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舒琪談電影：香港電影的困境

與舒琪談電影：香港電影的困境　　一　　11月初的一場大雪乃人工促成,使舒琪先生乘坐的班級遲到北京三四個小時，令舒琪頗為煩悶。舒此次來京，是為了一個電影交流活動，活動是與電影學院合作，舒琪的身份是香港演藝學院的院長。　　我們見面時，首先就說起這場大雪。京城的第一場雪據說是為了緩解北方大旱，其中有人工的成分，俄羅斯報紙也報導這場雪,並稱之為「人造冬天」。我向舒先生說到這個情況，他竟然有一種釋然的臉色：原來如此。　　舒琪是香港電影的見證人，一個深入的觀察家，他本人就是一部香港電影史。他生於1956年，據說十幾歲就開始寫影評。香港電影的發端向上追溯，可以追至電影發明後的第二年就有電影活動出現，但真正的創作局面的形成，則是30年代才有，其中重要的並非本土創作，而是上海電影公司因戰爭移民南下後進行的電影製作。70年代末與80年代初，香港電影才形成「自性」，這個時期是在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促進下，香港不再作為他者而是作為主體和「天然的故鄉」被呈現。香港當下的境遇成為電影人針對的對象。　　從這個簡單的回顧中可以看到，舒琪是與真正意義上的香港電影相伴隨著成長的。香港「本土」電影的形成和輝煌時期，正值舒琪本人在身體和思想逐漸成熟的時期。有人稱舒琪是和香港電影理論體系同步成長的人。如此，他自然應該是使香港電影獲得文化自覺的一個電影工作者。這種關係是一種歷史契機，外來的研究者都無法獲得這種貼切感。　　對於我本人來說，我瀏覽了大量港片，但都未曾留心。在過去的20年間，港片在我們生活中無處不在，可以說香港電影對大陸民間文化的塑造，具有非比尋常的力量，其中有好的也有壞的一面。你總是能在哪裡碰到它。但我沒有系統研究，所以無法獲得其藝術和社會意識的歷史感。與舒琪先生聊香港電影，只能是他說，我聽。　　二　　我看到介紹說，香港報紙副刊只接受千字以下的評論短章。他說的確如此，現在更少有寫作者，他特別提到文雋先生，說他的影評寫作相當快速。　　又聊及大衛波德威爾《香港電影的秘密》一書，我說本書作者只看了300多部港片，就成就如此規模的電影專著。但舒琪認為本書對於香港電影的疏理是紮實的。我問及為何本書似乎隻字不提香港電影大師杜琪峰，他說，本書寫作截止90年代中期，當時杜琪峰還沒有形成後來的格局。　　我特別向他詢問大陸文化研究者會提及的電影書店「壹角度」。他說這書店剛開業的時候，人很多，銷售成績還不錯，但時間越久，發現來看書的還是那些人，他們買過一輪之後就不會繼續再買。書店顧客逐漸蕭疏。他曾主動經常邀請一些著名香港電影人做講座，書店因此獲得了一定的媒體關注度，但這些都是虛的，對於營業額並無太多助益。　　我想，文化人一般都有一個開書店或者文化咖啡館的夢想，那個實體是一個公共空間，來凝聚一批文化人，開拓一個學習的空間。舒琪開書店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之前他就是電影文化的傳播家。他做了很多發行工作，把西方的一些大師介紹過來，還為內地電影做發行，比如陳凱歌《霸王別姬》。他做的工作很繁雜，自己拍電影外，我發現他還是《風月》的編劇、《東邪西毒》的監製、《北京雜種》的製片人……壹角度書店從營業到關門時間很短，因為遭遇金融危機，那時候香港的電影市場顧客一下子消散於無形。舒琪先生很詳盡地描述了書店經營中的甘苦。　　三　　此次交談，我其實最想表達我對於香港電影的擔憂。它的自性的瓦解與合拍片的妥協，這是我最想請教舒琪先生的，也許這是我的先入為主，但願舒琪先生不要見怪。　　我說，我對於香港電影最美好的印象來自於90年代，當時看過一些古裝神怪片，如徐克《青蛇》，想像力大膽詭譎，有很多眩目的視覺效果。現在看很多香港導演當年的創作，可以說是才華橫溢，但現在香港的電影普遍不再如以前那麼有創造性。我問舒琪先生——不知道您是否也有這樣的感受？　　舒琪未置可否，但他說：「我猜環境有很大影響。」他似乎樂於談到徐克，大概是因為徐克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最重要的開啟者。他說徐克改寫了香港電影。從第一部就開始進行實驗，只是當時不成功而已，即使不成功，但他還是繼續進行實驗。比如《蝶變》，完全是一個全新的武俠片的方法。然後《蜀山》，他在試驗香港電影中很多人沒有做過的東西，失敗之後,他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實驗。失敗了，然後再把裡面的東西抽出來，放在不同的電影裡面，重新再做，他就成功了。他在《蜀山》里實驗的那些特技,他在武俠片里加進去的那些東西，他其實到往後一步一步都實現了。　　「他這個人，怎麼說呢，我說他的創造力是最強的。我覺得，香港近代電影來說，只有他一個人，真覺得他是一個天才，才華高得不得了。」　　徐克其實是很多新類型的開拓者。武俠古裝片等都是他帶出來的潮流。舒琪說，徐克因為創造力高，能同時想拍的有10部，10個idea老闆都覺得好，怎麼辦？於是就當監製。　　「他當監製,找人來拍,拍的東西當然和自己不一樣啊,找你拍的時候你有自己的想法,徐克會覺得,這個東西我本來不是這樣子的，所以他要插手，其實他是一個很壞的監製,後來他和很多導演的關係都不好,說他是對還是錯我覺得也很難，這是他本身的特性。」　　「好像吳宇森也是他帶出來的。」　　「也不是說他帶出來的。比如《英雄本色》就是徐克的idea，你只能說《英雄本色》和他其他監製的有一點例外，就是他那個時候給吳宇森的自由度比較高，可能說他和吳宇森那個時候關係很好,他就放手讓他拍。《倩女幽魂》誰拍的?大部分都是他拍的，而不是程小東拍的，《笑傲江湖》大部分也是他拍的。嚴浩那《棋王》有一半是他拍的。《笑傲江湖》他找胡金銓來拍,到最後他只用了幾個鏡頭而已。」　　舒琪繼續說，過去的時候，徐克的創作自主性很強，向來香港的導演主導是很厲害的，導演就是權威，導演說的話就一定要辦到，徐克一直都是大導演，電影也賣座，他也是監製，他能力很強，他老婆施南生對他也有很大的幫助，施南生是很強的監製，他們那時候創作很自由。「你說他很商業，但那商業是他的本性。徐克本身就喜歡這些東西。他就喜歡很多動作啊,最喜歡很entertainment的東西，他的藝術本身就包括娛樂,都是他喜歡拍的東西。」　　那是香港電影最有創造力的時刻，黃金時代從此開始。舒琪說，一切都在徐克掌握內,他對自己的要求也高，成本啊什麼, 其實都可以放任一點,市場那個時候都很好，幾乎都可以回收，產量也豐富。他那個時候也有成本預算，但成本也只是開拍前的一個參考。比方說吳宇森那個時候，東西也賣座，最紅的時候他隨便3天拍完的東西,絕對可以拍成30天。「如今，則似乎沒有了這樣的自由了。」　　我說，這應該與香港電影市場的萎縮有關係。過去的香港電影有東南亞市場，還有海外華人聚居的唐人街（舒琪說唐人街也慢慢不存在了）。的確，如今香港電影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已經沒有這麼大，美國片早已經對港片形成強衝擊，而且電影市場也因為視覺媒介手段的多樣化而縮小。香港電影轉向內地尋求龐大的觀眾資源和取景地，成為香港電影的必然方向之一。　　舒琪說：「其實我是真覺得這個合拍、大陸市場的這個開放，從創作上來講對於香港電影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和限制。對他們來說,其實也很明白,對於市場是真的沒辦法。」　　我問舒先生對於徐克近期創作比如《女人不壞》的觀感，他則先提到徐克的一貫「瘋狂」。「包括《女人不壞》也是，《女人不壞》你單從一個單場來看還好，每個場面都很好看，包括攝影機的運動，怎麼樣設計一個場面。他最大的問題就是說故事，因為他只是把大部分的力量都放在一個單場裡面，要把它複雜、複雜??然後整個的結構它就忘記了，整個敘事也就亂了。當整個敘事都不太好看的時候，它就一塌糊塗了。對我來說，《女人不壞》一塌糊塗，說的故事一點也不好看，但是你可以先不管故事，只看每場戲的處理，我覺得每場戲都很好看。」　　他覺得另外一個問題會對徐克的電影有影響。就是過去他能控制一切資源，包括團隊合作。「但是現在這個配合很多事情不是他能控制的。」　　合拍片的問題，我還表達了我的疑問。這可能內地一些電影愛好者的普遍擔憂。港片的大量被刪減和修改，包括在選題上報時要先適應內地的電影制度，如此，我們期待的香港電影就似乎失去了本來面貌。本來我們希望這種內地和港台的合作是為了注入一種新鮮血液，提供一種嶄新的營養，如今合作與借鑒若只是在技術層面上展開而非在人文層次上展開，那是我們坐失一種歷史賜予的良機。我說到陳可辛等人對於大陸的迅速適應，也說到香港台灣導演對主旋律電影的逐漸認同，這對於資本方面來說是好事，但對於電影來說，則未嘗如此。　　舒琪說，這個現象與失去自信有關。「香港導演手上已經沒有牌了。」　　接著我們說到舒琪最近幾年給予頗高評價的杜琪峰。杜琪峰被稱為是最近幾年最為堅持本土創作的導演。舒琪說，從工業的角度來說，堅持香港的東西是很了不起的。不過他最近兩三年來幾乎沒有什麼作品賣座過。　　「這是什麼原因呢？」　　「香港市場萎縮的很厲害，另外主要是創作上沒有很大的改變。對於我來說，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不覺得導演要常常改變他的風格，他最近一兩部都沒有什麼很明顯的變化，但是那也沒有什麼問題，再看嘛。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復仇》是老外讓他拍，老外要求他重複，他也很清楚。重複的話做的也很順。因為這樣就對他失望了嗎？也不需要這樣子。看一個導演不是看一兩部作品，他還是一直在創作，不能因為一部片子成績不好就下結論。」　　舒琪稱杜的電影從未謀求內地市場。但我提到杜的電影《黑社會》、《文雀》都在內地放映，他怎麼會不在意內地市場呢？　　「他的作品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東西，所以說這是很難得的。他其實也是考慮，但是他的考慮是不考慮，你看他的片子進來，他不管吶，他不理啊，是影片公司進來的吧。」　　包括後來的被刪除、剪輯，也是公司在運作，而非杜的妥協。杜琪峰何以能在形勢變化下單獨倖免，並保有如此的自信？　　「杜琪峰的特點是他的產量很多，可是比較聰明的是他和幾個大的公司合作，比如寰亞、寰宇、美亞，他替每一個拍，錢可以分開來負擔，第二呢，他拍的東西其實還是很市場的東西，起碼類型上還是主流的東西，可能風格上有一些不那麼主流。有一些不主流的東西他也很懂，他用很低的成本去拍，比方說《PTU》他拍了很久啊，好像拍了兩年，成本也不是很高。《黑社會》他也拍的很快，成本也比較高，可是是主流。他風格上也很好，也賣座，他在平衡這兩個方面做的很好。因為他有外國市場，他現在在外國不是說有很大的市場，但是起碼比較穩定，好處是他是類型片，它不一定能上戲院，但是DVD一定能賣。在法國很不錯，在英國也算不錯，其他地方也都能賣。」　　四　　香港明星制出現的問題，是香港電影目前下行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曾經香港電影有一個很大的牌，就是演員。」　　首先，有一些奇怪的現象出現。「比如說香港過去幾年的電影，幾乎每一部香港電影，包括合拍的，都一定有一個到兩個人物是大陸的，最糟糕的時候是大陸演員演香港角色。要麼就會夾插一個從大陸來的人物，有時候是沒有必要的，甚至是對故事有傷害的。要不然就是一個角色說國語，一個說廣東話，兩個人都能溝通，好像對方都在說對方懂得的語言，要不硬要大陸演員說廣東話，我覺得很不舒服。這都不是故事本身需要的東西。因為這是合拍的一個條件嘛，非得要1／3主要演員是大陸演員。」　　我說，我的印象也是如此，在過去的《榴槤飄飄》裡面，秦海璐演的是內地人，內地人演內地人，但現在《竊聽風雲》里徐靜蕾說的是很純正的北京味的普通話，但她演的不是內地人。　　舒琪說：「我是覺得徐靜蕾是最慘的，她演香港戲，每個電影裡面都沒有戲可演，就被放在那邊。」　　「在《投名狀》里是如此，在《新宿事件》里也顯得多餘。」我說。　　「每一個都是，反正她演過很多。我是覺得她是一個比較奇怪的演員。香港電影里沒有這樣的演員。 第一，從香港的角度來看，她比其香港的女明星，我不能說她不漂亮，但她不是很靚麗的那種，香港女明星喜歡是比較靚麗的那種。香港導演和編劇都喜歡那種女明星。除了不靚麗之外呢，她不懂得應該演什麼東西，她也不是那種很張揚的那種。我是覺得香港導演沒有一個人懂得如何處理她，所以她放在那裡，毫不起眼。」　　這是從內地演員和香港導演合作的角度來講的。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香港演員的斷層。　　「香港演員都是明星，現在香港已經沒有演員，有的演員都是過去的老演員，很多老的已經沒辦法再用了，有一些演員比如古天樂、劉青雲，其實也開始老了，其他更不用說了。」　　「新的像謝霆鋒他們呢？　　「那根本起不了作用，能力上他們也不強。所以對於導演來說，他們都沒有牌了，比如爾東升，他要用成龍，10年前還不錯吧，20年前是最好，現在拍，誰還要看成龍老的樣子。劉德華你還要看？梁朝偉還好一點，他三年才一部電影。女明星有嗎？完全沒有了。張曼玉三年也沒有一部啊，她也不需要這個市場啊。其實香港電影完全沒有演員，沒有明星。這些導演還憑什麼去創作，他要用大陸的演員。」　　我們特別談到張柏芝，舒琪說她是新人中表演力很強的，也是很快就紅了。但她是自己搞壞了自己，而且剛要復出，就生孩子了，似乎是出於一種贖罪的心態。我問，是什麼讓香港明星的延續出現了問題呢？　　「其實香港電影完全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發展，這些演員大部分從哪裡來？兩個來源，第一電視，第二台灣，你看香港的女明星大部分都是台灣女明星，男演員大部分是香港的，是電視出來的。」　　因為那時候市場環境好，當時紅的電視藝員都出來拍電影、廣告，唱歌。 他們能力可能不會很好，但是量大，機會多，到最後熟能生巧。幕後的技術員工也一樣，每個部門每天都可以開工，每個人都可以改善昨天犯下的錯誤。張曼玉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她剛出來的時候也很糟糕。但因為演戲機會多，逐漸對這個行業有了興趣。　　「有一天她給王家衛演《旺角卡門》，一下子有個導演把她改變，她也一下子有了一個滿足感，她開始對電影有了另外一個看法，她開始挑，開始比較用功，她開始比較明白，所以她進步了。現在若再有一個張曼玉，也沒有幾年時間培養她。她只能往後幾年還呆在電視台，香港電視台絕對是一個沒有任何前途的地方，它是一個墳墓，它對任何東西都沒有要求的，它不需要，它拍很爛的東西還是有人看。??而且現在出來拍的都是低成本電影，這意味著沒有多少進步的空間，15天拍一部電影你能有什麼進步？」　　五　　我向舒琪詢問了其他香港導演的狀態，還談到當下香港觀眾接受電影的情況。我們談到了陳果。　　舒琪講述了陳果模式的困難。他說陳果的資金大多是外國來的，有一段時間他拍攝很快，這本來是好事，但是對於外國的公司來說卻不是好事。外國的發行情況是這樣的，比如他買你一部小成本電影，由於外國的市場比較大，一部電影能排很長時間，宣傳和發行需要大半年的時間，而且我把你買回來後，可能大半年後才能發行。「比如說我是義大利、比利時的發行，我很喜歡陳果的電影，我有點小賺或者不賺，但是我做的很開心。我當然還想再買他的東西，我希望下部不賠，我希望陳果永遠是我的品牌，但我在發行這部戲的時候，你已經又有兩部戲在推出了，我也買不起了，不是不想買，是我的能力買不起。可能你那一部賣給了新的公司，等於我把你做得很好了之後，陳果就變成了人家的了。」　　陳果是香港少有的寫實的導演，鏡頭中多是香港基層社會的問題。但是，「他的電影所針對的不是香港的市場啊。他的作品最多的時候依靠的都是海外。」　　我提到許鞍華，問她的票房在香港如何。很遺憾，這個熱心表達本土問題並曾經創造票房奇蹟的導演，如今在香港的票房也不好。香港電影市場萎縮的根源在哪裡呢？我想全球化也是一個原因，過去因為相對封閉，海外的華人社區能在香港電影中尋找一種認同。如今網路和交通都發達了，都沒有過去那樣的強烈的匱乏帶來的強烈渴望。　　舒琪則認為，現在的電影市場其實大都不如過去好。但我提到今年夏天以來，大陸電影市場的忽然地大幅上揚。舒琪則對此有自己的看法。　　「現在好像說大陸市場一片光明，從數字來說——我們也不是看法很負面——可能這個數字是假的，整個發展是很不好的。你說那個票房很好，但也都是人工造成的嘛。現在這個發行制度，你讓它賣座，那你不讓其他電影上，只上它一個它就賣座了。你看《建國大業》，他們真以為這個電影能賣座，如果不是你國家要拍，每個明星都要上，你能拍嗎？」　　我說，《建國大業》的票房成績不值得驕傲。因為這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如果每個明星都收取費用，這個電影肯定賺不到錢。　　舒琪說到香港的電影觀眾也在改變。「香港電影對年輕一代的觀眾來說，那個電影本身已經改變了。第一，對他們來說，看電影已經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娛樂，可看可不看，電影本身的品質，對他們來說也是可看可不看，如果有什麼非看不可的，那就是話題電影，那些大製作，沒辦法，因為它是潮流，是話題。」　　談及話題電影，舒琪說香港它自己本身沒有能力去製造這些話題性電影，因為它需要成本。這裡話題電影指的是好萊塢電影，在整個媒體的運作下，這個話題是全球性的。 「舉例來說，《海角七號》它就能造成話題，在香港也是成功的。他在香港是700萬票房，沒有一個台灣片在香港是700萬票房。也沒有一個大陸電影在香港是700萬。」　　《建國大業》在香港似乎也有一定的票房。我問，是否大陸電影在香港那邊形成話題的能力越來越強？　　舒琪說《建國大業》在香港的票房好像有400萬，400萬里起碼有200萬是包場的，所有中資機構都要去看，老太太老伯伯送去看的。你大陸幾個億，按照比例在香港也至少2000萬，但它不可能2000萬的。大陸目前在內部製造話題電影是可以的，但大陸以外就不可以了。目前大陸的電影界有點自欺欺人，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閉關的東西，自我感覺太良好了。　　「尤其是電影，他們自己製造了一個事實出來，真的就以為是真實。所以你說剛才的大雪是一個很好的比喻，所有人都以為這個大雪是很自然的，其實不是。」　　2009年11月19日　　網路來源於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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