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佛學思想（下）

06-02

(三)反對佛教為現世所用

梁漱溟一度曾熱衷於佛法，他卻激烈地反對佛教為現世所用。

近代以來，學術界和佛教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梁啟超、太虛、劉仁航等，都曾主張佛教要為現世所用，提倡人間佛教，用佛法救濟人心，等等。梁漱溟對此堅決反對說：「上海劉仁航先生同好多的佛學家，都說佛化大興可以救濟現在的人心，可以使中國太平不亂。我敢告訴大家，假使佛化大興，中國之亂便無已。」

根據佛教教義，世界上的一切紛爭，其根本原因是由於世界上人類的爭權奪利。因此，佛教要求人們去掉貪慾，不求名利。近代一些佛教界人士就是運用佛教以救濟人心，使天下太平。梁漱溟對此大加反對，認為佛教不僅不能救濟人心，而且還會引起天下大亂。他說：「一般人——如劉仁航先生等——就以為大家不要爭權奪利就平息了紛亂。而從佛教給人一服清涼散，就不復爭權奪利，可以太平。這實在是最錯誤的見解，與事理真象適得其反。」為什麼這樣說?他認為「我們現在的政治制度是采自西洋。而西洋則自其人之向前爭求態度而得生產的，但我們大多數國民還依然是數千年來舊態度，對於政治不聞不問，對於個人權利絕不要求，與這種制度根本不適合，所以才為少數人互競的掠取把持，政局就反覆不已，變亂遂以相尋」。他的結論是：「今日之所患不是爭權奪利，而是大家太不爭權奪利。只有大多數國民群起而與少數人相爭，而後可以奠定這種政治制度，可以寧息累年紛亂，可以護持個人生命財產一切權利。」(同上書，第208頁)佛教是一味叫人止息向前爭奪態度的，所以他警告大家：「假如佛化大興，中國之亂便無巳。」他呼籲「倡導佛教的人」要「可憐可憐」那些「遭兵亂的人民」，莫要延長了他們「這種水深火熱的況味」(同上書，第209頁)。

梁漱溟反對佛教為現世所用的態度是十分堅決的。在他看來，佛教「專談現世生活以外的事，不談現世生活。這樣，就導致佛教在現代沒有多大活動的可能。在想把佛教抬出來活動的人，便不得不謀變更其原來面目」。他說：「似乎記得太虛和尚在《海潮音》一文中，要借著『人天乘』的一句話為題目，替佛教擴張他的範圍到現世生活里來。又彷彿劉仁航和其他幾位也都有類乎此的話頭。而梁任公先生則因未曾認清佛教原來怎麼一回事的緣故，就說出『禪宗可以稱得起為世間的佛教、應用的佛教』的話(見《歐遊心影錄》)。他並因此而總想著拿佛教到世間來應用，以如何可以把貴族氣味的佛教改造成平民化，讓大家人人都可以受用的問題，訪問於我。其實這個改造是做不到的事，如果做到也必非復佛教。」(同上書，第210頁)他的最後結論是：「總而言之，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現世來用的；若因為要拉他來用而改換他的本來面目，則又何苦如此糟蹋佛教 ? 我反對佛教的倡導，並反對佛教的改造。」(同上書，第211頁)其反對佛教應用於現世的堅決態度，於此可見。

梁漱溟在這裡反對用佛教來救濟人心、改良社會的說法，有其合理的一面。因為近代社會的累年紛亂和人心動蕩，有其深刻的階級原因和社會原因，決不是提倡佛教、弘揚佛法所能根本解決的。在那個社會提倡佛法，只能起到一種麻痹人民，叫人民忍受統治者的壓迫與剝削，不要起來反抗的作用。因此，梁漱溟反對在那個社會提倡佛法，是一種遠見卓識，值得肯定。但是，他認為佛教只談現世生活以外的事，不談現世生活，卻是有它的片面性。因為從佛教教義來看，並不是專談現世生活以外的事的。《增一阿含經》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六祖壇經》也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這都說明佛法與世間的關係密切，佛法是可以應用於現世的。現在，中國佛教協會把提倡人間佛教思想，提高到當前中國佛教向何處去的高度上來看待。「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這句佛教名言，成為廣大佛教徒積极參加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動力。這些都是佛法可以應用於現世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