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改革——西漢中期的調整與改革（一）

公元前141年，漢景帝在未央宮駕崩，年僅十六歲的劉徹即上皇帝位，開始了他長達五十四年的統治，也就是後來的漢武帝。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之一。西漢王漢朝在經過了幾代的休養生息和財富的積累，已經不是剛建國時的景象了，現在的漢帝國已經是天下殷富，國力雄厚，士馬強盛了。社會風氣也由漢初的恭儉謹穩一變而富有熱情和積極進取。時代的精神面貌再加上漢武帝的雄才大略的個人特性，使他把西漢王朝的歷史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漢武帝繼位後就放棄了漢初以來的黃老無為思想，實行了以儒家學說為裝飾的多欲政治，開始實行王霸道雜用，實現意識形態上的重大轉變。同時也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也進行了改革，這些內容會在以後得文章中再說，今天主要講以下漢武帝時期意識形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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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識形態的轉變

漢初，意識形態上一直佔據主導地位的是黃老無為思想，那時統治者也放鬆了對學術思想的控制。在這種比較寬鬆的氛圍中，各種學說也都得到了發展和傳播。而在先秦時期就是顯學的儒學，在漢初依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學派。漢初的儒學在吸收了諸家學說的長處之後，不斷完善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學說更加適合統治者的需要，同時也不斷向黃老之學提出挑戰。漢景帝時博士轅固就曾與尊崇老子的竇太后爭論過，險些喪命。

黃老無為思想是在漢初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統治者的一種選擇，它對漢初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的恢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在無為政治的管理下，各種社會矛盾也日漸積累，並且在西漢國力強盛之後，統治者也不再滿足於「無為」了，而是要更加積極有為，加強中央集權，對外也開始採取強硬路線。在這種背景下，黃老思想也就不能滿足統治階級的需要了，而漢初以來日漸發展起來的新儒學逐漸得到了統治階級的青睞。

漢武帝繼位後，帶來了儒學取代黃老之學的轉機。因為漢武帝自幼便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在他繼位後不久，就下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這種舉薦在文帝時期也曾進行過兩次。但這次漢武帝「所舉獻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這就把法家和縱橫家排除在外，為後來的「罷黜百家」奠定了基礎，表明了漢代統一學術思想的工作即將開始。此後，漢武帝又任命尊崇儒術的竇嬰為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並且用重禮請來年已八十的老儒申公，向其請教。竇嬰、趙綰等人推崇儒術，排斥道家的做法引起了竇太后等人的抵抗。直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漢朝才正式設立《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第二年，竇太后去世，意識形態轉變的最大阻力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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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武帝進行意識形態的變革中，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董仲舒這個人，是以研究《公羊春秋》而知名，是西漢今文經學的大師，在漢景帝時就著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所提出的王者受命於天、王者以天為法、祥瑞為受天命之符以及天人感應等一系列神化皇權的思想。他在強調仁義教化的同時，也承認刑罰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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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董仲舒在漢武帝舉行的賢良對策中向漢武帝接連上了三策，即著名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了「更化」的主張。他認為「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現在「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而所謂的「更化」就是要拋棄漢初七十年間所實行的黃老無為政治，推行新儒家的政治綱領。最後他向漢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以孔子之術統一思想的主張:「《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最終，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下令「推問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平民出身的公孫弘以《春秋》之學而任丞相，封為平津侯。從此，以後讀書人為了做官升遷，都競相學習儒學，促進了為儒學的傳播和發展，同時儒學獨尊的地位也就更加鞏固了。

??漢武帝和董仲舒共同完成了意識形態上的重大轉變，以經過改造的新儒學統一了學術思想，這一轉變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漢武帝所推崇的儒學實際上是外儒內法，在表面上推行德政，實行教化，使被統治者順從封建統治秩序。同時，還用法家的強硬手段對違抗封建秩序、犯上作亂的人進行鎮壓。西漢初年蕭何制定漢律共九章，到了漢武帝時律和令已增加至三百五十九章了，其中死罪律就有四百零九條，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條，法令之繁多甚至連專掌法令的官吏也難以全部看完。這就是對漢武帝所崇奉的新儒學統治思想的最好註腳。漢武帝的這套王霸道雜用的統治思想也為後來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所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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