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崢，選擇和觀眾站在一起的學習型導演

《港囧》公映，瞬間引爆市場，連刷10多項內地影史紀錄，影片上映首日創下1.8億票房（含零點場1.92億），一舉打破《捉妖記》創下的1.7億國產電影首日票房冠軍。這些算是意料之中的驚喜，當然也成了發行方邀功慶祝的充足理由。自從有了票房統計，「票房」二字儼然成了電影界的政績工程，《捉妖記》晚節不保地陷入「虛假票房之爭」，即能看出大家對其的重視程度。我們在意票房，因為那些數字和紀錄本身就意味著某種審美的勝利。

在我看來，《港囧》既可以看成是一部圈錢的商品，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成功的喜劇作品。徐崢對此注入了「中年危機」的概念，這雖不是由他發明的，但作為一個備受關注的導演，他如此大膽揣測和剖析廣泛群體的內心，也算是很走心了。

《人在囧途》獲良好口碑，徐崢大概意識到了自己「急躁」「在路上」的搞笑路線可以成為日後的發展方向，從而開始努力地研發和拓展「囧」的概念。《泰囧》的「虐」「蠢」戲碼讓這部喜劇片獲得了超乎尋常的歡迎。它本來就是一部小規模輕喜劇的模式，通過一路上不停遭遇窘境而讓故事、人物成為觀眾的取笑對象。影片在獲得大眾認可的同時，也讓徐崢成了當年「華語片票房冠軍導演」。13億票房顯然是個興奮劑，這能令資本產生驅動力，也可以讓觀眾就此產生期望值和消費動力，對於眼下的中國，沒有什麼比成功更能令人產生認同和好感的了。

徐崢的成功不是來源於華語片的某種沿承，也並非固有元素的學習和效仿。即便對於喜劇片大導演馮小剛、周星馳來說，徐崢的作品也應該算是開創了新思路的一種新類型喜劇。

作為特別擅長學習的導演，徐崢抓住了「在路上」的成功途徑之後，還有效地、源源不斷地添加各式「小聰明」。比如，在《人在囧途》中，他和王寶強共蓋一床被子，被臭屁味熏得起身蹦跳的搞笑場景，大概就可算作此類「小聰明」的即興發揮。還有《泰囧》中利用多種元素去激發觀眾的觀影興趣，在鬧劇和喜劇中植入「情懷」元素等等，徐崢的「聰明」不僅為他的喜劇增加光彩，甚至有時候還是助其升華的催化劑。

馮小剛的《一聲嘆息》幾乎完美地詮釋了中國文人在中年時期遇到的窘境，這窘境既來自於自身的成功，也跟人性深處的某種原罪有關。徐崢在成為「票房冠軍導演」之後，當然也可以不拘泥於那個觀眾認知里的「自己」，拿出插科打諢的本事，在作品中流放一下自己的所感所悟。這大概便是《港囧》中的藝術家所遭遇的中年危機。若藝術家的藝術力低下，他只會在自己的親人那裡被視為「珍貴」，對藝術的所謂執著理想，其實不過是反抗庸俗的一種幌子，而那份對青春浪漫的追憶和不甘心，最終會變成虛妄的執念。徐崢的聰明之處不是要批判什麼，或者像寧浩那樣對看不慣的事物展開無情的諷刺，他只是將這些現象和概念變成一件件淺顯卻不粗糙的喜劇元素，博得觀眾會心一笑，才是他的使命。

有人說，中國電影的希望在年輕導演身上。因為，近來創造票房奇蹟的大都是新導演的作品，比如《捉妖記》、《煎餅俠》，還有徐崢三年前的《泰囧》，一不小心，新導演牛刀初試，便成績驕人，反而那些所謂的大牌導演，一心想揚眉吐氣，卻被觀眾無情打擊。但是，「處女作」的成功，不僅是觀眾對導演悉心打造作品的褒獎，也跟這些導演不同於傳統導演的思路和初衷有關。比如大鵬在《煎餅俠》宣傳期間的花樣和手法——祭奠曾經的自己，它讓觀眾不斷對這個IP產生親近感，其平等的視角抓住了年輕觀眾的心，這恰恰是張藝謀、陳凱歌們身上所不具備的。還有《港囧》，早早就大打病毒式「情懷牌」，讓宣傳本身變成一項有智力參與的懸念和猜謎遊戲，這些手法和賣力程度都已經超越了傳統導演的所謂導演職責。導演徐崢主動參與的行為，早已成為捆綁電影消費、做足前戲的宣傳標籤。

「囧」就是徐崢的個人標籤，沒了王寶強和黃渤之後，徐崢還是那個徐崢，如今，他甚至還可以大聲宣告：自己作品的喜劇效果和票房口碑之所以成功，並不是靠什麼「鐵三角」，而是來源於他個人的魅力和功力，是他不斷學習、放下架子、與時俱進的結果。他迎合了大眾審美，和觀眾站在了一起，並試圖將之引領到一塊他擅長的區域，讓人心甘情願地為他的那些創新喜劇和「小聰明」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