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還有一流短篇小說嗎

06-02

2013-3-19 00:17| 評論: 0|文章作者: 劉緒源|來自: 文學報

從數學界改行到文學翻譯界，周克希在漢語和外語之間穿行。他對語言的精美、對藝術的奧妙以及對人生的意義，有著深刻的體悟。他的法語譯作文字清新典雅，通達曉暢，深入人心。去年起，經全面校訂的「周克希譯文集」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裝幀雅靜素樸的譯文集涵括了周克希翻譯生涯的主要譯作：《包法利夫人》、《古老的法蘭西》、《不朽者》、《俠盜亞森·羅平》、《小王子》、《基督山伯爵》、《幽靈的生活》、《王家大道》、《格勒尼埃中短篇集》、《三劍客》、《追尋逝去的時光·第一卷》、《追尋逝去的時光·第二卷》等十餘部，以及被作家南妮稱為「翻譯界的《金薔薇》」的隨筆集《譯邊草》。周克希借里爾克給一位青年詩人的話：「你要愛你的寂寞」自勉，稱「只因為熱愛」，才使他選擇了尋找翻譯之美的長長路途。本版劉緒源「經典重讀」，不單是對周克希譯作的解讀，還從多方面的比對中，重提短篇在小說藝術中的重要性。　　——編者　　周克希先生是我多年好友，見面不多，交談更少，但每次交談都有一定深度，令我獲益良多。應該說，這是朋友中最為難得的一種，因實際生活中之人際交往有不少正與此相反耳。他有時會拿他正在翻譯或已譯成的書和我討論，這也促使我看了不少好書。最近華東師大出版社在出他的翻譯作品集，其中有一本法國當代作家格勒尼埃的中短篇小說集，他提出讓我寫序。這當然是對我的抬舉，可我不是法國文學專家，對這位作家也相當陌生，實在不是適合的人選。因其盛情，只得接過書稿看一看，無非想找個推脫的理由。不料一遍讀下來，完全被這些作品吸引住了，一時有許許多多話想說，欲罷而不能。那就不揣冒昧，寫吧？但願克希與眾行家不要見笑。　　現在我們都很懷念十九世紀的三大短篇小說家——契訶夫、莫泊桑和歐·亨利，這也是因為從上世紀至今短篇小說藝術走向衰弱，大家漸少，傑作也不太多的緣故。各國的書商都把眼睛盯著長篇，短篇的市場相對較小。然而，在一些文學大國，仍有一些認真的作家一輩子兢兢業業在從事短篇創作，他們的作品未引起舉世的矚目，實在是很可惜的。短篇在小說藝術中的重要性，正如話劇在表演藝術中的地位一樣，話劇是寫實的，又要在舞台上一氣呵成地演，這對演員再現生活和人物就有非常高的要求，後來在電影電視中成為表演藝術大師者，有不少就是從小經過話劇舞台啟蒙和熏陶的。短篇小說因篇幅、結構和藝術表現力上的種種要求，迫使作家以最經濟的筆墨寫出相對完整的人物和故事，沒有經過這種訓練（並長期不斷地進行這種訓練）的作家，寫出的長篇往往散漫不經，控制不住自己的筆（在藝術上，控制其實比放縱更考驗一個人的能力）。當今中國文壇這樣的教訓不是很多嗎？這是題外話，暫且按下。　　格勒尼埃的小說，就我現在所看到的，幾乎全部是寫「小人物」的。這繼承了十九世紀短篇小說大師的傳統，尤其是契訶夫的傳統。他的《冬季奧運會》所寫的，應該是「大人物」了，兩個主角一個是大作家，一個是曾紅極一時的女演員，一閃而過的則還有大雜誌掌門人、省長、大報記者、各國運動員等；但這些都是假相，他真正要寫的是他們的「過氣」、無望、掙扎、無聊、疲於應付、不知如何面對失敗，等等。名演員伊麗莎白還在努力爭取新的幾乎不可能有的復出；作家克洛德則對一切都已看透，都不抱希望，差不多是只求一死了。作品一層層地把他們內心揭示出來，我們看到的正是比未曾「著名」過的小人物更難承受的凄涼。《胡蜂》的主角在戰後是很有可能被視為英雄的，因為他曾在佔領區發過幾份戴高樂派的報紙，又犧牲在巴黎的巷戰中。可我們從小說中看到，這其實是個多麼單純、無知而可憐的人物，在生活中，在政治風暴和性愛中，他都是那麼被動，這被動中有善良，也有愚昧，我們從這裡看到了「阿Q」的影子。當然魯迅筆下的人物有更為深廣的抽象的意義（象徵中國的國民性），這一點在格勒尼埃筆下沒有，他寫的就是小人物，寫一個小人物在重大歷史背景中莫名其妙地死去，如同一隻不知死因的胡蜂。他是從各個小人物的哀切的命運中讓我們看取人世的真諦。　　在寫法上，格勒尼埃講究精巧的結構，注意精選生活場景，因而能在有限中展示無限。這也繼承了十九世紀三位大家的傳統。其實在三位大家中，我最不喜歡歐·亨利。他的小說精巧短小，總能在最後出人意外，因而有「歐·亨利式結尾」之說。問題是這樣一來，不僅巧得單調，而且往往會「故事大於生活」，對其故事之巧妙的讚歎每每超過對所描寫的人生的關注；與此相反，莫泊桑和契訶夫則都是「生活大於故事」，讀他們作品的所得其實更多，審美感受也更深邃充實。格勒尼埃的好處是集這三位大家的優長於一身，他能像歐·亨利那樣地安排故事，讀到最後，總能讓你有意外的收穫（少數作品除外，如未收入本集的《哦，甜蜜的夜》等），但這意外有時並不是故事的出奇不意的大轉折，也可能是對人物內心的更深一層的理解（如上面所說的《冬季奧運會》，就兩者兼具）。而作品的開場往往顯得很平靜，很生活，他讓真實的人生來吸引你，而不是靠故事的外在的吸引，可是在這真實與平靜中又巧妙地隱伏著一種緊張感。不過對作品的整體布局他確是匠心獨運的，這就是典型的短篇小說的寫法了。試以《走向另一種生活》為例，一開始只說瑪爾特太太要走，她已下定了決心，不後悔，也不哭，但她是什麼人，為什麼要走，要到哪裡去，未作交代。三位來者對她很殷勤，很照顧，很周到，作者展開了這一路上的生活，包括她對其中一位的信任和一種輕微的依戀。但終於要到目的地了，她磨蹭著，留戀著本來的生活，到底還是忍不住哭了。最後還是進去了，到這時才交代，她要去的是修道院———她在十多年前捲入了一樁著名的謀殺案，因為年輕漂亮曾被媒體大肆宣傳，後判了十年刑，刑滿後隱居了一小段時間，這時就有媒體來動員她接受獨家採訪，並誘使她進修道院（這將是這篇報道的精彩結局），當然答應給她一大筆錢讓她轉給孩子，看不到任何出路的她接受了這個建議，而那幾位媒體人明明知道她以後的結局會有多凄慘———這從小說結尾的對話中暴露了出來。可見，作者在故事的縱橫開闔上是極為精心的，但我們看到的仍然是人物糾結的心理和生活的複雜與殘酷，而不僅僅是奇妙的故事。因不能剝奪讀者的欣賞樂趣，本文只舉此一例，不再做「劇透」事也。需要強調的是，格勒尼埃筆下的人物心理變化及一些深層秘密的暗示，總是在故事進展中，尤其在對話中，漫不經意似的悄悄透露的，所以要很仔細地讀，並投入自己的情感即審美想像，這才抓得住———探尋並把握潛藏的真意，不正是純文學閱讀中最大的快樂嗎？　　在整體的風格格調上，格勒尼埃是極淡，而又極濃。淡，是保持生活的本真態，不讓情節劇式的熱鬧離奇喧賓奪主，影響人們對人生原味的感受和體驗；濃，則是由於對人生開掘的深透，由這深透造成了濃烈的效果，有時候，它對人心的衝擊幾乎是震撼性的。作者筆下小人物的遭遇，大多是緣於人性本身的弱點或生活本身的不美好，像《走向另一種生活》那樣激烈地批判社會（商業競爭中不良媒體的虛偽和殘忍）的，為數並不多。這就使他的小說不同於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而更有一種存在論的意味。顯然他是受了德法兩國的存在主義思想影響的，這也使他的作品具有更永恆的意義和更長久的感染力。如《鄰居》是寫夫妻生活中不和諧一面所帶來的致命傷害的，這種傷害很難說到了一個相對合理的社會就不再存在。《在群山後面》也有相似的意味，但同時也寫了相互間的真情難以溝通表達所帶來的悲劇和痛苦。《節日廣場的小屋》也許是這本集子中最「淡」的一篇，它以生活原生態的節奏展現了三個年輕人的愛情心理，其真實性和複雜性足以讓人沉思良久。《屏風冥想錄》　則是書中最不易讀懂的一篇，我個人的體會，那是以意識流手法寫一位等待死亡的病人孤獨、寂寞、悲觀的心理，他才六十多歲，卻已厭棄一切，也沒人來看他，只能整日對著屏風上的貼圖反覆地看並順勢亂想，這寫法正合意識流之長。《逃兵》寫了一個離奇人物的離奇故事，生活中這樣不靠譜的人物是確實有的，而作者的深意，我想是和《胡蜂》一樣，要寫出大時代中小人物的孤獨無依，他們和時代是並不同步的，而時代往往會故意地忽略這一點（當然這位「逃兵」處處主動，他藐視時代而自行其事，這與《胡蜂》主角的處處被動正相反）。《親愛的好太太》大概是書中最悲慘的一篇了，那位卑微的男主角那麼想保住自己的飯碗，為了太太，也為了孩子，卻因精神有病的妻子的嫉恨而被莫名其妙地刺死了，臨死前一天他正好在電台廣播中談了自己的遭遇，吐露了心聲，但這個直播節目，後來知道根本就不曾播出！人世無情，以萬物為芻狗，竟已至於此。　　那麼，作者寫這些，究竟是為了什麼呢？他寫了人生的真實，也感染了我們，但就是為了讓我們沉痛累日，難以釋懷么？或者，就如《在群山後面》結尾時父親所說：「這事傻裡傻氣的……不過總得有點事干吧。」他就以這樣的寫作打發時日，也讓讀者以閱讀打發時日嗎？我以為並不是的。作者現已年屆九旬仍在積極地工作和寫作，他的寫作狀態中有一種內在的激情，他一點不像《冬季奧運會》中的作家那般絕望，也不像《屏風冥想錄》的主角那樣厭世。我們還不如讀讀《親愛的好太太》臨結尾時的這段話：　　我想了很久，他這一生中至少有過這麼一天，讓他得以傾訴一下自己的心曲，傳送出一個信息。當然，這又有什麼用呢？可是，話說回來，也許有人在數千公里以外遙遠的島上，被他感動了呢。　　傾訴心曲，傳送信息，讓人感動——這不也是他寫作的動機嗎？雖然不能斷定這有什麼用，但正如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魯迅指的是社會批判，可是這原理也應適用於人的存在狀態。我們難道就不能有更好的生活嗎？我們能不能改變自己的人生，哪怕只改變一點點呢？我以為作者在創作的時候，其實是隱含著這樣的呼喚的。這也是這些精緻的作品帶給我們的不僅是沉重，還有著深刻難忘的審美體驗的原因所在。　　如此看來，格勒尼埃實在是當世一流短篇小說家，他繼承了十九世紀的優秀文學傳統，而又有自己的發展。他的創作也一定能給中國文學提供積極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