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江名人：費孝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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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江名人：費孝通

　　費孝通是從吳江走出去的，曾經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世界名人，是吳江的一方水土養育了他，他也為家鄉人民帶來了無尚的榮耀。2010年恰逢費孝通誕辰百年，無論是作為費老的家鄉人，還是作為費老的仰暮者、追隨者，總感到必須把心裡想到的話寫出來，以寄託對費老的緬懷和哀思。

　　費孝通的成才離不開他的家庭

　　費老是幸運的，出生在江南水鄉一個地道的書香人家。自南宋以來，吳地讀書人家就比較多，也出了不少的人物，到明清時期，吳江的松陵、同里、黎里一帶讀書之風更盛，出現了很多著名的讀書世家，其中同里的費家、楊家就同屬於江南典型的讀書人家。費孝通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同里鎮上有名的讀書人，都考取過生員，外祖父楊敦熙還在每12年一次的鄉試中考取了拔貢。父親費璞安曾經留學日本，攻讀的專業就是教育，在南通教過書，並做過江蘇省教育廳的視學，雖然由於公務繁忙，沒有過多的時間來直接過問費孝通及兄姐們的學習，但只要有機會，那怕是幫他騰校文稿這樣的事，也是他檢查督促孩子們學習的良好機會。因此，在孩子們的心中，父親是很在意他們學習的。

　　對費孝通的成長和學習傾注大量心血就是他的母親楊紉蘭了。楊紉蘭出生於當時同里「楊柳松柏」四大望族之首的楊家，是同里著名的書香門地，曾就讀於上海務本女學，接受過早期西方進步思想的影響。殷實的家境、良好的教育、開放的思想，造就了楊紉蘭是一位思想解放、敢作敢為、重視教育、關注孩子成長的好母親。費孝通4歲就進了母親創辦的蒙養院，開始接受正規的教育。蒙養院里除了教學生識字，還有做遊戲、練跳舞、學唱歌、聽音樂，使費孝通從小就接受良好的啟蒙教育。楊紉蘭對費孝通的教育從來不只是書本上的，思想上、做人上的教育更是一刻都不曾放鬆。為了讓孩子們知道生活的不易，有一次病重在床，她把孩子們叫到床頭，讓他們把幾年來的家庭日用開支作出統計，按各項開支多少畫成直線，並列在一張表上，加以分析。結果，用紅線表示的教育費用高高在上。她指著這張表對孩子們說，自己的理財原則就是「量入為出，教育優先」。母親病床前的這一幕情景和話語，給費孝通終生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如果要問對費孝通影響最大的還有哪些人，那就要數他的幾位舅舅了。大舅舅楊千里是費孝通從小心目中最最佩服的。按照費孝通自己的說法：拉一泡屎的工夫就能寫出一篇文章。楊千里在家排行老二，老大是楊紉蘭。他從小深受國學熏陶，文字功底深厚，寫得一手好字，又師從吳昌碩治印。18歲進入上海南洋公學，22歲就與同鄉金松岑一起資助鄒容出版《革命軍》，鼓吹革命。24歲加入同盟會，協助於右任、范光啟創辦《民呼日報》。還曾兩度擔任吳江縣的縣長，最後官至國民政府的代秘書長。從小，只要一說起這位大舅舅，費孝通總是充滿了敬佩和向望。

　　除了大舅舅楊千里，費孝通另外幾位舅舅也都是當時同里鎮上出類拔萃的人物。如費孝通的六舅舅楊錫恩就是一位意氣風發的熱血青年，只可惜在組織為安徽水災籌款義演時不慎被演歹人的演員失手刺死。費孝通的八舅舅楊錫仁更是當年實業救國的著名人物，1910年18歲的楊錫仁南洋中學畢業，就參加了庚子賠款第二批公費留美學生的考試，全國共招70名，楊錫仁就以考試成績第一被入取，同榜考取的胡適為第55名。1943年任外交部長宋子文駐美國特使，並參與組織了我國抗戰時期著名的「駝峰航線」的物資保障供應。還有十舅舅楊錫冶是我國動畫影片的先驅；十一舅舅楊錫繆是我國著名的建築大師，曾參與了老上海標誌性建築「百樂門」、新中國第一個大型綜合性體育設施北京太陽宮體育館(今北京體育館)、網球館、北京工人體育館等場館建設。

　　對他產生的影響的當然還有他的幾個哥哥、姐姐。費孝通曾寫道：「回憶我自己兒童時的生活，至今我還記得的，對我思想行為最有影響的『樣本』是我的幾個哥哥。他們的一舉一動我都看在眼裡，一有條件就學著做。」同樣受家庭和環境的影響，後來，費孝通的大哥費振東成為南洋一帶著名的華僑教育家；姐姐費達生成為我國知名的蠶絲專家；二哥費青成為當代中國著名法學家；三哥費霍成為一名建築工程師。

　　無論是楊家，還是費家，之所以能出這麼多的人物，我想必定不是偶然，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時代背景和家庭背景。這與江南一帶深受吳文化的影響，注重崇文重教、尚德愛智、讀書育人的傳統是分不開的。更與費、楊兩家作為書香門第、讀書世家的古風遺訓、家學淵源、深底厚蘊是密切相關的。所有這些遺傳、品質、環境、氛圍，都對費孝通的成長起到了潛移默化、潤雨無聲的影響，也為他日後成才奠定了紮實的知識基礎和思想基礎。

　　費孝通的成功離不開他的家鄉

　　吳江是費孝通的故鄉，也是他兩次學術生命的起點。正如他在一本書中寫到的：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生命勞動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洗了！我想這是作為一位智者對自己人生道路的回顧與感悟。這更是一種情懷，這種情懷既包含了費孝通對家鄉的感恩，也體現了家鄉對費孝通的包容。

　　費孝通與家鄉之間的情感，緣於費孝通對家鄉和家鄉人民深深的眷戀。他是那麼的依戀他的家鄉和家人，以至他在大瑤山痛失新婚愛妻，身心遭受人生沉重打擊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到家鄉，回到自己的親人身邊，以撫平那顆受傷的心。

　　在吳江開弦弓村姐姐費達生處療傷期間，由於費達生在開弦弓村推廣蠶絲業改革已10多年之久，眾多蠶農都從中獲得實際收益。飲水思源，他們無不感激費達生為大家帶來的福利，費達生因此在當地享有很高的聲望，村民們都尊敬地稱她為「費先生」。由此，人們對他的小弟弟也十分熱情，尊敬地稱他為「小先生」。當地群眾像歡迎「費先生」一樣歡迎「小先生」。這位「小先生」一來到開弦弓村這片中國鄉村工業的發源地，就被開弦弓村作為現代工業進入傳統農村的現實和前景，深深地吸引和打動了。同時，家鄉人民的真誠與熱情，也給了費孝通莫大的鼓舞和信心，終於使他走出了亡妻身摧的陰霾，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實地調查研究的工作中，也為日後《江村經濟》的問世埋下了伏筆。

　　如果說，費孝通回鄉養傷作了開弦弓的江村調查，並寫就了他的成名之作《江村經濟》，屬於無心插柳，那麼從二訪江村開始，就屬於有意栽樹了。1957年費孝通抓住一次難得的機會實現了二訪江村，並寫就了《重訪江村》。雖然中間由於歷史的原因，曾經中斷了23年，但費孝通在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以後，從1981年費孝通三訪江村開始，前後26次訪江村。作為一位蜚聲海內外的世界著名學者和國家領導人，他在日理萬機又年至耄耋的情況下，專門抽出時間，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故鄉，這已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和探索。人們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家鄉的太湖水，就像那傳說中的「智慧泉」一樣，每次回家鄉，總能給費孝通帶來靈感和收穫。

　　上個世紀80年代初，鄉鎮工業在小城鎮興起，如何加強小城鎮建設，推動城鄉經濟發展，已成為費孝通思考的大問題。費孝通想到1936年初訪江村時，坐家鄉的手搖行船來到距離開弦弓村最近的小鎮震澤。一到震澤鎮的集市口，費孝通就被眼前看到的一條緊挨一條，起碼有二、三百條大大小小的各式行般，幾乎把市河都排滿的景象所震憾。他再一次深深地感到，除了農村和城市，在中國還存在介於村與城之間的城鎮。於是他決定深入研究這個「比農村問題更高一層的問題」。「小城鎮，大問題」就這樣應運而生了。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有著里程碑意義的鄉鎮企業，也是費孝通最早從吳江的鄉鎮工業發現之路中逐步加以認識和認知的。也正是通過對吳江和溫州兩地的深入考察，並發現了吳江與溫州兩地經濟發展方式的差異，才有20世紀80年代「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比翼雙飛和齊頭並進。

　　這些耳熟能詳的故事之所以會發生或者能夠發生，離不開費孝通對家鄉人民的濃濃深情，也離不開家鄉人民與費孝通的心心相印。費孝通每次回到家鄉，家鄉人民總是懷著殷殷真情來擁抱和守護這位遠行遊子。無論在生活上、情感上，還是在思想上、工作上，都給予了毫無保留的支持和奉獻，這一切都給予了費孝通莫大的心靈安慰和思想寄託。儘管費老已經離我們而去，但這樣的情懷，一直深深地烙印在家鄉人民的思想深處，無論是誰，無論在什麼場合，只要一提起費孝通，總會自然不自然地湧起一種思緒，流露出一種感慨，費老的音容笑貌也會隨之浮現在人們的頭腦中。

　　費孝通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國度

　　人們紀念費孝通、追隨費孝通，當然在於他的學識淵博、著作等身、身居高位，但他留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恐怕還是他的思想、為人、作風與品格，和他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崇高人生追求。可以講，他實現了一位知識分子所能達到的最高的思想境界和人生價值。「腳踏實地、胸懷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是他人生的忠實寫照和始終追求。他博大的胸懷、深邃的思考、崇高的境界和沉沉的牽掛，都決定了他的思想已經超越了時空、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國度、達到了人類的終極思考。

　　人們已習慣於把他看成一位大師，一位真正的大師。儘管現在被冠以「大師」的人很多，但像費孝通這樣，能被大多數人共同認可的就不太多了。因為大師有大師的風範、大師的成就和大師的情懷。作為民族學家的費孝通，他開啟了新中國民族工作的先河，他作為中央民族訪問團副團長，所負責的中國南部少數民族的識別工作，實踐證明是紮實而富有成效的；他所積極倡導的關於少數民族的自治工作，也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認可，並至今產生著積極的效果；他所領導創辦的中央民族學院，為新中國培養一批又一批少數民族的優秀人才；特別是通過長期以來對中華民族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論段，已經成為指導我國民族工作根本指導方針。

　　作為社會學家的費孝通，他的老師馬林諾斯基教授為《江村經濟》所寫序言，充分肯定了《江村經濟》在社會學研究領域中里程碑的地位。從他後來撰寫的《生育制度》、《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皇權與紳權》等著作中，讓我們讀懂了什麼是中國傳統社會，什麼是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也正是他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和對社會科學重要性的認識，改革開放之初，在他的竭力倡導下，才有了中國社會學科的恢復，並承擔起重建的重任。而且把中國社會學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緊密聯繫在了一起。從倡導鄉鎮工業發展，到鼓勵小商品市場建設；從提出「小城鎮，大問題」到推進社區建設；從總結「蘇南模式」到推出「溫州模式」；從推動城鎮化發展到提出區域經濟的概念；從支持開發區建設到提出以上海為龍頭、以江浙為兩翼、以長江沿線城市為腹地的長三角經濟振興計劃；從大力倡導西部開發到全國一盤棋，所有這一切發生在中國大地的巨大變化，我們都能從中清晰地看到費孝通的身影，聽到費孝通的聲音，而且至今還是那麼讓人記憶猶新。

　　作為人類學家的費孝通，他對人類社會的理解和把握是深厚而清醒的。無論是他對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的了解，還是對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實地調查；無論是英國期間的留學生涯，還是美國的講學生活；無論是作為社會學家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思考，還是作為當代哲人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憂慮和思索，都決定了他對文化的理解是深刻而久遠的。他所提出的「文化自覺」決不是隨隨便便，心血來潮，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覆斟酌的，是對西方社會所宣揚的「文明衝突論」的一種回應和解答。特別是他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觀點，更是以古老的東方智慧，柔和中華文明特有的天人和一的思想，向世人發出的振聾發聵的聲音，這也是費孝通作為一名學者、一位仁者、一個老人從內心深處向全人類發出的最真誠、最美好的呼喚！

　　吳江市社科聯王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