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亮：清末皇族內爭與袁世凱復出

隆裕與袁世凱被罷之關係

1909年1月2日，袁世凱被清廷罷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在被罷之前，袁世凱身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並與領班軍機慶親王奕劻結好，權傾朝野。此等人物突遭免職，必定出自清廷的權衡定奪。故而要弄清袁世凱被罷緣由，首先有必要了解當時清廷的權力構架。

袁世凱被罷免時距離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相繼離世不到兩個月。慈禧臨終遺命雖稱「嗣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授權載灃為其兒子幼帝溥儀攝政並監國，但同時補充「遇有重大事件，必須請皇太后懿旨者，由攝政王隨時面請施行」。[5]這意味著攝政王並不能乾綱獨斷，遇有重大事件，須向皇太后請示，隆裕皇太后可以對載灃進行牽制。儘管時人認為「隆裕初無他志，唯得時行樂而已」，[6]但作為光緒帝皇后、慈禧侄女，經歷過多年宮廷政治熏陶，其權力意識與手腕仍不可輕視。隆裕與光緒帝並無親生子嗣，其權力源自她與新帝溥儀的關係。光緒離世當天，慈禧懿旨宣布溥儀「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併兼承大行皇帝之祧」，[7]兼而繼承穆宗（同治帝）與光緒帝兩人之位，卻並未明示太后人選。由於穆宗此時尚有幾位妃子存世，故而隆裕地位尚未明確。直到第二天得知慈禧臨終懿旨有「兼祧尊為皇太后」相關內容，隆裕「始愜心」，[8]聲言「既如是，我心慰矣」，[9]足見其擁有權力之始即未超然物外。

慈禧臨終懿旨奠定了宣統朝載灃、隆裕互為牽制的權力格局，卻對二者權力界限仍有模糊之處。何為「重大事件」，其中有著不可捉摸的權力空間，留待載灃、隆裕自行博弈。在新舊權力交替的間隙，隆裕亦迅速採取種種措施，鞏固自身權力。在慈禧去世的第二天，隆裕就以「攝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的形式向外界發布懿旨，行使太后之權。[10]這些雖然只是一種形式，但在封建體制之下卻有不少政治含義，例如，擬旨時張之洞就曾對「攝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這些措詞比較在意，提出「此件系發端之初，宜再斟酌」。[11]同一天，隆裕還專門向載灃傳達懿旨「各宮妃嬪不得傳見攝政王」，[12]防止原同治帝的妃嬪等人參與政權，突出其在宮中的獨大地位。在詔告天下正式確定「隆裕」皇太后徽號的第二天，又發布懿旨「皇帝尚在沖齡，一時未能臨幸頤和園。著該管大臣飭令司員等，將殿座陳設妥為封存看守」，[13]藉此向外界表明不會甘心頤養天年，而是會通過與幼帝的關係參與到政權當中。

載灃在攝政之初亦在不斷強固自身權力，但很多時候卻需要仰仗隆裕的支持，不得不小心行事。與隆裕一樣，載灃自然不願其他敏感人士與隆裕過分接近。恭親王溥偉原本是承繼光緒皇位的重要候選人，兩宮病危之時，曾「在內盤旋一晝夜未出」，覬覦大位。載灃攝政的第二天，就立即傳隆裕懿旨，規定除值班人員外，均不準在內住宿，「即是為溥偉而發」。[14]然而溥偉似乎並未就此收斂，傳聞他在慰藉新皇太后的悲傷之際，被委託萬事翼贊，「於是自行要求停留宮中參與國政」，[15]這不能不引起載灃的擔憂。據說載灃「聞有口傳懿旨，大懼」，於是 「急邀奕劻入見隆裕，言溥偉悖狀」。[16]最後降下諭旨：「黜陟賞罰，悉聽監國攝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應恪遵遺命，一體服從。懿親宗族，尤應懍守國法，矜式群僚。」[17]載灃藉助隆裕鞏固了自己的權威。

宮廷政治，禮制森嚴，甚至有謂「在宮廷內錯走一步便是死罪」，[18]而禮節的尊榮與否往往意味著權力的高低。載灃攝政時年僅20多歲，資歷尚淺，據說「當時各皇族間輕視攝政王，在編定攝政禮節的場合亦分為尊崇派和輕視派兩派，形勢最為不安」。[19]最後制定的禮節也是經過隆裕審閱同意才進行公示，「業由監國攝政王呈請皇太后御覽」。[20]其中明確規定「監國攝政王在皇太后前稱臣，行臣禮」，[21]以示太后與攝政王的高下之別。載灃為人「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22]在光緒、慈禧大喪百日期間內發生罷免軍機大臣袁世凱這樣的「重大事件」，很難想像載灃會不經隆裕許可而貿然行事。

由於袁世凱權勢過盛，不免會讓隆裕、載灃有所忌憚。而且，戊戌變法時期袁世凱向慈禧告密出賣了光緒，隆裕與載灃對袁世凱皆無好感，都有罷免袁世凱大權的動機。但在共同原因之外，亦有個人因素。如前所述，隆裕所牽掛的皇太后一事直至慈禧臨終方才確定，其中尚有頗多波折，袁世凱實為阻力之一。

在選擇光緒繼承人問題上，據皇族高級軍官良弼得到的消息，袁世凱先前嗾使御史封奏以恭親王溥偉繼承帝位，後來又勸醇親王載灃自行即位，甚至主張如有督撫反對，則妥當壓制。[23]肅親王善耆也證實：「兩宮危篤之際，西太后傳旨光緒帝，立溥儀為皇儲，帝因溥儀年幼，有另立年長者的意旨。軍機大臣等再三評議，袁世凱突然向醇親王勸告，應自行為帝」。[24]另據《泰晤士報》報道，在慈禧召開的立儲會議上，慶親王奕劻提議溥倫貝子繼位，以恢復長子相繼的舊制，也得到袁世凱的熱心贊同。[25]

由此看來，或許是有鑒於晚清垂簾政治導致的諸如「辛酉政變」、「戊戌政變」之類的政壇風雨，袁世凱主張以成年皇族繼統大位，以利權力的統一。但這種提議顯然會摒絕隆裕挾幼帝以自重的機會。

良弼、善耆在描述袁世凱被罷免緣由時，都將袁世凱先前勸載灃自立為帝一事作為主因之一。[26]亦有史料佐證隆裕同為袁世凱被罷事件的重要推手，軍機大臣張之洞的門人在記述此事時稱，「監國攝政王秉太后意，命軍機擬旨，禍且不測」，因張之洞認為「主上沖齡踐祚，而皇太后啟生殺黜陟之漸，朝廷有誅戮大臣之名非國家之福」，於是「反覆開陳，始命回籍養痾」。[27]曾任清廷起居官的惲毓鼎用暗語致函端方透露所知罷袁隱情，亦說是「伏皇后曾奉獻帝衣帶詔，

使除曹阿瞞以復仇，相王亦與聞焉」，暗指隆裕奉光緒密詔除袁之事。又提及張之洞曾力保袁世凱之才可用，而載灃回應「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無顏以見元祐皇太后」，張之洞「乃不敢置詞」。[28]有皇族成員甚至認為，「光緒故後，隆裕在他的硯台盒內，發見有光緒親用硃筆，寫的『必殺袁世凱』的手諭，即交載灃處理」。[29]這些描述雖略顯誇張，但所述隆裕態度並非全無根據。

在被罷免的第二天一早，袁世凱就匆忙攜其子袁克定逃往天津。據袁世凱的心腹時任民政部右侍郎的趙秉鈞所言，在發布免職上諭後，沒想到宮中又從西太后文匣中發現近年來梁鼎芬等人彈劾袁世凱的幾封密奏，涉及其在戊戌政變時對光緒所用陰謀，聽說會加重處罰，袁世凱感到危險才迅速逃離。[30]光緒、慈禧去世之後，所留遺物應當由隆裕掌管，[31]在袁世凱被罷之時恰好傳出慈禧所存不利於袁世凱的密折，自然與隆裕有著密切關係。

正是由於隆裕同樣有驅袁動機，才使罷免袁世凱成為可能。據載灃記載，在罷袁當天，其曾「仰蒙皇太后召見於長春宮」，[32]兩人商談的應該就是這一「重大事件」。隆裕參與罷袁決策的說法也得到溥儀的認可，「結果是隆裕太后聽從了張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凱回家去養『足疾』」。[33]另外，日本方面當時也得到過相關情報：「據傳促使這位溫厚謙讓的攝政王此次決意的一個原因是皇太后對袁的感情也與攝政王相同，促成其下此決心。」[34]

載濤舉薦袁世凱與隆裕之阻

儘管隆裕與載灃在罷袁一事上立場一致，但袁世凱去職後隆裕並未善罷甘休，而是利用太后地位不斷干預袁世凱復出。

隆裕雖然沒有像慈禧一樣垂簾聽政，但經常以賞賜大臣的方式間接參與朝政。她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賞賜載灃及其他軍機大臣，受賞之人通常第二天都會謝恩，隆裕則在他們履行謝賞禮節時實現召見實質。載灃雖為攝政王，也在慈禧去世後經常「仰蒙皇太后賜給食品」，並須「叩謝慈恩」。[35]那桐、徐世昌出任軍機大臣後亦不時得到隆裕賞賜，他們同樣會照例謝恩。隆裕在召見軍機大臣時，有時會「詳詢諸事」，召見時間甚至還會選擇在早朝之前。[36]可想而知，在召見大臣過程中，隆裕想要對政治事務施加一些影響，並非難事。

隆裕對朝政的影響，還可從端方革職一事略窺一斑。端方原任兩江總督，由 於直隸總督楊士驤病故，受命繼任直隸總督。其在進京陛見時連續兩天受到載灃接見，「午帥奏對，每日均有三小時之久，條理井然，頗蒙攝政王所嘉許」，[37]足見載灃對端方的看重。但在幾個月後就因慈禧歸葬東陵時「沿途派人照相」等小事而革職。[38]據說「攝政王尚無惡於彼，頗欲全之」，但因「隆裕太后怒之甚，謂孝欽皇太后若在，誰敢然者」而最終無果。[39]《泰晤士報》也認為「端方的免職讓攝政王大失臉面」，隆裕攬權「從攝政王的親信直隸總督端方的革職中首次展現」。[40]

載灃作為攝政王「性極謙讓」，[41]即便袁世凱也覺得其「有謙讓的美德」， 「毫無擺弄權威之風」。[42]然而載灃「並非是個完全沒有主意的人」，為了維持統治，對兵權最為看重。他在攝政不久即著手組建禁衛軍，派親弟載濤擔任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後來成立的軍諮處亦由載濤掌管。另一弟載洵則控制海軍。[43]由於載灃的信任與支持，載濤地位與日俱增。在此後隆裕、載灃的權力博弈中，載濤起到了重要作用。

載濤對宣統朝政產生顯著影響始於1910年８月17日撤換軍機事件。這一天軍機大臣世續、見習軍機吳郁生雙雙被撤，代之以毓朗與徐世昌二人接替。[44]載濤此前曾在日本及歐美各國考察，於半個月前回到北京，回國後大為感慨各國政務運用之美，認為「大清以未具世界知識的老朽之徒掌控樞機，無論如何焦慮，都無望達到國運昌盛」。故而肅親王善耆判斷，此次變動「毫無疑問，是因濤貝勒巡遊各國慨嘆自國國情衰頹之餘向攝政王進言，建議為了國運昌盛，必須果斷進行內政革新」。而新任軍機大臣毓朗「有濤貝勒一派之代表的意思」。[45]日本公使伊集院獲得的另一情報亦同樣證實：「軍機此次更迭自不用說是出於濤貝勒的獻策。」[46]

載灃自攝政以來，除罷免袁世凱以那桐代替之外，還曾兩換軍機。一次是張之洞去世，以戴鴻慈取代；一次是戴鴻慈病故，讓吳郁生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都是在原軍機大臣去世後才更換。[47]此次同時撤換兩名軍機大臣，甚至包括世續這樣的顧命元老，不免讓外界大為吃驚，正如日本公使所觀察：「此次變動對於在該國的內外人士來說均有晴天霹靂之感。」[48]當天朝堂之上有發言權的軍機大臣僅那桐一人，[49]即便那桐亦未預聞其事，感嘆「朝局一變，殊出意外」。[50]事實上，那桐對於世續去職一事似乎還頗為不平。[51]由此可見，載灃已經有了改變既往政治格局的想法，而這正是在載濤的推動之下產生的。

此次軍機更動之時另一軍機大臣鹿傳霖已病重危篤，[52]但毓朗、徐世昌二人取代的只是世續與吳郁生，預示著鹿傳霖死後軍機變動仍有後著，很可能另有替代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天，清廷又任命唐紹儀署理郵傳部尚書。「眾所周知，唐是袁世凱的忠實追隨者」，故而英國代理公使麻木勒認為，「如果他決定擔任這一職務，或許會替袁世凱逐步重返政壇鋪平道路」；據他了解，「總的推測是政府正在同袁世凱進行談判，準備召他回軍機處接替鹿傳霖留下的位置」。[53]日本公使亦認為，如果任用唐紹儀出自袁世凱建言的話，只不過是在投石問路，根據其結果，或許又繼而有端方的起用，進而有袁宮保之出山亦未可知。[54]外界猜測，起用唐紹儀與袁世凱的復出不無關係。

袁世凱遭到罷免，與他派遣唐紹儀推進中美關係抵制日本的外交戰略也有一定關聯。[55]然而到了1901年７月，日本與俄國簽訂第二次密約，並著手吞併朝鮮，中國東北危機日趨嚴重，不能不引起清廷的注意。據新任軍機毓朗透露： 「日俄協議以來，此方作為應對之策，與美國協作之說得勢，有議論認為應與該國訂立某種密約」，[56]原軍機大臣瞿鴻禨亦認為：「日俄密約的結果讓親美派得到了機會，北京政府一定時期內會傾向於實行袁氏一派之前主張的親美政策」，並且判斷 「此次軍機變動為袁世凱復出的前兆」。[57]在此背景下，之前主導中美親近的袁世凱，自然容易受到剛從歐美考察歸國的新貴載濤的青睞。

載濤舉薦袁世凱一事當時報刊曾有報道：「自濤貝勒回國即向監國前力請起用項城」。[58]而日本公使獲得的情報較為詳細：載濤在建議載灃改革朝政時，頻頻述說起用袁世凱之必要。各國所到之處，沒有不知袁世凱大名，在國事舉步維艱之際應迅速起用授予要職。載灃大為心動，然後由慶親王派人前往河南向袁世凱傳達載濤及載灃的意見，勸告他同意此時復出，但袁世凱以病未痊癒為借口沒有同意。進而慶親王以書信再次勸其出山，袁世凱回復稱，希望先起用唐紹儀，代替自己授予要職。於是就起用了唐紹儀。[59]另外，日本公使還從受其操縱的屬於袁世凱派系的某位政客處得到類似消息：載濤歸國後，慶親王秉承載灃意思，通過他人與袁世凱就起用一事進行了三次商談，但是袁世凱考慮到在中央沒有牢固的根基而婉言謝絕。總之，決意推舉唐紹儀，先觀察其今後的情勢之後再定去就。[60]唐紹儀在出任署理郵傳部尚書前還曾特意道經彰德會晤過袁世凱，[61]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此，面對日、俄壓力，力促軍機突變的載濤兼而薦舉袁世凱復出較合情理，載灃態度有所鬆動。然而，袁世凱被罷免除了載灃力主外，隆裕的支持也是重要因素，故而她對軍機變動以及袁世凱的態度不容忽視。袁世凱推舉唐紹儀先行復出試探或許亦因如此。

清廷政治上的爭權奪利往往表現在人事變動上。《泰晤士報》觀察，此次軍機大更換，是因為載灃受到隆裕率領的原西太后派的壓迫，不得已而為之。[62]不久之後，原陸軍部大臣鐵良被外放為江寧將軍，亦被認為是「實欲減削太后黨之勢力」。[63]值得注意的是，在撤換軍機大臣期間，載灃並未與隆裕見面，直到變動已定後才蒙隆裕召見。[64]載灃在撤換軍機這樣的「重大事件」上如果未與隆裕商量，無疑是對其權威的一種挑戰，自然難以得到她的認可。毓朗之弟毓盈記述稱：「微聞某方面訴之皇太后，太后怒，召攝邸，欲收回成命，攝邸固持不可，乃已。」[65]另據皇族載潤回憶，隆裕對於此次軍機變動甚為不滿，「不數日，隆裕即迫令載灃將此二人撤去。載灃始則婉言請稍從緩；隆裕復以言語相逼。載灃不得已，以太后不應干預用人行政之權為對，隆裕始無可如何」。[66]

由於載灃的堅持，隆裕面對既成事實雖不便與其公然決裂，但袁世凱復出一事定會受到影響，而唐紹儀面臨的處境亦會艱難。此時朝廷要員中與隆裕關係甚為密切的當為度支部尚書載澤，「隆裕妹為載澤妻，常往來宮中，通外廷消息」。[67]據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了解，載濤主張重新起用袁世凱的建議「遭到以載澤為首的一派的激烈反對」。[68]此外，湖廣總督瑞澂為載澤姻親，當屬隆裕、載澤一派。據日本公使消息：「湖廣總督瑞澂此次進京受攝政王接見之際，毫不客氣地極力彈劾唐紹儀的人品斷不可用。」[69]

或許是出於對以上政治局勢的了解，唐紹儀逡巡兩月之久才進京赴任。在日本公使看來，由於袁世凱復出無望，唐紹儀在朝廷中幾乎遭到孤立。[70]事實上，唐紹儀上任幾個月後就「因病乞解職」，清廷以投靠載澤的盛宣懷代替。[71]載濤此次的薦袁之舉，因隆裕的阻擾而最終受挫。有報刊曾報道，隆裕「尤忌濤郡王奮發有為」，而「召用袁世凱等事因而亦遭阻力」。[72]

內閣總理之爭與袁世凱復出阻力漸減

載灃撤換軍機大臣的風波過後，清廷政局並未平息。1911年5月8日，「皇族內閣」正式出台，奕劻任內閣總理。然而，因奕劻反覆力辭，清廷隨即又諭 「儻至數月以後，精力實有難勝，彼時再候諭旨」，[73]這意味著幾個月後內閣總理一職將有變動。由於袁世凱聲望甚高，皇族各派圍繞內閣總理之爭多有拉攏袁世凱之意，袁世凱復出阻力漸減。

清廷不顧輿論攻擊，悍然成立「皇族內閣」，其目的是想將權力掌控在皇族之手。照此思路，第二任內閣總理應當仍從皇族親貴中產生。於是，「第二次總理仍將為皇族之風說，漸傳播於人口」。[74]正如輿論分析：「親貴中約分三黨：一曰慶邸；二曰濤、朗兩貝勒；三曰澤公。三黨中各有勢力，各不相讓」。[75]如果奕劻幾個月後獲准辭職，第二任內閣總理將可能從載濤與載澤兩派當中產生。

載濤時任軍諮府大臣，代其兄載灃分管兵權，其政治地位從撤換軍機大臣一事後急速上升。甚至有謂 「不能不結交者，濤公一人。此公能結好，永無後慮」。[76]為了樹立改革、清廉的形象，載濤不僅支持學生的剪辮運動，還上奏處分了給其送禮的江北提督雷震春。[77]故而有輿論認為，「慶之衰庸誠不如濤之開展」，「諸親貴中多以好貨聞，其差強人意者為濤邸」，建議奕劻「避賢讓位以娛其天年」。[78]但載濤年僅24歲，缺乏政治經驗是其劣勢。有報道引自內廷消息，奕劻也向載灃推薦載濤，但遭到載灃的否決，「指濤貝勒為年輕望淺均恐必致貽誤」。[79]良弼及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在與日本公使見面時也證實了此類消息：慶親王頻頻勸說載濤承負此任，並屢屢向攝政王上陳此意，但攝政王認為載濤年輕缺乏經驗，因而沒有同意。[80]

鎮國公載澤時年43歲，曾作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憲政，有一定的立憲聲望，可以迎合輿論要求立憲的主張。他又任度支部尚書多年，掌管財權，「雖比肩各部大臣之列，然其權實與慶侔」，[81]而且載澤幼時在醇親王府生活過，與載灃關係密切，「載灃經常稱他為大哥，他給出過許多主意」，[82]被視為「攝政統治的雙手」之一。[83]照理應為繼任最佳人選。在競爭首任內閣總理時，外界就認為在奕劻之外擬定的是載澤。[84]現在「惟數月後慶邸定行辭職」，故而有論認為「總理大臣一席舍澤公莫屬」。[85]然而，由於載澤與隆裕關係密切，「澤夫人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宮禁」，[86]深為載灃顧忌。載灃、隆裕的權力都受之於慈禧，而隆裕權勢擴張的終極莫過於重現慈禧垂簾。據日本情報部門了解，此前陸軍部尚書鐵良、協辦大學士榮慶等曾想請隆裕垂簾聽政，「太后也稍為所動」。[87]外界亦流傳「滿洲八大臣聯名請隆裕垂簾」之事，鐵良被外放為江寧將軍，據說就是載灃「疑其與謀」之故。[88]如果載澤出任內閣總理，無疑會加強隆裕的政治影響力。據良弼、吳祿貞所言，奕劻也認為載澤與隆裕關係密切，必然會與以載灃為中心的載洵、載濤一派關係不協，故而自己不能推舉其為繼任人選。[89]諮議局議員聯合會亦了解到，「現在朝廷所以不得不用慶王之故，確係為抵制垂簾」。[90]

載濤與載澤作為總理人選皆不理想，由誰繼任奕劻之職成了難題。據肅親王了解，由於找不到繼任內閣總理的合適人選，「攝政王格外憂心」。[91]另外，皇族內閣出台之後飽受輿論攻擊，如何安撫民心亦為另一難題。因此，讓資歷老成的奕劻繼續留任不失為一種辦法。有消息稱，奕劻的真實想法是起用袁世凱為協理大臣，自己繼續擔任內閣總理。日本公使站在旁觀者角度，也肯定這種方案，並且認為載灃為留住奕劻，必定會同意他的要求，而隆裕即便不認可袁世凱，但鑒於內閣總理繼任人選難以抉擇，也不便強行阻攔。[92]

還有一種方案，即載濤與載澤繼任內閣總理，由袁世凱出任內閣協理進行輔佐。莫里循推斷：「袁將接替蔭昌掌管陸軍部，其後將擢升為內閣協理大臣，以接替即將退休之那桐，同時，總理大臣『一職』將由鎮國公載澤出任。」並且判斷 「上述變動將在10月間資政院再次舉行會議之前實現」。[93]由於了解載澤的處境，加之「近來濤貝勒繼任總理的說法頻頻流傳」，日本公使推測內閣總理可能會從載濤等年輕的近系皇族中任命，進而「在協理中安排有聲望的才幹家擔當輔佐之任」，[94]這個「有聲望的才幹家」則首推袁世凱。

早在清廷決議成立責任內閣之初，袁世凱即為重要的考慮對象之一。東三省總督錫良曾致電朝廷起用袁世凱這些 「舊日聲望素重之大員」以濟時艱，[95]「擬保薦袁世凱、岑春煊、端方三員皆可充總理副總理之選」。[96]奕劻在與英國公使朱爾典會面時亦曾「暗示袁世凱可能被召回北京組成一個新內閣」，對此朱爾典並不感到意外，認為軍機處其他大臣的才幹都比不上袁世凱。[97]後來，袁世凱還曾專門致信奕劻感謝他的「厚期」之情。[98]

「皇族內閣」正式出台時袁世凱雖然未能順利復出，但協理大臣那桐在第二天具奏請辭時就稱讚袁世凱「智勇深沈，謀猷閎遠」，並且薦袁以自代。原奏公然在視為朝政喉舌的《政治官報》上發表，[99]「監國亦居然未加斥責，凡看到官報的人無不詫異」。[100]此後，由於「現華人反對親貴內閣風潮日甚」，外界甚至「謠傳慶親王將薦袁世凱以自代」。[101]另外，徐佛蘇是代表民意的諮議局聯合會機關報《國民日報》的負責人，亦是康有為、梁啟超一派的重要骨幹，他也不得不承認袁世凱的政治影響力。在與日本公使交談時，徐佛蘇就曾預計：將來召開國會之時，作為政黨領袖首先應該看重的當為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三人。由此可見袁世凱受到朝野各方的注目，日本公使認為「袁世凱在將來必定會捲土重來」。[102]

因此，不論採取哪種方案，載灃似乎都有起用袁世凱的需要，袁世凱復出阻力進一步減少。據良弼、吳祿貞透露，關於袁世凱的起用，載灃方面已私下應允，載洵、載濤及那桐、徐世昌等也同意，奕劻原本就應無所異議，終於已到起用之際。但他們同時表示，由於隆裕始終持反對意見，袁世凱能否復出仍不確定。[103]

關於隆裕阻擾袁世凱復出，輿論也有類似報道：「監國亦曾允許，至未能起用之原因，聞為慈宮不甚謂然。」[104]也有消息稱載澤反對袁世凱復出，「在太后前力排袁項城，謂切不可令入內閣，致有類引虎自衛」。[105]如此一來，隆裕以及載澤的態度，或為袁世凱復出的最後阻力。

載澤原本對袁世凱沒有好感，但時過境遷，在與載濤競爭繼任內閣總理時，考慮到他的影響力，似乎有意拉攏袁世凱，「外之復與袁結，務欲慼濤於絕地」。[106]時任郵傳部尚書的盛宣懷被視為「澤公唯一的政治顧問始終不可分離」，據說載澤「不慣於政爭舞台」，是在盛宣懷的鼓動下才參與爭奪內閣總理一職，甚至稱載澤「萬事依靠盛宣懷」。[107]故而盛宣懷對於袁世凱的舉動或可一定程度上傳遞載澤的態度。盛宣懷與袁世凱原為政敵，但在內閣總理繼任人選待定時，盛宣懷通過袁世凱的政治密友端方向其表達「殷勤期望」。在袁世凱致函端方間接回應「惜從前誤聽人言」、「悔不可追」之後，[108]盛宣懷又讓南下的端方帶信給袁世凱：「歷朝賢將相，罕有其匹。際此時局益艱，跂盼東山再起。」[109]端方感知到了載澤一派向袁世凱示好，於是在與袁世凱見面時「傳達了政府的意向」，勸告袁世凱直接答應復出，後來又讓其弟端錦在歸京途中再次向袁世凱轉達此意。[110]

四川保路運動給清政府造成嚴重危機。端方趁機向載澤與盛宣懷建議起用袁世凱，「非有如慰帥其人者，萬不克鎮壓浮囂」，[111]並且欲借湖廣總督瑞澂助勢，「莘帥謂此役項城最宜」，[112]請求載澤及盛宣懷「居中力為主持，能向扆座力陳」，[113]爭取載灃的同意。端方復出原本依靠奕劻、那桐及徐世昌保舉，[114]但其舉薦袁世凱時卻想借重載澤，亦是考慮到載澤背後隆裕的阻力。如果載澤能夠力薦，載灃亦表同意，則隆裕這最後一關就會容易突破。但是，袁世凱早知鐵路收歸國有政策的風險性，[115]此前與盛宣懷書信往來時就表示過 「願長作鄉人，以了余年」，[116]委婉拒絕了復出之請。載澤擔心舉薦袁世凱會頗費周折，不利於迅速處理四川問題，「惟威望重臣真不易求，閣慮未到之先即已決裂，故游移不決」，[117]故而並未特別執著此事。

此後，瑞澂表面上附和端方薦袁意見，卻密函載澤舉薦同樣在野的另一重臣岑春煊。[118]岑春煊實為丁未政潮時期奕劻、袁世凱一派的死敵。在起用岑春煊時，載澤「再三密請」。[119]由於擔心奕劻反對，載澤還「早有伏筆」，特意選擇奕劻請假之日促成此事。[120]然而岑春煊不僅沒有迅速赴任，還要求朝廷先下罪己之詔。端方稱岑春煊「專想作內閣總理斷斷然矣」，要求載澤「留意預防」。[121]奕劻等人亦借題發揮，批評載澤力推岑春煊復出一事，「語皆侵如春，因其屢保公」，讓載澤「尤覺無以對人」。[122]

奕劻原本反對載澤、盛宣懷的鐵路國有政策，[123]現在載澤又趁他請假之機舉薦其政敵岑春煊，雙方矛盾更加激化。載澤請假五日，[124]或許就是在消極應對。隨後奕劻也上奏「懇恩開去差缺」，得到的批複卻是：「該親王雖年逾七旬，精力尚健」，「著毋庸議」。[125]清廷公開宣諭不批准奕劻辭職請求，使得更換內閣總理的懸念暫時告一段落，載澤、載濤一時皆未如願。就在宣諭當天，載澤假期已滿卻又「續假十日」，[126]之後再「續假五日」，[127]恐亦與清廷的此次決策有所關聯。

按照上述分析，清廷如果選擇留任奕劻，則很可能會讓袁世凱復出進行協助。據吳祿貞向日本公使透露，載灃不願載澤繼任總理，擔心會引起隆裕垂簾聽政，載灃看重載濤，但擔心他的能力及經驗不足，故而奕劻的內閣總理之職暫時無法替代，「慶親王再三懇求辭職也不被允許即為明證」。此外，10月22日即將開議的資政院必將討論四川保路運動等議題，「到時將會讓盛宣懷開缺以安撫資政院，慶親王有意推薦袁世凱繼任此職，袁世凱復出或將成為事實」。[128]

綜上所述，武昌起義之前，袁世凱復出時機已經漸趨成熟。儘管如日本公使分析，視袁世凱不啻仇敵的隆裕是袁世凱復出的「唯一障礙」，[129]但與隆裕關係密切的載澤一派，對待袁世凱的態度已漸趨友好。這在袁世凱此後的復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袁世凱辛亥復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此後，袁世凱應詔復出，得到了皇族各派系不同程度的支持與默許。在皇族中，最支持袁世凱復出的當屬奕劻。武昌起義的第二天下午，那桐、徐世昌獲知武昌起義電報後，當即謁見奕劻，邀集內閣成員商議辦法。[130]面對嚴峻形勢，奕劻認為「非宮太保出山，則長江一帶不堪設想」。10月12日朝議，那桐、徐世昌請求起用袁世凱，[131]與奕劻的意見應有一定關係。但是，載灃並未採納二人意見，僅僅將湖廣總督瑞澂革職留任，希其「帶罪圖功」，決議「陸軍大臣蔭昌著督兵迅速前往」，[132]是有一定原因的。

從朝議內容來看，如果起用袁世凱應對武昌起義，將代替督率大軍的蔭昌或丟失城池的瑞澂。袁世凱此時離開政壇已近三年之久，加之軍情緊急，顯然不如身在北京的陸軍大臣蔭昌火速統兵南下便利。反之，「瑞督失守省城，自有拏問之例在」，讓袁世凱復出取代失職的瑞澂則會名正言順。但載灃最終僅對瑞澂革職留任，是因為「有奧援也」，[133]這個「奧援」當指載澤等人。載澤為瑞澂妻舅，而載澤背後又有隆裕支持。鑒於隆裕反對袁世凱復出，以及革命形勢暫未失控，載灃要在載澤休假期間作此更動，難免有所顧慮。

10月13日，載澤「奉命銷假」，[134]可以重新參與朝議。然而，除武昌外，漢陽、漢口亦相繼落入革命軍之手，瑞澂罪責更重。瑞澂屬載澤派系的重要成員，載濤自然樂見載澤勢力的削弱，贊成起用袁世凱代替瑞澂之職。載濤一派的載洵此時也向載灃陳說，此次大局，非袁世凱不能收拾，並間接授意御史史履晉上奏，[135]奏請「袁世凱署理湖廣總督，責以督師」。[136]於是，10月14日，清廷宣諭補授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讓袁世凱重新復出。

需要說明的是，此時革命初起，各地尚未響應，清廷並未到非袁世凱不可收拾政局的境地。清廷既然已宣諭由陸軍大臣蔭昌親率兩鎮大軍前往，兵力上明顯佔優。載澤一派的盛宣懷就認為「鄙見蜀事實難於鄂」，[137]判斷「其實武昌方面估計早晚會平定，並沒有那樣擔心，但因為四川交通不便故而平定困難，此方面反倒與大局有重大關係」，日本公使也「極有同感」。[138]武昌起義之時，另一重臣岑春煊正在武漢，直隸總督陳夔龍就曾建議任用岑春煊進行鎮壓，「川督岑君春煊帶隊入蜀，計時已在鄂中，請旨褫鄂督職，以岑調任，責令收復省會」。[139]從就近便利來看，亦不失為一個可供選擇的較佳方案。

因此，袁世凱得以再次起用，實際得益於載灃的大力支持。載灃支持起用袁世凱有惜才的原因。清末內政外交日益嚴峻，缺乏能幹之人。四川保路運動興起之初，面對端方「另派重臣」的請求，清廷就已苦於「近實無可派之大員」，[140]後來還是利用奕劻請假時機勉強起用其政敵岑春煊。而外界呼籲起用的「舊日聲望素重之大員」主要為端方、岑春煊以及袁世凱，[141]其中「當以在河南彰德韜晦的袁世凱為首」。[142]之前相繼起用端方、岑春煊，現在自然會將注意力轉向袁世凱。

武昌起義前，袁世凱復出的阻力即已消減，並且得到了載灃的認可私許；隆裕是罷免袁世凱的重要推手，又是袁世凱復出的最大阻力。載灃要想起用袁世凱，必須得到隆裕的同意。10月14日，袁世凱被正式任命為湖廣總督。載灃向隆裕陳請此事時甚至「詣儀鸞殿請懿旨二次」，[143]足見頗為用心。而載灃的大力舉薦，打消了袁世凱的顧慮。在接到任命之初，袁世凱原本有過推辭，「俟見電鈔，擬請另簡賢能」。[144]為了讓袁世凱出山，奕劻曾派阮中樞帶親筆信函至彰德勸駕，卻遭到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等人的反對，力勸袁世凱不要出山。[145]但是，袁世凱仍然選擇復出，其中原因之一就在於載灃的誠意。載灃不僅讓慶親王傳達「密諭各節」，[146]也曾讓馮國璋傳遞「恩意」。[147]據袁世凱所述，正是因為載灃「意極懇摯」，他才「斷不能辭」。[148]

袁世凱雖然接受湖廣總督的任命，卻須清廷答應其提出的一些條件方肯就道赴任。這些條件的具體文本雖然尚未發現，但袁世凱在寫給親信張鎮芳的信中曾略有提及。說是「開具節略八條，大意謂無兵、無餉，赤手空拳，何能辦事」，提出練兵、籌餉、不可遙為牽制等要求，表示「如各事照辦，兄自當力疾一行」。[149]另外，李劍農先生稱袁世凱提出的是這「六個條件」：（一）明年即開國會；（二）組織責任內閣；（三）寬容參與此次事變的人；（四）解除黨禁；（五）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製的全權；（六）須與以十分充足的軍費。[150]由於這種說法出處不明，學界近年來對此多有質疑。[151]

實際上，李劍農所述「六個條件」可追溯到軍諮府要員哈漢章透露的「四個條件」。哈漢章「為濤所信用之人」，[152]其消息或許來自載濤，有一定的可信度。1911年10月18日上午，哈漢章曾向日本公使館武官青木少將講述，袁世凱提出了「四個條件」：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赦免歸順的暴徒、取得討伐軍總指揮權。另外，日本公使從其他途徑得到相似情報，並且認為這些是清廷權要直接所言，應暫且相信。[153]法國方面也接到過該類情報：「人們斷言說他在提條件：對暴亂者的鎮壓要適度，1912年召開國民議會，建立真正的責任內閣和擁有軍隊的絕對指揮權。」[154]從內容上看，這「四個條件」與「六個條件」的相關條款基本類似，說明李劍農的說法並非毫無根據。但需要注意的是，「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赦免歸順的暴徒」只屬於政策建議，嚴格來說並不能稱為條件。

自皇族內閣出台以來，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已成輿論共識。武昌起義之後，立憲派希望藉此良機實現政治主張，地方官僚則建議採用此策以安撫民心。10月13日，憲友會幹事徐佛蘇就向日本公使表示，中國主張改革的穩健派即立憲派「暗暗希望藉此機會實現政治革新」。日本公使認為，以徐佛蘇的身份，這至少可以代表目前彙集於此的資政院地方議員及其他民間志士的一部分意見。[155] 同一天，江蘇巡撫程德全亦向內閣建言：「至若治本之策，必當先使內閣確負責任。」[156]10月14日，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遊說江寧將軍鐵良，上奏「速定憲法」，16日夜，他為程德全草奏「請速宣定憲法、開國會」，[157]程德全進而在10月22日資政院開院當天聯合熱河都統溥頲、山東巡撫孫寶琦等電奏「解免親貴內閣，欽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提前宣布憲法，與天下更始」。[158]可見，這些主張並非袁世凱的獨創。

在外界看來，鎮壓革命會有失人心，袁世凱此時出山實為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任務」。[159]楊度是國內較早推動速開國會和組織責任內閣的立憲人士，[160]他在1910年軍機突變時期曾致函袁世凱勸其出山，[161]現在卻在各界欲借武昌起義良機推動政治改革，資政院即將開院之時特意前來阻行，就是擔心「袁公督師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無希望」，[162]則勢必與袁世凱提及「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以及鎮壓革命有違輿論這些焦點問題。如此一來，袁世凱決定接受清廷任命，在「節略八條」中提出這些幾成共識的政治建言並不意外。這些政策性建議，並不屬於必須滿足的硬性條件。事實上，在清廷尚未改組責任內閣之時，[163]袁世凱即已同意復出。

在前述所有條件當中，哈漢章所說的「取得討伐軍總指揮權」才是袁世凱應允復出的關鍵性條件。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但他對北洋軍隊僅有與蔭昌「會同調遣」的權力。為此，袁世凱對張鎮芳就曾抱怨「北路去軍皆由伊統轄，兄僅有會同調遣之權，恐多推諉」。[164]對馮國璋也表示：「兄縱前往，無兵節制，赤手空拳，用何剿撫？至北去各軍，均歸蔭帥統轄，兄僅有會同調遣之權，執事自應稟承蔭帥辦理一切。」[165]這從軍事角度講不無道理，就連漢口的日本武官也認為「讓袁世凱與蔭昌兩立，統御困難」。[166]而且，袁世凱蟄伏几年決定復出，恐怕亦不僅僅著眼於湖廣總督一職甘居人下。正如英國公使所了解：「袁世凱的兒子向我保證說，他的父親一定不會到武昌去，除非攝政王讓他直接統率一支遠征軍。」[167]但是，限於湖廣總督的身份，袁世凱針對無兵無餉的處境似乎只能提出練兵、籌餉以及不可遙制等湖廣總督應行籌劃的條件，以及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之類的政策建議，而不便以書面形式直接提出與蔭昌爭權的條件。故而袁世凱只是向張鎮芳、馮國璋等人間接抱怨此事。或者「不能盡言，餘屬阮參議詳達」，[168]通過清廷派來勸駕的阮中樞間接轉達其意。

10月18日，袁世凱的謝恩折以及「應預備各事宜一函」即「節略八條」進呈清廷。[169]內閣總、協理大臣當天回復稱：「來函並藎籌各節所開手摺已照錄呈監國攝政王」，尤其提到「並交澤公閱過」，表示「均可照辦，即請分別電奏，請旨遵行」。[170]說明其在節略中所提要求已得到載灃以及載澤的同意，載灃甚至還硃批表達 「優加倚任之至意」。[171]

至於「節略八條」中未便明述的「取得討伐軍總指揮權」，清廷也已獲知。當天給事中蔡金台奏稱「軍事最忌紛歧」，建議「飭將所帶兩鎮專交袁世凱調度」；[172]監察御史齊忠甲也稱「自來統帥不專最為行軍所忌」，懇請「明降諭旨，飭蔭昌即行回京，所帶水陸援軍統歸袁世凱節制調遣」。[173]兩人同時提出類似請求，恐非偶然。然而，直至10月19日，也只是諭示「袁世凱現已補授湖廣總督，所有長江一帶水陸各軍，均著暫歸該督節制調遣」，[174]並未完全答應袁世凱的要求。

授予袁世凱總指揮權亦屬「重大事件」，必然經過隆裕的同意。10月20日，隆裕有所表態，在發布懿旨分撥內帑賑濟湖北災民時，特別提到「由內務府發交袁世凱派委妥員」。[175]這份懿旨是由載灃面奉，[176]兩人有協商的機會。隆裕太后之前一直反對袁世凱復出，現在這樣表態，可以公開顯示她對袁世凱復出的某種認可。盛宣懷致電袁世凱「公宜速行，大約公到陸軍大臣即可調回」，[177]表明朝廷已答應袁世凱復出所提條件。盛宣懷又為載澤代擬面奏節略三條，其中反覆提出「袁慰庭宜明降［旨］催其赴鄂，即以北軍及各省援軍均歸調遣」，「一軍兩帥，為行軍所忌，俟該督抵漢，應將新軍及湘、豫各省援軍悉歸節制，以一事權」，[178]以催袁世凱速出。10月21日，載灃面見隆裕，[179]載澤大約也依盛宣懷所擬節略進行上奏，故而當天「閣電催項城早出以便撤回蔭大臣」。[180]清廷還明確宣諭應允了袁世凱「調委人員、籌募新軍」等請求。[181]至此，可以說清廷基本答應了袁世凱所提請求，尤其是「取得討伐軍總指揮權」這個關鍵性條件。袁世凱終於決心復出。

10月24日，袁世凱對南征清軍的將領配置提出建議，「擬請先派馮國璋充第一軍總統」，段祺瑞任第二軍總統。[182]10月25日，在清廷致電「催起程、進攻」的督催之下，[183]袁世凱於26日立即回復了出發的具體日期，並且要求以明諭的形式「降旨派充，以尊責成，而安軍心」。[184]27日，清廷最終宣諭：「湖廣總督袁世凱著授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各軍並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制調遣」，「軍諮府、陸軍部不為遙制，以一事權而期迅奏成功」。[185]這也得到隆裕的同意。[186]

袁世凱辛亥復出主要出自清廷決策，列強施加的壓力非常有限。早在1911年10月14日，清廷宣布起用袁世凱時，在北京的各國公使還曾因清廷對袁世凱忽罷忽起任意處置的方式憤憤不平，「外交團會議上終日都在主張袁世凱不應該接受任命」。[187]後來，英國方面確曾有過利用清政府欲向四國銀行團借款之機提出各種苛刻要求的想法，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它使一個由包括載澤和袁世凱在內的能人領導的改革政府掌握北京政權」。[188]參照之前莫里循對第二任內閣的判斷，也只是希望由載澤出任內閣總理，袁世凱擔任協理，重新組閣。然而，經過與其他公使交流，朱爾典獲知「美國、法國和德國的使節都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189]

10月24日，四國銀行團討論向清政府貸款問題。據莫里循所言，「四國銀行考慮借款申請的唯一條件是：賦予袁世凱同革命黨人議和的全權，並進行革命黨人所要求的不論多大程度的改革」，[190]其中所稱的「唯一條件」顯然有誇張的成分。因為莫里循也向日本人透露過會議討論的內容，其中第三條才是「儘快重用有望救濟時局的人物（暗指袁世凱）並授予全權，清政府應盡量謀求與革命團體和平解決之途」。而且，日本公使直接從美國消息人士得來的情報與莫里循透露的「大有不同」。[191]另有消息稱，四國銀行團中的法國代表賈思納同意美國人司戴德的意見，認為「如果清朝請一個強有力的人（象袁世凱）出來協助它，並同意一些憲法改革，則叛亂將失去它的矛頭而不久被粉碎」，但他們同時認可「載澤和盛宣懷已經肯定地引導政府走上改革的道路」，[192]很可能主張的仍然只是載澤出任內閣總理，袁世凱擔任協理的內閣模式。

因此，英國公使等人希望起用袁世凱，主要是為了改組清政府，這與清政府最初起用袁世凱用於鎮壓革命的目的並不一致，也就稱不上在同意袁世凱「取得討伐軍總指揮權」這個關鍵性條件時給清政府施加壓力。不論四國銀行團討論的具體內容如何，以及是否向清政府施壓，都是清政府10月21日已經基本答應袁世凱復出條件之後的事了。

結 語

宣統時期，隆裕太后雖然不能像慈禧太后一樣垂簾聽政，但仍然擁有很大權力，可以間接參與朝政。作為滿族皇室，她與載灃都忌憚漢族重臣袁世凱擅權，都有罷袁動機。而且，袁世凱在立帝一事上曾有損她的利益，更是加深了她與袁世凱之間的矛盾。縱觀袁世凱復出的整個歷程，最大阻力實際是隆裕。由此可知，隆裕在罷免袁世凱時發揮了重要作用。

載灃出於現實政治考慮，早在載濤力推軍機更迭時就對袁世凱的態度有所鬆動。皇族內閣出台之後，面對輿論壓力，以及第二任內閣總理人選難以確定，載灃更加傾向於起複袁世凱。這也是武昌起義之後，在清廷危機尚未達到「非袁不可」的地步時，載灃努力說服隆裕同意袁世凱復出的前提。因此，與其說是載灃被迫同意袁世凱出山，倒不如說是隆裕被迫同意更為合適。

袁世凱復出時提出的條件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以湖廣總督身份通過奏陳直接提出的「節略八條」，二是通過他人間接提出的「取得討伐軍總指揮權」。哈漢章所述「四個條件」反映了這些條件的部分內容，與李劍農著作中所提「六個條件」的相關內容基本一致，可見「六個條件」的說法並非毫無根據。但「取得討伐軍總指揮權」無疑是最為關鍵性的條件，由於有載澤的奏陳，10月21日該條件即已得到清廷應允，只是在10月27日公開宣諭而已。

列強在袁世凱辛亥復出時所起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袁世凱之所以復出主要得益於皇族各派的支持與默許。慈禧臨終遺命衍生出宣統朝隆裕、載灃互為牽制的權力格局，進而演化為載澤、載濤之間的激烈爭鬥。皇族內爭使得各方皆有拉攏袁世凱的必要，這是袁世凱在武昌起義之後順利復出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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