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仙李白才華橫溢為何當不了宰相?

詩仙李白才華橫溢為何當不了宰相?

寧泊傲

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最傑出的詩人,他性格豪邁,熱愛祖國山河,遊蹤遍及南北各地,寫出大量讚美名山大川的壯麗詩篇。他的詩,既豪邁奔放,又清新飄逸,而且想像豐富,意境奇妙,語言輕快,人們稱他為「詩仙」。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繼屈原之後又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經歷坎坷,思想複雜,既是一個天才的詩人,又兼有遊俠、刺客、隱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氣質。儒家、道家和遊俠三種思想,在他身上都有體現。可惜的是由於他放蕩不羈,在政治生涯中,未能得志。天生我材必有用也就成了李白的遺憾。

對李白來講,作為一個詩人,一個文學家,其詩歌創作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承認。但是他到長安以來,不是讓大家承認其文學家的成就,而是要獲得政治家身份的認同,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這對李白來說是最重要的。

以李白的雄心壯志與傲然不諧的個性,無論如何也不會安於翰林待詔這個位置,安於待從文人這樣一個角色,這是他絕對不能接受的。他要成為名副其實的宰輔之臣,要對玄宗發生政治影響,要真正發揮政治作用,從而對唐帝國的政治產生影響。而這,卻是他這個翰林待詔或翰林供奉的職位永遠無法實現的,這是李白深層的矛盾與痛苦。李白在進入長安之前有矛盾與痛苦,那就是想獲得政治機遇,但是不得其入而門,是所謂的懷才不遇;現在的李白也有矛盾與痛苦,那就是貌似獲得政治機遇,但是塵埃落定之後才發現,雖然已經與玄宗有了親近的接觸,但是他所獲得的並不是重大的政治機遇,玄宗皇帝只是將他看做一個舞文弄墨的詩人供奉而已。

在長安時,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經常在長安市上行走。他發現國家在繁榮的景象中,正蘊藏著深深的危機,那便是最能夠接近皇帝的專橫的宦官和驕縱的外戚。他們如烏雲一般籠罩著長安,給李白以強烈的壓抑感。

與此同時,李白放浪形骸的行為又被翰林學士張坦所誹謗,兩人之間產生了一些不愉快。朝政的腐敗、同僚的詆毀,使李白不勝感慨。他寫了一首《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表示有意歸山。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

李白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  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  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  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  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  雲天屬清朗,林壑憶游眺。  或時清風來,閑倚欄下嘯。  嚴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  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

誰料就在此時,倒被賜金放還,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這次被賜金放還似乎是李白說了不合時宜的話。也是李白政治生涯的分水嶺。李白的悲慘命運也正在於此。

實事求是地講,李白的確只有詩人之天賦,沒有政治家之大才,但是這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在於李白就是不肯服輸,就是不肯相信天下沒有他施展抱負的空間,就是不肯放棄他的自信與原則,所以即便玄宗對他倍加禮遇,他也絕不領情,也絕不願意安苟現狀,做個舒舒服服的御用待從文人。他要表達他的失望,表達他的不滿,要大大表現他的狂放不羈的個性文采,哪怕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這不是政治家的涵養與性格,但這是大文學家、大詩人李白的獨特個性。如果李白屈服於自己,妥協於現實,那他就不是那個獨步詩壇的李白,也就不是我們心目中那個狂傲飄逸、洒脫不羈的「詩仙」了。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緒與日俱增的同時,另一種情緒就不可遏制地湧現出來。不要忘記,伴隨進入長安的,除了那個意氣蓬勃、抱負遠大、具有政治夢幻的李白之外,還有一個目空一切、孤傲自賞、具有極高文學天才的李白,當政治夢幻破滅之後,文學的意氣就伴隨著酒氣不可遏制地宣洩出來。於是一個惡性循環開始形成:當李白鬱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澆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澆愁,就會付諸詩文大發牢騷,這些牢騷詩文無論被唐玄宗還是那些真正的奸佞小人看到,久而久之都會形成有損李白形象的輿論環境,這些輿論環境又會進一步惡化李白在長安的生存與發展。

李白放蕩不羈的言行,難免在朝廷上下引起一些流言蜚語,李白自己也承認翰林院中人際關係複雜,自己的人際環境不好。由於自己的行為言語有失檢點,所以遭到奸佞之人的讒言,導致玄宗對其不滿。

李白在詩歌中塑造自我,表現自我,獨特的個性,使他的詩歌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他喜歡採用雄奇的形象表現自我,在詩中毫不掩飾、也不加節制地抒發感情,表現他的喜怒哀樂。總之,他的詩活脫脫地表現了他豪放不羈的性格。他的想像極其豐富,現實事物、自然景觀、神話傳說、歷史典故、夢中幻境,無不成為他想像的媒介。他常常藉助想像,超越時空,將現實與夢境、仙境,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交織一起,再現客觀現實。他筆下的形象不是客觀現實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內心主觀世界的流露。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藝術手法之一是把擬人與比喻巧妙地結合起來,移情於物,將物比人。這樣的寫作方法,作為詩人來說未嘗不可。但作為官員則有政治上不能與朝廷保持一致的嫌疑。在當時來說是不合時宜的,有指桑罵槐的味道。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明明知道自己已經遭到了他人的詆毀誹謗,李白卻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不改文人狂傲自許的本色。所以李白的個性決定了雖然他有跟皇帝接近的機會,但顯然,李白沒有及時地抓住這個機遇,或者說,以李白的個性、實際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在宮廷中的實際地位,都不可能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具備實現這個巨大理想的可能性。

番使來唐朝遞交國書,上面全是一些密密麻麻的鳥獸圖形。唐玄宗命楊國忠開讀,楊國忠如見天書哪裡識得半個?唐玄宗宣李白上殿,李白見楊國忠、高力士站在兩班文武之首,便對唐玄宗說:「臣去年應考,被楊太師批落,被高太尉趕出,今見二人甲班,臣神氣不旺。請萬歲吩咐楊國忠給臣磨墨,高力士與臣脫靴,臣方能口代天言,不辱君命。」唐玄宗用人心急,顧不得許多,就依言傳旨。楊國忠氣得半死,忍氣磨墨,然後持硯侍立。驕橫的高力士強吞怒火,雙手脫靴,捧著跪在一旁。看看,得意之時,忘乎所以,已埋下了禍根。

玄宗其實對李白相當不錯,他一看李白在長安宮中的確很難立足,於是在天寶三年(公元744年),賜給李白不少金銀盤費,送他回家。史書記載四個字「賜金放還」。這是一個非常體面地下台方式,玄宗沒有貶斥他,沒有譴責他,沒有把他趕出長安,而是保全了李白作為一個文人的體面與尊嚴。伴隨著他離開長安,世人對他的認識更清楚了,李白的本質就是一個曠世的大文人,大詩人。

離開長安後,李白繼續他的漫遊生活,但是他的性格沒有變,他張揚的個性也沒有變,他對政治的理解依然是那麼天真。對李白而言,長安的政治失敗並沒有改變他對自己的期許,反而刺激他更進一步地執著於政治任途。他並不曾意識到自己在政治命運面前的錯位與誤會,這導致「安史之亂」爆發以後,他貿然加入永王李的軍隊,造成重大的個人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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