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燒的巴黎和晚清的黃昏|托克維爾|法國大革命|晚清|改革|辛亥革命

2014-11-19 20:06:05來源：《隨筆》 作者：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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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義爆發後，曾是立憲派的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立即通電各省，表達了支持革命的態度，認為新政已是「維新絕望，大陸將沉」。他還與黎元洪一起致電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表達了他們對於革命派的理解，「清廷違拂民意，靳憲不予，人民憤激，不得已起而革命」。

湯化龍、黎元洪等人是一批從晚清官員隊伍中轉變政治立場的代表，他們屬於當時社會上和知識界的領軍人物。他們主張通過漸進的社會改革，在開明專制條件下逐步建立起憲政體制，屬於「進步的保守分子」。那究竟是什麼力量，讓一大批被點燃改革熱情的有識之士感到失望與不滿，推動了立憲派向革命派的迅速轉變呢？

其實，關於這場改革南轅北轍的惡果，晚清一位具有先見之明的「神人」，早有準確的預測。

他就是久歷宦海、洞若觀火的張人駿。

張人駿長期官居要職，曾先後出任廣東巡撫、山西巡撫、河南巡撫和兩廣總督等職，對晚清政府的病灶可謂心知肚明。從一開始，他就對晚清新政這味「藥方」多持否定，後來的歷史證明，張人駿的許多洞見神乎其神，完全成為巫術式的咒語般應驗了。比如，他認為推行新政會增加財政開支，勢必加重對百姓的盤剝，「然民力竭矣，再加搜括，恐成土崩之禍」，不可收拾。

他認為有些新政措施，如編練新軍、成立商會和選派留學等，未必對清皇朝有利，稱「近日諸如練兵之派，王公鐵良之查考，商部之欲派各省商局議員，此等舉動，似又欲踵庚子已前之轍，殊不可解」。

他反對派員留學，認為將敗壞人心，助長革命，聲稱：「所謂學成而返，好者不過目的、影響數百新名詞，全無實際，否則革命、排滿、自由而已。」

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電告張人駿，通報革命黨人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的消息後，他大驚失色，隨即在家書中凄惶地說：「安徽一案，連得端午橋（指端方——引者注）來電，大致已悉。日日言維新，日日言遊學，所獲效驗如此。」

張人駿咒符般的預言，絕非空穴來風，而是他作為體制中人的切膚之感。他不贊同新政，是他對各級官吏的昏庸貪婪所知太多。清末新政的範圍很廣，這些舉措無不需款。於是各級官吏上下其手，巧立名目，大肆壓榨百姓，中飽私囊，民眾苦不堪言。德國在華傳教士衛理賢曾描述：「滿洲貴族利用當時的混亂為自己謀利益，改革措施爭相出台，可是錢花了一大把，卻不見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這種狀況又在全國內造成普遍的不滿，為了對付一個接一個的改革法令，地方官員不得不在當地搜羅錢財。」

在朝廷，主持朝政的奕劻就是一個以貪贓枉法而著稱的國之重臣。1903年，榮祿病死後，奕劻進入軍機處任領班軍機大臣，旋即又管理財政處，主持練兵處事務，集內外大權於一身。奕劻為人貪鄙，與其子載振、大臣那桐賣官鬻爵，被時人譏為「慶那公司」，可謂是無錢不要，無賄不收，官場腐敗愈演愈烈。那桐曾負責監修某項工程，與他共事的同僚對公然收受賄賂尚有顧忌，那桐竟反加嘲諷，聲稱：「你是個大姑娘，貞節要緊，我則早非完璧，不在乎此矣！」

上樑不正下樑歪。晚清新政中，官吏們忙碌的往往不是千頭萬緒的改革事宜，而是買賣官職的生意，「在上者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坦然無可忌憚；在下者輦金載寶，鑽營奔競，恬然絕無羞恥」。據記載，當時的官場乃是「上以賄求之下，下以賄獻之上」。清末新政中的腐敗，已呈現出結構性腐敗和整體性腐敗的特徵。清王朝的崩潰，就像一棟衰朽的大廈，即使沒有外力，也會自己崩塌。難怪在武昌起義後，清廷行將崩潰時，隆裕太后面對眾王公大臣哀嘆：

「予三年中深居宮中，不預外事，一般親貴，無一事不賣，無一缺不賣，賣來賣去，以致賣卻祖宗江山。」言至此，失聲大哭。

從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勢行急速，猶如天崩地裂、江河傾瀉，迸發出的新勢能推動中國無可抵擋地向前，蕩滌著一切舊有秩序的存在，雖至聖人恐怕也無能扭轉，只好隨斯前行。慈禧主導下的晚清新政，與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積聚太多的「負能量」，最後終於導致一場總爆發何其相似！這股強大勢能積蓄和爆發的機理到底何在？

有學者說，辛亥首義只是由偶爾因素促成的，晚清新政正是讓辛亥革命給搞糟了，攪黃了，否則中國不會陷入軍閥混戰，而會在晚清政府的主導下改良出一個「新中國」來。

學者朱英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完全是倒果為因。辛亥革命雖然是一次以暴力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運動，但其使用暴力的範圍及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到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僅僅在武漢、上海等少數地區發生了革命軍與清軍之間的戰鬥，而其他許多省區宣告獨立，脫離清朝統治，並非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只是地方勢力離棄清廷歸附革命。這一情況表明，當時的清王朝已喪失人心，遭到歷史的唾棄。換言之，清王朝在內憂外患的窘困中希望通過推行新政挽回人心，結果不僅未能達到這一目的，反而人心更趨喪失，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改革應是「告別革命」的基本途徑，新政的實施並不必然導致辛亥革命。《紅樓夢》中曾有副對聯云：「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這才是晚清新政失敗的最準確原因。黃遵憲曾經對梁啟超說：如果不早點改革，到時恐怕已經太晚。這一點不幸而被言中。

縱觀晚清七十多年歷史，清王朝有很多改革自強的機會，但每當清王朝受到內外衝擊時，儘管統治集團內部也會有一定震動，但只要還能控制局面時，最高統治集團總是不願主動變革，總是缺少改革的自覺，即使有一定程度和範圍的改革，也很快會被整個統治集團的專制政治惰性所淹沒，改革自強的許多有利時機就這樣被錯失了，無論是洋務運動的「只補新而不除舊」，還是維新變法的救亡圖存，莫不如此。甚至連孫中山也並非一開始就想幹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設法上書清政府，想走改良道路，只是在改良被拒、改革無門之後，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之路。

俗話說：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十九世紀末以來，失去多次改革機遇之後的清政府矛盾重重，積重難返，怨聲載道，信譽全無。清王朝政治權威嚴重失落，已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時機，也失去了駕馭改革方向和步驟的能力。1906年9月1日，清政府發布詔書，宣布「仿行憲政」，將政治體制改革置於核心地位。這一劑猛葯，不但打亂了清末新政改革計劃，而且還誘發和激化了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清末新政不僅難以推進，相反卻激化了原有的矛盾，進而引起社會的極大動蕩與混亂，最終直接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發。

慈禧太后與路易十六導演的改革悲劇，完全如出一轍。古今中外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礙，不在民智未開，而是官智未開。法國在資產階級革命來臨之前，政府也開始進行改革，但改革同樣加速了自己統治的滅亡。改革培養了新興的社會力量，使原有統治基礎逐步解體。而一旦新興社會力量並未成為自己新的統治基礎，相反成為自己的對立面，政府就會陷入孤立，其統治地位也隨之發生動搖。而恰在此時，舊制度的殘餘和舊勢力的特權，較之往日更加百倍地引起人們憎恨，必欲徹底革除。政府如果不能滿足這一願望，或是等待觀望，或者中途徘徊，或者百般推脫，必然會被日益失去耐性的人民無情拋棄。清末新政的歷史結局，對路易十六如何招來法國大革命的過程，作了最充分的論證，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歷史教訓。

註：本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標題為《托克維爾曲線》。

（選自《中國隨筆年度佳作2013》，貴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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