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楔子 之我見

（石兄到了紅塵一轉，鐫寫成《石頭記》。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至脂硯齋甲戍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上引《紅樓夢》甲戍本楔子中關於書名的一段文字（以下簡稱「書名段」），涉及許多紅學懸案，向為紅學界所重視，俞平伯甚至認為，此中「紅學之雛形已具，足構成後來聚訟之基礎」 。[1]（P363）本文試在綜合分析前人研究書名段的觀點的基礎上，從作者、書名、總綱、創作過程、主題及其相互關係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見解，望能透過「荒唐言」，更準確地把握「其中味」。

一

《紅樓夢》作者是誰，書名段似乎明說了是石兄，而曹雪芹只是增刪編篡者。「舊紅學派」多據此而認為書是「舊稿新裁」，曹雪芹只是把原著改寫了。「新紅學派」卻認為曹雪芹就是作者，並為此作了艱苦卓絕的求證，主要表現在：

一是找到了許多可與書中內容相印證的曹雪芹生平或家史事實：大而言之，曹雪芹做過繁華之夢，家道中落，晚年凄苦，均可對書中內容；小而論之，則有「舜巡接駕」對「元春省親」、曹頫官職對賈政官職、及避曹寅諱等等。雖不能說明書是曹雪芹的自傳，但以此證明曹雪芹是作者，有輔助作用。

二是搜集了不少脂批直接或間接的說明，其中最典範的是甲戍本1回書名段上的脂批：「若雲雪芹披閱增刪，然則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系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處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煙雲模糊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蒙蔽了去，方是巨眼。」 [2]（P84）顯然是脂硯因怕讀者不知道作者是曹雪芹而批的。

三是找到了明義、袁枚、永忠、周春、李放、思華、西清等人的直接或間接的指證，其中最有力的是明義《題紅樓夢》廿首詩上的小序：「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之者。余見其鈔本焉。」 [3]（P107）

「新紅學派」的求證雖然有力，然因書名段在，又未得到更合理的解釋，故疑問尚在，在所難免。如「舊紅學派」的蔡元培，到晚年仍不服「曹雪芹作者說」，照舊拿書名段說話。即便是「新紅學派」的俞平伯，晚年重讀書名段，態度也變曖昧，疑曹雪芹「起草時是一張有字的稿紙，而非素紙一幅」 [1]（P363）。也因這書名段，近半個世紀以來，否定作者是曹雪芹的新說不時翻出，台港紅學界上一世紀50至70年代就風行過「吳梅村作者說」（杜世傑）；大陸近20餘年來也接踵出現過「石兄作者說」（戴不凡）、「曹頫作者說」（孔祥賢）、「脂硯作者說」（季稚躍）等，近年來還冒出一新說，言作者是太子胤礽和太子妃石氏等（溫雲英等）。

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諸作者新說均未忽視「新紅學派」上述三方面的求證，只不過都反駁乏力罷了；而在以書名段論證他們的新說時，方法又止於兩類：一是沿用「舊紅學派」的索隱辦法，如台港的「吳梅村作者說」，就是從書名段提及的吳玉峰、孔梅溪，及書中人物賈雨村三人的名字中各抽出一字組成吳梅村之名；二是採用坐實書名段文面意思的辦法，即言書名段既說石兄鐫寫《石頭記》，作者就應是石兄，或將石兄這一虛名再坐實為曹頫，或脂硯，或太子胤礽和太子妃石氏等。大陸近20多年來的諸作者新說多是用後一種求證方法。

本文無意全面評價諸作者新說，這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完成的課題。但因「胤礽及其妃作者說」近一兩年於網上「炒作」熱鬧，故結合書名段的解讀簡要駁之，並以期能舉一反三，以觀同類新說之謬。

書名段文字表面的意思固然清楚，然石兄是誰？被「茫茫大士」與「渺渺真人」攜入紅塵，而現形為寶玉這書中人物，即主人公寶玉是也。既如此，「胤礽及其妃作者說」要立說，就必須先從以下兩方面下工夫：（一）指證書名段文字沒有虛構成分，石兄鐫寫《石頭記》事是實寫；（二）將石兄坐實為胤礽及其妃，並將其經歷與寶玉的經歷比較，求出他比曹雪芹更多的相同之處。

我們暫撇開涉及本題的（一），先說（二）。《紅樓夢》中有寫胤礽事，自是無疑，蔡元培在1916年便有詳證（見《石頭記索隱》），不過他從不言作者是胤礽。今人劉心武從秦氏身份之謎入手，所證也有新意，卻是以為胤礽事只作小說背景，非中心情節（《畫梁春盡落香塵》P113），更不認為作者是胤礽。「胤礽及其妃作者說」言作者是胤礽，在以胤礽事印證書中某些內容上不遺餘力(參見溫雲英《紅樓夢作者新證》)，然所用的卻是前此在紅學界提出書中隱寫了曹雪芹與「香玉」毒殺雍正之事的「解夢派」的方法（參見霍氏姊弟《紅樓解夢》等著）。這方法把書中不同人物的情節化整為零，然後按某個所謂的「史實」去進行重新組裝，美其名曰「分身法」與「合身法」。如是，在其考證中，「作者」胤礽忽而是寶玉，忽而是元春，忽而是代善；另一「作者」太子妃石氏，則忽而是黛玉，忽而是鳳姐，忽而是晴雯——殊不知這樣的手法，有如打撲克之重新洗牌，可「重新組裝」為無數個所謂的「史實」的。如這種手法也可以用來求證，說不準在將來的某一天，會證出《紅樓夢》是寫柯林頓與萊溫斯基事來。顯然，這方法存在根本性錯誤，遑論求證。

況且，這樣一來，「胤礽及其妃作者說」原意取書名段作有力證據，也派不上用場了。因書名段中言鐫寫《石頭記》者，石兄是也；而石兄何人，寶玉是也；以寶玉事印證礽胤事乃其要點，而將元春、代善等事也納入其中，則是把自己的論證前提給消滅了。但其論者並不察覺如此，在否定「曹雪芹作者說」說時還用了書名段文字作為收煞，作為最有力的證據。溫雲英在引書名段後說：可見這是「由『石頭』寫成一本長篇的小說，它沒有分章回，沒有目錄」，而曹雪芹只做了「『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這四方面的工作」——可見「曹雪芹不是原作者」（《紅樓夢作者新證》P90）

我們且不管「胤礽及其妃作者說」早已自己將論證前提給消滅了，還是回到本題——書名段上去討論。

書名段有沒有虛構成分？回答是肯定的。俞平伯說書名段所寫的「人名詭異」（同上P363），這「詭異」就是虛構；加之石兄乃女媧遺石所幻的人形，入紅塵而為賈府公子寶玉，明顯的是個神話，豈有神話不是出自虛構之理。作者開篇就說得清楚：「因曾歷過一番夢幻，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本文所引《紅樓夢》語，凡無另注出處者，均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版本）既如此，書名段中所寫的石兄鐫寫《石頭記》事就不可坐實了看，斷無虛構人物是作者之理的。這是其一。其二，如果我們細讀書名段，還會發現有這樣的規律：名假則事虛，名真則事實——似乎作者是有意分清楚的。如空空道人與情僧之名，一看便知是假名字，書名段所寫其事也明顯虛構，趣筆而已，斷無道人改名情僧之情理。又如曹雪芹名真，也被史料所證明，其「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等事也跟著全是實說，甲戍本1回總批的題詩云：「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也可證明。既有這樣的規律，石兄名假，其鐫寫《石頭記》事，也當是烏有，頂多不過另有人提供素材而已。故俞平伯晚年雖疑作者起草時稿紙上有字，但也認為石兄、空空道人、情僧與曹雪芹四名，「三幻而一真，曹雪芹是也」，「以著作權歸諸曹氏也宜」（同上P363）。

再倒過來看，假定作者是曹雪芹，他也只能說書名段這樣的話，甚至可說是已進行了神思妙運。因為作者進入創作，要塑造藝術真實，讓讀者感到事真，常常會採用這樣的手法，言書是主人公經歷的記錄，乃至以第一人稱來寫，都不奇怪。曹雪芹正是想達到這種效果，同時也不想自己的名字埋沒，所以書名段就只能寫成現在這樣了——否則就不合最簡單的情節邏輯。再進一步想，還可見曹雪芹為讓讀者知道作者是自己，頗動了心思：在書名段中設兩三虛名，分別言其鐫寫《石頭記》並抄錄傳世，而著一真名言其「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不僅符合情節邏輯，且人名「三幻而一真」，人們自會想到「十年辛苦」之人才是真正的作者。當然，即便如此，脂硯仍有所擔心的，怕有人看不清楚，故不無發急地批曰：「若雲雪芹披閱增刪，然則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系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是明批作者就是書名段所說的「披閱增刪」者了。茅盾是位著名小說家，深諳小說創作規律，他的話值得重視。他在《節本紅樓夢導言》中說：「所謂『石頭』與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託的緣起，這部書其實是曹雪芹做的。」（見《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P624）

二

甲戍本書名段說及的書名共五個：《石頭記》、《情僧錄》、《紅樓夢》、《風月寶鑒》與《金陵十二釵》。其中，哪個是「總其全部」之書名呢？這在紅學界諸說不同。要解決這一懸案，得先略提及題書名人之名。

書名段列出題書名人（含「仍用」者）之名共七個：石兄、空空道人、情僧、曹雪芹、吳玉峰、孔梅溪與脂硯齋。前四者，上已論及，是「三幻而一真」，皆「曹雪芹是也」。吳玉峰、孔梅溪，姓雖有假，然名不見「幻」，又非書中人物，當實有其人。胡適認為孔梅溪是脂批人之一曹棠村（《胡適、魯迅、王國維解讀〈紅樓夢〉》P73）。張愛玲以其女作家的拿手好戲——精彩的心理分析與心理推移，結合甲戍本「凡例」及其1回說書名上的畸笏批，考得吳玉峰是另一脂批人畸笏（《紅樓夢魘》P60-64，P92-94）。本文從胡適、張愛玲觀點，以為這兩人都是脂批人。至於脂硯齋，眾所周知，最重要的脂批人是也。

如上所述，一言蔽之：題書名人名雖有七，而人實則只有四，除作者外，餘三者都是脂批人。紅學界大多數人都同意，這些脂批人與曹雪芹頗為親近，了解作者與創作情況，他們的話在紅學研究上具有權威性。

接下來的問題是，他們題的這五個書名各有什麼含義？

甲戍本上有「凡例」，張愛玲考為畸笏手筆（同上P93-94），鄭慶山考為脂硯手筆（《紅樓夢的版本及其校勘》P6），可斷定出自脂批人手筆無疑。「凡例」劈頭就說「《紅樓夢》乃總其全部之名也」，以5回翻出《紅樓夢》十二支曲為點睛處；其他書名乃分題：《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以1回道人見石上故事為點睛處；《風月寶鑒》以12回道人持「風月寶鑒」之鏡為點睛處，《金陵十二釵》則「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對於《情僧錄》一書名，說出《紅樓夢》「題名極多」的「凡例」竟不提及。

「凡例」對我們理解各書名之作用很有幫助，但前人已指出，「凡例」的說法與作者的說法不盡相符，如說《紅樓夢》「乃總其全部之名」，作者便不以為然。張愛玲說這是畸笏在「倚老賣老」，曹雪芹最後是同意脂硯的見解，定名作《石頭記》的，因此《石頭記》才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同上P60-64）。如以曹雪芹之意而論，張愛玲的說法是對的，因為書中明說《石頭記》是原名，最後又由脂硯用回此名，照看有作者的意思在，更不用說，各脂本都是用《石頭記》作正式書名。但若說《石頭記》才可「總其全部之名也」，而《紅樓夢》不可，筆者則以為未必。這兩個名字當各有所長，均雖「囫圇」而有涵括力，在美學上各側重一面——前者是虛中見實，要點落在「記」字，似以「碑史傳」方式錄頑石「補天」，具有崇高美；後者乃實中見虛，要點落在「夢」字，雖似縹緲而悲劇意味更濃——俞平伯說點出的是「朱門」一夢，含「家敗」之意（同上P362）；周汝昌、周倫苓說是另一書名《金陵十二釵》的點化，含「人散」之意（《紅樓夢與中華文化》P197）——顯然，這兩者互為補充，可完整體現作者以假語村言寫「真人大事」之本意。

然則，為何作者又取《石頭記》作總題而不用《紅樓夢》？《紅樓夢》有今本、早本之別，今本是現可見的各脂本，早本是作者早期寫出的諸本子，含曹雪芹曾「出」示給明義看過的《紅樓夢》。今、早本在大旨和具體內容上不盡相同，至少有明義《題紅樓夢》詩廿首可證。早本可能也叫《石頭記》，明義《題紅樓夢》詩第19首有「石歸山下」句，表明了有這可能性，但叫響了的卻是《紅樓夢》這書名，明義就呼為《紅樓夢》。筆者疑作者為表明今本不同於早本，才執意要叫今本為《石頭記》的，非為別的原因。

顯然，早本《紅樓夢》曾一度為相當一部分讀者熟悉，但到甲戍年（或更早一些），作者已進行了十載增刪、五次大改，為區別今本、早本，擬不再將總題叫《紅樓夢》，故同意脂硯齋用《石頭記》之名。又因《紅樓夢》早本可能也叫《石頭記》，故前加「脂硯齋重評」五字以示區別，全稱叫《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但由於《紅樓夢》這品牌的力量，人們依然叫為《紅樓夢》，估計脂批人是在這種情況下撰出「凡例」的。換言之，應並非不了解作者用意，而是尊重市場規律耳。但作者更名主意已決，甚至後來還刪去書名段中「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一語，同時考慮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名字太繁，難以抗衡流行的《紅樓夢》叫法，故又簡稱為《石頭記》——這些，參看各脂本均可知。寫「凡例」的脂批人後來也明白了作者的這一態度，故甲戍本後沒有「凡例」——應是他自己刪去的。

這樣的解釋是否比其他解釋更通一些？如是，我們將《石頭記》定為總題，《紅樓夢》定為副總題，也無不妥。

在其他書名中，《情僧錄》這書名來得最怪，空空道人先自改了自己的名字為「情僧」，然後方改書名為此。這我們可看作是作者的趣筆，著意點明的是 「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這「十六字真言」，以及書中有虛構成分。「十六字真言」源於佛教之「色空說」，又因有一「情」嵌入而迥異於「色空說」，有用某種「哲理」籠括全書之意味。「凡例」不提這書名，更疑是趣筆而已，或疑難分是總題抑或分題，故不收入。

關於《風月寶鑒》，甲戍本1回上有脂批：「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這在紅學界有兩種解釋，一是《風月寶鑒》乃《紅樓夢》早本；一是《風月寶鑒》乃「雪芹舊有」的另一本書，今本《紅樓夢》是《風月寶鑒》與《紅樓夢》早本合併而來。本文從後一觀點（理由後詳），但無論取哪種觀點，都不影響書名乃明點書有「風月」內容，需要警幻去警懲。亦即「凡例」所說，「是戒妄動風月之情」。但筆者以為，這是脂批人打的幌子，意在遮掩什麼，因為作者在1回是明說了，他不會落入這種簡單的「戒淫」俗套的——這明顯與脂批人的說法相反。

張愛玲看出這兩個說法的相反，但她並沒有留意脂批人的說法可能是在打幌子，而認為作者本不接受梅溪所題之名，故笑他姓「孔」，出自「東魯」，帶有揶揄的味道（同上P63）。這觀點筆者並不苟同，因為從脂批語氣看，芹溪、梅溪兩兄弟關係不錯，且梅溪新亡，沒可能還揶揄，理上不通的。因此，當理解為脂批人是在打幌子，意在替作者遮掩什麼。

然則，脂批人又在遮掩什麼呢？「凡例」又說，《風月寶鑒》的「點晴」是「風月寶鑒」之鏡。在書中，這鏡有正反兩面，正面是「美人」背面是「骷髏」，因而《風月寶鑒》也含有正反兩方面的題旨，是作者以「一擊兩鳴」的手法寫出的，即書的顯文本後面還有個隱文本。然則，那隱文本又是什麼？周汝昌、周倫苓以為是「家亡」的內容，即由寧府與賈赦一族的「奢淫」導致「家亡」（同上P197）。這見解有一定深度，但也非全部，當有比「家亡」更深廣的內容，即當有影射封建「末世」之衰敗。題此書名者梅溪，姓「孔」而於「東魯」，正暗示有孔子般的對「禮崩樂壞」的哀嘆。因之，可以這麼理解:《風月寶鑒》這書名面上提點書中的「風月」內容，深層次里提點書中的政治內容。毛澤東說曹雪芹用「弔膀子」來掩蓋政治鬥爭、階級鬥爭之「真事」（《毛澤東讀書筆記》P1473），《風月寶鑒》之謂也。

《金陵十二釵》是曹雪芹所題，言作者與其「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之「情」（1回楔子）。「凡例」說是分題，又說：《金陵十二釵》雖「必系金陵十二女子」，然又「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這裡的「上中下」，是對應5回警幻之說「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的，可見「十二」是虛數，言多也。故《金陵十二釵》涵括的是眾釵的經歷。

綜上所述：《石頭記》乃「總其全部之名」，《紅樓夢》乃其補充，或曰副總題，主要補充的是「人散」、「家亡」的悲劇性；余者乃分題：《情僧錄》提點書中之「哲理」內容，透露的是作者對情的覺悟；《金陵十二釵》提點出的是眾釵經歷，透露的是「千紅一窟」、「萬艷同杯」之意；《風月寶鑒》則明提點「風月」內容，暗提點政治內容，其深層處透露的是封建「末世」「大廈將傾」的狀況。

三

如是看來，書名段提及的書名，當與許多紅學界人士提及的《紅樓夢》「總綱」有關係。

可稱為《紅樓夢》「總綱」的書回特多，這作家王蒙注意到了，在《〈紅樓夢〉王蒙評點本》（以下簡稱「王評本」）4回中他指出：1回是「哲理總綱」，5回是「眾釵總綱」，4回是「政治總綱」，等等。他接著說了句幽默：「總綱多了還算不算總綱？」。

1回是「總綱」，這「新紅學派」此前已有指出的，認為是總覽全書的一回，王蒙釋為「哲理總綱」，更加到位。5回是「總綱」，是「眾釵總綱」，紅學界也有人持此說的，理由是眾釵的判詞和《紅樓夢》曲子詞於焉。4回是「政治總綱」，這是毛澤東的說法——他還說，這「總綱」除4回外，「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好了歌》和注」（同上P1471）。即2回與1回部分也是「總綱」。此外，紅學界還有人說7回是「總綱」，如俞平伯就認為是「眾釵總綱」，因為作者把太虛幻境回點出的眾釵都實寫出來了（同上P254）。脂批也說是「總綱」，言梁代劉瑗句「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是「此書大綱目、大托比、大諷刺處」（甲戍本7回脂批）；即說嫁玉姓秦者——二秦是「總綱」。「凡例」又特別指出：賈瑞節乃「《風月寶鑒》之點晴之筆」，即12回是「風月總綱」。

由此可見，哪一回是《紅樓夢》「總綱」，紅學界意見不一，涉及的回有：1回、2回、4回、5回、7回、12回；給予的命名也不完全一致，主要有四：哲理、政治、眾釵、風月。

我們先來分析：（一）說7回是「眾釵總綱」，應不確；此回雖眾釵出場，但作為歸納眾釵性格及命運力度不夠，遠遠比不上5回，故應以5回作「眾釵總綱」。（二）說7回是 「二秦總綱」（「風月總綱」），也應不確；此回並沒有涉及二秦的風月內容，估計此脂批是《風月寶鑒》之舊批，非說今本《紅樓夢》的。（三）說4回、2回與1回部分是「政治總綱」，則見4回最核心，關鍵詞是「四大家族」和「護身符」；2回「冷子興演說」，闡述性質的；1回《好了歌》和注是從哲理角度闡釋的；因之，可精簡為4回是「政治總綱」。（四）據上述三項分析，剩下來的便是：1回是「哲理總綱」，4回是「政治總綱」，5回是「眾釵總綱」，12回是「風月總綱」。

經上述分析可知，《紅樓夢》是部多主題的小說，主要有四個綱。這四個綱，可以1回為各綱之綱，即「哲理總綱」。為什麼？（一）「哲理總綱」統領全書，猶如哲學統領自然學科、社會學科諸學問一樣。（二）1回除了有哲學意味的「十六字真言」外，還有《好了歌》和注，這也是很有哲學意味的——「好」即「了」，「了」即「好」，是「風月寶鑒」正反兩面的同一性——前者主要燭照眾釵之綱，後者主要燭照政治之綱和風月之綱。（三）1回有「一僧一道」出場，這兩人是時隱時現、貫穿通篇，隨處點化書中其他人物；況「僧因鳳姐，道因寶玉」（甲戍本25回脂批），籠罩著書中兩大主角。（四）「一僧一道」名「茫茫大士」與「渺渺真人」，道破書中寫的是「真人大事」，乃全書關鍵之關鍵。

因1回是哲理總綱，是各綱之綱，故餘下來的4回、5回、12回，不宜再稱為「總綱」（否則王蒙繼續來幽默），而分別以「政治之綱」、「眾釵之綱」、「風月之綱」名之。

總綱及其他三個綱，都是有書中人物為線索的，哲理總綱，乃因「一僧一道」。眾釵之綱，乃因「情不情」賈寶玉。政治之綱，乃因鳳姐——為什麼這樣說？（一）鳳姐在書中地位特殊，出自王家，主理榮府，協理寧府，賈母（史家）最寵之女子，與薛家雙重沾親，是四大家族中的中心人物，最體現四大家族「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之關係。（二）5回判詞與曲子詞雲她欲「末世」舉鳳，卻是「凡鳥」，雙手沾滿弄權的罪惡之血，致「家亡」（「末世」「大廈」傾覆），要「哭向金陵」，她的身影籠罩全書。風月之綱則因二秦，因為他們均風月之首——秦氏的情況很清楚，即便今本已刪去了「淫喪天香樓」一節，仍留下許多「刪卻是未刪之筆」（13回脂批），且5回判詞說得明白，她「主淫」；秦鍾也不難看出，15回寶玉與他「算帳」，事已露骨；何況前人已有說，薛蟠、柳湘蓮應原也與之有莫名其妙的關係。

經上述分析，可將書名段提及的書名與總綱及分題之綱連接，形成如下圖的關係：

→《情僧錄》—哲理總綱（1回）→以一僧一道為線索

↑ （「十六字真言」、《好了歌》和注）

↑ ↓ ↓

↑—→《金陵十二釵》—眾釵之綱（5回）→以寶玉為線索

↑

《石頭記》—→《紅樓夢》 ↓

↓ （反面）—政治之綱（4回）→以鳳姐為線索

《風月寶鑒》→ ↑↓

（正面）—風月之綱（12回）→以二秦為線索

（上圖完全亂了，但不會修正回去，抱歉！）

四

女作家張愛玲的紅學研究頗有特色，很是注重《紅樓夢》如何生成。在研究書名段時，她除了在各書名之意義、題書名人之身份等問題的研究上有獨到的見解外，還考出該書的一個大概的成書過程（同上P109）。她的思路是令人頗受啟發的，然在她的結論中，至少有兩點筆者未敢苟同——一是她以為作者所列書名的次序不是今本《紅樓夢》的成書次序，如《紅樓夢》應在《金陵十二釵》之後；二是她以為書名段提及的各書名都在不同階段真實用過，儘管曹雪芹有所不同意。

關於一。筆者以為，從書名段的語氣看，時間順序是很清楚的：最早實錄石兄經歷時名《石頭記》，空空道人悟得「十六字真言」後改名《情僧錄》，吳玉峰題名《紅樓夢》前著一「至」字，表明時間在《情僧錄》之後，從《風月寶鑒》到《金陵十二釵》之間有「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云云一段文字，表明《風月寶鑒》嵌入《紅樓夢》早本後，人物性格、情節轉換等接榫難度相當大，更不用說還存在提升立意、考慮避免文字獄等問題要解決。由此可見《金陵十二釵》在《紅樓夢》後，而不在前。

關於二。筆者以為，由於作者一貫用「煙雲模糊」法，加上書名段又寫得特別「詭異」，典範的「滿紙荒唐言」，所以若把他說的六個（連「仍用《石頭記》」）書名期完全坐實看，即以為是一本書分別在六個不同階段用不同之名，那便是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了。至少可疑不曾有過以《情僧錄》或《金陵十二釵》作書名的階段——「凡例」就不提《情僧錄》，也未誰聽過前人提及有《金陵十二釵》一書的。

因之，筆者以為，據書名段考成書過程，既不能完全坐實看，也不能完全撇開來臆想杜撰，最好的辦法是不即不離，結合書中的內容和脂批，根據文學創作的規律加以解釋，以把意思說圓為準。據此，筆者以為書名段說的今本《紅樓夢》的成書過程是這樣的：

（一）「石兄鐫寫《石頭記》時期」。乃系指最早的時候石兄（作者）想作自傳或家史，曾寫過日記之類的東西；或是指長輩（也可能他就是石兄）將自傳或家史告訴作者，作者作過大量的記錄。因之，當是指收集素材的時期，非指純寫自傳或家史的《石頭記》曾經出現。作者在此強調的是素材的真實性，脂批人多次在書中指出「確有是事」的話，可為旁證。

（二）「空空道人改名《情僧錄》時期」。乃系指作者在審視自傳或家史（素材）的時候悟出了「十六字真言」，故在進入構思和創作的時候以「情」字為主旨，並據此對素材進行改造或加上藝術想像。這裡表達的當是該書主題提煉和構思的過程，非指該書曾經有一階段更名為《情僧錄》。順便提及，作者早期的構思或創作里未必就有寶玉「懸崖撒手」的思路，這裡的道變僧，當非指出家，而是如俞平伯所說，是與梅溪名字前的「東魯孔」一起，表達提煉主題過程中受儒、釋、道三教思想左右，並終以佛教思想為主導（同上P363）；或如胡德平所說，乃說當時（雍、乾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社會背景，作者反其道而用之（《說不盡的紅樓夢》P161）。從明義《題紅樓夢》詩廿首來看，早本《紅樓夢》大旨言情，當是無疑的。

（三）「吳玉峰題《紅樓夢》時期」。乃系指早本用的是《紅樓夢》這一名字，表達的主要是《紅樓夢》早本的完成，明義《題紅樓夢》詩廿首及其小序可為旁證。筆者疑「吳玉峰」中的「吳」字與「孔梅溪」的「孔」字一樣，不是真姓，特點金陵這吳地而已。如果吳玉峰是畸笏，畸笏又是曹雪芹之叔輩（紅學界大多數人意見），那就更清楚了。「吳」字點出的是：這「紅樓夢」是「秦淮殘夢」、「揚州舊夢」（敦敏詩《贈曹雪芹》、敦誠詩《寄懷曹雪芹》）。

（四）「孔梅溪題《風月寶鑒》時期」。乃系指將「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併入《紅樓夢》早本的時期。甲戍本第一回上的脂批，照字面理解是很清楚的，是「雪芹舊有」而不是「《紅樓夢》舊名」，即《紅樓夢》早本不曾叫過《風月寶鑒》。如《紅樓夢》早本叫《風月寶鑒》，今本《紅樓夢》是改《風月寶鑒》而來，當是說「雪芹此書舊名《風月寶鑒》」，絕不說成「雪芹舊有」，只有兩書合併而來，才會說成現在的樣子。

（五）「曹雪芹題《金陵十二釵》時期」。乃系指經過艱難的整合，兩書合併終於成功，「金陵十二釵」終於水落石出。這個經並書以形成新作的過程是個相當艱難的過程，所以曹雪芹要「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書名段特寫「曹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同樣並不表明書曾有一段時期叫《金陵十二釵》，而是指經過十年增刪後，「金陵十二釵」水落石出，都到位了。至少我們可得到這樣的旁證：（1）這一時期書未完成（說詳後）；（2）早本的「金陵十二釵」可能與今本不同——庚辰本49回上有脂批 ：「此回系大觀園集十二正釵之文」，吳世昌考為早本的脂批（見《紅樓探源》P578）。看49回，出現的是黛玉、寶釵、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寶琴、李紋、李綺、岫煙等人，與今本《紅樓夢》5回判定入「十二正釵」的人物不同。由此可見，兩書合併後，作者重新排列了十二釵。

（六）「脂硯齋甲戍再評《石頭記》時期」。這一時期書猶未完成，胡適考為僅寫了16回（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戍校本》P366-373），所言完成量最少；張愛玲考為「改到第七十四回為止」（同上P155），所言完成量最多——也都是說書沒有完成（還有多條脂批為證）。至於「仍用《石頭記》」云云，前已有說，那是作者為區別《紅樓夢》早本而作的限定。當然，這一重意思也必須看明白，作者一改再改，虛構再虛構，卻比以往更強調這書是「似碑史傳」的「記」，其用心可知。至少從中我們還可得知，作者十年增刪、五次大改的旨意乃在，寫出一部史詩式的作品。或者我們可這樣理解，原名《石頭記》的「記」，是日記的「記」；今名《石頭記》的「記」，是「史記」的「記」——雖同名，認識卻是「否定之否定」。

在書名段中，作者為說明這一創作過程，還特題了一詩，與甲戍本1回總冒後題詩中的「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句相互印證。我們由此可知：今本《紅樓夢》的創作過程是一個艱難的歷程，其中飽和著血淚，凝聚著辛酸，書中有寫「真人大事」，同時也是通過「假語村言」（藝術虛構）寫出的，因此，這個過程也是作者重新認識素材、重新認識社會，不斷增刪、不斷修改，以及不斷提煉主題與升華主題的過程。

五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巔峰之作，但它的主題，卻是至今難有一致的看法，也是百餘年來紅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魯迅在《〈絳洞花主〉小引》中說，它的「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宮闈秘事……」(見《王國維、蔡元培、魯迅點評〈紅樓夢〉》P143)這種情況，作者在寫書的時候就估計到了，因此在書名段中不無擔心地問：「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欲解「其中味」，自然需要準確地把握主題。歸納主題有多種路徑，沿甲戍本書名段的線路去探究，亦是一法。《紅樓夢》書名多個，主題是多元的，總題下有多個分題，總綱下分立數綱，然又是統一的，集中寫特定時代的社會、人生悲劇。其中，《金陵十二釵》提點的是眾釵之綱，「大旨談情」。作者申明，這「情」不是一般才子多情、佳人有意的「淫濫」，也不是奸人妻女、壞人子弟的「淫穢」，而是欲「令世人換新眼目」的真實情愛（1回）。《情僧錄》特提的「十六字真言」，將這「情」字嵌入《心經》的「色空說」，使這「情」平添宗教意味，並帶有了悲劇色彩。但如是說這「情」，還是囫圇不清。因之，今人對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以毛澤東的說法最為典範。毛澤東在評點22回 「玉生香」節時說，這「情」是「建築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的，是「將同一人生觀互相結合的愛情」，因而是「尊重女性」、具有「民主性」的愛情（同上P1461）。按毛澤東的一貫思路，還當放諸「十八世紀的上半期」之廣闊背景去看——其時「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同上P1465），這「情」自能體現某種相對先進的社會意識形態。但這「情」必不見容於封建「末世」，眾釵的悲劇自屬必然，寶玉心之悲劇自屬必然，因之魯迅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清之人情小說》，同上P123）。因之，眾釵之綱，乃因「情不情」賈寶玉。這就是書名段上所云的「滿紙荒唐言」下的作者的「一把辛酸淚」。

由是觀之，毛澤東對《金陵十二釵》提點的「情」字理解頗為深刻，在上一世紀的50中至70年代末，紅學界的研究大體也沿襲他的說法。近20餘年來，不少作家、學者又從書中5回警幻的話中挖出「意淫」二字來釋這「情」字，引了一大堆弗洛依德與榮格。道理是有道理，然終於不是《金陵十二釵》之綱的「情」字，關連上《風月寶鑒》之綱了。這當然是個更複雜的問題。19回脂批說寶玉「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痴情種」，這「說不得」便是指皆有之，合於一起扯不清了。但若只言作者在1回大談特談的「情」字，怕是毛澤東的說法最為靠近，今人沒必要反其道而行之。

1回說書中「大旨」，作者力斥「淫穢」，又申明「非傷時罵世」，然終疑有「假語村言」焉。書中被俞平伯、張愛玲等指出是來自「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的二秦、賈瑞、憐香玉愛、二尤等情節（參見張愛玲《紅樓夢魘》P62），豈無「淫穢」，豈無「傷時罵世」。

《風月寶鑒》這書名明裡提點的是風月之綱，意在「懲淫」。書中有「淫穢」的故事，尤以二秦故事典範，「爬灰」、同性戀都在裡面了。涉及者不僅賈珍、薛蟠、賈蓉等，鳳姐、寶玉亦然。寶玉是個相當複雜的人物，就其積極的一面來說，他對政治的淡漠、對儒術的厭惡、對愛情的執著，以及對人與生命的相對的尊重，都體現了封建「末世」時意識形態上的某種先進性，尤其是他對人與生命的相對的尊重，在當時社會中難能可貴。就其落後的一面來說，則在「好色好淫」上，正如王蒙所說，至少有幾回「看不出他與別的公子哥兒有什麼不同」（王評本15回），不必扯弗洛依德、榮格等洋人語錄來為之貼金。脂批云：「道因寶玉」，這道是「渺渺真人」，這「真人」若解為「真實之人」喻寶玉，恰當極了。《風月寶鑒》名下的風月內容有三個作用，其一是強化鳳姐、寶玉等人物形象的立體性，使之真正成為真實環境中的真實之人；其二是從一個側面寫出封建「末世」的腐朽；其三是藉以轉移讀者視線，以「荒唐」事掩蓋書中的政治內容。

《風月寶鑒》暗裡提點的是政治之綱。舊紅學派搞「索隱」，多有以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開章明義：「《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王國維、蔡元培、魯迅點評〈紅樓夢〉》P50）他以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個名士附會書中十二釵，自不無荒唐，但提到隱寫了康熙太子胤礽事，卻有後來的「新紅學」派所不到之處。毛澤東一生的談話及文字涉及《紅樓夢》的頗多，除說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是「總綱」外，還強調了兩點：（一）《紅樓夢》是中國空前的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二）「我把它當歷史讀的」（同上P1457-1475）。綜合起來可知，他是認為書中「藝術真實」地描繪了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史，見解尤其深刻。對此，筆者的理解如下：

（一）書中隱寫了小說人物活動和情節展開的重大歷史背景——主要的是所謂「康、雍、乾盛世」。政治之綱在《風月寶鑒》名下，故作者寫政治背景也有正反兩手：一方面將朝代虛化，使其「無朝代可考」，另一方面通過皇宮中有皇帝有太上皇還有東宮太子，塑造了一個康、雍、乾三朝並立的政治背景；一方面為之說了一大堆歌功頌德的話，另一方面則深刻揭示隱寫了當時社會諸種矛盾的激化及其腐朽性，意在說明「盛世」與「末世」的同一。作者寫政治背景也沒有正面展開，而是通過象徵、隱喻、射覆等手法來透露，例如康、雍、乾三朝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是通過賈家的兄弟鬩牆、義忠親王老千歲的「壞事」，以及賈家與北靜王、忠順王的親疏等情節與細節隱寫出來。熟知清史者必知，清代從努爾哈赤開始到乾隆歷經五朝皇帝繼統，除康熙繼統外幾乎都發生皇子間的兄弟鬩牆，尤以康、雍、乾三朝的「胤」字輩、「弘」字輩的爭鬥最為激烈與典範，也頗為史家所注目。對於這「茫茫大事」（「茫茫大士」），作者自不敢明寫，也不敢充分展開，但卻用古今中外鮮見的藝術手法隱寫了。此外，「舊紅學派」的王夢阮、沈瓶庵說寶玉的「懸崖撒手」是寫順治、董鄂妃事，「解夢派」言賈敬服毒丹自殺是寫雍正事等，如作「影射」看，都不無道理。

（二）書中通過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描寫，不僅揭示了統治階級內部利益集團「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關係，且以「護身符」為象徵，通過了元妃晉封貴妃、甄賈兩府的抄家、賈雨村胡判葫蘆案等情節的描寫，尤其是四大家族的中心人物鳳姐的各種劣行入木三分的描寫，揭示了統治階級內部利益集團上與皇權下與黎民百姓的關係。這書寫階級鬥爭的深刻性還在於，由於作者「聞見悉所親歷」，加上描寫細膩，在真實地再現生活之原生態時，準確地展示了封建禮教下各社會階層的利益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現實主義高度。如主子之間的、小姐之間的、丫鬟之間的，以及奴才之間的矛盾，在書中都有細膩的描寫，「正因寫實，轉成新鮮」（魯迅《清之人情小說》，同上P128）——這「新鮮」就是現實主義的力量。人就其本質而言，是其所處的地位的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一原理在書中有充分的展現。

（三）書中用以小見大的藝術手法，通過賈家的盛而衰描寫展現了封建「末世」衰敗的過程。《風月寶鑒》暗點政治之綱，政治之綱乃因女主人公鳳姐。鳳姐「末世」舉鳳，卻是「凡鳥」（5回鳳姐判詞）；始弄權鐵檻寺，終潦倒獄神廟，更「哭向金陵」——這是賈家的一個縮影，更是封建「末世」的一個縮影。12回的「風月寶鑒」鏡子，有正反兩面，便是隱喻封建「末世」之盛衰——從「美人」到「骷髏」的過程的。封建「末世」之衰敗是書中隱寫的最為重要的「茫茫大事」，在書中作者還通過秦氏託夢時、元春省親時以及探春在抄檢大觀園時說的話，分別從不同角度點出了它的原因。毫無疑問，作者為「末世」唱出的是含淚帶血的輓歌，他對「秦淮殘夢」、「揚州舊夢」有著依依不捨的眷戀，深感自己無才「補天」，通部著作透現出來的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嘆。這就是書名段上所云的「滿紙荒唐言」下的作者的另「一把」也是更重要的「辛酸淚」，《好了歌》及其注是《風月寶鑒》真正的點晴之筆。

上述三點，是對《風月寶鑒》名下的政治之綱的一些說明。但它的思想內涵自不僅這些，筆者以為百餘年來許多改良派人士、革命黨人乃至政治家、革命家利用這部小說的「索隱」不得不改良或不得不革命之信息，都是不無道理的（學術價值另當別論）。至少我們得尊重這麼一個事實：一部偉大作品自有其超乎尋常的涵括力，這種涵括力甚至會遠遠超出作者的想像之外。

以上說的是分題。書以《石頭記》和《紅樓夢》「總其全部之名」，又分彆強調書中內容的肅穆的碑史性與巨大的悲劇性。我們可據之歸總：作者在其隱寫的康、雍、乾三朝並立的政治背景中，以其高超的藝術手法，真實地刻划了賈家的盛衰史和「令世人換新眼目」的愛情故事，塑造了以賈寶玉、王熙鳳為中心的一系列頗具典型性而又個性化的「渺渺真人」形象，隱寫了封建「末世」的衰敗及其不可挽回這「茫茫大事」，透現了「十八世紀的上半期」意識形態中的某些新生因素及其若不禁風的脆弱性，從而展現了社會與人生的大悲劇。《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巔峰之作，它的悲劇性乃在於「末世」補天而無能、追求愛情而不得，遂構成了欲絕心哀、血淚浩嘆；它的深刻性乃在於「滿紙荒唐言」下的肅穆的碑史性，作者之「史筆」所觸及的是繁華背後的腐朽，「盛世」底下的「末世」，當然還有至美至純之愛情四周的淫亂，從而成為文學形式的「資治通鑒」。——這便是我們沿甲戍本書名段的線路試歸納的《紅樓夢》的主題。

說明：本文與我太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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