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卦爻體系中的性情思想初探

太極既分，兩極立矣。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四象生矣。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

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

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

故分因分陽，遞用柔剛，易六位而成章也。

十分百，百分千，千分萬；猶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

在邵雍的筆下，《易經》的卦爻體系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可以連續增加，不斷遞增的完備的開放體系，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一百二十八卦……，一直到《易林》的四千零九十六卦，而且還可以不斷增加，以至於無窮。

漢代易學家稱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為十二消息卦。

前面的六卦是陽長陰消，到乾卦時，陽長到極點，然後陰長陽消，一直到坤卦，陰長到極點。

這本來是以十二消息卦來表示一年的月份，這也是一個螺旋上升、無窮遞增的體系。

如果不把它當作一堆占卜的符號，而把它納入到先秦儒家的人學體系之中來考量，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這是一個人性不斷提升、不斷完善、無限擴展以至於無窮的序列呢？筆者以為，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易經彖傳》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的「時」。

人們在詮釋《易經》的時候，往往將重點是放在「變」上的，殊不知「時」之不存，「變」將焉附？《禮記中庸》「君子而時中」，就是在《周易》的精神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之後所推出的精妙的判斷。

它的意思是，君子就是要法天之道，自強不息地守道、求道，就是要在不同的境遇之中堅守自己的「剛中」性情，堅守自己的「大丈夫」人格。

這正是先秦儒家人學高遠無極的境界。

人生吉凶禍福的境遇是時勢造就的結果，就像卦爻之消息盈虛之因時而遷一樣，往往非人力所能左右，但是，《易經》之卦爻體系所要真正突出的，是在時勢的損益盈虛中堅持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精神。

這種精神實際上就是由「天」演化而成的「兩儀」摩盪而成的「中和」精神。

先秦儒家正是抓住了《易經》卦爻體系中的這一基本的精神做出了一篇迴響千古的文章——《易傳》。

換言之，「時」與「變」，是兩個互為依持的變數，它們以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隨「天」而「化」，左右著我們的世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與「變」營造的境遇中，就有了形似天淵的不同選擇。

《周易》卦爻辭所追求的「剛中」，《中庸》里講的「時中」，實際上都是從《易經》之卦爻體系中孳乳出來的一種價值選擇。

《周易乾卦文言》云：「龍德而正中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正中之龍德，上承於天，下開於人，因此，在天為乾，在人為健。

正中之德，首要在「正」，此為「庸言之信」的「信」；其次在「中」，此為「庸言之信」之「庸」。

庸者，中庸。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說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性情上要有一個起碼的底線，有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度」。

克己復禮也罷，「飛龍在天」也罷，都不能過分。

克己復禮過分，則有失於「和」的原則；「飛龍在天」太過分，就必然「亢龍有悔」。

過分，就違背了《易經》卦爻體系所展示的「中和」原則。

「言」與「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性情表徵，故《繫辭上傳》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只有在性情上刻意地修養、提升自己，人才能夠有真正恰當的言行。

這正是先秦儒家用《易經》的卦爻體系來矯正人性的秘密。

「閑邪存其誠」，是說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變化萬千，紛繁複雜，無不時時刻刻、隨時隨地擾亂、牽引著人的性情，只有大人、君子才能真正做到正中守道、誠信求道，以靜制動、以靜制遠，此所謂居易以俟命，隱居以求志，越是窮困蹇促，越能錘鍊人的意志；越是風波不息，越能豐富人性的內涵。

如此一來，《易經》的卦爻體系透過孔子為首的易學專家的各種詮釋，我們發現，何以度過各種禍福、災祥的人生關口實際上已經不是真正關心的問題，在各種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錘鍊自己守道、求道、證道的意志，才是《易經》真正的理論指向。

在《易傳》的們看來，「誠」是《易經》卦爻體系的第一要義。

不認識到這一點，《易經》是肯定讀不懂的。

《乾卦文言》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完全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路，只不過其理論的重心是在強調人的性情應該效法天德的精神。

它的意思是說，只有在剛健中正、純粹精誠之後，「六爻」才能夠「發揮」，時乘六龍、雲行雨施也才有實現的可能。

「是以君子將以有為也，將以有行也，問焉而以言。

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因為它「保合大和，乃利貞」，無聲無臭，而無不覆載，因而能夠「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周易》「保合大和，乃利貞」的思想在後來的《中庸》中提揚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思想。在整個《周易》中，「中」字凡154見，其中「中庸」、「中正」、「中道」、「正中」、「時中」的「中」佔據了一大部分，是《周易》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中」早在《尚書》中就已經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概念：「民協於中」、「允執厥中」，「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作稽中德」，在《洪範》中已經具有了五行相生相剋，陰陽剛柔彼此中和協調的思想：「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在《虞書舜典》中更是直接將樂教與性情的修鍊結合起來：「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這些表述中都隱含了中華民族由來已久的「中和」價值觀。《易經》正是全面繼承了此前古代文化中有關的思想資源，所以才能夠在其卦爻的卦象走向上一方面體現出了「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大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的生化模式，另一方面又在乾與坤、陰與陽、剛與柔的磨合中突顯中和、中正之道。

這種「中和」的精神貫注到各個卦象之中，卻又有千差萬別的具體表現。韓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縕也。蓋因卦之次，托象以明義。」結合《序卦傳》的實際，筆者發現，「因卦之次，托象以明義」之謂，實際上是以人理、人事來解釋卦象：「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每一個卦象的變化，都是在彼時彼刻微妙心理的作用下產生的結果，它們是在人間現世紛繁複雜的情勢之中不得不然的價值選擇。六十四卦包羅萬象，每一卦的變化實際上都是在人事情勢之中性情的好惡、喜怒導致的結果，因此，其思想本來就很豐富、而且伸縮性很大的卦爻，在儒家人學思想的詮釋之下，就顯得十分的精妙。例如，困卦云：「困：亨。貞，大人吉，無咎。」為什麼在「困」的情勢之下，還會是「亨」呢？因為這是相對於「大人」來說的，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而「大人」在「困」的境遇下，處「困」而不失其情操，「君子以致命遂志」，終究會窮而後通。《困卦彖傳》釋云：「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這當然是直接描述在「困」的境遇之下，大人，君子的性情選擇。亦即，窮厄困頓，道窮力竭，不能自濟，卻處困而用剛，履正而體大，不失中正之大道，致命遂志，守道而死，遂其高志，與孟子「大丈夫」的人格境界是相通的。《序卦傳》云：「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由困而井，是對「剛中」之德的進一步錘鍊，困、井既久，必然要「革去故，鼎取新」，鼎，是困、井之後的必然結果，因為整個卦爻的走向都受到了天道「中和」的無形控制。儒家的詮釋確實賦予了卦爻以新的人學意義，但是，卦爻本身涵括天地之精神的奇妙組合，卻又無不顯示了它蘊藏的理論張力。

正是由於「《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涵括了人間現世豐富而深刻的道理，儒家學者才有可能香火傳遞，不斷挖掘而新意迭出。在對六十四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後，明代的易學家來知德在其《周易集注》一書中提出了錯卦、綜卦的概念。由於這兩個概念對我們探討《易經》卦爻體系中蘊含的性情思想有重要作用，因此筆者在此稍作介紹。所謂錯卦，就是比較兩個卦形，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卦按其卦序正好陰陽相反，這種爻序正好相反的卦，就稱為錯卦，如乾與坤，鼎與屯，離與坎等等，六十四卦全部可以分成相互交錯的三十二對錯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