江》、《唐山大兄》。影片從香港到北京，一路快件，誰都不準攔。到北京後，劉慶棠先看，看完馬上送給毛澤東看，每次來文化部取影片，都由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親自出馬，來文化部取影片(《劉慶棠回憶毛澤東愛看李小龍電影》，《古今故事報》1120期)。　　二是「文集內片」。「文集內片」簡稱「內片」，是專為病重的毛澤東拍攝的娛樂性影片。毛澤東曾指示要搞傳統劇目的錄音、錄像，拍電影。1974年他在長沙養病時，中央電視台特意派齣電視轉播車，為他播放當地演員演出的傳統劇目。1976年中央電視台再次派人南下為身在北京的毛澤東錄製傳統劇目。中央電視台編導黃海記得，大約從5月份開始，北京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戲，只錄小戲，不要悲劇，只錄喜劇。此後他們錄製的節目以短小的花鼓戲為主，如《討學錢》、《醜人計》、《扯蘿蔔菜》之類（黃海《為晚年毛澤東一個人辦的電視台》，《鐘山風雨》，2006年第1期）。在長沙錄好的節目，第二天由專機運回北京，用投影電視放給毛澤東看，可以算是一種特殊的「電影」吧。　　與此同時，由文化部長於會泳主持，在北京與上海各成立一個「文集內片」組，正式開始拍攝電影。京、滬兩地攝製組的活動都嚴格保密，參加對象儘可能少，知情範圍儘可能小。因為毛澤東交辦的這件事與江青十幾年來打倒一切所謂「封資修」電影戲劇的做法完全相反。頂著不辦，在毛澤東那裡交代不過去，於是以「給中央負責同志作調查研究」、「給今後文藝革命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留下寶貴資料」的名義，在嚴格管控下悄然進行。　　著名京劇演員、上海「文集內片」組總負責人齊英才回憶道：「1975年深秋，天氣特別陰冷。一天上午，當時上海市文化局負責人孟波同志突然來到我家，很神秘地對我說：『老齊，咱們倆有些事要馬上去北京。』他這沒來由的話，把我弄得如墜雲霧，不著邊際。那時，我剛被宣布解放，雖然說是讓我和陸漢文、胡冠時等同志負責上海京劇團（即現在的上海京劇院）黨委工作，但我是心有餘悸，處處小心，大事小事都請示，生怕再被靠邊批鬥。出於謹慎，我問：『是什麼事情？』孟波不露聲色地說：『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問底：『你不說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這個人真死心眼，告訴你，是搞傳統戲的事。』一聽說是搞傳統戲，我急忙搖頭說：『個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見我如此認真，便朝我面前湊了湊，輕聲說：『你放心，這是中央最高領導要看，不會有問題。』他特彆強調『最高領導』，使我感到有了幾分安全感，於是便點了點頭。孟波見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機票後告辭了。」第二天在飛機上，孟波才趴在耳朵邊上悄悄說「是毛主席要看」。　　上海「內片」攝製組正式成立與開拍是在1976年5月初，地點選在泰興路文藝俱樂部（也叫麗都花園，即現在的上海市政協）。齊英才說：「這是一座花園式的別墅庭院，門口有大鐵門，院子里很寬敞，有游泳池、辦公樓、會議廳、放映廳等，大門一關，即與外界隔絕，確是一個理想的拍攝點。按照拍攝計劃，各路人員很快進入拍攝點，成立由我擔任組長、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齊聞韶為副組長的領導小組。」（齊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炎黃春秋》1992年第2期）。由於參加拍攝的人員都按照樣板團的伙食標準，免費供應中、晚兩餐，待遇頗為誘人。　　時任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導演的作家葉永烈說，上海「內片」攝製組內部又分兩個組。他負責的那一組趕拍過《馴獸》和京劇唱腔音樂。另一個組負責拍攝京劇「舊戲——才子佳人戲」，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奢侈：拍給毛澤東一個人看的電影》）。由於「內片」的要求是質量高，速度快，限時限刻完成。在任務下達之後，必須在半個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素有「手腳快」導演之譽的葉永烈因此被選中領導一個組50多名工作人員，他自己寫劇本，自己導演，從1976年5月接受任務，到9月9日毛澤東去世，短短4個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葉永烈《我為毛澤東拍「內片」》)。整個上海「內片」攝製組完成的影片更多達20餘部。片子送審通過後，只准印4個拷貝，一個送中央，一個送國務院文化部，一個送釣魚台，一個送中央電影局資料庫（齊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炎黃春秋》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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