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李鴻章、張佩綸，才能明白張愛玲的今生

（鳳凰網歷史頻道專欄作者清秋子供稿）

熱議張愛玲，是近二十年來的事。關於她的話，說得多了，都不覺得她是多麼久遠的人。很多年輕男女，甚至覺得離她很近，能夠與她共悲歡。

可是，一查張愛玲的出生年月，我們才竦然一驚:她的出生，是在將近九十年前！

無怪乎台灣學者王德威要稱她「祖師奶奶」。

百年之前的種種，才是她的前世；近百年的動蕩與安穩，則是她的今生。她所見證的人世滄桑，真是足夠多了，是地地道道的「奶奶級」人物。對此，我們只有慨嘆。

麥子落地，遂成青苗。

還是讓我們從頭說起吧。

1920年9月30日，張愛玲出生在十里洋場的上海。這一天，是農曆八月十九，月圓後不久，想必夜間仍有清輝鋪灑。

早年的人們，習慣以農曆生日為準，張愛玲也是。這個日子公曆是哪一天，以前大家都忽略了（張愛玲曾記為9月29日），後來是旅美華裔學者司馬新，在寫張愛玲傳時，仔細推算出來的。

張愛玲是個多思之人，生日的皓月秋空，也許讓她每年都有所思，以至於她小說中寫月亮的句子，經常很奇崛:「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

這難道是宿命的寫照？

她的確就是從一片「陳舊而迷糊」中誕生的。

張愛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張家公館，這是一座清末民初的老洋房，在靠近蘇州河的地方，風格是那時流行的西洋式樣。

這房子大有來歷，牽涉到張愛玲的「前世」。它是晚清名人李鴻章送給自己的女兒、也就是張愛玲祖母的陪嫁物之一。

這種老房子四面為房間，中間是一個寬闊的天井，朝內一面有連廊可通行，因而名之「走馬樓」。

老房子的外牆上，有一些西洋式的花紋裝飾，這在當時算是很時髦的了。小樓共有二層，後來頂層有人加蓋了閣樓，所以如今看起來好像是三層。

當年這房子，想來是氣派得很，從二樓上直直向前伸出一個闊大的陽台，四周還有很大的花園，草木蔥蘢。而現今，房子雜亂了，花園當然也不存。這種「西風東漸」時期的老房子，在今日的上海、武漢、廣州、海口等地，仍殘留了不少，可以視為用磚石寫就的城市演進史。

張家公館，是一個獨特的世界，很有象徵意義:從外面看起來，房間的陽光應該很充足，其實裡面卻是古墓般的幽暗。

新舊雜糅，中西交錯——這便是張愛玲日後成長的宿命。

早幾年，有「張迷」經過辛苦奔波，確定了老房子當年準確的地址:淮安路三一三號，也就是今天的康定東路八十七弄（見淳子《張愛玲地圖》）。

這房子現在可能已被拆掉，再也沒有了它的物質存在。——大變革的時代，只幾十年間，就會有很多東西化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塵土。

在那時，能擁有一批這種房子的，是豪門大族。張愛玲的外曾祖父李鴻章，就更是聲威顯赫。

因此，當今講張愛玲故事的人，有的就特別津津樂道於她的家世，動輒冠以「簪纓世族」、「官宦世家」、「豪門之後」的名號，看上去金光閃閃——似乎張愛玲的天才，一定與此有關。

我個人猜想，以這類口吻進行敘述的人，無論他做到了多高的教授，恐怕都未脫庸俗思維，有的年幼時說不定還很清苦，對張愛玲進行這樣的恭維，也許有少年時的情結在內。

——其實，天才與血統無關。

尤其與富貴無必然聯繫！

古人說，窮詩人寫富人，詩句里定是穿金戴銀；而真正的高貴出身者寫富人，只須兩句——「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那種富家大戶夜戲散場時的豪華，便被寫到了入骨。

畢竟還有學者是清醒的。內地較早寫張愛玲傳記的學者余斌，就張愛玲對自己身世的態度做過考證，結論是:她並不願沾祖上的光，有人問起她來，她也是含糊其詞。

當然相反的證言也有，與張愛玲相識的女作家潘柳黛，就曾說過:張愛玲在日常的場合，對自己的貴族血液「引以為榮」，一再加以提及，惟恐人不知。

但這只是潘柳黛的一家之言，並無佐證。倒是可在《流言》中的幾篇自傳文章里看到，張愛玲對她「簪纓世族」的家世深為隱諱，從不提及。

我也注意到:只有一次，在小說集《傳奇》的出版之前，她曾一閃念地想到:可否用自己的「貴族家庭」來做宣傳的噱頭？但最終，並未實施。

看來，她並不在乎這所謂的輝煌。

台灣學者周芬伶說得更直截了當，她說:有些人為張愛玲寫傳，「著重其『貴族』身世，然而我看張愛玲一生從未有錢過」。

因此，渲染張愛玲「貴族身世」的榮耀，基本沒有意義；況且她又不是活在李鴻章的時代！

相反在辛亥劇變以後，晚清時代的榮耀，怕也不是什麼金字招牌，更多的是給人帶來負罪感與沒落感。畢竟時代在進步，在民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張愛玲，從「簪纓世族」承襲而來的，料想也是負面的東西為多。

張愛玲的祖上，固然是世宦之家，但是隨著大清國的窮途末路，家族的景況明顯地呈一個下滑線。等到張愛玲這一輩，這個前朝名門之後的家庭，就更像一座陰暗死寂的老房子，只能窒息掉所有活潑潑的生機。

我注意到，張愛玲只有在完全掙脫了家庭的陰影之後，才獲得了她最鮮活的生命，蓬蓬勃勃地綻放開來！

她渴望掙脫這個冷漠的家，只想自食其力。

張愛玲的內向孤僻，她被人所指的「自私」，她的遠離精英主流，無不與家庭的陰影有關。

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喜愛名人，就看名人的一切都是好。

我們先來看看張家的這根老藤，有些枝蔓，倒也很有些意思。

張家的祖籍，是直隸（今河北省）豐潤縣。祖上是燕趙之士，想必是有一些豪邁氣。

張愛玲的曾祖父張印塘，字雨樵，於同治年間曾任安徽按察使。這按察使，是在總督、巡撫之下的省一級官員，專掌司法、監察與郵驛，相當於今天的省高級法院院長。雖是地方官，但官階為正三品，稱其為顯赫，也無不可。

在這裡必須一提的，是這位張印塘大人與李鴻章的結交。

我們知道，所謂晚清「中興第一名臣」李鴻章的發跡，是從他受曾國藩之命、回安徽組建淮軍開始的。在此期間，張印塘恰好與李鴻章一起操辦軍務，兩人意氣相投，遂結為至交。

這一時期，正是太平天國鬧得轟轟烈烈之時。起義軍剛剛定都天京，氣勢正盛，又將曾國藩的湘軍打得一敗塗地。可以想像，起義所波及的地區，清朝的地方官恐怕都不輕鬆。

張印塘五十六歲那年，正做著安徽按察使，奉命駐守安慶。天王洪秀全派了他的妻弟賴漢英與石達開堂兄石鳳魁率軍西征，打到安慶。張印塘守不住，棄城而逃，被咸豐帝革職，留營戴罪效勞。但他時運不濟，又一敗再敗，於次年（1854年）病死了。

那時候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年方七歲，是個剛夠學齡的小孩子，此後十餘年間竟輾轉於兵火，不得安生。不過，史書上說他「操行堅卓」，在困苦中仍發奮讀書，有經世治國的大抱負，這也真夠難為他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果然，到二十三歲這一年，張佩綸考中了舉人，第二年又中了進士，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之職，做了國史館的協修官。五年後升任侍講，負責給皇帝講課和編寫皇帝起居注。

這期間，他敢於直諫，名聲大起，後來又擔任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了中央監察部門的副職長官，雖只是個正四品的官，但權位極重。

這時候，清政府順應潮流，成立了「外交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張佩綸就被派在這裡辦公，監督外交官們是否奉公守法。

青年時代的張佩綸，是箇舊時官場上典型的「清流」人物，耿直自負，潔身自好。由於太清廉，家無餘糧，竟然鬧到要食粥度日的地步。

假如他早生幾十年，這樣的官，幾乎可作為「海瑞第二」而垂名後世。可惜在他那個時代，晚清病入膏肓，被列強環伺，搖搖欲墜。張佩綸這個私德無可挑剔的「清流」，同樣也跟不上世界潮流，最終成了個笑柄人物。

史書上說，那時候張佩綸「憂天下之危」，經常上書言國事，指斥弊端。每有奏疏一上，朝野必然聳動。他與志同道合的一批人，如張之洞、陳寶琛、吳大徵、寶廷、潘祖蔭等哥兒幾個，都極崇拜明末東林黨人，自號「清流」，放言議政，對同治、光緒兩朝的政局大有影響。

由是之故，張佩綸深得當朝大佬恭親王和李鴻藻的賞識，仕途青雲直上，名滿天下。

有一則趣聞說，因他平日里喜好穿竹布衫，士大夫竟然爭相效仿之，可見已成了偶像級的人物。

他是個相當稱職的監察官員，參倒了戶部尚書王文韶等幾個貪官庸吏，舉國震動。他所上的奏摺談及海防與外交，一概主張對列強以牙還牙，也博得一片喝彩。

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楊約翰，曾對人講:「在華所見大臣，忠清無習氣者惟佩綸一人。」可見其官聲之好。

但是，在一個陳腐的官場里，像李逵似地掄板斧，痛快則痛快矣，卻不免得罪人太多，這也就埋下了日後遭人猛踩的伏線。

這張佩綸不僅正史上有名，而且還被寫進了通俗小說，成為文學人物。不過，在小說中基本是個可笑的丑角兒。

清末有著名的「四大譴責小說」，專寫官場黑幕，其中之一的《孽海花》就繪聲繪色寫了他的「事迹」。書中有個人物叫「庄侖樵」，而張佩綸的字，就叫幼樵，這明擺著是在影射這位夫子。

《孽海花》作者曾樸筆下的這個庄侖樵，活活就是張佩綸的翻版:才高氣傲，在殿試中一揮而就，頭一個交卷，中了進士第一，授了侍講學士。可惜做這個京官沒多少油水，自己又不善理財，只能一日三餐吃白粥，米店還常來逼債。

這庄學士為此受的刺激不小，心想:京中的尚書侍郎（正、副部級），外省的總督巡撫，有多大能耐？「不過頭兒尖些，手兒長些，心兒黑些，便一個個高車大馬，鼎烹肉食起來！我哪一點兒不如人，就窮到如此？」

於是他一股惡氣上來，趁著現在的官職可以上摺子，決心著實參這些貪官一本，顯一顯不畏強權的膽力。就算因此丟了官，換來個直聲滿天下，也就不怕沒人送飯吃了，總強於現在庸庸碌碌地乾癟死！

飢餓逼出了一個官場的李逵，他掄起輿論監督的板斧，排頭砍下去，參了督撫參藩臬，劾了六部劾九卿。「半年間那一個個筆頭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紅頂兒，滿朝人人側目，個個驚心，他所到之處誰屁也不敢放一個……米也不愁沒了，錢也不愁少了，車馬衣服也華麗了，房屋也換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諾，氣焰熏天。」（《孽海花》）

這當然是文學手法上的妖魔化，張佩綸不可能是這種人。可是有人要問了，曾樸老先生為什麼要如此糟蹋他呢？

這跟張佩綸後來栽的大跟斗有關。

他栽的這個跟斗，是不折不扣的「清談誤國」。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時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畏首畏尾，想以談判解決問題，但交涉失敗，法國不但侵佔了越南、窺伺我台灣，還把軍艦開到福建馬尾口之外，以示威脅。

國家有難，張佩綸心直口快，連上數十道奏章，力主抗法——對洋鬼子不打哪成！

這時，恰逢慈禧太后因戰事不利，免了軍機首輔恭親王的職，讓自己的妹夫醇親王來主政。新上台的當朝大佬嫌「清流黨」噪聒，就把幾位喜歡冒尖兒的主兒，都外派到沿海地區去主持軍務。其中張佩綸以三品欽差大臣名義會辦海疆事宜，被派到福建馬尾港去督軍。

這一批熱血「清流黨」，本是文學侍從之臣，並無軍事韜略。外戰當前，朝廷做這樣的安排，顯見得是個昏招；但是在內鬥方面，這又是個絕招。——讓你們這些書生去冒險犯難，做不好，就要你們好看！

此事也另有一說，是說李鴻章有意提攜故舊之子，要讓張佩綸在戰場上建功立業，將來好作為北洋大臣的候補人。我以為，兩種可能性都有，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荒唐事。

張佩綸時年三十七歲，忽以詞臣身份參與軍機，大概以為重演周瑜、陸遜故事就在眼前了，當下不知深淺，很想一戰成名。出京前，他曾去向慈禧太后叩別，又蒙老太后好一番溫言勉勵。

這是他人生中最風光的時刻。史書上說，在赴任途中他「過上海，中外人士仰望風采」，這簡直是明星出場了！

可是打仗不比寫詩做文章，調遣千軍萬馬的事，哪裡是文學侍臣做得來的？有一種說法，是說他倚仗有太后聖訓和李鴻章的支持，不免趾高氣揚，到前線後，把當地軍政長官的合理建議棄置不用，只把京城來的「上諭」和李鴻章的電報，作為進退行止的依據。此外，與福建水師閩籍將領的關係，實際上也無力協調好，每日只是置酒高會，狂飲不止。

張佩綸當然不至於如此不堪。關於他臨戰的表現，和在此戰中應負的責任，至今史學界還有爭議。

在抵達福建後，他立即查勘了在馬尾的造船廠——「福建船政局」及閩江沿岸各要塞形勢，主張沉船堵塞閩江口，使法艦不得入內。這個建議，還是很有眼光的。

7月中旬，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率艦九艘，侵入馬尾港，伺機挑釁。此時，清廷仍幻想議和，嚴令清軍不得主動出擊。

8月5日，張佩綸與時任船政大臣的何如璋發電報請示朝廷:「法船再入數艘，我即塞河先發（先行攻擊）」。8月8日，張佩綸再電催促軍機處批准，但清廷主張仍是和戰不定，終致貽誤戰機

8月23日，法軍趁著風雨大作，向福建水師發起猛攻。

張佩綸哪見過這種陣勢，往日的報國高調頓時忘得一乾二淨，與船政大臣何如璋一道，率先遁逃。

可憐福建水師各艦倉促應戰，又沒有統一指揮，數量雖然幾倍於法艦，也無濟於事。官兵們倒還打得英勇，但最終全軍覆沒，戰死近八百人，戰艦或沉或毀，全部報銷。晚清洋務派苦心經營的馬尾船廠，也被法艦炮火轟平了。

當時觀戰的洋人赫德（英國人，時任大清國海關總稅務司）目睹此景，也深感震撼，曾做過這樣的描述:「真正的榮譽應當屬於戰敗的人們，他們奮戰到底，並且和焚燒著的、滿被槍彈洞穿的船艦一齊沉沒。」其戰況慘烈，可見一斑！

而法軍方面，僅死六人、傷二十七人。

——太不成比例了！

好在，清軍方面奇蹟般地扳回了一局。金牌山炮台守將楊金寶在激戰中，自行下令，以一尊殘損的克虜伯大炮猛轟法軍旗艦，致使法軍統帥孤拔受重創而死。

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堪稱最大國恥之一的「馬江之戰」。

馬尾港的炮聲一響，張佩綸的形象立刻大翻牌！

昔日的清流楷模，今日翻為貪生怕死之徒。羽扇綸巾、談笑退敵的夢沒做成，反把自己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

據說，他當天是冒著雨，赤著腳，頭頂一隻破銅盆（防流彈？），狂逃二十里脫離戰場的。

直到現今，還有人鉤沉史料，說張佩綸在未戰之前，大言道:「若敗，則以三錢鴉片殉國。」言之鑿鑿，有如文天祥。待到真的敗了，卻攜了豬蹄在逃跑途中大嚼。時人曾寫對聯譏諷道:「三錢鴉片，死有餘辜；半個豬蹄，別來無恙。」

——挖苦到極點啊！

雖是百年前的往事，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晚年在看到這則野史時，感覺還是很難堪（見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

這些佚聞可能有誇大，但與事實也應相去不遠。張佩綸在人們心目中，立時成為當代趙括、現世馬謖，朝野一片斥罵之聲。當初怕過他、嫉恨過他的人，更饒不了他。不久朝廷問罪下來，將其革職，發配邊地張家口廳，這裡是清代有名的「北口三廳」之一。

大言報國，卻又膽小怕死——這就是曾樸要在小說里糟蹋他的原因。

張佩綸身敗名裂，無詞可辯，灰溜溜地孤身北上戍邊三年。

在形單影隻中，他埋頭注《管子》、《莊子》以遣光陰，共寫成《管子注》二十四卷、《莊子古義》十卷。此外還寫有《澗於集》和《澗於日記》若干冊，後來這日記成為張愛玲少女時代的案頭讀物。

他的原配夫人死得早，戍邊一年後，第二任夫人邊粹玉又在北京病逝。到1888年，張佩綸戍滿回到北京時，已是一個光棍漢了。

就在這灰頭土臉之時，在天津的李鴻章意外地向他伸出了援手。先是張佩綸母親病逝，李中堂大人拿出了自己的俸祿千兩，送給張佩綸「以資歸葬」。及至當年四月，李大人又將張佩綸收入幕中，協辦文書，掌握機要文件，當了個心腹師爺。

說起李、張二人的關係，可稱微妙。一方面兩家是世交，一個是「世伯」，一個是「世侄」，但在政治立場上又不盡相同。張佩綸走紅的時候，還曾經參過他這位世伯的「驕奢罔上」之罪。

那麼今日李世伯為何不計前嫌，要拉他一把？

據說是因為李鴻章對當時醇親王與慈禧太后的「窩裡斗」不勝其煩，心情鬱悶，遂對張佩綸的落魄動了惻隱之心。

入幕半個月後，張佩綸又有了奇遇！

這就是，李鴻章決定把女兒李經璹（小名菊耦）許配給他，並且當下就辦妥了訂婚儀式。這一年，張佩綸年已四十一，李菊耦才二十二歲，兩人相差十九歲。

這樁婚姻，拿現代人的眼光看，很不般配。張佩綸年紀偏大不說，還是個罪官，仕途前景很渺茫。從留下來的照片看，相貌上也無甚過人之處——八字鬍，目光無神，體態偏肥，不過是常見的清代官員一副顢頇模樣而已。

而李菊耦在那個時代雖是大齡女子，卻是個地道的美女，標準的鵝蛋臉，眉清目秀，雙眸如漆，透出一股清新可愛的書卷氣。

從訂婚行動的閃電速度看，李鴻章顯然是考慮已久。其實，他的動機很單純，就是惜才。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說:「平生期許，老年得此，深愜素懷。」看來，想招一個好書生做女婿，老爺子不止是想了一年兩年了。

有女長成，嫁與才郎。這在士林中一時傳為佳話。張佩綸和李鴻章的關係，一下子就成了翁婿倆。

看樣子，張佩綸這個倒霉鬼似乎要時來運轉了。

這段奇緣，曾樸在《孽海花》里也有妙筆生花的渲染，有如他老人家當時也在場一般。

曾樸寫道，一日，張佩綸有事一頭撞進李鴻章辦公的籤押房內，忽見「床前立著個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長而略彎，目秀而不媚，鼻懸玉准，齒列貝編。」

在舊時，同事之間也是要避家眷的，張佩綸來不及收腳，早被李鴻章望見，喊道:「賢弟進來，不妨事，這是小女呀，——你來見見庄世兄。」那小姑娘紅了臉，含羞答答地向張佩綸道了個了萬福，就轉身飛快地跑進裡間去了。

張佩綸與李鴻章談著公事，忽然瞥見桌上有一本詩集，趁老太爺不注意，他便偷偷拿過來看。見裡面字跡娟秀，詩意清新，知道是那小姑娘的手筆，不覺就有些傾倒。略一翻，見有兩首七律，題目是《基隆》，讀過一遍，當下頓感觸目驚心:

基隆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

一戰豈容輕大計，四邊從此失天關！

焚車我自寬房琯，乘障誰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猶望捷，群公何以慰龍顏。

痛哭陳詞動聖明，長孺長揖傲公卿。

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

宣室不妨留賈席，越台何事請終纓！

豸冠寂寞犀渠盡，功罪千秋付史評。

這詩說的就是馬尾海戰，其中用了一些典故。詩的意思，大致是既有諷刺、又很替張佩綸惋惜——若只安分做個論道書生，不去冒冒失失請纓殺敵，也就不至狼狽若此了。

張佩綸看了，「不覺兩股熱淚，骨碌碌地落了下來」。李鴻章就笑道:「這是小女塗鴉之作，賢弟休要見笑！」張佩綸惟有滿口稱讚，李鴻章便順勢托「張賢弟」給女兒尋覓佳婿。

張佩綸道:「要如何條件，才肯給呢？」

李鴻章呵呵笑道:「只要和賢弟一樣，老夫就心滿意足了。」話說到此，還怕「賢弟」不明白，接下來「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幾眼」。

張佩綸是何等聰明，出來後趕緊託人去求婚，中堂大人也就一口應承了。

不止如此，《孽海花》還繼續演繹，說李鴻章夫人趙繼蓮知道了消息，大為惱怒。指著李鴻章罵道:「你這老糊塗蟲，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兒，高不成，低不就，千揀萬揀，這會兒倒要給一個四十來歲的囚犯！你糊塗，我可明白。休想！」弄得李鴻章沒法。

最後還是女兒明確表了態，說爹爹已經把女兒許給了張佩綸，「哪兒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兒也不肯改悔！況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老夫人見女兒肯了，也只得罷了。

這一段故事，足能以假亂真，只不過書中的李鴻章叫做「威毅伯」罷了。

張愛玲小時候在《孽海花》中看到了這一段，非常興奮，連忙去問父親。但是父親一口否認，說爺爺當初決不可能在籤押房內撞見奶奶，連所謂奶奶的詩，也是捏造的。

同時張愛玲也查實了，奶奶雖然飽讀詩書，但只做過一首「集句詩」，也就是集前人的詩句之作:「四十明朝過，猶為世網縈。蹉跎暮容色，煊赫舊家聲。」（見張愛玲《對照記》）

看來曾樸老先生一寫到張佩綸，就忍不住要跟他惡作劇一下。

張佩綸在婚後，仍留在在李鴻章府中住，與新夫人的關係琴瑟和諧。就張佩綸這一時期所寫的《澗中日記》看，常有「午後與內人論詩良久」、「雨中與菊耦閑談，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時，不禁憮然」、「合肥（指李鴻章）晏客以家釀與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圓，花香搖曳，酒亦微醺矣」等記載，簡直是《浮生六記》里的情趣，而雅緻又過之。

看來李鴻章並沒有亂點鴛鴦譜，後人也不必為這「老夫少妻」感到不平。

張佩綸對這位續弦夫人，也是蠻欣賞的，曾描述她泡茶，別有一法:「蓄荷葉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淪之，葉香、茗色、湯法、露英，四美具矣」。

兩人還合作過一部武俠小說，名曰《紫綃記》，主人公紫綃俠女是一位大家閨秀，卻又文武雙全。——這書，張愛玲小時候就看過，只是印象不太好，因為「故事沉悶」。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張佩綸在仕途上的命運，並未像外人估計的那樣，就此可東山再起。

因為從這個年代起，一直至今，幾乎每個中國人的命運，都和國運相系，難有例外。張佩綸亦是。

1894年，大清國與日本在朝鮮起了衝突，清廷由李鴻章主持對日事宜。隨後，張佩綸的命運又有了戲劇性的轉折。

在婚後的一段時間裡，他曾發誓，只閉門讀書，對岳父大人的政治、外交主張「斷不置喙。」然而書生意氣終不可改，此時，他又來了倔強勁兒，主張「勤王」，也就是對日開戰。這個態度，與正在主持和談的李鴻章長子李經方的態度相左。

李經方對這個固執的妹夫大為不滿，就買通了幾個御史，蜂起彈劾張佩綸。大意是，張佩綸遣戍釋放後，又在李鴻章署中干預公事，招致物議，不安本分。隨後就有聖旨下來，命李鴻章將張佩綸驅逐回原籍。

中堂大人饒是一百個不願意，也只能屈服於皇上和輿論壓力。

那時太平天國已經敗亡，戰亂後的南京富戶不多，房產很便宜，不少閑官都在那裡置業。李鴻章便讓女兒、女婿搬到南京去住，還給了女兒一份陪嫁。

這份陪嫁，可不是平民之家的幾個箱籠包袱，而是田地、房產和古董無數。總量之巨，無法估計，我們只知三十年後，分到張愛玲父親名下的財產，計有花園洋房八處、及安徽、河北、天津的大宗田產。而這些，僅是李菊耦陪嫁中比例很小的一部分。

此後，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又遭敗績，大清國被迫簽下屈辱的《馬關條約》。李鴻章因之聲名狼藉，甚至被國人以民族罪人視之。

張佩綸也因此永別仕途。

他晚年過得相當頹廢，對自己早年的恃才傲物也有所反省，即使後來曾有復起的機會，也斷然絕足官場，只以酗酒解愁銷磨殘生。在經濟來源上，靠的就是少夫人的那份嫁妝。

「艱難苦恨繁雙鬢，潦倒新停濁酒杯。」——他生活上倒不潦倒，但再是優裕的生活，也抵銷不了這樣凄涼的心境。

1903年，寂寞中的張佩綸患了肝病辭世，時年五十六歲。死後，按照他生前的意願「余以戰敗罪人辱家聲，無面目復入祖宗邱壟地」，就葬在了南京，沒有歸葬老家豐潤。

——魂游他鄉，這個結局真是蒼涼得緊。

張佩綸遺下一子一女，大的七歲，小的才兩歲。那男孩就是張愛玲的父親，女孩就是愛玲的姑姑。

可憐李菊耦三十七歲就守寡，終日閉門教子，心有戚戚，不久染上肺病，於1912年病逝於上海。

張愛玲的爺爺和奶奶，就這樣先後隨著哪箇舊時代走了。

張佩綸的子女輩，對他的印象都不十分好。女兒張茂淵（就是張愛玲那位大名鼎鼎的姑姑）後來曾對張愛玲說，這樁張老少婚姻，「我想奶奶是不願意的！」

張愛玲在讀中學期間，弟弟有一次對她說:「爺爺名字叫張佩綸。」

她馬上問:「是哪個佩？哪個綸？」

弟弟告訴了她，她覺得很詫異:這名字，怎麼有點女性化？

又有一次，弟弟給她看歷史小說《孽海花》，撂下一句:「說是爺爺在裡頭。」

愛玲翻開書，找來找去，找到了庄侖樵。讀完以後大為興奮，跑去問父親，父親只是「一味闢謠」，跑去問姑姑，姑姑說:「問這些幹什麼？現在不興這些了。我們是叫沒辦法，都受夠了……」說到這裡，聲音低下去，近似喃喃自語，而後又說，「到了你們這一代，該往前看了。」

「受夠了」指的什麼？官僚大家庭的生活，還不是陳腐一路，當事人都受夠了，何勞今天的人替他們榮耀？

愛玲覺得不好意思，連忙辯解:「我不過是因為看了那本小說好奇。」

姑姑見愛玲執著，就講了一點奶奶李菊耦的事。兩位老人死的時候，姑姑年紀還小，所以提到爺爺張佩綸，她便斷然搖頭:「爺爺一點都記不得了。」

愛玲又去問父親，父親只是敷衍她說:「爺爺有全集在這裡，自己去看好了。」於是愛玲就抱了一大堆書來看。

所謂「全集」，就是《澗中集》和《澗中日記》之類，是張廷重出錢新印的。小愛玲初讀之時，幾乎不得要領，因為「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漲」。她又不好意思去問先生，因為一問，就「彷彿喜歡講家世似的」。

爺爺的詩，是屬於「江西詩派」，比較艱深，張愛玲只看懂了兩句:「秋色無南北，人心自深淺。」她想，這寫的是人在異鄉的惆悵吧。

張愛玲的先輩，雖很輝煌，且從李鴻章這一脈來說，也可稱貴族。但是，外曾祖父李鴻章和祖父張佩綸都是在歷史上有過污名的，即便以清代士林的正統史觀來看，也是如此。

因此先輩對她的影響就很複雜。

張愛玲是個生長在五四之後新文化環境下的人。那時，中國最後一個帝制政權才崩潰不久，「大清王朝」的種種，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有所寬容。尤其喪權辱國一事，更為主張啟蒙、民主的新一代人所抨擊。張愛玲就是再封閉內向，也不可能不知道祖上是有污點的，起碼《孽海花》里就已透露了這個信息。

所以她自小就和她的「貴族身世」自覺保持著距離。在她成名後，文化界曾有一陣掀起過《孽海花》人物原型的考據熱，她完全不參與，對一班前清遺少及名士派文人也敬而遠之。

她不會傻到處處以這些晦暗的東西來炫耀。

但是，她與這些毀譽參半的先祖，畢竟有著血緣的聯繫，在她的意識里，又另有一種不同於政治評價的情感評價。

她從長輩們的議論中，從祖父的文集中，對祖父張佩綸產生了一種特殊好感，認為他是個「真人」。祖父在官場中的旋起旋落，直至抑鬱而終，也令張愛玲幼小的心靈感到震撼，覺得這是一種「人生的回聲」。

家族曾經的輝煌、與無可挽回的沒落，在一個孩子的心上，種下的就是這樣無以名之的傷感。從普世意義上來說，全社會肯定是在進步了，但是作為具體的家族後裔，沒落的氣氛是一直就籠罩在頭上、滲透在血液中的。這並不等於他們都主張開倒車。

張愛玲，就是這樣一株先天陽光不足的根苗。

她小小年紀，居然有蒼涼的「身世之感」，也就緣於此。

張愛玲在成年以後所做的，就是努力掙脫自己的家庭、以及那背後的所有陰影，向著獨立的路上走。

在晚年最後一部著作《對照記》中，她歷盡人世滄桑，終於與自己的祖先全面和解了，真正理解了他們的「不得不然」。

她後來的話，說得很動情:「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僅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

這個「他們」，當然也包括李鴻章。

然而戲劇性的是，這樣的家世，恰恰又帶給了她一筆無以替代的財富。沒落家族的種種人物與故事，都成了她後來小說中的人物與故事，形成了她別樣的文學路數。

時代進步的陽光，並沒有漏過她。她和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大多青年們一樣，努力衝出家庭「重圍」，渴求著脫胎換骨。

在這個過程中，張愛玲是幸運的。

因為，沒有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也就沒有一個青年女性以文學謀生、以小說名世的可能。而她身後拖著的長長陰影，又使她成為了無數文學青年中極為特殊的一個。

——腐土上，開出的是一枝驚艷的花！

她賴以成名的小說《金鎖記》，其精彩人物曹七巧、長白、長安，就脫胎於李鴻章次子李經述家的那些親戚們。

人們曾驚嘆於她的早熟，她的別緻，她的深刻。殊不知，那都是家族「大宅門」的沉鬱氛圍所催生的。

老子所曰「福禍相倚」，在她的成長史上，體現得特別明顯。

——我們只須看清了她的前世，也就不難明白她的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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