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所謂的任用奸臣

1、溫體仁　　　　就才幹來說，溫體仁擔任內閣首輔，是當之無愧的。即便是和他敵對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的精明幹練。如李清說：『體仁長於心計，凡閣中票擬，每遇刑名錢糧，名姓之繁多，頭緒之紛錯，皆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舛誤駁改，故諸輔亦服其敏練』。[65]　　　　從官員最注重的廉潔操守來說，按明史的記載「體仁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為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66]這些話的意思也就是說他相當廉潔，連看他不順眼的那些朝士政敵也都找不出他的把柄。　　　　明史中對他的指責最核心是這句話「流寇躪畿輔，擾中原，邊警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66]。　　　　歸納起來就是一沒有能提出建議解決當時明朝的危機（未嘗建一策），二是打擊排斥異己（與善類為仇）。這兩條自然不能說沒有根據，但細考究起來，則近於苛論。　　　　說到「未嘗建一策」，事實上並非僅僅溫體仁如此，那些竭力攻擊溫體仁，以賢能自命的東林黨派系的官員又何如？比如當時正人君子一派中頗有清譽，道德學問都被時人推許的劉宗周和黃道周，崇禎並不是沒有親自接近過他們，不是沒有向他們問過應對策略，可是這些人實際上說來的都是一些迂腐空談，一些漂亮至極的大道理，在當時情況下沒有任何可操作性，對時局也沒有任何裨益補助。既然作為溫體仁對立面的那些所謂正人君子都做不到的事情，那來作為溫體仁的罪狀，豈非可笑，豈非苛責。後來楊嗣昌倒是真正建策了，而且是扎紮實實，非常有可操作性的策，也確實收到一定效果的策，但那些攻擊溫體仁的正人君子又何嘗放過楊嗣昌，還不是照樣把他攻擊的體無完膚，罵的狗血噴頭，說的一無是處？看來正確的永遠只有那些一旁評論的人。至於那些實際幹事的人，無論怎麼做，最後都不會得到好評。溫體仁是如此，楊嗣昌也是如此。　　　　說到打擊排斥異己，溫體仁確實也做過。比如排斥錢謙益排斥文震孟等等。那麼與他對立的那些東林黨派系的官員又如何？莫非他們就不打擊不排斥異己？只不過溫體仁排斥的那自然就是「善類」，而東林黨派系所排斥的自然就成了「惡類」，只不過這究竟是善還是惡，旁人終究是舞里看花，難以分清楚了。當初天啟年間，熊廷弼被趕下台乃至最終被砍頭，大半就是東林黨人排擠構陷之功勞（和許多人想像的是閹黨起主要作用不同，）。　　　　其他詬病溫體仁的理由如「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意。」還有「帝憂兵餉急，體仁惟倡眾捐俸助馬修城而已。」[66]　　　　這些指責大半都是似是而非，所謂刻劾，舉出的例子是「帝以皇陵之變，從子壯言，下詔寬恤在獄諸臣，吏部以百餘人名上。體仁靳之，言於帝，僅釋十餘人。秋決論囚，帝再三諮問，體仁略無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麟涖任甫七日，以城陷論死，帝頗疑之。體仁不為救，」[66]　　　　這些地方若說溫體仁有做的不夠好的地方，那確實可以這麼說。但嚴格說來，硬要把這指派為溫體仁的罪責，則未為確論。以當時形勢而言，國家處於存亡危機關頭，而官員之間依舊包庇懈怠成風，渾噩度日，得過且過者也不乏其人，用峻法治國，澄清吏治，扭轉寬縱懈怠風氣是崇禎本意。溫體仁如此作為也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如果說他是純粹處於自私自利之心，則順水推舟，賣個人情，討好眾多文官，收買人心，對他有益而無害，何樂而不為？他這麼做，當有自己施政觀念的因素。用臉譜化的一個「奸」字來概括歷史人物之行為表現，一切都用當事人存心做壞事來解釋，省力固然省力，但距離歷史真實只能相差甚遠。事實上造成明朝當時危局，另有根本原因在，若這個原因不解決，則無論對待官員寬鬆還是嚴厲，都不能解決問題。難道按照那些攻擊溫體仁的人的看法，只要溫體仁一心做和事老，盡量包庇掩護那些犯罪官員，就可以讓時局好轉？難道他引導崇禎皇帝對待文官們盡量寬容，就可以扭轉形勢？這不啻是痴人說夢。後來周延儒倒真的是這麼做的，但結局又如何？從歷史來看，對待官員最嚴厲的莫過於明太祖朱元璋，但平天下，治理的國泰民安。建文帝對待大臣文官們不能不說仁愛備至，但結果僅僅兩三年就他叔叔趕下台去。所以有些事情並非如某些人想像的那樣當然。　　　　至於把「帝憂兵餉急，體仁惟倡眾捐俸助馬修城而已」，作為溫體仁的劣跡提出，則更令人啼笑皆非。承認溫體仁沒有拿出什麼切實的辦法來解決兵餉問題，應該指責。那麼那些指責溫體仁的人提出解決的辦法了嗎？溫體仁至少還願意帶頭捐獻俸祿，其他文官大臣恐怕就連這一點都不願意！楊嗣昌後來提出加征軍餉，還算是一個解決的辦法，這個辦法提出之後，楊嗣昌更是受到千夫所指。　　　　事實上許多著作文章為了達到醜化的目的甚至還把溫體仁說成是閹黨，就更是離奇，正如同樣把溫體仁當成奸臣來評價的樊樹志所說「事實求是地說，溫體仁與閹黨並無瓜葛，如果一定要歸入哪一派，似乎說他是沈一貫的浙黨餘孽才差強人意」。[2]p873　　　　如果按照史實記載，則溫體仁不但和閹黨沒有什麼關涉，即便從字面上說，同太監之類也無任何勾結關係。反而和當時的司禮太監曹化淳敵對。如明史中記載溫體仁構陷錢謙益時，「謙益等危甚，求解於司禮太監曹化淳。漢儒偵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並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66]反倒是東林派系的錢謙益、瞿式耜和太監曹化淳等有勾結。　　　　溫體仁之所以被歷來醜化為奸臣，仍舊是明代黨爭在明末遺民那裡延續的結果。東林黨在民間有深厚的學術根底，師徒傳承，衍伸不斷，明末大批學者文人都和東林黨以及復社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在總結明亡原因時候，客觀上總是竭力推卸他們父輩師輩的責任，另一方面也需要尋找一個替罪羊，這樣如溫體仁這類東林黨派系的政敵難免被竭力醜化，一些政見上的分歧，人事上的傾軋排擠都被上升到人品的高度，連帶得崇禎皇帝都被扣上一個任用奸臣的罪名。另外也是溫體仁按照自己政治理念當政，過於嚴苛，得罪人太多，以至大部分人對他沒有什麼好感。　　2、周延儒　　　　另外所謂的奸臣周延儒可能更有些莫名其妙，看史書記載，實在找不到真正意義上的所謂劣跡。甚至他和東林黨的關係都算不錯，只是在崇禎初年錢謙益進入內閣的問題上，算是施加了一點阻力，因此和東林黨派系的官員結下了梁子，被他們冷眼看待。而他和溫體仁關係也不是很好。對他的惡評是「柔佞」之類的辭彙，這也是屬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大抵只要看他不順眼，再加上和皇帝關係不錯，就都是用這類辭彙進行貶低。但從實際看，周延儒並非只會奉承，而不會進諫，明史中都有一條記載「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謀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逆案，而外歸咎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66]　　　　甚至周延儒第二次出任內閣首輔，本身就是當時的復社領袖張溥活動聯絡的結果。根據《晚明社會變遷》，崇禎十四年，任禮部侍郎的復社成員吳昌時寫信給復社領袖張溥，認為當時的情況是錢謙益已經不能進入內閣，文震孟也被驅逐，只有讓周延儒復出，才能可能作為他們的政治代言人。張溥接到信之後，同意這個判斷，認為「非起複宜興，終是孤立之局」。於是決定重新讓周延儒進入內閣。接著就和東林黨以及復社的重要成員在蘇州虎丘石佛寺召開會議，會議決定了聯絡周延儒，在和他達成政治協議的前提（「密疏救時十餘疏，要他再出必行」）下，設法讓他重新擔任內閣首輔。　　　　[黃裳在《吳昌時事輯》一文中關於復社領袖一介平民布衣的張溥說　　「至於張天如就更不用提，要用的，要殺的，索性開了兩本冊子交給了周延儒。廣陵女冠李傃(史道鄰的遺妾)曾經作過一篇纏綿悱惻的序文的周同谷的《霜猿集》中，有一首詩：　　　　二冊書成注復刪，莫防鐙下鬼神環。西銘夫子酆都主，生死枯榮一筆間。」　　　　　　附註：「張溥字天如，一字西銘。創舉復社。門人七千，稱『西銘夫子』。宜興再召，溥欲盡用其黨人，而殺異己者，乃書二冊，以進延儒。」　　　　「董事長」下達了這樣的指令，「總經理」不免要感到極大的為難。矛盾總是要解決的，而且竟很快地解決了。「溥還婁東，一夕暴死。」據一種野史說，還是吳昌時下的毒。《霜猿集》：　　　　月墮西江歌舞闌，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國方言好作官。　　　　附註：「張西銘死，訃至，延儒謂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冊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殺者，教我如何殺得盡!』見者駭然。」(孟心史校訂補註本)　　」　　　　]　　　　　　周延儒在復社成員的幫助扶持下，上任以後沒有背棄張溥等人與他的協定，基本上實施了復社東林黨一派的政治主張　　　　「延儒被召，溥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戍罪以下，皆得還家。復注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輕棄。』於是鄭三俊長吏部，劉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張瑋、金光辰等，布滿九列。釋在獄傅宗龍等，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嘗燕侍，帝語及黃道周，時道周方謫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蔣德璟請移道周戍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即日復道周官。其因事開釋如此。」[66]　　　　當然這些政治主張的實施，對明朝局勢的改善也沒有起到任何實質性的作用。在崇禎十六年，清兵仍舊是打到了北京附近，結果周延儒自己被迫領兵打仗去，這本非他所長，中間難免就有些欺瞞虛隱，最後因此被言官彈劾，而落得勒令自縊的結局。但若因此說他是奸臣，實在是牽強已極。若說他是奸臣，那麼上下活動讓他重新被崇禎起用擔任內閣首輔的東林黨人復社成員又算什麼？真讓東林黨成員復社成員全面掌握政權（甚至上已經和全面掌握沒有什麼區別了），結局是否會更好？答案顯然是不言而喻的。　　　　　　責怪周延儒以及溫體仁是奸臣，以及說崇禎用奸臣，這不過是一些人實在找不出明朝滅亡真正原因的卸責之談，似乎只要把責任推卸到所謂二三所謂奸臣以及一個皇帝頭上，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了。這實在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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