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我只覺得來得太晚了」 台灣製作人在大陸十年

「現在比的是誰錢多。這根本就不叫製作人，只能叫引進人。引進了模式，然後拼明星。」

十多年前初到大陸，李方儒想：「旁邊要是有個台灣來的製片多好，能幫我做很多事情。」

近兩三年，李方儒回台灣開了節目，又開始感嘆：「旁邊如果有兩個大陸來的人有多好。」

兩個市場，十年間互換了位置。

「大陸學港台，港台學日韓，日韓學歐美。」大陸綜藝圈曾經流傳這麼一句話。聽來粗暴，卻道出了當年的部分事實。

台灣製作人是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進入大陸的，他們的手藝，最早呈現在當年的《快樂大本營》《超級大贏家》里。那之前，大陸觀眾對綜藝節目的理解，大抵就是《正大綜藝》里的「看世界」，以及「春晚」里一本正經的歌舞相聲表演。大陸人當然也不知道，台灣人在節目里用到的許多花哨手法，許多都學自日本。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至少從《超級女聲》時代開始，大陸電視人就不再那麼依賴台灣人了。2010年的《中國達人秀》，更是在大陸電視圈掀起了直接和歐美做生意的風潮。《中國好聲音》把這股風潮推向了最高點。這檔一眼望上去就「高大上」的節目背後，是漂洋過海的歐美技術指導、長達數百頁的「製作聖經」和一整套流水線式的工藝流程。

但終究是亞洲人更了解亞洲人。韓國版權的《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極限挑戰》，把中國明星從室內拖到了戶外，韓國的金牌製作人們，也隨之輾轉中韓兩地。

一轉眼，台灣製作人成了被「邊緣化」的一群人。鼎盛時期，「漂」在大陸的台灣製作人多達2000人，如今，只剩下20人左右。

如果要追溯台灣綜藝節目何時開始走下坡路，台灣電視人王壯瑞的答案是1999年。那一年，是他進入演藝圈的第十年。這十年，也正是台灣綜藝的黃金十年。

十年里，王壯瑞參與制作過30分鐘的綜藝短劇《女丑劇場》；也策划過張菲與弟弟費玉清主持的綜藝節目《龍兄虎弟》。後者在1990年代風靡一時，「名人名曲模仿大賽」「台灣歌謠時間」「超世紀模仿秀」等單元，都被奉為經典。

廣告費是一檔節目火紅程度的直接指標。《龍兄虎弟》最輝煌的時候，曾有廣告商開出過「以一搭十四」的價碼——那時，台灣綜藝節目有一個官方審定的固定價格，大概每15秒廣告15萬台幣。電視台有一套「搭售」策略：廣告商要想在收視好的節目里插播廣告，必須同時購買其他普通時段的廣告，好的節目一般能做到「以一搭七」——《龍兄虎弟》翻了一倍。此外，節目中放一支MV的價錢：30秒，20萬台幣。

1999年，「9·21」地震發生。這場大災難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方方面面。

當時，王壯瑞所在的三立電視台舉辦了一場大型募捐晚會，後來一共募集資金70億台幣。但這筆資金，實際上是電視台第四季度的廣告預算，相當於廣告主把原本給電視台的廣告預算全部轉撥給了災區。

電視台只能縮減預算。原本120分鐘的黃金時段綜藝節目，預算200萬台幣，賑災後變成100萬。製作人也想盡辦法簡化節目。原本一檔節目有唱歌、跳舞、遊戲、短劇四種形態，減為兩種。到1999年底，節目的預算再縮水為60萬台幣。製片人想盡千方百計做節目，而對於電視台來說，既然60萬也能做，幹嘛還給你200萬？

「到最後，電視台都不願意做綜藝節目，就花30萬台幣做談話節目好了。」王壯瑞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某種程度上，那台募捐晚會，成了原本就越來越不景氣的台灣綜藝節目崩潰的導火線。

那兩年，台灣的經濟環境、綜藝環境發生劇變。一方面，台灣通過了「有線廣播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結束了台視、中視、華視的「三台時代」，台灣湧現很多電視頻道，最多時達到一百多個，競爭慘烈；另一方面，隨著大陸經濟的增長，一些廣告商的亞洲總部紛紛從香港、台灣移到了大陸，等於做決策的人都不在台灣，電視台的時間成本相應增加了。

一些台灣製作人開始了「台灣大陸兩邊飛」的生活。

李方儒是其中之一。李方儒曾是《周日八點黨》《快樂星期天》等台灣王牌綜藝節目的製作人。《周日八點黨》是由吳宗憲等人主持的遊戲綜藝節目，固定主持吳宗憲的頭銜是「黨主席」，流動主持康康、郁方、柯受良的頭銜是「黨代表」，首次參加錄影的藝人，稱為「首次入黨」。《快樂星期天》則是相繼由張小燕、蔡康永主持的一檔糅合了才藝表演、遊戲、相親配對、平民參與外景表演的大型綜藝節目。

1997年李方儒就隨瓊瑤一起去過湖南衛視，幫他們製作了《快樂大本營》前幾期的樣帶。那時大陸基本沒有綜藝節目，許多電視台躍躍欲試。1998年，安徽衛視希望李方儒也為他們做一檔綜藝節目，於是有了《超級大贏家》。

1999年，就在台灣綜藝走下坡路的同時，《超級大贏家》登陸安徽衛視。節目形態一看就是台灣綜藝的翻版——由明星翻唱老歌的「紅人館」、比拼做遊戲的「超級遊戲王」、明星與普通人互動的「明星零距離」等環節組成。這種台灣觀眾早看膩了的節目形態，在當時的大陸卻非常新鮮。節目播出不到半年就穩居全國收視冠軍。

那段時間，李方儒還擔任過中央電視台經典少兒節目《大風車》的製作人。當時，大陸製作一集綜藝節目普遍成本只有15萬至20萬元人民幣，而《大風車》一集的製作成本是40萬元人民幣。李方儒自己，從《大風車》每一集拿到的工資是6萬元人民幣。這讓李方儒明確感受到：大陸的綜藝市場正在迅速崛起。

2004年，《超級大贏家》播出五周年，李方儒搬到了大陸。

王壯瑞2012年正式遷居上海。此前十年，他在台灣改做偶像劇，但也不時受到大陸電視台邀請，為一些綜藝節目當顧問。

這十年，他眼看大陸的綜藝節目已經從《超級大贏家》，走到《超級女聲》，再到《中國好聲音》，更迭了好幾輪。台灣綜藝的半壁江山，卻是訪談類節目，以及多少受到「超女」影響的「超級星光大道」撐起來的。

2012年，王壯瑞的一位朋友受燦星製作邀請參與《中國好聲音》的製作，擔任現場導演，找他一起幫忙。他們發現，在大陸，即使是「好聲音」這樣頂級的製作團隊，團隊合作也很成問題，比如，舞美和攝影師就會經常發生矛盾，攝影師堅持機位擺在某處，舞美又覺得，萬一穿幫怎麼辦？爭執不下，雙方第一時間想到的辦法是：讓領導做決定。

但目睹了廣告商豪擲千金的大手筆後，王壯瑞覺得不必再等了。「我只覺得來得太晚了。」王壯瑞一再向南方周末記者重複。

一年以後，台灣綜藝「教父」王偉忠坐在了《中國夢之聲》的導師椅上。這位《康熙來了》的金牌製作人，來到這檔英國版權真人秀，最大目的是「取經」。「你看收音，《我是歌手》二十四軌的收音都有，可以把每一個音收下來，再像快速製作唱片一樣播出。《中國夢之聲》一樣，機器多得不像話，一個人的臉，永遠都被記錄下來。」王偉忠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樣的技術強度，讓他覺得「非常厲害」。

十多年前初到大陸，李方儒想：「旁邊要是有個台灣來的製片多好，能幫我做很多事情。」近兩三年，李方儒回台灣開了幾檔新節目，感嘆：「旁邊如果有兩個大陸來的人有多好。」兩個市場，十年間互換了位置。

早年劉謙在台灣節目《綜藝大哥大》中表演近景魔術，一集8000元台幣。不久，他在大陸走紅，身價飆升。圖為劉謙2010年重上《綜藝大哥大》。 （CFP/圖）

最早，台灣製作人做節目的方式也是「借鑒」。

李方儒最早做的《紅白勝利》，從名字上看，就受到日本「紅白歌會」或多或少的影響。

王壯瑞抄過日本「喜劇王」志村健的幽默短劇，大致掌握了怎樣讓觀眾發笑，怎樣鋪「梗」，漸漸發現成本很高——日本的道具、背景設置都很昂貴，王壯瑞開始改變：每犧牲一個笑點，就拿一個新鮮的創意補進來。

台灣電視人的原創能力，就從這裡開始練起，這是他們從日韓學來的經驗，也是在大陸行走的本錢。

2012年定居上海後，王壯瑞為上海地面頻道製作了兩檔原創真人秀。一檔叫《瘋狂心跳》，相當於中國版的「跑男」：戶外設置驚險刺激的逃亡遊戲，每集會有6名黑衣獵人，抓捕6名明星，有時節目中還設置內鬼幫助獵人。錄製150分鐘，其間遊戲會有六種變化形式，每個遊戲、環節都是原創；另一檔節目《生活大不同》，邀請不同國家、地區的外國人，聊各國不同的風俗、生活，比如「坐月子」、減肥等。

《超級大贏家》時期，李方儒除了把台灣綜藝節目板塊式的做法移植到大陸，還做過一些改造，比如增加外拍環節，把明星請到戶外、風景名勝地做遊戲。這是時下流行的「跑男」模式，但在當時，大陸電視人不解：在攝影棚就可以完成的遊戲，為什麼非要搬到戶外？在攝影棚，一天可以錄三到四集《超級大贏家》，外拍就只能錄兩集。

關於外拍，大陸電視人沒經驗，以為就像拍電視劇一樣，要把攝影機固定好。李方儒趕緊解釋，外拍更講究的是捕捉人物即時的反應，攝影機要跟著動。

後期製作，當時的大陸綜藝節目也不重視，李方儒堅持錄完後花一周時間加特效字——那些突然蹦出的花字、氣泡、問號、爆裂特效，不單把觀眾心裡的想法直接搬出來，還增加了喜劇效果。

2007年，安徽衛視另一檔綜藝節目《周日我最大》開播，做了兩年，進入瓶頸期。李方儒再次當「救兵」，擔任製作人。他帶來的最大改變，是增加了近景魔術板塊，請來了魔術師劉謙。

當時劉謙還是無名之輩。他在台灣《綜藝大哥大》中表演近景魔術，一集8000元台幣，人民幣不到2000元。他手中只有30個近景魔術，不到半年時間變完，在台灣已經沒有節目可上。

李方儒建議把劉謙請過來，每期表演一個近景魔術。安徽衛視的領導起初不同意：為什麼要在黃金檔，用一個不知名的魔術師，表演冷門的魔術？

那時港台藝人來大陸演出，出場費會翻三四倍，李方儒說服劉謙，用1000元的出場費在大陸表演，先打出知名度。因為價格不貴，安徽衛視同意試試。

李方儒做了全套設計：劉謙出場，攝影師在他身後架一台搖臂，營造一種高高在上、無所不能的形象，這一分鐘的出場，攝影師通常要拍一個小時。

劉謙不知名，就請來SHE、羅志祥、五月天等大牌藝人在一旁看他表演。試播一集後，《周日我最大》的收視率從不到1%提升到了2%。劉謙得以一直表演下去，也因此上了當年的「春晚」，商演身價飆升。

同一時期，李方儒還製作了天津衛視的一檔美食節目《綜藝食8街》。李方儒覺得單純做菜不好看，乾脆把活的食材帶進攝影棚——豬、牛、馬，有一次，還帶來了八隻鴕鳥。明星們要先在節目里捉住這些活物再做菜。美食節目就這樣被包裝成了遊戲節目，做菜只是最後三分之一的環節。《綜藝食8街》一集製作費只有16萬，收視率卻進入了全國前三。

找李方儒的人越來越多，最多時，他一個月同時接手12檔不同衛視的綜藝節目。在台灣，他一個下午就能把所有的電視台走完，在大陸，他「必須經常從黑龍江飛到廣東，又飛到廣西，最後根本不知道我的節目在播什麼。這樣持續了三年，最大的影響，就是把『李方儒』三個字做壞了。」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明星是台灣綜藝節目的「標配」。王壯瑞幾乎與台灣所有「難搞」的藝人都接觸了個遍。

接觸最多的是台灣主持界大哥、《龍兄虎弟》主持人張菲。張菲對腳本非常挑剔，常常看一眼就開始訓話，「你寫的這個，我15年前就講過」，啪地丟掉腳本。王壯瑞再從口袋拿出第二本：這個呢？張菲還是不滿意。又拿出第三本，張菲一看，終於滿意上場了。

《龍兄虎弟》曾經得到一次難得的機會，專訪時任菲律賓總統菲德爾·拉莫斯。對於一檔綜藝節目而言，這是創歷史的訪問。出發去菲律賓前一晚，張菲突然說不去了。王壯瑞和同事軟磨硬泡都無濟於事。最後只好由張菲的弟弟費玉清代他前往採訪。

王壯瑞一直想不通，這樣級別的採訪，對藝人聲名提升是好事，為什麼要放棄？後來費玉清才告訴他，名人如張菲，也有脆弱的一面，離成功越近時，越惶恐。

在李方儒看來，明星從來都不難搞，難搞的是經紀人。「明星都是讓經紀人扮黑臉。」李方儒說。有時，明星來上節目，開宗明義不唱老歌、不玩遊戲、不談緋聞……李方儒就找兩三個人去跟經紀人聊天，聊著聊著，聊到攝影棚外面去了，明星留在現場。這時，明星如果還不接受訪問，李方儒就安排現場觀眾提問。

王菲極少接受媒體採訪，卻上了李方儒製作的節目四五次。2004年，李方儒擔任陶晶瑩主持的娛樂訪談節目《娛樂六條通》的製作人。那時，王菲剛與黎明拍完了電影《大城小事》。電影還沒有上映，李方儒和陶晶瑩拚命找片商，提前看了片子，又把王菲出過的專輯，從頭到尾聽了一遍。王菲覺得受了尊重，一下打開了話匣。

李方儒堅持在節目錄製前跟明星聊一聊。有時他會專門飛到明星所在的城市，只是為了在休息的20分鐘空檔聊幾句。「你真的跟他見過面、聊過天，才知道他的性格。現在的小朋友都不做功課，問的東西都千篇一律，藝人也覺得很無聊。」用這樣的方法，他順利拿下了張學友、劉德華。

在大陸興起的新一撥韓國模式的節目，走的也是明星路線。韓國真人秀模式可以概括為：戶外遊戲+全明星陣容。在中國，這樣的模式很受廣告商青睞——明星就意味著收視和豐厚的利潤回報。

在李方儒看來，韓國可以實行全明星陣容，因為韓國明星的生存很大程度都仰仗KBS、MBC、SBS三大電視台，出場費都不高。但在中國，明星每集出場費動輒幾百萬。明星要價越來越高，製作費一再飆升。真正為節目貢獻創意和體力的幕後人員，卻拿不到什麼錢。為博收視，電視台寧願花大價錢買模式，跟風製作全明星陣容的模式節目，也不願意冒險投入到原創節目的開發中去。

李方儒最近接手了幾檔引進類節目，打算把節目的三分之二進行本土化改造，並且堅持在團隊中全部啟用大陸電視人，不用韓國人，也不用歐美人。

李方儒有時會懷念《綜藝大贏家》的時代，那時預算都不高，反而是發揮創意的時候。「現在比的是誰錢多。這根本就不叫製作人，只能叫引進人。引進了模式，然後拼明星。」李方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湖南衛視的《偶像來了》，把林青霞都請出來了，但並沒有做出令人驚艷的節目。」

製作過《爸爸去哪兒》《我是歌手》的韓國「金牌製作人」金榮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達了同樣的擔憂：「我聽說中國明星上真人秀的價格高到令人咋舌，這已經有些跑偏了。」

金榮希自稱更看好普通人做主角的節目，未來他也會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發這類節目上——這個思路，恰好契合了廣電總局的最新通知：2015年7月22日，廣電總局在《關於加強真人秀節目管理的通知》第四條中對真人秀提出了新的糾正方向：「關注普通群眾，避免過度明星化。」

讓普通人當真人秀主角，這條路王壯瑞從2014年起重新摸索。這一年，他擔任了南方周末和四川衛視聯合製作的填字類真人秀《我知道》第一季的執行導演。這檔節目，除了三位明星導師郭敬明、崔永元和李艾，選手都是普通人。

要讓一檔普通人唱主角的真人秀獲得好的收視率，還得要包裝——像包裝藝人一樣包裝普通人，把他們的特別之處放大。「能找到八個十個讓人留下記憶點的代言人，這檔真人秀就成了。」王壯瑞說。

令王壯瑞印象最深的一位選手名叫高磊。高磊是一個形象很不起眼的「書獃子」。他自掏腰包近800元買了一支毛筆，想送給導師崔永元。王壯瑞看到高磊一直站在崔永元化妝室門口，默默等候，不敢進門。「他的呆板和憨直恰恰成了他的特色，可以在節目中放大呈現。」王壯瑞覺得。

贏了100萬要怎麼花？高磊的計劃被很多人笑話為「腦殘計劃」——開一家免費的租書店。正是這個不切實際的計劃，讓很多觀眾記住了高磊。

2015年7月25日，《我知道》第二季開播，王壯瑞想把「人性」放得更突出一些。

他們找到一位小護士選手王威。王威從小身患癌症，一直生活在醫院裡，從未上過學，她所有的知識都是在病床上看雜書看出來的。王威痊癒後，當上了心內科的護士。王威在節目現場講述這段故事的時候，情感導師柳岩很驚訝——她就曾做過心內科的護士；郭敬明立馬聯想到自己小時候患敗血症躺在病床上兩年的經歷。「利用這種人性勾連，導師哪怕是一個冷若冰霜的人，都會點頭，跟她呼應。」王壯瑞說。後來，2015年9月3日「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王威還被邀請到現場觀看。

很多素人看上去普通，深聊才能發現亮點。有位選手起初找不到「梗」，後來發現這個人的特點，一是喜歡搖滾；一是曾就讀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曾經代表華裔學生向校長抗爭，爭取權益、反對歧視。導演組後來讓這位選手以一身搖滾裝扮登場，展現他的搖滾和抗爭精神。

導師們預先並不知道這些選手的故事。柳岩在第二季《我知道》中以情感導師身份出現，她是導師中了解信息最多的，但節目組也只提前對她講70%，最令人驚喜、意外的，則在節目現場展示。

2015年，李方儒加盟了上海的一家文化公司，打算和視頻網站合作，開發一些真正不同形態的原創節目。

其中一檔節目已經拍了樣片，「一個人在講恐怖的鬼故事，但是在《中國好聲音》那麼大的場面。」李方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新的節目里，李方儒打算把預算花在節目製作本身而不是明星身上：「一般投資八千萬的節目，可能有五千萬花在明星身上，我們這次只花兩千萬給明星，六千萬用在內容、後期或者道具上。」

「也許會失敗，但我真的要嘗試改變。否則，爽的永遠是藝人，或者賣版權的老外，而國內的電視人，不會有一個創作的機會。」李方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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