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冒死珍藏十萬文革底片曝光

06-02

2013-06-05 17:02

持人：譚琳本期嘉賓：李振盛

1988年獲《艱巨歷程》全國影展「系列新聞照片大獎」

1996年應哈佛大學邀請來美國訪問講學,旅居紐約

2003年出版《紅色新聞兵》評為「世界最佳攝影畫冊」

2004年獲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最佳攝影報道獎」

2005年入選150年來「世界54位新聞攝影大師」

2006年入選「影響世界未來50華人榜」

2007年《牛津攝影指南》單列「Li Zhensheng」詞條本期嘉賓：周馬麗美國中文電視新聞主播

譚琳導語：：2003年，一本大紅封面的攝影畫冊出版，書中發表的300幅文革照片震驚全世界。當年，這本名叫《紅色新聞兵》被《美國攝影》雜誌評選為「世界最佳攝影畫冊」，也被美國多所大學相關專業選為教科書。這本畫冊於2004年獲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最佳攝影報道獎」；他就是被稱為「文革攝影家」的李振盛。這次我很榮幸請到已經七十多高齡的李先生，也聽他講述十萬張底片與那個瘋狂年代的故事。中文巡禮首播時間：周六、周日 22:30pm-23:00pm重播時間：周日、周一 7:30am-08:00am播出頻道：美國中文電視73台， 63.4數字台節目組聯繫：wuzhang@sinovision.net譚琳：中文巡禮大家談，歡迎收看本期節目。首先要感謝新聞界的老前輩李振盛先生做客我們中文巡禮的演播室。我們另一位嘉賓是美國中文電視的主播周馬麗。在這裡我想跟大家先介紹一下李先生的個人經歷。您是1940年在大連出生，1963年在長春電影學院畢業之後，被分配到黑龍江日報社工作，也因此有機會拍攝和記錄從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期間，您拍攝了大量照片，其中也包括一些負面的。比如說李范武、任仲夷被批鬥現場的照片。李先生是冒著生命的危險，把十萬張底片藏在自家地板下面，因此保存了下來。在1968年年底的時候，李先生也在文革中被打倒了，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了五七幹校。然後72年又回到報社工作，之後是在北京的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新聞系執教，執教了多少年的時間？李振盛：15年。譚琳：也是15年。1998年李先生拍攝的文革照片首次曝光，並獲得了中國的新聞照片大獎。2003年，這一本《紅色新聞兵》的書出版了，現在先讓我們看一下李先生的作品。請導播為我們切一下圖片。這張照片是您什麼時候拍的？李振盛：1968年4月16號拍的。這個解放軍戰士被評上黑龍江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他渾身掛滿了像章。像章不是他自己戴的，如果是自己戴的就毫無意義了，這個人就是精神上有問題。因為他是先進代表，到哈爾濱農村去給貧下中農演講。演講的時候他的事迹感動了聽眾，170多個人上台把自己的像章摘下來戴在他身上，身前身後帽子上都有。譚琳：這張呢？李振盛：這是在1968年的4月5號，當時是要鎮壓反革命。譚琳：這張？李振盛：這張是少年兒童參加文革中的國慶節，高舉著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招手的照片，拿著紅氣球在歡呼。譚琳：這張是？李振盛：這張照片是我的婚禮，1968年1月6號。譚琳：那時候都是掛牌子嗎？李振盛：不是。當時算是搞了一個黑色幽默。有一個朋友，就是站在右邊伸著手的高個子，他搞了個幽默把，現在講叫惡作劇。譚琳：像批鬥一樣。李振盛：那個時候結婚的程序也就是，我們那個會議室有毛主席語錄、毛主席畫像。正常進行當中，他就送上來兩個包。報紙包的，一層又一層的。現場人都不知道，要我們打開。打開一層又一層。我當時還說了，我還幽默，我說這不是馬三立的相聲嘛。譚琳：那這張呢？李振盛：牌子上我要說一下，牌子上黃紙上寫著紅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新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新娘」。這就對應當年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筆墨當隨時代，這掛牌子也掛得像當年的批鬥一樣。後來中央電視台做了一個節目說文革婚禮看了很多，都是拿紅語錄這個姿勢，或者是這個姿勢。譚琳：好，那您跟我說一下這張照片。李振盛：這張是個5歲的小女孩，被評上了全省的「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她一個大字不識，就是會唱兒歌，會跳兒童舞，就算她忠於毛主席。現在她給這些解放軍代表跳所謂的忠字舞。跳完之後這些大人還要表示：我們的心沒有小代表對毛主席的心那麼紅，我們沒有那麼忠。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樣。譚琳：這張是？李振盛：是我的自拍照。我在做記者的時候有習慣，就是每次採訪結束的時候，不管大相機或小相機都剩下1、2張底片，大的是120，小的是135，這張是135，剛才那是120。剩下照片回報社的時候，準備路上萬一有突發事件的時候，別掏出槍來沒子彈。但是多數是用不上的，回來以後捨不得把它沖成白板，就自拍。這些年來攢下來很多的自拍照。譚琳：這是誰啊？李振盛：這位老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叫任仲夷，他在「十五大」。文革的時候我拍到他被批鬥的照片。這次我以美國一個雜誌的身份，採訪「十五大」，我當面向他贈送這張照片。這個字是非常重要的題字，是中國國務院原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給我題寫的「讓歷史告訴未來，李振盛文革攝影作品集」，提在2001年1月。譚琳：這個是對您歷史貢獻的肯定啊。李振盛：在這前幾年，您說的我獲過新聞攝影大獎，展出的時候，他在中國美術館，是在1988年3月10號，他就出席了，接見了我。他說你為人民記錄了歷史，我國家為民族做出了貢獻，人民會感謝你的，當時他這個講話，媒體都引爆了。譚琳：說到李先生和我們美國中文電視的淵源，其實有17年了。當年也是我的前輩，我們美國中文電視的主持人羅賽老師採訪了您。但是那個時候您的《紅色新聞兵》還沒有出版。但是十多年過去了，您看您已經成為了世界頂級的攝影大師，獲得了特別多的榮譽和獎項。從這本書03年出版到今天已經10年了，這10年您和您的作品，讓世界重新去認識和思考文革的10年。如果讓您自己去做個總結的話，會如何評價過往的10年？李振盛：先說我和美國中文電視的淵源。我1996年第一次跨出國門，96年的10月份到了紐約，當時哈佛大學邀請我去做演講。在哈佛大學演講之後，在那年，紐約幾個主要的媒體，比如說《紐約時報》，它的周刊有四頁說了我的作品。《時代周刊》用八頁介紹了我的故事和作品。我從哈佛演講之後，接受的第一家中文媒體的訪問就是中文電視。我記的很清晰，那是1997年2月10號，在法拉盛文教中心。今天來你們這裡一看，美國中文電視，鳥槍換炮，當時在很小的一個房間裡面做了一個訪談。譚琳：但是您過去那10年發展得更快。李振盛：那10年的發展，也得益於包括美國中文電視在內的世界各國媒體對我的訪談、宣傳，也幫了我很大的忙，謝謝你們。譚琳：那對於過往的10年，您怎麼評價？李振盛：過往的10年對我來說，至今仍然像在夢中一樣。因為我當年在文革中大約拍了10萬張底片。那個時候只是覺得這些底片記錄歷史，很有用。有什麼用，完全不知道。譚琳：您也沒想到今天它會變成歷史的見證。李振盛：歷史的見證想到了。但是如此的見證，向全世界見證在中國發生的這場苦難，這是沒想到的。能跨出國門，沒想到；走向世界，那更是個夢。現在都做到了，就是我現在在世界各國做演講的時候就說，我說我為什麼要做出這個展覽呢、出這個書呢？我就是想告訴全人類，在地球村任何一個角落所發生的人為的災難，都應該成為全人類共同汲取的財富。那為了歷史的悲劇不再發生，我就到處宣講。我說：記錄歷史、記錄人間苦難，是為了讓苦難不再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悲劇的歷史不再重演。譚琳：那當年您在拍攝文革照片的時候，您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變化，在文革初期，您是一種怎樣的心態？李振盛：我在國際上走了許多國家做演講，他們媒體常常問這個問題。我說心路歷程不是一句話兩句話能說清楚的，是有階段的。周馬麗：您也是希望在這個機會裡面把自己煉成鋼嗎？李振盛：那首歌現在還能唱出旋律來：毛主席親手點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們百鍊成鋼。能通過文化大革命把我們百鍊成鋼，我還甩掉了「三門幹部」的帽子，好事。後來主席又說了一句話，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7、8年來一次。我們年輕人聽著還算賬呢，7-8年來一次，我們一生趕上幾次呢？因為當時不知道一次多長，後來10年。那時候以為一次1-2年，7-8年來一次，算一算我們這輩子趕上三次差不多了。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後來，現實使我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變化在哪裡呢，原來以為文化大革命大發展，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結果看到開始破「四舊」。破「四舊」我們也同意啊，破「四舊」立「四新」。但是在破「四舊」當中，寺廟被搗毀了，和尚被批鬥了。一些重要的建築，建築也是文化嘛，都被拆掉了。思想產生了第一個變化，悄悄地質疑。文化大革命，怎麼是在革文化的命呢？後來又發生了我感覺不人道的一些事情。比如說領導幹部被批鬥，任仲夷啊、省長被批鬥，批鬥得很慘。尤其是任仲夷，對記者一向是很好的，我們對他很有感情，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後來看到斗到那麼慘烈的狀態，墨汁抹臉，給戴了高帽。剩下半盆墨汁，順著脖領子給倒下去，穿過腰間從褲腿流出來。我一向崇尚人道主義，我看到這情景，我就覺得只能把它記錄下來。咱們無話好說，你一個小白丁，你要說這個你一塊挨斗吧，或者反革命了。我又產生變化了。到後來的變化就聯繫到個人了。譚琳：挨批鬥了，家裡受牽連了。李振盛：沒有，在這之前還有個人感情的，個人生活上的。比如說，我在大學時候和長春電影學院表演系一個女同學，大連老鄉，一塊考上的，那是初戀啊。秘密的初戀，那時候沒有敢公開戀愛的。後來我畢業了，她工作也畢業了，保持了6-7年的關係。後來她突然到哈爾濱去告訴我，說咱倆得分手了。為什麼，她說我的母親被打成地主婆，而且她不願意遊街示眾，她就上吊要自殺，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在文革當中敢於自殺的那些人，都是為了尊嚴而死。她上吊繩子斷了，弄了個半死，醒過來又一頭撞死在廁所的石頭上，死了。她本來是個中學優秀的教師。一夜之間變成地主狗崽子。她說我這個成分會影響你的前程。為愛而分手，這個過程很多故事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她非要走了。為了讓我死心，半年之後寄來一封信，一個2寸的小照片，和一個男士合影，結婚了。後來她告訴我，說你和祖雲霞好吧，就是我現在的妻子。當時她到哈爾濱來，在報社也認識。她說她還是黨員，對你前程有幫助。後來半年之後真沒有指望了，就跟她結婚了。結婚了以後，她也有一樁事情。她的父親也自殺了。譚琳：這樣，李老師，讓我們休息一下，一會接著聊。譚琳：中文巡禮，歡迎回來。李先生，在您拍的十萬張照片中，其實十萬照片是特別特別多的，我也知道裡面有很多珍貴優秀的圖片。但是有幾張給大家印象特別深刻，有一張是您剛剛為我們介紹過的，就是王國祥的照片。我知道在您前幾年的時候，您還專門回國去尋找看望了您拍的這些人。您見到王國祥了對吧？李振盛：對。譚琳：當時您看到他的時候，您跟他交流的時候，您對文革思想上也好，後來的行動上也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他現在對文革、對那個年代是個什麼樣的態度？李振盛：王國祥曾經是珍寶島自由反擊戰的英雄。我在拍這個照片30年的時候，我在報紙上發文章，在《南方周末》上發文章，尋找王國祥，你在哪裡。不出一個月找到了，他在黑龍江齊齊哈爾。找到之後，媒體就跟著我去訪問他，那是文革30年的時候。後來又陸續見到他幾次。文革40年的時候，NHK電視台請我去訪問文革照片的主人公。因為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追蹤照片的主人公。包括任仲夷啊，還有給省長剃過頭的他的家屬。王國祥，見到他，我簡單的說。後來一個媒體對我們倆進行了訪談，寫了一篇東西《虔誠與懺悔》，這是題目。就說他還是在虔誠著，我已經開始反思文革了，而且我把我的反思講到了全世界去。我認為應該認清我們曾經相信的那些東西。當我們知道那些東西不是東西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懺悔。懺悔倒不一定是禱告式的，就是一種自己的醒悟吧。所以我們倆的狀態可以這麼講，他繼續虔誠著他的虔誠，我開始往後走的生命里都會反思我的反思。譚琳：馬麗對於文革了解嗎？你對文革的印象是怎麼樣的？周馬麗：其實李先生在說的時候我一直有個問題，王國祥他非常虔誠我知道。他說文革當時社會情況很好，社會治安很好，沒有嫖娼沒有吸毒。跟現在比起來反而是文革當時是一個非常良好的社會狀態。我一個問題就是想問您，王國祥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種感觸？另外我還想說，你們兩人是同時在這個環境下，經歷過成長起來的，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天壤之別的感觸呢？李振盛：這個事情也是我的一個疑問。我比他大兩歲，我就講，老弟啊，你看文革給我們帶來那麼多的苦難，那你怎麼還對文革念念不忘呢？譚琳：是不是因為您自己受了苦，他沒有受苦，他在文革中受苦了嗎？李振盛：他還真沒受大苦。但是改革開放，他好像是受苦了，一家人下崗。所以他就跟我見面，面對電視機的鏡頭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周馬麗：現在還是90平米三居室的房子。李振盛：那個房子早沒有了，那個房子早賣了。那是第一次跟我們見面的時候，他賣了房子給兒子買車跑運輸了。後來去的時候，他們夫婦倆就在郊區農村租房子養豬呢。所以人的經歷不同，對於世界觀的形成會有所不同，還有文化的修養也不同，也決定對事物的認識不同。所以他就堅持著每到毛澤東紀念日的時候，他去作報告，他也享受著他的快樂。我享受著我反思文革的快樂。我能把我反思的東西向更多的人講，我覺得真是一種快樂。譚琳：那您覺得文革給您這代人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什麼？李振盛：文革影響是方方面面的，也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明白的。但總體來講呢，就是文化大革命，使中華文化傳統，5000年的文化傳統產生了巨大的斷裂。現在你在中國走遍名山大川，那些古迹的地方，所有的碑文，那些雕像，都是斷裂的，我看了那些幾乎要落淚。沒有文革，那些文物都會保存很好，這是對文化的毀滅。另外是對人的思想，對觀念的毀滅。當今社會出現的一些現象，都和文革不無關係。因為文化大革命，使任何人之間缺少了誠信。做事缺少了道德底線，所以就產生了毒奶、毒食品、不安全的水等等。環境被破壞，都是只為了發財，不顧一切。周馬麗：所以現在您也覺得現在社會上出現的那些比如說無良企業，喪失了企業良心去做這種對人有害的產品，您覺得這個根源可以追溯到文革的時候。譚琳：其實我有聽到過這樣的說法，我也跟一些老教授談過。其實在紐約，我相信電視機前的觀眾也有很多人經歷過文革。尤其是出國的知識分子，他們也遭遇了文革，他們也被下放過。那就有些老者跟我聊起過他們那個年代的事情。說肉體上的苦，讓我做勞動，做多少我都覺得能承受。就是精神上的折磨，包括是你的好朋友，身邊的親人。大家在那種情況下，你的好朋友都跟你反目成仇，然後來指責你，就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沒有了。而且任何人之間信任的斷裂，可能影響人的一生。就是慢慢的你對人的信任感很難建立。我聽到這樣說法，我只相信自己，我不相信任何人。但是這種說法相反，在其他國家說的人少，但是中國人說的特別多。就是人只能相信自己，不能相信其他的人。是不是可以追溯到文革？李振盛：你說得很好。當年在文革當中，學生斗老師，學生打老師，同事互相鬥同事。為了表示自己越革命，要把同事斗得越慘，自己越革命。更重要的是，孩子斗父母。家庭中都分成兩派，為了所謂的政治觀點，就產生分歧。譚琳：當時您的的底片，您怎麼就放心交給您的同事，當時您說，如果我有事了，我就交給你。李振盛：因為那個時候，我這十萬張底片不是都放在地板地下，都放地板地下要多大地方啊。我是把10萬上底片中負面的，所謂負面的，不準見報的那些用黃油布包起來，鋸了一個禮拜才鋸了書本大的洞口放在下面。後來我在報社被打倒了，我們夫婦倆都被下放到柳河五七幹校，那是中國第一所五七幹校。我就想了，這樣一個平房，萬一我們倆有生命危險，我辛辛苦苦拍的照片，存在地板里，誰都不知道了。想來想去，就託付了一個我們一起在農村參加「四新」運動的老同事，比我們年齡要大。就跟他講，這東西。他當時問我，我說這東西很有用，他說有什麼用，我說都是些負面的。他說負面的還有什麼用，我說越是負面的越有用。周馬麗：您當時就是覺得越是負面的越有用。有沒有想過，真的到了未來，比如現在，10年20年之後，您是當時有這種感覺嗎，感覺到未來它可能會有些什麼樣的作用。李振盛：它有用這是肯定的。因為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在長春電影學院讀書，我們一個老師，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副院長，在延安給毛澤東拍照的，叫吳銀賢（音）。他給我們講課講：攝影記者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這個話給我很深刻的印象，這個印象就使我多拍。記錄下來就會有用，因為它是歷史，具體到有什麼用，完全沒想到。後來我那個朋友看到我很凝重，像劉備託孤一樣託付他。萬一我們倆出事了，你設法把它拿走，拿走後保存起來。他說往哪交，交給誰。我說別交，看事態的變化吧。就是一種朦朧的狀態啊。譚琳：我知道您現在是經常用新浪博客啊，還有微博。現在做記者，跟您那個年代可能就是不一樣，因為您是用膠片。現在是全民記者，只要你手上有手機，你可以上網，就可以發布消息。周馬麗：都是路邊社了。譚琳：這樣時代的發展，對新聞工作的幫助怎麼看呢？李振盛：當然這是個信息爆炸的社會了。人人都可以做記錄者，而在我們那個年代，好像有相機的可以記錄。電台有錄音機的可以錄點音。那麼現在，時代的進步是非常好的。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講，包括在國內一些媒體的朋友。他說以後啊，再有什麼事啊，可不是你的了。意思說現在國內完整地全面地記錄文革的就是李振盛了。但是或許還有其他沒發現的人。他說以後再有，就不會是你的了。譚琳：全民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