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興六十年26 平台奏對
演講人:閻崇年
講師簡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創建第一個專業滿學研究機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北京滿學會,並主持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國際滿學研討會。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
論文集有《滿學論集》、《燕史集》、《袁崇煥研究論集》、《燕步集》共四部;專著有《努爾哈赤傳》、《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編學術叢刊《滿學研究》第一至六輯和《袁崇煥學術論文集》等十一部。先後發表滿學、清史論文二百五十餘篇。
內容簡介:袁崇煥可以回家了,想到了廣東,會見親友,遊覽山水。他有一首詩,回憶這段經歷,詩寫得很悠閑,也很瀟洒。表明這個時候袁崇煥的心情很好,體現了袁崇煥的鄉情和親情。
全文:
崇禎帝登極後,懲治閹黨、重組內閣、起用袁崇煥,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兼薊遼督師。袁崇煥離開廣東回到北京,在紫禁城平台接受崇禎皇帝的召對。因此,本講分作三個題目:一、督遼餞別,二、平台奏對,三、五年復遼。
一、督遼餞別
前面講過,遼東巡撫袁崇煥取得寧錦大捷後,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獎賞,反遭閹黨訐告,他憤悶難紓,於是以身體不好為由辭職。得到批准後,遂於天啟七年即天聰元年(1627年)七月初二日,離開寧遠,經山海關,路過北京,回到老家廣東東莞,重溫鄉情和親情。
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袁崇煥離家到北京參加科考算起,至今已經十年沒有回過老家了。這十年中,他的長兄崇燦、堂兄崇茂、親叔子騰、父親子鵬先後病故。按照明朝禮制,官員遭父母之喪,稱「丁憂」(「丁憂」一語出自《尚書·說命上》),要回家「守制」,就是為父母守孝。前面講過,袁崇煥得到父喪訃函時,離任奔喪,剛到豐潤,就接到聖旨:「東事殷殷,寧前重地,袁崇煥不準守制,著照舊供職。」袁崇煥先後上《初乞終制疏》、《再乞守制疏》、《三乞給假疏》,都沒有獲准。所以他父親子鵬病故,他也未能回家守喪。後來他派人把母、妻接到關外,居住寧遠,共同守城。
此番袁崇煥辭職回鄉,會親友,游山水,難得清閑,可以享受久違的親情和友情。袁崇煥寫了《約同人游拾翠洲》詩:
春風十里五羊城,
拾翠洲前綠草生。
君若來時須並馬,
一樽同去聽流鶯。
他的心情輕鬆而愉快。他還倡議募修廣東羅浮山名勝,重修三界廟。後來回憶說:「去冬,余告歸。方謂築室其中,為終焉之計。」這說明袁崇煥當時對官場有些心灰意冷,打算退出是非窩,在家鄉悠然隱居。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袁崇煥離職後整整50天,就是八月二十二日,朝廷發生重大變故:天啟帝病死,崇禎帝繼位。我算了一下,寧遠到廣州約5000里,按照當時的行程每日以80里計,袁崇煥大概需要兩個月左右時間才能到達廣州,也就是說,袁崇煥還沒到家,天啟皇帝已經死了。崇禎帝辦理完皇兄天啟帝的喪事後,從十一月初一日起,著手懲治閹黨。十九日,起用袁崇煥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添注右侍郎事。十二月,崇禎帝命已被貶黜的東林黨人錢龍錫、李標、劉鴻訓等為大學士、尚書要職。後又起複並任命東林黨人韓爌為內閣首輔。袁崇煥在朝中的奧援者,逐漸恢復或晉陞了官職。
崇禎元年即天聰二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崇禎帝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登、萊、天津軍務。袁崇煥的官職,兵部尚書是正二品;右副都御史是虛銜;督師是實職,管轄薊(州)、遼(東)、登(州)、萊(州)、天津軍務。因薊州、天津、登萊等地另有巡撫專責,所以袁崇煥實際上主要管轄山海關外遼東地區的軍政事務。按照當時的軍制與官制,在外帶兵的文臣,最高官銜是督師,通常以大學士兼任;其次是總督或經略,由兵部尚書或侍郎兼任;再次是巡撫,由侍郎兼任;巡撫之下才是武官中最高的總兵官。袁崇煥原來不是大學士,也不是尚書,卻有了大學士方能得到的遼東最高官銜——督師。這時距他做七品知縣只有六年。
朝廷為什麼會重新起用袁崇煥呢?根據《崇禎長編》元年四月丙午的記載,推薦袁崇煥的理由其實就是十個字:「不怕死」、「不愛錢」、「曾經打過」,前六個字好懂,「曾經打過」這四個字不好懂。《崇禎長編》是崇禎帝死了之後修的,這時候已經是清朝,清人把這句話作了刪改,說全了應該是「曾經與奴打過」六個字,就是說曾經與努爾哈赤和他兒子皇太極打過,並且取勝了。因為這個原因,朝中一些大臣建議崇禎皇帝重用袁崇煥。
朝廷敦促袁崇煥儘快到北京就職,催促使者,絡繹道路。
得知袁崇煥升任薊遼督師、並馬上到京赴任的消息後,20位粵籍名士相聚在廣州名剎光孝寺,為他賦詩繪圖,宴會送別。這成為廣東文壇史上的一段佳話。席間,趙焞(dūn)夫作山水畫一幅,諸友題詩,袁崇煥也題了詩,圖詩名《膚公雅奏》。《膚公雅奏》這個典故出自《詩經·小雅·六月》:「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毛傳:「膚,大;公,功也。」就是向朝廷奏報大功。這幅《膚公雅奏》圖詩當由袁崇煥珍藏,他蒙難後,被民間輾轉收藏。清光緒四年(1878年),王鵬運在北京給《膚公雅奏》作題跋。1921年江翰攜其到天津,羅振玉認為是真跡並作跋。1935年東莞籍學者倫明、張仲銳、容庚三人集資,以《東莞袁崇煥督遼餞別圖詩》為名,影印50本,分送各大圖書館。1958年,原件曾在香港舉行的廣東歷代名家書畫展覽會上展出,現收藏在港澳民間。
今人汪宗衍、顏廣文等對《東莞袁崇煥督遼餞別圖詩》的題詠者作了考證,從中可以了解到袁崇煥在廣東所交的朋友和所受到的影響。
這21位人士可分為五類。
第一類趙焞夫。畫家。這幅《膚公雅奏》圖,充滿了詩情畫意。畫中有藍天、碧水、青山、綠樹、麗亭、小舟;小舟寓意給袁督師送行。
第二類袁崇煥和陳子壯。陳子壯,廣東南海人,和袁崇煥同科進士,陳為第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陳子壯在做浙江主考官時出題諷刺魏忠賢,因而被罷官。袁崇煥起複後陳也起複,官至禮部侍郎。後陳在廣東起兵抗清,戰敗被俘不屈而死。
第三類黎密、歐必元、韓暖、區(oū)懷年、鄺瑞露等。他們出身於廣東名門望族,以名流自居,以詩社為聚,或議論朝政,或遊歷山水,期待著為朝廷重用,一展宏願。其中,黎密,番禺人,明末清初與萬元吉等守贛州,城破殉死。歐必元,順德人,崇禎末以鄉薦任廣東巡撫,旋受排擠,還鄉修志。其兩個兒子後來都死在抗清戰場上。韓暖,博羅人,後做過縣令,清軍南下,「扶義捐軀」。鄺瑞露,南海人,出身富家,少年神童,成年後經歷坎坷,著書作詩。他在一首詩序中寫到:其兄「有扶風越石之志,以驃騎從袁督師,死於邊」。區懷年,高明人,與父、叔三人皆負詩名,清初歸隱故里。
第四類鄧楨、梁稷、傅於亮等。他們出身平民,熟習經史,粗通武略,投身袁崇煥麾下為幕客。其中,鄧楨,袁崇煥做遼東巡撫時即為幕客,後再次追隨袁崇煥到遼東,曾受袁托返粵募修羅浮名勝。梁稷,後出塞為袁崇煥幕客,袁死後參與復社活動,與黃宗羲結為至交。傅於亮,也做過袁崇煥幕客。
第五類釋通炯(光孝寺主持)、釋通岸、釋超逸,均為廣州光孝寺高僧。他們雖身為禪師,卻積极參与世俗事務,主動結交廣州宦紳,使光孝寺成為晚明廣東士子名流吟唱和議論國事的重要場所,也成為廣東士人抗清失敗後,避世入佛的重要寺廟。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朋友是自己的鏡子。在光孝寺為袁崇煥餞行的都是他的同鄉、朋友,都受到他浩然正氣與愛國精神的感染。他們與袁崇煥有許多的共同點:都有熱血報國的激情,也都有知識分子的自豪與輕狂。從他們身上折射出袁崇煥的影子。
《袁崇煥督遼餞別圖詩》上的題詩,其主旨是:
第一,望他建功立業。以陳子壯「此去中興麟閣待,燕然新勒更何辭」、釋通炯「勛業豈歸蕭相後,壯圖應占祖生先」為代表。
第二,詠他豪爽性格。陳子壯說他「高談」、傅於亮說他「笑談」、鄺瑞露說他「談鋒」,都道出袁崇煥的豪爽性格。
第三,勸他知進知退。詩中有6人11次提到黃石公、赤松子、素書等,如鄺瑞露的「行矣莫忘黃石語,麒麟回首即江湖」的隱誡。這個典故是說張良功成隱退,才避免被劉邦所殺。他們預見朝政昏暗、黨爭激烈,而對袁督師勸以良言。
在這次餞行宴會上,袁崇煥慷慨賦詩:「四十年來過半身,望中祇樹隔紅塵。如今著足空王地,多悔從前學殺人。」
袁崇煥辭別餞送的文友、法師等,乘舟登車,急奔北京。
二、平台奏對
崇禎元年即天聰二年(1628年)七月,袁崇煥到達北京。十四日,崇禎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對朝廷大臣和薊遼督師袁崇煥。
紫禁城一側,這裡是明代的平台有的書或電視劇說:平台是一座依宮而建半邊向陽的閣台,憑欄處日可觀花看景,夜可邀風賞月云云。這都是藝術家們的想像。我們在前面曾經講到過,皇宮建極殿(今保和殿)以北居中為雲台門,其兩側為雲台左右門,又名平台。這裡沒有一泓池水,也沒有可賞之花。明朝皇帝「召對」群臣制度,從萬曆中期怠政便中斷。泰昌、天啟兩朝,沒有進行「平台召對」。崇禎帝繼位以後,崇禎元年(1628年)從正月到八月,崇禎帝在平台頻繁召對群臣,商討國事。因在平台召對廷臣,所以叫「平台召對」。而袁崇煥是在平台召見時,「奏對」崇禎帝,所以,我稱作「平台奏對」。
七月十四日,崇禎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對大學士劉鴻訓、李標、錢龍錫等和薊遼督師袁崇煥。崇禎帝這時登極還不到一年,就在平台召見袁崇煥,可見他對遼東戰局和袁崇煥本人的重視。
袁崇煥的「平台奏對」展現了他的豪情和悲慨。《崇禎長編》記載:「召廷臣及督師袁崇煥於平台。帝慰勞崇煥甚至。崇煥銳然以五年復遼成功自許,慷慨請兵械、轉餉,凡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相呼應,始可成功。帝是之。命即出關,紓遼民之望。」(《崇禎長編》崇禎元年七月癸酉十四日)《明史·袁崇煥傳》也記載,袁崇煥向崇禎皇帝表態說:「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而且具體闡述了復遼的策略:「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
崇禎帝諭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
崇禎帝同袁崇煥對答完之後,稍事休息。
休息之後,崇禎帝又回到平台,繼續議事。袁督師即再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就是說,遼東的事情很難,實現五年復遼的目標,需要戶部、工部、吏部、兵部給予支持和配合。崇禎帝當即「飭(chì)四部臣,如其言」。就是當即指示戶、工、吏、兵四部,在糧餉、器械、用人、兵將方面,都要事事給予支持。
袁崇煥又提出:「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就是擔心有人進讒言,從中掣肘。
崇禎帝傾聽袁崇煥的講話。然後,諭袁崇煥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崇禎帝優詔慰答袁崇煥。
這次崇禎帝平台召見袁督師,主要內容是:
第一,崇禎帝對袁崇煥示慰勞,賜尚方劍,以示重用。
第二,袁崇煥向崇禎帝表示:五年時間,恢復遼東。
第三,袁崇煥為五年復遼,提出五項具體請求——戶部糧餉、工部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言官輿論,特別是兵械與糧餉方面,要給予支持、配合。崇禎帝答應了袁督師的上述請求。
兵部尚書、薊遼督師袁崇煥,受命後帶著尚方寶劍,乘騎出關。其《再出關》詩云:「馬自趨風去,戈應指日揮。臣心期報國,誓唱凱歌歸。」
從袁崇煥的平台奏對可以看出,他有捨身報國、恢復遼東的豪情,也有憂讒畏譏的顧慮,豪邁中帶著悲慨。而對袁崇煥提出的「五年復遼」的規劃,歷來存在爭議,下面作簡要分析。
三、五年復遼
袁崇煥的「五年復遼」四個字,是否大話、空話?是否失言、諛言?從當時,到現在,有不同聲音、不同評說,下面作簡要分析。
有人認為袁崇煥「五年復遼」是「漫對」,是「自失」,是袁崇煥「聊以是相慰」崇禎皇帝的「焦慮聖心」。這段話出自《明史·袁崇煥傳》記載「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wǔ)然自失。」怎樣看待這段記載與論斷?有加以考據與分析的必要。
第一,仔細一查,事有出入。《崇禎長編》、《今史》都沒有記載這件事;《明史·袁崇煥傳》說事情發生在「召對」休息時間;《崇禎實錄》又說此事是在「召對」後袁崇煥出了午門發生的對話。因此,這段記載是實是虛,值得再考證。
第二,事屬推論,證據不足。有人認為:「事已到此,還有話說」云云。袁崇煥以前任熊廷弼、孫承宗都遭到朝廷小人、奸人、閹人、庸人的嫉妒,遭人排斥與陷害,而不得竟其志,甚至於被殺害。於是,袁崇煥再上言:「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禎長編》將此事記於平台召對後的兩天,即十六日,而不是奏對的當日。
第三,時差兩天,移花接木。有人認為袁崇煥奏對時又沉重地說:「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這條也是七月十六日的上疏,而不是平台召對的話。《明史·袁崇煥傳》卻將這件事記載於平台奏對。這或有「移花接木」之嫌需要進一步考證。
第四,早有準備,態度認真。其實,袁崇煥的平台奏對,態度應當是認真的,醞釀應當是很久的,設想應當是慎重的,計劃應當是可行的。崇禎元年即天聰二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他受命為兵部尚書兼督師薊遼,到七月十四日平台奏對,中間98天,三個多月的時間。特別是在來北京的路上,他想得最多的是「復遼」的問題。袁崇煥受召後,扶病兼程,疏陳方略。初七日,行至阜城,看到邸報中崇禎帝對自己奏疏的批示。我認為,「五年復遼」不是「漫對」,也不是「失言」,更不是滿足崇禎皇帝的「焦慮聖心」,而是基於他對當時形勢的分析與判斷。
第五,五年復遼,為其追求。正如後來袁崇煥在殺毛文龍奏疏中所說:「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至於後來「五年復遼」的事實成為泡影,於是就有「事後諸葛亮」者以「失敗」來推論「當初」。
應當指出:當時明朝人對於遼東形勢有悲觀派和樂觀派兩種分析。悲觀派如王在晉,主張在山海關外八里鋪再修一座城護衛關城;樂觀派如袁崇煥主張「五年復遼」。袁崇煥是樂觀派,他對「彼」與「己」的分析是:
對「己」——
(1)皇帝英睿(對他超乎尋常信任);
(2)內閣新東林內閣;
(3)七卿六部尚書和左都御史主要是東林黨人;
(4)統帥自任兵部尚書兼薊遼督師;
(5)戶部供應糧餉;
(6)工部供應器械;
(7)吏部遴選官員;
(8)兵部作戰協調;
(9)言官不亂彈劾;
(10)兵略有寧遠、寧錦兩次大捷的經驗。
對「彼」——
(1)老汗努爾哈赤敗死在自己手下;
(2)後金汗位交替,內部不穩;
(3)皇太極在寧錦也曾敗在自己手下;
(4)遼民對後金普遍不滿與反抗。
對「友」——
(1)蒙古林丹汗有盟約支持明朝;
(2)朝鮮李朝國王李倧(zōnɡ)也對後金不滿。
以上16條因素,如果最佳組合,「五年復遼」是可能的。認為袁崇煥「五年復遼」是「斗膽在君前『戲言』」的論斷,缺乏史據,值得商榷。然而,袁崇煥的悲劇在於,他對「己」、「彼」、「友」關係的變數考慮不周,對明朝痼疾認識不夠,對後金新政估計不足,對政治與軍事全局判斷失誤,從而留下隙缺—皇太極的「天聰新政」出了一個奇招,就是「出其不意,攻其心臟」—突然襲擊,攻打北京。於是,整個一盤棋全被攪局了,釀成了袁崇煥「五年復遼」化作泡影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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