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鑒 伍崇曜：備受非議的的政治第三者

人物傳略

伍秉鑒(1769—1843年)，字成之，號平湖。其兄伍秉鈞死後，他於1801接管怡和行當時，怡和行在眾多行商中排第三位，但是經過伍秉鑒的調理之後，怡和行於1807年躍居第二、1813年居行商之首1826年．伍秉鑒退居幕後由其子伍受昌掌管。他被稱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1833年病逝。

伍崇曜(1819年一1863)，又名元薇，字紫垣。在其父伍秉鑒死後主掌家族生意，因與外國商人關係密切、參與過清政府與西方侵略者之間的多次外交談判活動。在《南京條約》廈除行商制度後他專做美商生意，並在美國等地大量投資伍崇曜擅好畫畫，喜詩文。著有《茶村詩話》，《粵雅堂詩鈔》等他還組織編寫7《嶺南遺書》種，343卷，《粵十三家集》182卷。《粵雅堂叢書》等。

復活的靈魂

有位朋友在一家外資公司做事，起了個洋名，整天西服領帶，幾個人聚在一起的時候，就經常拿他開玩笑，罵他是個現代買辦，「衣冠楚楚人模狗樣像個禽獸」。今天尚且有這樣的玩笑，那麼在兩百年前，與金髮碧眼的外國人打交道的人，社會的眼光就更可以想見了。

伍秉鑒、伍崇曜等行商的出現與興起，完全是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的畸形產物，確切地說，清政府是想關上門，只讓一群指定的人與外國人在生意場上打交道。這樣做的直接結果，是那一群人從一開始就註定要成為與社會大眾不盡相同的人。當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讓他們死心塌地地做洋人生意，自然需要給他們甜頭，讓他們有錢可賺，有利可圖。伍秉鑒就是利用了機會，一舉成為富可敵國。

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從來都是唇齒相依的，清政府可能做夢都想不到，當外國侵略者虎視眈眈他們的爛攤子時，竟然需要這一群和外國人做生意的人來幫忙收拾，他們言語的分量，甚至超過了無能的清政府，金錢是他們說話的底氣。

伍氏父子在與外國商人打交道中聚集起來的財富簡直是天文數字。儘管說是有政府特殊的壟斷原因，但很多人一直懷疑有鴉片的成分在裡面。在世界範圍內評選千年五十大富豪時，入選的六個中國人中，伍秉鑒是唯一不依靠權勢與貪污而致富的人。姑且不論其社會影響如何，單從生意方面來說，作為中國第一代買辦階層的代表人物，伍秉鑒大概也可以算是最傑出的，一個商人富到這個地步，其精明程度與把握機遇的能力自有其過人之處。

伍秉鑒家族因為頭腦靈活，走上了行商這條路，然後因為要發家致富，又必須要靠和外國人搞好關係才能維持下去，所以，把伍家的行為理解為社會與歷史的雙重產物，也未嘗不可。更何況，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麼在封建與西方之間，總是需要有一個中間媒介，也就是說需要一個買辦階層的出現，否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如何體現出來?

即使在笑貧不笑娼的年代，生意的內容也都是不可以忽略的。所謂「無商不奸、無奸不商」，在正當生意中尚可理解，至於販賣鴉片等行為，在任何一個年代，都是無可原諒的行為，是一個不容逾越的底線。更何況，伍氏家族在中國淪為最為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關頭，不僅與臭名昭著的鴉片生意牽扯上，甚至主動與外勾結，無怪乎要被老百姓視為漢奸了。參與販賣鴉片的生意自然是商人重利的直接體現，但在國家這樣的原則性問題上，卻是絲毫馬虎不得，否則，什麼樣的人都會有為自己開脫的理由了。

除了財富之外，伍家能在歷史上留名的原因，同時也是最受人詬病的，更大的可能是他們與外國鴉片販子的親密關係，以及在清政府與西方侵略者的各種政冶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以一個民間的力量，充當了一個政治第三者的角色。如你所知．生活中的第三者往往是遭人厭的角色，居中調停的第三者也往往是出力不討好．政治活動中第三者的結局如何，也大致可以猜測到一二。

參與政治，未必會是「伍秉鑒們」的本意。他們是商人，賺錢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完全遊離於政治之外，與官府敬而遠之，不單財富，其生意能不能繼續下去也都是個問題。林則徐一到廣州，立刻就抓了伍崇曜，摘了其頂戴，革了其官銜，令伍秉鑒戴著鐐銬去外國商館協商。但他又不得不顧及到自身的利益，若真要得罪了洋人，等於是自斷生路。但終究走的，還是一條不歸路。

滄海桑田，物是人非，伍氏家族當年的奢華場面今天只能存在於想像之中了，當年的巨大財富也早已煙消雲散了，幸好，還有一段歷史留在那裡。

人物辭典

【行商·浩官】

康熙二十三年解除海禁後，中國對外貿易逐漸興旺起來。在粵海關設立的第二年，原來經營貿易的商業機構(即牙行)分為金絲行和洋貨行兩大類，洋貨行專門從事對外貿易活動。1751年洋貨行改稱「外洋行」，簡稱「洋行」。「十三行」也即是這些洋貨行或外洋行的統稱，行商制度成為清政府控制對外貿易的一項重要制度。

伍秉鑒領銜下的怡和行在當年的十三行有著首屈一指的地位，其創造的臣大資產，甚至氏擠上世界富豪榜。上圖為19世紀的十三行一景。

伍氏故地 孩童才遠處奔來，他並不知道，他剛剛跑過的地方以前是一個影響廣州乃至中國的富商的住宅領地。

伍秉鑒領銜下的怡和行在當年的十三行有著首屈一指的地位，其創造的臣大資產，甚至氏擠上世界富豪榜。上圖為19世紀的十三行一景。

伍氏故地 孩童才遠處奔來，他並不知道，他剛剛跑過的地方以前是一個影響廣州乃至中國的富商的住宅領地。

豪宅 伍氏住宅古地之大，令人嘆為觀止。據說中央豪宅大廳可擺筵席數十桌，後花園有水路直通珠江；這個著名的花園位於今海幢公園一帶，後來被焚毀。

有統計說，1801年到1843年間，伍家的捐款賄賂等高達1630多萬兩白銀。自然，這些金錢為伍家換得了許多官銜與官職。從伍秉鑒的曾祖父到伍崇曜的5代人全部晉一品榮祿大天。伍秉鑒的哥哥還由貢生捐官至湖南嶽常里澧道。伍崇曜父子等5人全都欽賜舉人。這樣，伍家便是亦官亦商，半官半商，內通朝廷，外通洋人，是名副其實的官商。

除了與官方保持良好的關係之外，伍家能夠迅速發家致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與西方商人保持密切聯繫，並靠與其做生意賺取大量錢財。

1834年前，伍家與英美商人每年的貿易額達到數百萬兩白銀，同時，伍秉鑒還是英國公司的「銀行家」和最大債權人。英國公司經常在結束廣州的貿易前往澳門時，將存款與金銀交給伍家代為保管，而資金周轉不靈時，也是向伍家借貸。後來成為近代帝國主義對華侵略大本營的查頓·馬地臣行(Iaddine，Matheson＆co．)，其中文行名就是用伍怡和的名字，稱為怡和洋行。

伍家與美商的關係更為密切。自1834年英國公司退出廣州貿易之後，伍家便開始專門與美商旗昌洋行合作，並由其將貨物輸出到英國、美國和印度。在美國，只要印有伍怡和圖記的茶葉，都能賣到很好的價錢。

從上述可以看出，伍家與外國商人之間的親密程度，也為伍家後來參與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之間的談判活動奠定了基礎。

【鴉片交易·鴉片戰爭】

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得伍家在對待國內矛盾以及中西矛盾時顯得位置特殊：在官與民、夷與民的衝突中站在官和夷的一方；而在官與夷的衝突中，又居中調節矛盾。所以，在老百姓眼中，是大漢奸；在清政府眼中，是有力助手；在洋人眼中，是可靠的朋友。

鴉片戰爭之前，西方帝國主義與中國的鴉片貿易已經非常猖狂，伍家儘管不敢公開做鴉片生意，但私下裡卻保護鴉片船隻。1821年，清政府曾以伍秉鑒縱容外國船隻夾帶鴉片為由，摘去其三品頂戴。

1839年3月，林則徐到廣東禁煙。伍崇曜得知消息後，暗中告知英美鴉片販，讓其把鴉片船暫時隱蔽起來。林則徐到廣州後，傳訊伍崇曜等行商，指斥他們包庇外國鴉片交易，並責令他們通知外國鴉片販繳煙。伍崇曜等人與鴉片販商議，建議繳煙千箱以矇混過關，保證以後由十三行行商照價賠償。三天後，伍崇曜帶著外國鴉片販拼湊的1037箱鴉片到官府。林則徐看穿其伎倆，對伍崇曜加以嚴斥，隨後把他革去職銜，逮捕入獄，不久又釋放他，令其督促外商繳出全部鴉片。後來伍崇曜皇與義律商定繳煙數量時，私許行商把煙價償還給外國鴉片販。琦善與義律私議的《穿鼻草約》中的賠款600萬和奕山在《廣州停戰協定》中定的：「贖城費」600萬元，實際上是這時議定的煙價。這也引起了鴉片戰爭中英國侵略者與清政府糾纏不清的煙價問題。

鴉片戰爭爆發之後，清政府內部投降派佔據了主要地位，伍家在眾多政治活動中充當了主要角色：兩廣總督琦善在和義律的談判中，都是帶著伍家父子一道前律：1841年3月，清政府與英方達成停戰協議，也是由美國領事館與伍秉鑒作為中間人；5月，英軍圍困廣州，奕山派廣州知府與伍崇曜前住英軍兵營，簽訂城下之盟，賠款600萬元，為此後英軍在江南一帶擴大侵略提供了充足經費，也成為《南京條約》的前奏；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清政府派伍秉鑒或其子弟前往南京和侵略者斡旋，結果，伍崇曜等人還未到達南京時，投降派便已簽訂了《南京條約》，行商的特許身份就此取消，伍家也從封建官商轉而成為中國第一代買辦商人。

【衰落·爭議】

1843年，清政府勒令舊行商償還《南京條約》規定的外商債務300萬元，伍家承擔其中的100萬元。在不斷地逼迫下，伍秉鑒終於忍無可忍，舊病複發，於9月病逝於廣州。

伍秉鑒死後，伍家生意由伍崇曜主持。此時，怡和行的10家舊行商改為茶行，主要經營大宗茶葉貿易。伍家利用原來與美商的關係，成為美商的大股東，而美商也利用其資金投資上海房地產和檀香山的鐵路。

由於與外商之間的密切關係，伍崇曜在清政府的外交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曾擔任過兩廣總督的「洋務委員」，被認為是可以排解「民夷不協」的宮紳之一。因1849年說服英軍不要進攻廣州城有功．伍崇曜被賞賜三品頂戴，即選道員；1854年，伍崇曜又因籌款500萬及大批糧草、軍械，支持鎮壓兩廣天地會義軍，被賞戴花翎、加布正使銜二品頂戴。

1859年，《天津條約》簽訂後，英法侵略者又邀請廣東官員與伍崇曜等買辦一起，商定在沙面建立租界，這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的租界之一。此後兩三年間，清政府還多次委託伍崇曜向侵略者謀求妥協。

伍崇曜死於1863年，清政府的說法是「其卒也，省垣官吏及泰西官商成往祭奠，有唏噓泣下者，其得人心如此」。而在老百姓心目中，卻是「以死一大漢奸為幸」。他的死也揭開了伍氏家族財富衰敗的序幕。

地理記憶

故宅 河南溪峽街 、 伍家祠道

這是伍家的故宅。伍家為大富之家，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下，在住宅上自然是大興土木， 雕樑畫棟，極盡豪華奢侈之能事，可是如今已難覓其蹤影。伍宅是一處大型的園林建築，據說很像《紅樓夢》里的大觀園。伍宅面積很大，中央大廳可以擺下數十桌筵席，容納上千名和尚誦經。後花園佔地很大，有水路直接通珠江。這處花園當時很出名，連兩廣總督阮元 都慕名而來，中秋在此賞月。

紅圈範圍內為1816年的伍家花園。曾昭璇1990年製圖

紅圈範圍內為1816年的伍家花園。曾昭璇1990年製圖

伍家花園遺石——太湖石

「溪峽」為伍氏福建祖籍所在的鄉名，他們按照商人的習俗，拿來作為在廣州住所的名稱。伍氏家族於1835年建宗祠，與另一富商潘家隔河相望。現在的海幢公園內有一塊名為 「猛虎回頭」的太湖石，一就是當年伍家花園的遺留之物。

怡和行舊址 怡和大街

伍家的怡和行位置即為現在的怡和大街。

這是1856年巴特測定的十三行商館區地圖．紅線範圍內為怡和行

清代在選擇洋行位置時，要求既要近商又要近 碼頭，有三條名稱保存至今的大街曾開設過鄉間洋行，伍家所在的怡和大街即為其中之一。清代的怡和大街長198米，寬4米。

伍崇曜藏書樓 粵雅堂、遠愛樓

除經營生意之外，伍崇曜最大的愛好就是文學藝術及藏書，粵雅堂即為他的重要文化場所。這是伍崇曜建在西關的建築，依山傍水，據說其景觀之秀麗，足與另一大富商潘仕成的，海山仙館相媲美。粵雅堂是伍崇曜的藏書樓，他對此地非常偏愛，並把自己的詩集命名為《粵雅堂詩鈔》，他組織刻印的《粵雅堂叢書》在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出版了許多少見的孤本善本。遠愛樓位於白鵝潭附近，取「遠望亦可愛」之句，有詩人讚歎說：遠勢層樓起，珠江一覽中。這裡也是伍崇曜的一處私人藏書樓，對廣東地方文獻的保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這兩棟建築今天都已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