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界的身體現象學大師是誰？他對哲學有哪些貢獻？

06-02

莫里斯·梅洛·龐蒂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早年畢業於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學，後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與薩特是同學，1930年獲得哲學教師的頭銜。先在沙特爾教書，隨後在巴黎高師任導師。

1945年，憑《行為的結構》、《知覺現象學》兩部重要著作獲得博士學位。

1945至1948年，在里昂大學講授哲學。

1949至1952年，在索爾本大學講授兒童心理學與教育學。

從1952年直至逝世，在法蘭西學院任哲學教授，為該學院歷來最年輕擔任該職者。

1961年，梅洛龐蒂死於心臟停搏，享年53歲。

梅洛·龐蒂和薩特有著驚人相似的經歷——早年喪父，「從來沒有從一個不可比擬的童年之中復原過來」。在巴黎高師學習哲學畢業後又考取了大中學校教師學銜資格。其發表的博士論文《現象學與格式塔心理學中的知覺問題》，對現象學和心理學中的行為主義有深刻論述和精準洞見。二次大戰開始後他應徵入伍，參加抵抗運動，後在中學教書、在巴黎高師擔任輔導教師，開始在學界產生影響。

由於關係親密，梅洛·龐蒂與薩特等人創立《現代》雜誌，龐蒂從創刊至1952年12月，擔任該雜誌的政治版編輯，這極大地開拓了他的視野，也增加了他對哲學的精力投入。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知覺現象學》和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一起被視作法國現象學運動的奠基之作。

胡塞爾現象學的影響

說起梅洛·龐蒂，就不得不涉及到德國的現象學，而現象學的開創者就是胡塞爾。胡塞爾的思想剛開始僅限於在德國傳播，後來德國現象學進入到了法國，直接影響了很多思想家，這被稱為法國思想界和哲學界的一個重要「事件」，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法國哲學的面貌。

現象學在法國的接受與傳播始於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演變成為法國「存在主義」思潮，被稱作現象學的「存在主義轉向」，存在主義作家薩特、加繆、貝克特等都受到過此思潮的影響。至六十年代，此思潮又發生了以勒維納斯為代表的現象學的「神學」轉向。而梅洛·龐蒂在法國當代哲學中的重要性首先在於他是第一次轉向發生時的最傑出的思想家。法國著名哲學評論家德貢伯認為梅洛·龐蒂是法國現象學運動的真正代表，開創了法國存在現象學的道路。和薩特相比，他在哲學上的重要性更加純粹，更加持久。

終其一生，胡塞爾的《現象學》和《現象學》遺稿對梅洛·龐蒂的思想都產生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在吸收轉化的同時，他也有用自己的不同意見。龐蒂敏感地看到胡塞爾的後期思想與前期思想的矛盾之處，有許多現象都不能以納入「思與所思」的框架，尤其是身體（既是主體，也是客體）、主觀時間（對時間的意識既非「思」、也非「所思」）、他者（在胡塞爾的早期思想中「他者」的概念會導致唯我論，即世界由我，一切由我）等現象。因此，他突破性的提出，「思」與「所思」的區別並非不可動搖的基礎，只能說是較高層次的分析。據此，龐蒂並不主張「所有意識都是對某物的意識」，他提出「所有意識都是知覺意識」。至此，現象學的發展發生了重大轉折，一切都以「知覺為先」這個命題來重新考量，人們捨棄了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主導佔領。

何為意向性？

從胡塞爾那裡，梅洛·龐蒂明白了如果不傾向於被思想的對象，思想就永遠不存在：這就是意向性。在他看來，既然現象學是對人的實在經歷的存在的描述，那麼它就永遠不可能完全是白的，也不可能完全是黑的。這種現象學描述的是實在物，也就是描述處在自在與自為之間、意識與物質之間、自由與自然之間的東西。

學者認為，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沿循的仍是法國人特有的「我思」的笛卡爾傳統，但他的我思並不包容「我在」，「我思」在「我在」的超驗運動中完整化，這是梅洛·龐蒂存在現象學的意圖和界限——回歸存在。這也是薩特等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共同主張：「我在」優先於「我思」，「我思」賦予「我在」以意義。

梅洛·龐蒂和他的同代人一樣，堅持笛卡爾以來的基本哲學教益，但又對之進行改造。也出於這樣的立場，他用知覺哲學的思想，求助於索緒爾的語言學奠定了他的現象學的歷史哲學觀點，也奠定了他在哲學界的地位和影響力。他以此反對薩特只注意到人和物的二元論，卻忘記或忽視了歷史、象徵、符號，而不懂得世界間的東西。

在《辯證法的探險》中，梅洛·龐蒂從對知覺理論的現象學研究轉向了歷史、社會的現象學研究，即可稱之為「意義本體論」的理論研究。他認為歷史是物中間的人與人的關係，我與他人中間的是世界。這樣，身體是人存在於世界的運載工具，話語屬於意義，他人是「我的世界」構成的前景。整個歷史不是無意義的，但又不是只有一種意義。歷史不能提供真理，卻可能使我們避免一些錯誤。絕對的歷史不存在，它只是對無意義的一種消除，它的意義是未完成的，是開放的。

對哲學身體化的闡述

「世界的問題，可以從身體的問題開始。」——梅洛·龐蒂

梅洛·龐蒂認為，哲學作為一門對「世界問題」的最根本把握的學問應該從對身體的思考開始。身體的存在是人所面對的最大問題。一部關於人的哲學其實就是一部對人的「身體的解釋或誤解」的哲學。隨著當代哲學研究的日益深入，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哲學的推波助瀾，「身體性」問題也開始從「遮蔽」逐漸走向「澄明」，成為當前西方學界關注的重要話題之一，而對於這方面的貢獻，梅洛·龐蒂的哲學可謂功不可沒，因為正是他的這種「哲學轉向」開啟了西方哲學的新篇章。

對於人的身體本身，我們先看下西方哲學鼻祖柏拉圖是如何理解的。在柏拉圖的代表作《理想國》的《斐多篇》中，柏拉圖描述了一個關於靈魂的著名神話：雙輪馬車的駕馭者，手裡挽著白色駿馬和黑色駿馬的韁繩，白色駿馬代表著人的飽滿的精神，比較順從於理性的指揮；而不聽話的黑馬代表著嗜好和慾望，馭手必須不時地揮鞭才肯讓他就範。在這個神話里，白色駿馬意指人的理性和靈魂，而作為慾望和嗜好載體的黑色駿馬則代表著人的肉體和獸性本能，鞭子和韁繩則象徵著對肉體的規訓和懲罰。

在柏拉圖看來，肉身之獄不僅是高聳的令人恐怖與戰慄的圍牆，同時，它更是一個溫柔的陷阱，罪惡的黑洞，墮落的胎盤，靈魂與肉體的結合只不過是理念墮落的結果。柏拉圖說：「只要我們固守在自己的身體之中，使靈魂受到肉體的污染而變得不完滿，我們就無法令人滿意地去把握對象，這些對象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真理。……對於人類來說，要想獲得純粹的知識，必須擺脫肉體，用靈魂注視事物本身。從這種觀點來看，我們所期望和決心獲得的智慧，只有在我們死後而不是在我們活著的時候才有可能達到或實現……看來只要我們活著，除非絕對必要，儘可能避免與肉體的交往、接觸，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地接近知識或真理。」

英國哲學家懷特海說，「兩千年的西方哲學都是柏拉圖的註腳」，這充分說明柏拉圖所探討的靈與肉的問題，一直存在且影響著後世的人們，尤其是對此有強烈關注的哲人。雖然是柏拉圖把靈魂與肉體進行了二分，但是只有在近代意識哲學那裡，特別是笛卡爾那裡，靈魂和肉體的關係才真正第一次獲得了一種哲學認識論意義上的地位，繼而也就將「身體性」問題第一次堂而皇之地擺放到哲學思辨之中了。

隨後，尼采加強了人們對」哲學身體性「的重視，他振臂一呼——「上帝死了，存活的只有我們的肉體和意志」，這些振聾發聵的呼聲讓人們從柏拉圖時代就已開始的西方哲學傳統——「死亡練習」產生了巨大的偏轉，可以說，整個現代哲學由原來的「我思，故我在」變為了現在的「我欲，故我在」或者「我身體在，故我在」。由此，我們又回到了身體本身，進入到了一種「身心合一「的一元哲學。而身心合一，一直是中國古代哲學家所提倡的。

關於身體現象學

通過對胡塞爾現象學的研究和笛卡爾二元論的分析，梅洛·龐蒂建立起了一種身體現象學，這種哲學認為我們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從人的身體本身上去尋找。

在這種「身體哲學」中，對他人的發現不再是一種自我的自由聯想，而是在一種主體-客體的「可逆性」中，在一種「原始的知覺關係」中自我和他人實實在在的彼此「觸摸」。「身體」此時不再是作為意識對象，或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諸器官的組合，而是一種將「身體」至於一種處境或情境當中的現時體驗，此時的我們是將「身體」與「世界」合二為一的「活」的整體。

應該說，梅洛·龐蒂的「身體哲學」以及所暗含的方法論思想，對於久被「身心問題」苦苦困擾的西方哲學而言，具有著石破驚天的重大意義。

而以上這些，在中國古代哲學家那裡，其實早有論述。《易經》中說「安其身而後動」；孟子謂「反身而誠」、「守身為大」；這些都是從人的身體本身去考量事物的哲思案例。對比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可以看出，西方哲學是一種以強調意識為其根本目的的哲學，是一種意識本體論。中國古代哲學則是一種以強調身體為其根本目的的哲學，是一種身體本體論。西方哲學兜了個那麼大的圈，最終還是沒能繞過中國古先賢們的最初思考。

中國古人認為，人的身體是一種自我與非我、肉體與靈魂、主體與客體渾然天成的原始統一狀態，所謂天人合一，內外雙修，說的就是人的身體與靈魂的和諧統一。梅洛·龐蒂在批判以往舊有的西方哲學傳統時，認為自柏拉圖起一直到胡塞爾，眾多哲學家所採用的都是一種基礎主義的「鏡式哲學」。也就是說，這種哲學更多的是一種「看」的哲學，相比之下，中國古代哲學更多的表現出的是一種「行」的哲學，是一種「體驗式」的哲學，一種以「體」悟「道」然後」道又成肉身「的哲學。

所謂」體驗「就是通過經驗、意識之靈明覺慧來證驗本身，由身體出發，以身體為中心，向四周發散，構建「世界圖式」、推出「社會倫理」、尋求「精神超越」。

梅洛.龐蒂將「身體」視為是人所特有的與世界相關聯、進入世界的入口，這與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不謀而合。這肯定不是巧合，而是思想發展成熟的必然。在此，我們該感謝梅洛·龐蒂，因為他把這種身體哲學揭示了出來，而且讓我們看到了」中西合璧，無人能比「的可能。通過對」身體現象學「的更深入研究，我們不僅可以藉此「入口」窺見中西方哲學的根本性差異，而且在未來，可能會真的尋找到一條中西哲學從隔閡對立最終走向融匯歸一的「康庄大道」。

而所有這些都需要一個前提，即有人把它們用現代化的語言和方法揭示出來，而此人就是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