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特首：陸港懸崖間的女人
3月26日，現年59歲的林鄭月娥獲得777張有效選票，當選為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人選，這也意味著，她將成為香港歷史上第一位女性最高長官。不過，擺在新特首面前的絕非一片平坦大道，而是徘徊在陸港矛盾間艱難崎嶇的荊棘之路。
事實上，在此次特首選戰的過程中，兩個對立派別的主要道義口號，就已經呈現出巨大的分歧。
受到泛民支持的特首候選人曾俊華先生，在24日的巴士遊行中聲稱，「我不只是為了一千二百人（香港特首靠1200名代表投票產生）而出來參選，特首畢竟是七百三十五萬香港人的特首。就算我有幸拿到所有選委的選票；但是沒有你們市民的認可，又有什麼意義呢？」這位前財政司司長，顯然將他的競選合理性建立在香港民意認可的基礎上。
被北京認可的林鄭雖未明確表態。但支持林鄭的現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則在博鰲會議上就選舉發表了看法，「其（香港特首）額外權力源自中央額外授權，不完全是地方民意授權。」言下之意，顯然更強調北京對特首的「任命權」。
這是香港回歸以來第一次，兩位特首競選者秉持不同甚至矛盾的政治合理性，進行的一場選舉戰爭。這不僅僅顯示了香港政壇的撕裂，更充分展現了陸港之間巨大的意識形態鴻溝，同時預示著新特首將會面臨史無前例的政治困難。
殘破的法統
儘管此次競選中的兩位主要候選人都曾自稱是《基本法》的堅定保衛者，但這僅僅表明了曾經是奠定特首權力基礎的陸港共識《基本法》之法統，已經殘破不堪了。
實事求是地說，首先使得《基本法》共識出現破裂的並非北京，而是香港各界。從2003年開始，香港親北京人士，先後在2004年、2010年、2011年等，多次尋機推動23條的立法（該條文關係北京的國家安全，在北京眼裡至關重要），但是，由於香港各界對該法的不斷抵制，使得這一努力，幾乎不可能獲得成功。而造成這一裂痕的，恰恰源於陸港雙方對於歷史的不同解讀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相互提防心態（基本法的第二稿頒佈於1989年2月，當時的23條文與隨後的版本內容有著巨大差異，這種不同形成了陸港雙方在《基本法》問題上的最終分歧）。
2002年，香港開始就關乎北京政府安全的23條尋求立法，遭到了香港輿論界的普遍疑慮和激烈反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更聲稱，「23條就像有把刀在你頭上」
由於23條遲遲無法通過，北京的利益顯然無法得到保障（而共識的基礎就在於雙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基本尊重），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香港的政治情勢完全按照缺乏23條保障的《基本法》框架推進（基本法2017普選），她將很可能面臨一個無法承受的政治後果——即香港出現一個反對北京的特區政府。在這種情況下，2014年8月31日，大陸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為2017年特首普選方法設下了與原先方案有出入的框架——這進一步削弱了《基本法》的共識，並隨後激發了聲勢浩大的「佔中」運動。
從此，陸港間的共識開始呈現出全面破裂的趨勢。具有廣泛民意支持的香港反對派越來越堅持《基本法》中港人普選的正當性，由於對《基本法》的解讀出現了巨大的偏差，北京或者港府也發現與反對派達成共識已經變得愈來愈困難，伴隨著雙方互不信任的不斷加深，兩者在意識形態上的鴻溝也越來越難以彌合——在此次選舉中，陸港之間關於《基本法》解讀上的巨大分歧，所呈現的，實際上是《基本法》的政治法統對於雙方已經不再具備以往的約束力。
這種困局，對於任何一個新特首來說，無疑是一個相當艱巨的挑戰。
反對派的激進化和未來統一的可能性
近年來，隨著港獨力量的崛起和香港政治情勢的演進，香港的反對派實際上面臨著四分五裂的窘境，但是，這並不意味新特首的未來就會向著好的方向發展。
2014年九月的「佔中」運動，堪稱香港回歸以後的政治轉折點。傳統溫和泛民力量領導的追求普選之「佔中」運動，最終走向失敗，重創了溫和泛民在香港反對派中的威信，最終為激進勢力的粉墨登場提供了政治舞台。
從政治上說，香港反對派在佔中運動後的分裂，並不是因為反對派本身力量受到了削弱，而是政治情勢演變的結果。
一方面，佔中的失敗使得原有的溫和派領袖們，喪失了統合派別的政治權威，難以整合反對派的政治力量，使得反對派各自發聲，無法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反對派們缺乏共同的政治目標，激進者訴諸港獨或暴力，溫和派則局限於原有的普選立場。實際上，伴隨著愈來愈激進的年輕人不斷走向社會（人口替代）和陸港分歧的不斷加深，香港反對派的整體力量事實上正在不斷滋長——這一點，從去年的港獨議員頻頻當選就可以初見端倪。
此次香港特首選舉，儘管表面上看香港反對派並未取勝。但是，這次選戰實際上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團結契機。
自佔中運動以來，香港各界的反對派，在此次選舉後，第一個擁有了共同的敵人和政治目標。林鄭缺乏說服力的民意支持度和北京對她的鼎力支持，不但嚴重削弱了她在香港反對派心中的政治合法性，更讓她本人足以成為這些反對派團結起來的眾矢之敵；而此次選舉過程中，民意支持度與選舉結果的嚴重脫節，甚至很可能重新點燃香港不同派別反對力量爭取「普選」的共同熱情。而這種共同的仇恨和目標，或將為政治根基日趨強大卻四分五裂的反對派提供契機。
「成功的革命可以沒有上帝，但卻不能沒有（讓人民因憎恨而團結）的魔鬼。」——阿道夫希特勒《第二本書》
北京對港事務的加深
由於近年來港獨勢力的崛起，身處幕後的北京不得不更加深入地、公開地、直接地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儘管近年來，在港獨議員資格和港首選舉等重大問題上，北京都頻頻出手，以明確無疑的姿態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這些動作的背後，實際上恰恰反映出北京對港事務的影響力在不斷下降，她不得不採用更直接，更粗暴，政治成本也更高的策略，來影響香港的政治走向——而在以往，北京甚至不需要發聲，就可以不著痕迹地決定香港的盤局。
但是這種干涉，實質上是將北京的權威直接置諸於香港複雜政治火焰的熏烤之上。香港國際大都市的背景、極度自由的言論空間和長久的法制傳統，使得體制力量很難在實質上懲罰那些激進的反抗者，重懲不過是為反對派製造政治上的英雄人物，就如同哈布斯堡對胡斯、教皇對馬丁路德、魏瑪對希特勒、國民黨對施明德或者布爾人對曼德拉的懲罰所造成的政治效果一樣；而放縱則意味著對自身權威的否定和對動蕩的鼓勵。
而2016年2月的旺角騷亂，其實已經預示了此類政治事件處置上的極度困難——這是政治法統出現重大缺陷後，必然催生的政治困局，即統治者無法在統治中借用道德本能的力量，不得不用成本極高的硬力量——從現代群眾政治學來看，不論是統治者的極度虛弱，還是極度強硬，本質上的邏輯都是一樣的。
事實上，如果香港反對派力量出現整合，那麼北京對港政策在未來很可能會更加直接強硬，而新特首面臨的局面也將會更加複雜，困難。
平心而論，自香港回歸以來，就任香港行政長官的人選，無一不是千挑百選的精英幹將，而北京對港的扶持，又以不惜物力著稱。但是，由於香港體制的複雜性，每一個香港特首都面臨著雙重的煎熬，一方面，他需要應對變幻莫測的港人民意，另一方面他還必須得到北京的信任。
2005年，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由於推動八萬五計劃，使得房價暴跌，重創了供房族和地產商的利益，被迫在香港民意壓力下辭職；而曾蔭權吸取了前者的教訓，卻加劇了房價暴漲的後果，同樣引發了巨大的不滿甚至怨恨；而2014年之後，梁振英先生的施政也因為難以獲得香港民意的普遍理解而舉步維艱。對於香港特首來說，香港民意的支持，顯然是至關重要的執政條件。
與此同時，就像現任特首梁振英先生所言，「中央的支持，對香港的自治必不可缺」。一旦缺乏北京的認可，香港特首幾乎不可能順利履行自己的職務。
對於備受爭議的林鄭女士來說，她的當選幾乎完全依靠北京的幫助，卻不得不時時面對她充滿敵視的民意野獸。邁步在兩個日漸提防的巨人之間，她卻需要同時取得雙方的信任——未來之路，可謂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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