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美國正在重蹈羅馬帝國的腐敗墮落

文章來源：外交政策；作者：詹姆斯·特勞布；譯者：觀察者網黃郁

在《羅馬帝國衰亡史》這本書中，愛德華·吉本錄了公元前408年的羅馬，當時哥特人的軍隊正準備佔領這座城市。羅馬帝國的墮落不僅表現為民間普遍且怪誕的奢靡和浪費，而且表現為羅馬人對理性和科學信仰的整體性崩塌。吉本寫道，羅馬人民陷入了某種「幼稚的迷信」，這種迷信受到占星家和預言家的推崇，他們聲稱「要從受害者的內心深處讀到未來的偉大和繁榮跡象」。

愛德華·吉本如果生活在今天，他會不會把天的美國形容為「墮落」呢？我最近聽到一位著名的親美法國思想家（在非公開場合）如此問道。在看到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推特與無休止的關於性騷擾事件的新聞報道之後，他極受震動，並用了這個詞。我感到意外，因為一個法國人指責美國人墮落似乎違反了常態，而他對哈維·溫斯坦等性騷擾者的反應幾乎是歇斯底里的。

然而，這個詞的確是用對了，它非常合時宜地描繪出了在這個國家緩慢散發的腐敗味道。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專欄作家詹姆斯·特勞布2017年12月19日在《外交政策》網站發表評論文章：《墮落失道的美利堅合眾國》

也許在一個民主國家，墮落的明顯特徵不是放蕩，而是極端專註於自我——集體行動能力的喪失、共同信仰的隕落，甚至是理性的喪失。我們聽著那些巫師預言偉大的未來，可他們卻帶領我們陷入災難；我們嘲笑著「公眾」的觀念，對我們的同胞加以蔑視；我們還認為任何不追求私人利益的人都是傻瓜。

我們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推到唐納德·特朗普一個人身上，儘管我們很想這樣做。在羅馬帝國的衰落時期，在路易十六治下法國的頹廢階段，或者羅伯特·穆希爾在《沒有個性的人》中極為精準地捕捉到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垂死時日，墮落的氣味都從統治者緩緩向下滲透到被統治者身上。但在一個民主國家，這個過程是相互作用的——腐化的精英為墮落的行為頒發許可證，頹敗的公眾選舉出最壞的統治者，然後我們的尼祿（古羅馬暴君）迎合著我們最壞的屬性，而我們會回饋他的行為。

簡而言之，「墮落」描繪了一種文化、道德和精神的錯亂——我們內心的唐納德·特朗普。當然，是右派首先將文明衰落的表述引入美國的政治話語。25年前，帕特里克·布坎南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曾大聲指出，兩黨正在「為美國的靈魂而進行著一場宗教戰爭」。前議長金里奇曾指責民主黨人推行「多元文化的虛無享樂主義」，蔑視普通美國人的價值觀，施行不道德甚至非法的政策。共和黨的全部聲音就是指責一切。如今，威脅著美國文明的並非羅馬帝國式的虛無享樂主義，而是由金里奇及其朋黨所釋放的憤怒。

2016年的共和黨初選是一場招標戰，其中相對平靜的聲音——傑布·布希和馬可·盧比奧在最初的幾輪後就退出，而極度令人討厭的泰德·克魯茲與極度憤世嫉俗的唐納德·特朗普站到了決鬥台上。

一年多來，特朗普的憤世嫉俗、自私和憤怒一再激發了支持者的胃口。上周，在阿拉巴馬州參議院特別選舉中曾名列前茅的民主黨提名人道格·瓊斯落選，美國終於逃過了一劫，而事實上阿拉巴馬州的教徒民眾似乎已經完全準備好要迎接這位種族主義者和戀童癖成為參議員。另外，共和黨候選人羅伊·摩爾也差點被選為參議員，他曾策划了一場對另一名候選人幾乎是非人道的仇恨運動。

特朗普成為了這種群眾性蔑視文化的粗暴標識。當然，他已經使仇外和種族仇恨的語言合法化了，他還合法化了自私的語言。在競選期間，特朗普甚至沒有做出類似於2012年米特·羅姆尼用公共利益來包裝自己賺錢生涯的努力，他只是一再吹噓自己為避稅而玩弄的各種花招。

是的，當時他已經積累了大量債務，轉身拋棄了他堆砌的大西洋城的殘骸。當時的副總統拜登在民主黨大會上回憶說，他聽到的最可怕的話就是：「你被開除了」。拜登可能以為他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然後美國人選擇了那個用惡魔般的歡樂說出這些話的人成為總統，選民們將這種殘酷而赤裸裸的自我誇耀看作是鋼鐵般決心的表現。

也許我們可以用「我們」一詞日漸遞減的相關性來衡量民主的衰落。畢竟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大多數人在做出選擇的時候能夠從集體利益的角度出發。半個世紀以前，在民權時代和林登·約翰遜治下的鼎盛時期，民主黨的多數人甚至同意將大量金錢花在被排斥的少數族群身上而非留給他們自己，這個承諾在今天聽來幾乎是騎士精神的體現。而我們如今的任何一個領導人是否有膽量提出這樣的意見：有可能會損害一個階級的稅收政策——至少是一個政治上有力的階級——也許會給國家帶來好處呢？

事實上，沒有比特朗普總統即將簽署的稅改法案更典型的政治墮落的例子了。當然，法律總是有利於富人的。共和黨供給學派認為，對投資者階層的減稅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這一輪減稅和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或喬治·W·布希（George W.Bush）的減稅政策有以下三點區別：

首先，是他們通過取消替代性最低稅率和給予房地產收入特殊待遇的方式來公然地造福於總統本人，並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我們美國人太麻木了，我們甚至意識不到這是我們選出的「公僕」對所謂公益事業的入骨嘲弄。

其次，同樣不同尋常的是，這輪減稅的目標是通過取消或者大幅度削減州和地方的稅收的方式，為共和黨選民謀利並損害民主黨人的利益。我當然沒有讚美羅納德·里根的意思，但我實在無法想像他會用稅收政策來獎勵自己的支持者並懲罰對手。他可能會認為這是極不愛國的表現。新的減稅措施構成了「不公正選區劃分」的經濟等同物。的確，兩黨都在玩這個遊戲，但是今天的共和黨卻把選舉中的不公正選區劃分操控到了某種極端，破壞了「一人一票」的憲法原則。在共和黨內，大多數人對剝奪民主黨選民的權利沒有任何異議，也不認為這是不正當的行為。因為民主黨人並不屬於「我們」。

最後，減稅是一個既任性又盲目的政策。毫無疑問，1981年里根的減稅政策也是如此，由於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不願意削減預算以抵消財政虧空，可以想見，不考慮實際情況的稅收減免政策最終導致了前所未有的財政赤字。然而在當時，白宮和國會的一大批官員在某些場合強烈地呼籲和爭取這樣的稅收減免，他們接受了獨立於自己的願望之外存在著的客觀現實。但在2017年，當國會預算辦公室和其他中立的仲裁者認為減稅會導致政府入不敷出時，白宮和國會領導人只是簡單地將這一預測貶斥為「過於悲觀」而不予理睬。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新現象：我們不僅缺乏共同的公民意識和集體利益意識，而且缺乏共同的事實認同以及集體的理性思考能力。我們傾向於認定，凡是我們希望是真的的東西便是真的，凡是我們希望它不是真的的東西，那便是假的。在這種邏輯下，全球變暖便成了一個騙局，奧巴馬則出生在非洲，中立預測機構指出的減稅對預算的影響必定是錯誤的，因為他們預見到的影響是消極的。

當然，正是我們的總統先生在抽煙時碰巧發現了關於未來的偉大和繁榮的證明。把所有不愉快的事實和敘述都歸結為「假新聞」，這將成為唐納德·特朗普對美國文化最持久的貢獻之一，這一影響將遠遠超出他自己的任期。他實際上已經把「不公正選區劃分」的手段熟練應用到了認知領域：你的故事和我的故事產生了分歧，但只要我能讓更多的人加入我的陣營，我的故事就成了真相。然而，與其說特朗普是我們國家發生混亂的原因，不如說特朗普的出現是這個國家發生混亂的外在表現。

《華盛頓郵報》近日報道說，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員被要求停止使用類似於「基於科學的」這樣的詞語，顯然這些辭彙現在被認為是使人消除行動意志的左傾話語。《紐約時報》進一步的報道似乎表明，這個命令並非來自白宮裡特朗普的奉承者，而是來自某些擔心國會將因為這些冒犯性語言而否決撥款提案的官員。也就是說，我們國家兩大主要政黨之一及其支持者現在把「科學」視為一個有爭議的詞語。我們的羅伯特·穆西爾在哪？當我們需要他（或她）的時候，我們無情的諷刺作家和道德衛士們在哪呢？

當一個民主社會的政治——即其基本的裁決手段，在道德和智力上陷入腐化時，這個民主社會就會變得腐朽、墮落。但是，這種對於共識的尊重的普遍缺失不僅僅局限於政治行為或政治權利的範圍，我們只需要想一想有關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不斷展開的報道，它不僅讓我們單單認識到這一個可怕的人，更是讓我們看到一群受過良好教育、高收入、擁有高度名望的專業人才是如何集體保護著這頭野獸並心安理得地過著舒適生活的。正如他的一位律師精心給出的建議：「只要能迅速解決問題，就沒有必要了解所有事實」。

當然，這本來就是律師的職責所在，就像會計師領取高薪後理所當然會幫助企業將利潤轉移到避稅天堂一樣。然而，如今出現了某種獨特的新現象，即那些專業人才絲毫不會為自己的行為道歉或感到尷尬，他們享受著蔑視公眾利益的純粹快樂。當泰迪·羅斯福稱他那個時代的壟斷者為「巨富的犯罪分子」時，這個形容詞曾刺痛那些人。

而現在，那些銀行家、經紀人以及私募股權大亨，在因為其曾在2008年使國家經濟陷入低谷而受到指責的時候，卻表現出極大的憤怒。在他們看來，只要你是「財富創造者」就意味著你永遠不必說對不起。從結果來看，有足夠多的選民認可這一說法，而唐納德·特朗普也並沒有為這種毫無歉意的貪婪付出過任何政治代價。

對市場的崇拜，也就是把自私抬高為公德的同義詞，它是與我們的自由主義權利相聯繫的一種學說，這種學說已經成為了某種自我辯護的意識形態，專為富人階層辯護並提供政治說辭——也許同樣為那些夢想成為富人的人提供了說辭。

墮落通常被理解為某種不可逆轉的狀態——徹底崩潰之前的最後階段。最後一個控制整個帝國的穆罕默德王朝，在波斯軍隊的馬蹄向著德里紅堡飛馳時，仍然迷失在音樂和舞蹈中。

正如美國的墮落是獨特的，或許美國的命運也會同樣獨特。即便中國註定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歷史上其他帝國——英國是最明顯的例子也是其中唯一的民主國家——在交出全球霸權的時候都沒有像如今的美國那樣陷入徹底的墮落。

美國能模仿它曾經超越的那個國家嗎？我在想。英國人有著諷刺現實的天賦，當退出舞台的時刻終於到來時，他們只是有些尷尬地聳了聳肩。那當然不是美國人的反應方式。當舞台經理召喚我們退出舞台中心時，我們總會尋找某個發泄的對象——彼此之間、移民、穆斯林或其他任何「非我」的族類。當發現自己身處某種無法接受的狀況時，就像伊朗國王被蠱惑的朝臣一樣，我們陷入了一種致命的幻覺。

但是，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和心理習慣在從人民向上移動的同時，也在從領導者向下移動，這種雙向影響是無法停止的。幾乎將羅伊·摩爾送到參議院的結果迫使許多保守的共和黨人開始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對於大規模性虐待行為的報道和揭露也給了我們一個自我凈化和自我認知的機會——只要我們不要對那些似乎統治著我們幾乎全部生活的現象變得冷漠，而保持著某種痛苦的清醒，甚至是歇斯底里的過度反應。

只要我們繼續由他們統治，那些政治精英將繼續致力於滿足我們最不堪的衝動。我們當前唯一的出路是撲滅唐納德·特朗普已經點燃的火焰，找回我們在政治、道德、甚至是認知方面的共識。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並不是輸給中國，而是失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