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衛平：孟子思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在治國層面，孟子的仁政藍圖有著涵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豐富資源。孟子的仁政以「制民之產」即解決民生為基礎，直接涉及到富強的問題，提出以解決民生問題作為富民的起點

　　 在社會層面，「義」和「禮」也存在著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進行創造性轉化的資源。義作為社會應當如此的價值準則，包含著對自由、公正的思考。義作為人們行為的道路，儘管有著自由選擇的空間，但不能突破無恥的底線

　　 在個人層面，「智」和「誠」（信）更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精神基因。孟子說：「是非之心，智之端。」所謂「智」主要是理性的道德判斷能力，而這樣的道德判斷能力是否正確，最關鍵的是在兩者處於價值衝突時如何處置

　　 儒家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則是儒家原創時期最重要的代表，因而後人常以孔孟之道指稱儒家。孟子的思想主要見於《孟子》一書。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涵養、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孟子的思想正是這重要源泉之一。

　　 五常之道的價值觀基礎

　　 中國傳統社會在漢代以後，儒家成了主導的意識形態，其核心價值體系就是至今人們還在說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獨尊儒術，是儒家成為中華文化主流的開始。董仲舒提出：「夫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將這五者聯結為一體，稱之為「五常之道」。「仁」的重要含義是仁政，回答建設什麼樣國家的問題；是行仁政還是施暴政、苛政，就是判斷國家是否合乎民意的價值標準。「義」和「禮」，主要含義是以崇德向善作為社會的價值準則和行為規範，回答造就什麼樣社會的問題；是遵守禮義還是貶黜禮義，就是衡量社會是否清明健康的價值標準。「智」和「信」，主要含義是個人正確的道德判斷和交往行為中優良的道德品質，回答培養什麼樣人的問題；是明辨善惡、誠信篤實還是混淆善惡、欺詐無信，就是區分個人是否人格高尚的價值標準。

　　 孟子為五常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仁義禮智信在孔子那裡已經分別有過論述。但孟子首先把仁義禮智四者並列，聯繫在一起，並引用《詩經》和孔子的話，說明仁義禮智是民眾崇德向善的價值準則：「《詩》曰：『天生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認為就像任何事物都有規則一樣，仁義禮智就是培育民眾的準則。孟子還首先提出了「仁政」的概念，把「仁」由原來的道德規範擴充為國家政權的價值準則，即「以德行仁者王」。孟子也多處談到「信」，將其視作「人倫」中的基本道德品質，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首先把「誠」作為貫通天道和人道的哲學範疇提出來，並以「誠信」合稱來讚揚舜，以為只有出於內心的誠意，才會有交往主體的互信。這是以後董仲舒的五常之「信」以誠實為主要內涵的思想基礎。

　　 五常的內涵及其被確立為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過程，對於今天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制民之產，仁者無敵

　　 在治國層面，孟子的仁政藍圖有著涵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豐富資源。孟子的仁政以「制民之產」即解決民生為基礎，直接涉及到富強的問題。他在與齊宣王的談話中指出，施行仁政之「本」是「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並提出了具體設想：「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植桑樹養家畜，使得「黎民不飢不寒」，老者「衣帛食肉」；同時普及基礎教育，「謹庠序之教」。簡言之，就是以解決民生問題作為富民的起點。至於強國，孟子告訴梁惠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努力搞好生產，「深耕易耨」，讓青壯年「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他們就能用木棒抗擊秦、楚的堅甲利兵，這就是「仁者無敵」。這樣講國強顯然有著過於強調道德功能的迂闊，但以為強國不僅僅是發展物質生產的硬實力，還有提高道德水平的軟實力，無疑是有道理的。

　　 孟子的仁政以得民心為核心，體現了以民為本的理念。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到諸侯的歡心可以成為大夫，得到天子的歡心可以成為諸侯，而要成為天子則要得到民眾的擁護，所以民眾處於價值的最高位。得到民眾擁護也就是得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其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要得民心，就要聽取民眾對於國家重大事務的意見，孟子告訴齊宣王，選賢任能和處死罪犯，不僅要聽取身邊親信和官吏的意見，還必須聽取民眾的意見，「國人皆曰賢」則破格提拔，「國人皆曰不可」則予以罷免，「國人皆曰可殺」則實行處決；只有充分聽取民眾的意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上述的民本思想成為了中國近代闡發民主思想的重要憑藉。

　　 孟子說，「善教得民心」，因而以教化為仁政的手段。這有著建設精神文明的意義。他指出：「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仁政不能讓人以吃飽穿暖、住得安逸為滿足，如果只是這樣，那就和自然界的動物沒有太大差別，必須給予人倫教化，人才能進入擺脫「近於禽獸」的文明狀態。孟子多次談論人禽之辨，表現出將人從自然本能中提升出來的文明意識。他認為，人與禽獸的細微差別，就在於前者對於人倫關係有明確的認識，從而能自覺地「由仁義行」，而不是自發地「行仁義」。他把具有道德自覺作為人區別於禽獸的文明標誌。這就觸及到了精神文明建設中最重要的道德文明。

　　 孟子的仁政貫穿著對於和諧的追求。在他看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說，仁政看重的不是天時，也不是地利，而是人和。這首先是人們在勞動生產的共同體中和睦相處。孟子說：如果滕國實施仁政，應當是「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勞動共同體的生產單位是家庭，因而和諧要從家庭開始，由此而展開到社會成員之間，進而再擴大到自然界。「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由親愛親人的和諧進至仁愛民眾的和諧，再由此進至愛惜萬物的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孟子處在戰爭烽火不斷的戰國時代，其和諧的追求也表現為希望國與國之間和平相處。他與諸侯國君主談話中，多次表示統一天下，不能通過「嗜殺人」的殘酷戰爭，而要通過實行仁政，這樣「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在社會層面，「義」和「禮」也存在著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進行創造性轉化的資源。義者，宜也。義作為社會應當如此的價值準則，在孟子那裡，包含著對自由、公正的思考。孟子特彆強調仁與義的緊密關聯，形象地把前者比喻為住宅，後者比喻為道路，意在指明義是培養仁德的「正路」。然而，有些人卻不願意選擇這條正路：「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這從反面說明，「義」與主體在達到仁德的道路上的自由選擇相聯繫。孟子指出，對於仁義禮智的追求體現了人性的本質，在這方面不受外來的必然性之「命」的限制，主體具有自由選擇和活動的天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然而，在口耳眼鼻等感官欲求的滿足方面則是完全取決於必然之命，「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孟子還說：「羞惡之心，義之端。」羞惡之心即對惡德劣行感到恥辱。就是說，「義」作為人們行為的道路，儘管有著自由選擇的空間，但不能突破無恥的底線，「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上述孟子論「義」而涉及對自由的思考有其合理性：自由是有邊界的，是以知恥為道德底線的，人們要有選擇的自由，但不可無視必然性的制約，不可無所不為的無恥。這些在現代自由觀念中應當予以重新激活。

　　 對於公正，孟子從性善論出發，所有人在本質上是沒有差異的，「聖人與我同類」，「堯舜與人同耳」，因而雖然每個個體在能力、品德、地位上是有差異的，但就人的本質是共同的這一點而言，所有社會成員具有同等的價值，因而社會必須公正地分配給每個成員生存發展的基本生活資源和社會資源。上述「制民之產」的設想正體現了這一點：使每個社會成員都獲得能夠溫飽的生活資源和接受基本教育的社會資源。這裡將人之為人的價值層面上的一致，作為社會公正的內在根據，顯然有著轉化為現代公正觀念的可能。孟子之禮則蘊含著平等、法治的精神。儒家用禮來區分社會等級，孟子講禮也不例外。但他把禮比喻為大門，以為人際交往中的任何人，無論地位高低，都要像出入必須經過大門一樣依禮而行，不能有例外。為了強調這一點，他兩次講述了這個故事：齊景公去打獵，用羽毛裝飾的旌旗召喚獵場管理員，這位普通的管理員知道國君此舉不合乎禮儀，所以堅決不從召喚，氣得齊景公準備殺他。孟子以為獵場管理員不聽從違反禮儀的召喚是值得讚揚的，並表示應當以「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即不惜犧牲生命來予以堅守。這裡蘊含著人際交往規則以人格平等為原則的合理因素。

　　 孟子推崇禮治，但以為要與法治相結合，「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即為政不能只有以德教為主的禮治，也不能只有以刑罰為主的法治，因為兩者都有像圓規、曲尺、墨線那樣有規範人們行為的作用。這樣的禮法結合體現了德治和法治不可偏廢的合理因素。

　　 誠者，天之道；鄉原，德之賊

　　 在個人層面，「智」和「誠」（信）更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精神基因。孟子說：「是非之心，智之端。」這裡的「是非」主要是指善惡，因而所謂「智」主要是理性的道德判斷能力。在孟子看來，這樣的道德判斷能力是否正確，最關鍵的是在兩者處於價值衝突時如何處置。所以，在《孟子》中有不少這樣的問題，如一方面是「男女授受不親」，一方面是嫂子掉到井裡了，是否應當援之以手？孟子以為最嚴重的價值衝突是道義和生命無法兼得，認為道義比生命更為寶貴，「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因而不能苟且偷生；這「非獨賢者有此心，人皆有之」，因此，如果不能捨生取義，就是「失其本心」。古人以心為思維器官，「心之官則思」，所以，捨生取義是經過「是非之心」的理性思維而作出的道德判斷。孟子之「智」孕育了中華民族捨生取義的氣節，在歷史上，很多愛國志士就是出於這樣的道德判斷而寫下了捨生取義的壯烈篇章。「智」作為正確的道德判斷，也與敬業、誠信、友善有關。因為敬業表示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負責，誠信表示對人、對事的忠誠守約，友善表示對他人的關愛，貫穿其中的精神，是在這些方面承擔起道德責任，而正確的道德判斷是承擔道德責任的前提。

孟子把當時人們的職業分為「仕者」、「耕者」、「工匠」、「商賈」，即以「仕」為職業的士和農、工、商。在著名的孟子與陳相的辯論中，論證了職業分工對於社會發展是必要的。由此他對敬業即對自己的職業承擔道德責任（職業道德）有所論述。對於「耕者」，他說：「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農夫為自己沒有種好百畝農田而憂慮，意味著農夫以種好莊稼為職業道德。因此，他以為不給莊稼鋤草和拔苗助長的農夫都是缺乏職業道德的。對於工匠，他說：「有人與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即造房子的工匠，如果打碎瓦片，污損牆壁，以此來謀生，你會給他報酬嗎？就是說，工匠要獲得報酬，必須在工藝技術上精益求精。對於商賈，他認為應把按質論價作為職業道德。孟子本身是士，而且認為士擔負著教化民眾的責任，因而特別注重士的職業道德。他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即士以出仕做官為職業，「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仕」的職業道德是合乎禮儀，如公孫衍、張儀之流只知道奉承君主，是「妾婦之道」，是為官的職業道德所不齒的。

　　 如前所述，孟子首先特彆強調「誠」，並將其與「信」合稱，認為誠是信的內涵。可以說，把誠信作為做人的最重要道德品質，是由孟子奠定的。這是因為他把誠與天道相聯繫：「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天道真實無偽，人應該像天道一樣，追求（思）真實無偽。古人把天作為至高無上的崇敬對象，因而效法天道之「誠」就有著無可比擬的崇高性。直至今天，我們在強調自己誠意的時候，往往會講這是出自天地良心，這也就是孟子說的「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誠者，真實之謂。由此孟子痛斥善於偽裝自己的「鄉原」為「德之賊」，認為虛偽欺世是誠實做人的最大敵人。

　　 孟子把誠作為信於友的基礎，所謂朋友，友善無疑是其相互關係的題中之義，因而誠和友善有著內在的關聯。孟子繼承孔子講仁愛的思想，在談到對待人際關係時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就是說，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友愛、互相禮敬。這樣的互相友善如何可能呢？孟子的特點是強調了「誠」。在他看來，只有心誠，愛人、敬人的道德行為才會在實踐中感動被愛者、被敬者，從而獲得同樣的付之於愛和敬的回報，由此愛與敬的友善關係能夠永恆地持續下去。這就是「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因此，如果人和人之間不能建立牢固的友善關係，就需要反省自己是否懷著真實的情感去關愛他人。就是說，如果沒有內在的真誠，關愛他人的友善就會異化為某種「作秀」。

　　 當然，古人沒有現代的國家、社會、公民的觀念，因此把仁義禮智信區分為三個層面不能是機械的，而是說仁義禮智信的內涵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國家、社會、個人的層面。這裡試圖通過這樣的分疏，更清晰地說明孟子的仁義禮智信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怎樣的歷史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