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好書

漢代獨尊儒術之後，中國人奴性漸深入骨髓

導讀

華文好書近期發布三月榜單，林聰舜所著《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一書入選。此書內容主要著墨於漢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學，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國意識形態理論的。本文為書評。

文/張弘

周秦之變，乃中國歷史上最重要關口。由此，中華帝國由封建入專制，大一統的官家專制制度確立。與春秋戰國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不同，秦代采法家學說，富國強兵，卑臣弱民，廢封建，立郡縣，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在先秦，儒家講究君主與大臣權責對應，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而法家則強調君權獨大，君高臣低。因此，秦始皇焚書坑儒。純用霸道治國，秦代僅歷二世而亡。

陸賈劇照

劉邦依靠暴力，短短五年，即在馬上打下江山，建立漢朝。鑒於秦代其亡也速的教訓，如何延續帝祚，遂成劉邦及其子孫難題。陸賈對劉邦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陸賈對劉邦所云「以順守之」，並非空洞無物，而實有所指：通過仁義、經義、倫理教化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並對仁義、經義、倫理教化做出新論述，作為穩定帝國的深層機制。在先秦的封建制度之下，士人放言高論，抗禮人君。但大一統下，這種狀況已無可能。於是，陸賈調整士人角色，定位為倫理人、社會人與政治人。他強調，即便未仕，士人也要「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並作隨時出仕的準備。其後的賈誼同樣以禮儀為規範，為漢帝國的長治久安服務。

不難看出，在提供意識形態的同時，儒者以身作則，首先向皇權輸誠。《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揭示，儒者每一措施，都可謂「急統治者所急，想統治者所想」。《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漢朝初建，「高帝悉去秦苛法儀，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於是，叔孫通為劉邦制定朝儀。

劉邦從馬上得天下，想要避免暴秦速亡的命運，就不能重蹈覆轍，純用霸道的治國之術。儒家士人，想要從百家學說中脫穎而出，就必須為統治者提供符合其利益的統治思想。統治者有需求，儒者有供給，兩者因此一拍即合。經由陸賈開闢的儒學道路，在董仲舒時大成。通過對經學的重新詮釋，董仲舒古為今用，成功地讓儒學成為了漢帝國意識形態。儘管如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法家和陰陽家的思想均被吸收。所謂漢承秦制，經由儒表法里得到了明顯體現。

董仲舒

董仲舒雖未直接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但三綱之名因其而起，三綱之實是其鼓吹。董仲舒替「六藝之科，孔子之術」提出新解，他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其尊儒的種種措施，乃柔性思想控制通過政治強力介入，使儒家價值觀成全民典範，經義理學成生活指南，帝國在儒學中找到正當性，儒學成為帝國精神守護。

有了董仲舒重新詮釋《春秋》，為帝國建立新的統治思想「珠玉」在前，遂有《白虎通》借著「正經義」，仿效於後。漢章帝在白虎觀主持大會，召集群儒，「共正經義」以立國憲，《白虎通》於是誕生。其中大量援引讖緯，吸收當時主流的世界觀，使經學與讖緯合流。並以三綱六紀為規範，進一步加強君權，為鎮壓性鐵拳戴上天鵝絨手套。《白虎通》中，皇權對世家豪族懷柔妥協，對皇權諸多道德約束，以天意要求國君自我剋制，遵守綱常規範，但比董仲舒通過天人關係制約君權的力度更低，其批判精神更弱。

為了維護自身地位，經學大師韓嬰通過《詩》教造勢，建構「士」的共同體，並鼓吹「士」的重要性，推崇孔子，自抬身價。其後的士大夫藉此獲得了權力，但也放棄了一些《韓詩外傳》的理念，喪失了許多獨立精神。

為官家專制制度出謀獻策的過程中，儒家表現出了與時俱進的靈活性，隨著歷史情境的變遷，不斷重新論證為帝國有效的意識形態。此一特性，在立罷郡國廟上體現尤為明顯。劉邦出身寒微，在起事之時，不斷製造神話，增加自己的領袖魅力。但是，卡里斯瑪（編者註：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提出的一個概念，卡里斯瑪是這樣一類人：他們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質，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圍成為追隨者、信徒的能力，後者以赤誠的態度看待這些領袖人物。）的支配，不適用於統一後的漢帝國。為宣示朝廷主權，於是在各諸侯王國建郡國廟，賦予其神聖權威，並加諸海內。到漢武帝時期，劉氏神聖地位已固，地方同姓諸侯分享宗廟祭祀權，此時的郡國廟制，反而導致諸侯覬覦最高權力。董仲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經學家，遂先後提出罷郡國廟，並在漢元帝時期實施。

儘管並非一本邏輯嚴密，結構完整的專著，《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的主題仍然很集中。全書九章內容，均緊扣主題：儒者為漢帝國建立統治思想，構建深層穩定機制，並且在大一統的政治環境下，建立利益一致的士人共同體。借著「為帝王師」的有利條件，儒家確立了獨尊的特殊地位，謀取了大量的既得利益。在這次交易中，兩方各取所需。

《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 林聰舜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7年1月版

在我看來，《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的研究還可延伸。以長時段論，先秦儒學，鼓舞人類追求美德及高尚的精神境界，其品性高潔。暴秦時代，法家受寵，儒者被坑，儒家悲催。及至漢代之後，在大一統的新局面下，儒者為避免重蹈覆轍，更容易持受害者心態，懷重振儒家學說之心，故急於諂媚皇權，不惜自賤，以獲得飛黃騰達之機。由於法家在秦滅六國時顯示出有效性，漢代儒者放棄先秦儒家部分理念，降低身價，借重釋經典，吸收法家學說，服務於統治者的需要，因此取得獨尊地位。漢儒作為，主要基於工具理性的實用考量，而非價值理性的堅守和張揚。其心態可理解，其墮落亦明顯。

另一方面，漢儒為官家專制提供了穩定機制，但並未全然置儒家理念於腦後。以事實而論，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兩千多年的官家專制里從未實現。漢儒借服務權力，踐行儒家理念的心愿，可謂全部落空。按照政治學觀點，一邊承認體制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並且提供壓榨性政策，精密控制社會，一邊又想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落到實處，行仁義以安天下，事實上只是與虎謀皮。由此帶來的副作用，是君權被越抬越高，大臣、士大夫和民眾的地位則越來越低。在持久的官家專制之下，儒家規範滲透到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和角落，成為自覺踐行的準則。在朝廷、國家作為大共同體，家族作為小共同體的壓迫之下，中國人奴性深入骨髓，柏楊所說的醬缸文化荼毒深遠。此後的歷朝歷代，儒表法里、王霸結合的官家專制愈演愈烈，而儒者念茲在茲的三代之治，只能漸行漸遠，直至「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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