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誰最不安？

阿拉伯之春：誰最不安？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對西方世界而言，「阿拉伯之春」恐怕是一件夾雜著好消息與壞消息的經典案例。好消息是，這是阿拉伯世界的1989；壞消息是，我們是蘇聯。

這種說法當然有些誇張。不過，這個類比所蘊含的事實，足以解釋為什麼美國和歐盟都會對（在某種程度上）弘揚民主和個人權利等西方核心價值觀的革命如此不安。

中東許多目前正搖搖欲墜的腐敗專制政權，過去曾得到西方的支持。這種支持遠不像過去蘇聯對東歐的壓制那樣殘暴、那樣明目張胆。而且在中東，既存在親西方的政權，也一直都存在反西方的政權，如伊朗和敘利亞。

毫無疑問，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葉門的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以及沙特國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等統治者，都曾是西方的重要盟友。在冷戰的經典格局中，他們都曾是「我們的狗雜種」。或者，正如《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一位撰稿人上周哀嘆的那樣：「穆巴拉克或許是個無足輕重的獨裁者，但他支持美國。」

今年早些時候，奧巴馬政府向穆巴拉克表明，美國不會接受對埃及示威進行暴力鎮壓；這正像1989年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對東德領導人說的那樣，他不會支持東德屠殺萊比錫的和平示威者。在這兩個例子中，超級大國撤回支持促成了埃及和東德政權的顛覆，推動風暴在整個地區蔓延。

像蘇聯在1989年所做的一樣，美國選擇了值得尊敬的選項——拒絕聽任其地區盟友通過使用武力繼續掌權。不過，和俄國人一樣，美國現在不得不擔心自己會在一個傳統勢力範圍內失去影響力。美國官員明白，在一個他們知之甚少的、新崛起的中東，他們有可能失去朋友、讓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受到威脅。穆巴拉克倒台後，有人聽到一位美國高官這樣惋惜地說道：「我們和埃及有各種聯繫。現在，我們該和誰合作呢？」

歐洲也面臨與此相似的兩難困境。法國和英國如此迫切地干涉利比亞局勢，既反映出欲讓自己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強烈願望，也反映出迫切想要埋葬與突尼西亞和利比亞舊政權合作的尷尬紀錄。不過，支持北非的民主抗議對西方大國而言是一個相對容易的使命，海灣地區出現的戰略和經濟困境則要更加棘手，那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產油區，也是基地組織(al-Qaeda)老巢之一。

對於是否支持沙特、巴林和葉門民眾挑戰現政權，美國顯然一直保持緘默。美國曾呼籲巴林政府實施改革，但在沙特派兵進入巴林幫助平息暴亂時，美國卻幾乎未作絲毫抗議。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曾說，他在葉門的最重要目標是「反恐戰爭」，他還讚揚了薩利赫總統與美國的合作。在抗議活動持續數月、葉門街頭出現流血之後，美國貌似才終於確信薩利赫是另一個必須下台的舊盟友。

沙特代表的則是一個終極困局。30多年前美國曾表明，它將視海灣石油供應受到威脅為實施軍事干預的理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1980年1月問世的「卡特主義」(Carter doctrine)宣稱：「外部勢力攫取控制波斯灣地區的任何企圖，都將被看作是對美國根本利益的進攻。對於這種進攻，美國將使用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擊退。」沙特和平轉型到一個更加自由的政治體制，顯然並不違背卡特主義。不過如果局面變得更加混亂和暴力、為基地組織或伊朗增強影響力打開方便之門，是否違背卡特主義呢？天曉得！

位於德黑蘭的伊朗政府，以及位於巴基斯坦的基地組織領導層，也在努力影響阿拉伯世界的事態。這表明美國並不是唯一一個有巨大利益牽扯其中的外部力量。伊朗會在巴林和沙特的局勢中看到機遇，但會對本國的抗議和敘利亞政府面臨的威脅惴惴不安。敘利亞是伊朗在該地區的一個重要盟友。

伊朗的不安顯示出，阿拉伯之春的地緣政治動蕩目前遠未塵埃落定。如果沙特出現動蕩、基地組織或伊朗的影響力增強，那將是美國的噩夢。但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們也有自己的美夢：敘利亞和伊朗政府倒台，被更加溫和的政權取代；在最大的敵人消失以後，以色列安下心來，同意建立一個能夠生存的巴勒斯坦國；埃及局勢穩定，成為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卡扎菲上校(Colonel Gaddafi)被擊敗，心懷謝意的利比亞人將西方視為英雄；具有合法性的葉門新政府著手打擊基地組織；沙特政府積極圖變以緩解國內危機，同時確保石油供應不間斷。

取得這一系列有利結果的政治意義，就像在打牌時抓到一手皇家同花順——雖然不是毫無可能，但任何人都不應指望自己能抓到。

譯者/王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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