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與項羽、曹操與孫權和朱元璋之（七）—兼談打天下與治天下之差異

十三、劉邦稱帝

劉邦最終打敗項羽，是大家合力的結果，如果沒有韓信、彭越、黥布一起出兵，劉邦是不可能打敗項羽的。所以劉邦勝利以後，仍然是諸侯王各據一方，韓信是楚王，王淮北，都下邳，佔據了原來項羽的勢力範圍。彭越有戰國時魏之故地，號梁王。淮南地區屬英布，為淮南王。趙地有張敖稱趙王，燕地有臧荼為燕王，齊地當時還有田橫在，實際上仍是戰國末年列強割據的局面。劉邦稱帝是大家公推的結果，《史記?高祖本紀》：

「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

《漢書?高帝紀》的記載，與此大同小異，漢王本來的地位與大家基本相同，現在推他為帝的理由是：

「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所以推他為帝的理由是劉邦的功勞最大，其次是諸侯王之間的地分已定，劉邦的位號與諸侯王之間要有上下之分，所以要劉邦上皇帝之尊號。因此劉邦這皇帝是大家公推的，誰打下來的地方仍然歸誰，諸侯之間的矛盾，過去是對著項羽，現在全對著劉邦來了。劉邦坐在皇帝這個位置上，心裡不可能踏實，這需要智慧來穩定自己的地位。這個問題留在下面再說。

十四、劉邦在洛陽南宮與功臣宿將之間對

項、劉二者成敗原因的探討

劉邦打敗項羽稱帝以後，先把都城定在洛陽，他在洛陽的南宮舉辦酒宴，與功臣們共同探討一個問題，劉邦為什麼能成功，項羽為什麼會失敗，換一句話，這次酒宴是一次總結經驗教訓的會議。劉邦之所以成功的經驗是什麼？項羽之所以失敗的教訓在哪裡？無論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值得人們永遠去思考總結的東西。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還是這個問題。對此《漢書?高帝紀》和《史記?高祖本紀》的記載是一致的，相差的只是幾個虛詞。今錄《漢書?高帝紀》如下：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說服。」

劉邦與王陵的對話，都有事實根據，講的都有道理。王陵這個人是漢高祖劉邦的同鄉，都是沛縣人，劉邦年輕時以兄事陵，王陵在沛縣的地位比劉邦高。劉邦入咸陽時，王陵在南陽，並沒有隨劉邦入關。劉邦與項羽相爭時，王陵站在劉邦一邊，項羽以王陵的母親為人質，逼王陵投奔項羽。王陵派人到項羽軍中探望其母，其母在使者面前伏劍而死，遺言使者，要王陵一心事漢王。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到項羽不善於爭取人。此後王陵一直追隨劉邦，所以王陵在這個問題上敢於講得那麼直白，說劉邦「嫚而侮人」，換一句話說那就是有一點流氓腔，不知道如何以禮待人。這在劉邦接待酈食其的過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自己洗著腳接待自稱高陽酒徒的酈食其，優點是他能從善如流。從禮貌上講項羽比劉邦要高明一些，在與天下同利這一點上，劉邦比項羽高明。這是指最終追擊項羽時，他對韓信與彭越的許諾，這件事當時是張良提的建議，事見《漢書?高帝紀》。其云：

「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散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

故王陵講的是大實話，劉邦最終打敗項羽，靠的就是這「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但是要懂得這是劉邦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當初韓信派人給劉邦講要封他為假齊王，劉邦就發怒了，這是劉邦的本來面目，是張良和陳平在一旁提醒他，他悟性高，才馬上換一個腔調，派張良去封韓信為齊王，穩住了韓信。而這次答應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也不是心甘情願的事，特別是楚王所王之地是項羽故地，五年的楚漢之爭剛過去，劉怎麼能放心。王陵這話正說在他的心坎之上，一時半刻還沒有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

項羽進入咸陽以後，立即論功行賞，但給項羽埋下了五年戰亂的禍根。如何論功行賞也是擺在劉邦面前的難題，怎麼辦？再說，那麼多軍隊和士兵，戰爭基本結束了，如何把這支在戰爭中產生的龐大軍隊重新安排到土地上去，即解決軍隊的複員，流亡人員的回歸故里，使農業生產得以恢復，社會得以穩定。既然當了皇帝，過去大家一起靠打打殺殺起家，現在成了君臣關係，如何建立朝廷的禮儀制度，這些都是擺在劉邦面前必須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處理現在先提出來，先考慮一下，把它放在後面來講。

再說，劉邦自己說的他所以取勝原因是自己會用人，論謀略，張良的確勝人一籌，關鍵時刻，關鍵性的點子，都是張良出的。如劉邦入咸陽，要不要進秦宮室居留，固然樊噲諫在前，是張良說服劉邦的。在咸陽，項羽準備進攻劉邦，是張良設法為劉邦化解危機的。諸侯王自灘下至國時，是張良建議明燒棧道，以堵住項羽對劉邦的疑慮和追擊，然後才有暗度陳倉，重返關中。劉邦定三秦以後，也是張良告訴項羽，劉邦得關中，如約即止，轉移項羽的注意力，讓項羽專心打擊東邊齊國的田榮，劉邦則聯合諸侯乘虛而入，攻擊彭城。劉邦在彭城大敗之後，還是張良告訴劉邦，如何建立反楚的統一戰線，有二個人可用，即彭越和英布，而韓信可使其獨當一面。韓信定齊地，要劉邦封其為齊王，劉邦最初不答應，是張良提醒劉邦，讓張良親自去授韓信齊王印信。垓下之戰，也是張良提醒劉邦要「所降下者，因以與之」，這樣別人才有作戰的積極性，所以說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這話不假。實際上，在劉邦身邊有一批這樣的謀士和說客，如陳平、陸賈、隋何、酈食其等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至於帶兵打仗，劉邦確實不如韓信，劉邦與項羽對峙，幾乎十次有九次打的都是敗仗，而韓信則每戰必勝。在帶兵的問題上，劉邦和韓信有過一段對話，《漢書?韓信傳》稱：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這些話都是韓信被擒，由楚王改為淮陰侯後的對話，有一點奉承劉邦的意思。然而韓信是將才，而劉邦則是將將之才這一點不假。將兵的與將將的之間這一類相互關係的案例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如曹操、孫權，都是將將之才，在其手下帶兵的大將只能聽從他們的調度和指揮，這是戰爭時期軍事指揮的分工造成的，有指揮局部戰役的，有布置全局的，前者為將，後者為帥，帥即是將將之才。當代歷史上也是如此，彭德懷、林彪、陳賡之類都是將才，但毛澤東是將將之才，他們之間只能是全局與局部的關係，局部服從於全局性的戰略部署，只有二者配合默契，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這兩類人物的品格和氣度皆有其長處和短處。

劉邦贊蕭何這幾句話也是真心話，其與項羽相持於滎陽，屢戰屢敗，如果沒有蕭何在關中和巴蜀提供一個穩定的根據地，保障劉邦前方糧餉不缺，這才使劉邦能堅持下來。項羽所以失敗，不是他不會打仗，他仗打得很好，與劉邦交手，幾乎每戰皆勝。彭城之役，項羽以三萬精兵一下子擊潰劉邦統率的五十六萬大軍，劉邦被打得抱頭鼠竄。以穩定的後方根據地作支撐，要糧有糧，要兵有兵，才取得最終的勝利。否則的話那五年是很難堅持下來的。蕭何有幾件事，對劉邦影響甚大。劉邦攻進咸陽時，「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蕭何這樣摸清了全國的基本狀況，才能對全局心中有數。第二件事，在咸陽項羽分封諸侯時，劉邦去不去漢中任漢王的問題，開始劉邦怒項羽背約，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漢書?蕭何傳》）這樣劉邦才去漢中就國。第三件事是劉邦與項羽在滎陽相持時，「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在巴蜀和關中，蕭何能「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沒有後方堅強有力的支持，那就無法保障前方的相持戰爭了。項羽的失敗，就是沒有後方根據地的支持，彭越不斷騷擾項羽的軍儲，項羽垓下之敗，不是敗於戰，而是由於「兵少食盡」，得不到足夠的補給啊！兩者比較，可見蕭何對劉邦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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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即皇帝位是大家推的，在即皇帝位以前，劉邦與諸王關係是肩並肩的，即皇帝位以後他與諸王的關係便不同了，不再是肩並肩的關係了，而是君臣上下之間的關係了，劉邦面臨的是如何治天下的問題，不只是分蛋糕大家坐享天下的問題，天下有許多問題等待他去處理了。

劉邦與王陵這一段對話，是漢五年（公元前二Ｏ二年），劉邦並沒有接王陵的話頭，在劉邦心頭並不甘心「功城略地者，因以與之」，劉邦與韓信的矛盾，在韓信請封假齊王之時已經埋下了，項羽一死，他便奪軍權，把韓信從齊王改為楚王，接著在陳縛韓信至洛陽，以為淮陰侯。陳豨反，呂后用蕭何計縛韓信於長樂宮斬之。劉邦與彭越、英布的矛盾是同一回事，韓信講的「狡兔死，良狗烹」是韓信自己的感慨。事實上打天下與坐天下不是一回事，打天下的人是武將，並不一定能坐天下。打下天下以後面臨的不能只是誰坐天下的問題，那時更主要的不是誰來坐享其成的問題，而是大戰以後如何治理天下的問題，是一個國事管理問題。因為治天下的問題不再是過去打打殺殺，互相較勁的過程，而是如何建立社會秩序，如何使民眾有一個安定和富裕的生活，這不是靠武力強迫所能實施的。戰爭基本結束，留下驕兵悍將不加約束地在分蛋糕上互相攀比的話必然後患無窮。陸賈對劉邦講的「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這話還是有道理的。治天下是文臣的事，因為那得靠恢復和發展生產與禮儀教化來解決，陸賈在劉邦面前稱說詩書，也就是這個道理。那麼打天下時的功臣宿將限於知識文化水平不高自然應後退一步，因為以軍人治國太粗，用拳打腳踢那個打天下的本領來治天下有一定的難度。再者軍人們只善於以力服人，不善於以理服人，只善於以勢壓服，還不行的話，就會動刀動槍了，這種方式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秩序問題。海外有軍人不干預政事，這一條有它一定的道理。將領們參與政事的話，要脫下軍裝，離開軍隊，鄧小平不當元帥也就是這個道理，他從政了。所以在我們這兒是黨指揮槍，不是讓槍來指揮黨，也是這個道理。在《漢書?爰盎傳》（卷四十九）有爰盎與漢文帝的一段對話，「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是要治國，周勃厚重少文，讓他治國是有難度的，你要了解社會各階層的矛盾，知道如何去應對，那就不是周勃這一類打天下的功臣所長了。文革期間，讓軍隊直接干預地方事務，有穩定局面的積極作用，但副作用也很大。凡是大規模的武鬥和派仗，都有軍隊的背景啊！因為他們更多地靠壓服，不是靠說服，如何善於以理服人，即便你講的道理是對的，但還要善於表達啊！要掌握好說理的技巧，有理有節，循序漸進地掌握好時機，才能使人心服口服。當然文人治國，也得有政權機關組織體系的配合和貫徹執行，有武人的理解和支持，否則，也只能是徒有一番空議論罷了。

漢文帝時，要啟用年輕的文人賈誼，周勃這個丞相與灌嬰們便容不得他。《漢書?賈誼傳》云：「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所以賈誼只能被下放去作長沙王太傅了。宋高祖所以杯酒釋兵權，也就是這個道理，宋代重文輕武，是吸取了五代十國戰亂的教訓。記得毛澤東曾在各次講話中推崇賈誼是秦漢時代年輕有為的歷史人物，他對賈誼之死，深表惋惜，毛在一九五八年寫信給田家英，要田家英去讀《漢書?賈誼列傳》中的《治安策》，說「這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認為「全文切中時弊，有一種很好的氣氛。」說這「值得一讀」，為什麼說《治安策》是一篇好文章呢？賈誼有這麼一段話，其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捨。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即發展文明，靠文化來強國）；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我們不是也強調社會和諧嘛！）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賈誼這一段話很有道理，周勃是寫不出這樣好文章來的，《治安策》講的是治國之道啊！所謂德教者，文化建設也，禮樂者文化也，我們不是要建立文化強國嘛，文化也可以作為我們的支柱產業，有的可以走市場化的道路，如出版、電影、戲劇之類；有的則屬於公益事業性的，如博物館、圖書館這一類非盈利性的；有的還可以走出國門去宣傳我們的文化，並掙外匯，但最根本的還是道德禮教，以化吾民俗，也就是通過文化教育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對民間的一些違法行為不能只靠刑法，法治不只是依靠刑法來治國。前一個時期中央電視台的法治在線對於三胞胎的爺爺被判刑的報道，那就屬於「法令極而民風衰」，問題是我們如何進行宣傳教育，如何幫助他們克服經濟上生活上的困難，才是正道，靠刑法治國，有一定的需要，但副作用極大。現在叫文化強國，古人講：「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誠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同上）賈誼這段話講得非常精闢，君臣（現在不是君臣關係了，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是同志之間的相互關係）、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相互關係，大家都能相依為命，那還爭什麼呢？這隻有教化，也就是道德禮儀才能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達到這樣自然而又和諧的境界。

我們現在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市場經濟本質上講，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非資本主義的，都有市場經濟，因為它是建立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在中國古代早就有市場經濟了，只要有商品交換就有市場，只要有貨幣就有市場交換的價值尺度，就有市場經濟了。早在二千年前，司馬遷在他的《史記?貨殖列傳》中曾非常清楚地描述中國從春秋戰國以來到漢代就有相當發達的市場交易行為。大家進入市場交易行為的驅動力是什麼？是利益啊！他說：「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史記》卷一百二十九）我們現在搞市場經濟，不是也強調市場的博弈和競爭嘛，搏什麼？爭什麼？搏利也，爭利也。發展市場經濟的長處是驅動人們去努力和奮鬥，但這個背後驅動人們如此去做的動機是什麼呢？是利益的追逐，而這個物質利益的追逐是沒有止境的，那就是貪慾，所以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這樣的結果是物慾橫流。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如果只有利益的計較，那麼即便在家庭的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亦難有真正和睦相處的關係。事實上人與人之間利己與利他是互相依存的，即便在夫婦之間，只有一方快樂是不可能有快感的，只有雙方配合才能快樂的享受，這是最簡單明了的道理。如果一旦互相過分地計算利益，最終便只有離婚的份了。在家庭內是如此，在整個社會也應該如此。其實商品交易也是以利他為前提的，出賣的商品要他人感到受益和有使用價值，他們才會買呀！不是你想賣就能賣掉的。市場經濟建立的前提是有益於社會，有益人類，不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卷一，梁惠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篇講義利之辯的文章，我們不是要建立文化強國嘛！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是人的靈魂，說到底就是要講道義，講奉獻的精神，講自我犧牲的精神，當然，我們也應該尊重每個人的個人利益，個人權益。文化產品的生產者是知識分子，首先他們要有崇高的精神，才能通過各種載體生產出高尚的產品來，如果他們的靈魂也浸透了銅臭，那麼假醜惡的東西也勢必泛濫成災。靈魂是什麼？高尚的精神是什麼？說到底就是一個義字，知識分子墮落了，那麼文化就會墮落為低俗的東西。現在有一些報刊上的文娛版，我就很少看了，只感到目前的文娛節目低俗的東西太多，桃色新聞的報道太多。《禮記?樂記》有這麼一段話，其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故娛樂的問題不僅是休閑，它也有對人們思想導向的問題。當然義與利是辯證統一的，只講利，不守誠信，最終是不可能得利的。自從提倡市場經濟以來的這些年，在一些人身上表現出唯利是圖的傾向，為了一點蠅頭微利，不講誠信，坑蒙詐騙什麼手法都使出來了。人與人之間失去誠信以後，市場交易的法則也破壞了，故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是帶有二重性的。我們要發展市場經濟，作為一個企業還得講誠信、講道義、講社會責任，純粹地追逐個人的利益不應該是為人的人生的目的。如果不提倡批判唯利是圖和利潤挂帥，這種市場經濟便對人際關係有極大的破壞作用。不認識這一點，盲目地提倡一切以利潤挂帥，以及一切向錢看，靠人民幣解決一切問題，這些現象正是滋生行賄受賄貪污腐敗的富饒土壤，那必然是弊大於利。

我們為什麼反壟斷呢？因為壟斷了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競爭，壟斷了也就不可能有自由選擇和公正，哪裡有壟斷，哪裡就有暴利，哪裡就會損害公眾的實際利益。在反壟斷問題上，我們在積極對外開放的前提下，還首先要小心別讓外國壟斷企業利用他們資本和技術的優勢來壟斷我們的國民經濟。那麼多大賣場為外國資本所壟斷，於是大賣場所在地區的小商小販就失業了，便民的小店主也關門大吉了。如果將來如電力、電信、銀行、金融等也讓外國資本壟斷了，那麼我們的民族經濟便危險了，反壟斷首先要反外國的壟斷啊。在國際市場上，首先是外國壟斷資本壟斷了大宗原材料的價格，我們需要鐵礦石，需要原油，他們便提高這些原材料的價格。

我們不贊成貧富兩極分化，因為這樣的話，社會很難穩定。賈誼說過：「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漢書?卷四十八）。如今社會奢風十倍於古，這不是盛世的象徵，而是亂世的先兆，賈誼這些話還不值得我們警惕嗎？賈誼《治安策》能寫出來，周勃就寫不出來了，沒有深厚的文化和知識底蘊，是不能認識到這一點的。毛澤東講周勃們厚重少文，正是指出了周勃在新形勢下的致命弱點。

我們今天重新提倡建立文化強國，最根本一點還不正是為了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抵制它所帶來的道德上的墮落。有人認為這些問題是市場經濟不完善的結果，此話錯矣。這個問題不可能靠完善市場經濟來解決，世界上沒有完善的市場經濟，美國的金融市場是最「完善」的嗎？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便是從美國的華爾街開始蔓延開來的，在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的行動已堅持了二個多月，清場以後，示威者又回來了。他們勇敢的行動我是支持的，那些金融巨頭對個人利益的追逐，不正是表現了「千乘之王尚猶貧」嘛！奧巴馬對佔領華爾街表示理解，說明他還比較聰明，否則的話，事態的發展會從佔領華爾街變成佔領白宮的，會從美國的經濟危機變成政治危機的。所以我們怎麼能迷信新古典主義自由經濟學那一套東西呢？我的一些朋友太迷信這套東西了，在人的行為背後，除了客觀法則之外，還有人的心理因素，不抵制人的貪慾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回過頭來說，賈誼在《治安策》中說的這一番話還是很有道理的，得限制一下富人們無窮無盡的貪慾，要批判為富不仁的行為，揭露其陋惡的內心世界。有人問我，你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市場經濟怎麼看，我說：一要大膽地用，堅決地用；二要好好分析，事物都有二重性，故要不斷地揭示它的消極作用。過去不是有一個「一批二用」的說法嗎？對市場經濟就應該如此，在過去沒有大膽地用，堅決地用；那是失誤，後來大膽用了，但沒有認真地批它的消極作用，所以會帶來一系列問題。貪污腐敗根子就在於市場經濟中唯利是圖、貪慾的惡性膨脹，它危害人民，不搞一點分析批判怎麼行呢？用不著害怕因此會損害市場經濟的發展，因為趨利是人的本性之一啊！市場有謀利的機會怎麼會不去呢？司馬遷在《史記》的《貨殖列傳》中既為那些大商人列傳，介紹他們事業的成功，最後又批判了他們。司馬遷說：「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史記?卷一百二十九》）這個「非也」就是批判，靠貿易取得的千金巨萬是不穩定的，與王者的社會地位是二個事，王者靠德澤而興啊！所以還得講教化，講禮樂興邦，要強文化，強德性才是真正的強國，如果光多有幾億美元，別人可以變一個戲法就把你的東西變成他的了。

在《漢書?賈誼傳》還有一段很精闢的議論，他批評亡秦之舊俗，今復見於漢初了，賈誼說：「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指家裡富了便鬧分家，家裡窮了便到富家去當招女婿。）借父耰鋤，慮有德色；（謂把耕具借給父親用，便是對父親的恩德了，指為子者不知孝道，不孝的情況今天也有啊！）毋取箕帚，立而誶語。（謂母親取他兒子家的家用器物，媳婦就碎言諷語的，讓老人心裡不痛快。）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謂婦姑之間，經常吵架。）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謂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者，僅小異於禽獸爾。）」這些問題看起來都屬於家庭內部的和諧相處和必需的倫常關係，在低俗的風氣下便很難維持，這就是德教的問題。接下來賈誼還說：「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謂其逐利而行，不考慮所行之善惡，讓低俗的東西風靡一時，那麼人們的行為就不知廉恥無所顧忌了。）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指盜者公然偷盜宗廟的禮器，甚至在白天也在都市大街上公然實施搶劫）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此謂貪官偽造文書，貪污倉粟幾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言嬌偽之人詐言詔令，妄作賦斂，貪污入私，其數多至六百餘萬錢，相當於現在上億元的財富，然後公然用公車遊歷郡國各地，過休閑的生活），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這是講社會秩序和吏治已敗壞至極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此言公卿大臣只知道公文來往和忙於開會，不知道如何正風俗，厲行道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指這些執政的大官們，對世俗敗壞，竟安然而不知其怪，那也就不會想辦法去改變這種狀況了。）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說那些公卿大臣，即今之省部級以上的幹部們，不會用耳朵去聽一下民間的呼聲，不會用眼睛去觀察分析，不會用腦子去想一下，反而認為這些醜陋的社會現象，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的產物，只要多立一些法條，多建一些制度就可以了。）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所謂俗吏是指那些只會等因奉此，在公文上做表面文章，不會下基層去解決實際問題，或者忙在會議上講官話套話，搞一點形象工程，騙騙領導，然後尋找仕途升遷的路徑）」（《漢書?卷四十八》）賈誼的這一番話，不僅切中那時的情況，亦切中當今之時弊，讀來一切恍若眼前。毛澤東當年要田家英讀「漢書?賈誼傳」實寄厚望于田家英也。那時田家英也還算是一個青年人吧！不知田家英讀懂沒有。

看不起年輕人，瞧不起搖筆杆子的現象，古今是相通的。如許世友那樣既看不起文人，看不起拿筆杆子的人，又自己不好好學文化，提高思想理論和文化素養，這種人只能是莽撞的一介武夫。對領導者的要求，在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大不相同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