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廷角度看憲政如何發生 標籤：社會2011-03-01 08:36 星期二 邵建 　　 　　「方今時事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

從清廷角度看憲政如何發生 標籤：社會2011-03-01 08:36 星期二邵建　　　　「方今時事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這是1905年7月16日朝廷簡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光緒諭旨。它一開頭就檢討了1901年以來新政發動幾年間的情形，看來成績差強人意。原因蓋在於新政本身「未能洞達原委」，這是個不錯的措辭。關鍵在於這個原委究竟是什麼呢。其實，無論是當時輿論所指，還是官員上書，都朝著一個方向，那就是「立憲」。該諭旨發表後，民間很快有了回應。這是該年《東方雜誌》第10期載《南方報》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論立憲為萬事之根本》。該文直陳新政之弊「數年以來，群治之不進也如故，民智之不開也如故。求之政界，則疲玩愈甚而蒙蔽日深；征諸社會，則奸蠹滋多而公德益壞。」以下筆頭一掉，劍鋒直指：「其故何在，一言以斷之曰：政體不立之害。欲舊其弊，固非改定政體不可，則立憲之說是已。……立憲政體之於國，猶舟之有指北針也。」由此可見，以立憲的方式改革政體，到1905已經成為朝野共識。回顧它的發生，固然先發於體制外；但，由外入內，體制自身的因應變化也是一條線。這條線從1901到1905，由體制內官員與民間互動並不斷提出奏請，最終使得清廷上層接受立憲，並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從體制內的角度看，當梁啟超於1901年6月發布《立憲法議》時，也是在此時，也是在日本，出使日本國的大臣李盛鐸在應詔上書中幾乎和梁發出了同樣的聲音：「變法之道，首在得其綱領。綱領不得，枝枝節節，不獨圖新政窒礙難行，且恐依違遷就，未睹變法之利，先受變法之害。」「查各國變法，無不首重憲綱，以為立國基礎。惟國體政體有所謂君主民主之分，但其變遷沿改，百折千回，必歸依於立憲而後定。」因此，他建議朝廷「近鑒日本之勃興，遠懲俄國之擾亂，毅然決然，首先頒布立憲之意，明定國是。」（此材料來自侯宜傑的《清末立憲運動史》）這個李盛鐸就是1905年清廷後來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此時他和梁啟超同在日本，都是以日本明治後的皇室立憲為參照，故而從不同渠道向國內發出了同樣的聲音。只可惜這個聲音進入朝廷便石沉大海，但這可以看作是朝廷內部立憲主張的先聲。　　　　讓立憲的聲音進入朝廷並抵達上層，一個重要的人物便是張謇。張謇是1894年的科考狀元，這位已經四十來歲的狀元先生並沒有入朝做官，而是返回南通家鄉從事實業與教育，開拓出一片新天地。1903年日本開國內博覽會，一位日本友人帶給張謇一張請柬，邀請他參加。張謇沒有出過國門，這次在日本前後考察了70餘天。虛往實歸，回來之後，人生坐標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轉變，即在實業與教育之外，以立憲為務，投身於國內憲政。他後來很快成為南方江浙派的立憲首領，一步一個腳印地推進立憲的各種事務，比如後來的國會請願運動。1904年5月，張謇代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魏光燾草擬立憲奏摺，會集趙風昌、湯壽潛等數位朋友，反覆斟酌六七次，方才定稿。稿定之後，張之洞不放心，要看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態度，便囑咐張謇事先商量於袁。張袁早在甲午前的朝鮮就相識，但，兩人走的是兩條道，多年不通音問。為立憲故，張寫信與袁，無奈此時的袁並不熱心，認為此事「尚須緩以竢時」。但，這邊的張謇並沒有停下腳步，這是他的自訂年譜：「六月，刻日本憲法成。以十二冊，由趙竹君風昌寄趙小山慶寬徑達內廷。此書入覽後，孝欽太后於召見權臣時，諭曰：日本有憲法，於國家甚好。權臣相顧，不知所對，唯唯而已。」當時身為軍機大臣和外務部尚書的瞿鴻禨，連忙叫他的弟弟到上海，托趙風昌選購有關憲法的書籍，卻不知慈禧看到的憲法，正是張謇從日本帶回並和趙風昌一道印刻的。袁世凱的路子沒有走通，江浙立憲派就把注意力放在瞿鴻禨身上。試圖說服他在朝中倡導立憲。瞿對立憲有興趣，態度也積極，他是清廷上層中立憲派有力的贊助者，當朝廷決定派臣出洋時，甚至打算「自請親赴歐美考察政治」。9月，張謇又刻印日本憲法義解及議會史，送給兵部侍郎鐵良。　　　　這一段時間，張謇利用自己的優越身份，廣與各方大臣談立憲。根據他的日記，在他看來：立憲之動機於鐵（良）徐（徐世昌）之入政府，端（方）之入朝，（載）振貝子又助之陳於兩宮。慈聖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這幾人中，端方本身就是朝廷中的立憲派，正如幾年前他是贊助康梁的維新派一樣。據時人魏元曠《堅冰志》中的記載：慈禧召見端方，知他以前屬於戊戌黨，便問他「新政已皆舉行，當無復有未辦者」，端方回答「尚未立憲」。又問「立憲如何？」答曰「立憲則皇上可世襲罔替」。這是最能打動清廷上層的聲音，端方、載澤這樣的滿人也的確非常相信。他們對自己面臨的局面很清楚，不改革就沒有任何出路。某種意義上，他們比漢人更焦慮，推動立憲的動機比漢人也更真誠，因為這關係到他們的身家性命。　　　　1904年是立憲主義進入朝廷的關鍵年份。除了名士商紳張謇這一條線外，駐外各國使臣聯袂上書，或連番上書，對立憲的推進，也起了無以忽略的作用。該年2月，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3月，即有駐法使臣孫寶琦、駐俄使臣胡惟德、駐英使臣張德彝、駐比利時使臣楊兆鎏聯名上奏，要求變法以激勵人心。4月，孫寶琦又單獨上書政務處，直接籲請立憲。在他看來，新政以還，諭旨不為不多，但事功並不顯著，原因在於「未立綱中之綱」。如果要打破局面，「則各國之立憲政體，洵可效法」。該書首以日本為例，又環視世界，指出「歐洲各國，除俄與土耳其外，皆為立憲之國。而尤以英德之憲法為最完備。」因此孫「吁懇聖明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孫的上政務處書在清廷立憲史上地位重要。這是當時《東方雜誌》談「中國立憲之起原」的記述：「時孫府尹寶琦適奉使於法，首以更革政體為請。疆吏如署江督周制軍馥、鄂督張制軍之洞、署粵督岑制軍春煊又以立憲為言，而樞臣懿親亦稍稍有持其說者。乙巳六月，直督袁制軍世凱奏請簡派親貴，分赴各國，考察政治。」這是體制內的連鎖反應，至於它的輿論反響甚至更大。孫的上書刊登在《東方雜誌》上，立即形成一個輿論中心。後來的憲政學者（台灣荊知仁）這樣評價孫寶琦：「孫氏此議一出，朝野歆然景從，真是空谷足音，如響如應。前此之言民權、言議院、言變法者，均紛紛轉以立憲為事。」自此，立憲為新政綱中之綱，抑或，清末政改從新政到憲政，其眉目和目標都已經十分清楚了。　　　　這裡不能忽略的是，清廷接受立憲與當時正在發生著的日俄戰爭（1904-1905）之間的關係。換言之，是立憲派及其輿論抓住戰爭這一契機把清廷逼上了立憲道路。1895年的甲午之戰，日本這一蕞爾小國戰勝了龐大的中國；10年後，它又戰勝了同樣是大國的俄羅斯。後者不但以小克大，而且以亞克歐。這在立憲派眼裡，日本的勝利是（立憲）制度的勝利，而中俄兩個大國的失敗是（專制）制度的失敗。因此，古老的中國要起死回生，無他，必須向東鄰日本學習，變專製為立憲。不僅以上張謇給袁世凱的信中稱「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更有輿論指出，今歐美之國，無一非立憲國家，處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立憲之於中國實乃勢之所趨。自1895年中國敗於日本後，朝廷認為最大的邊患是日本，因俄國與日本在中國有利害衝突，遂採取聯俄制日的策略，試圖以北鄰對付東鄰。十年下來，俄國不僅是朝廷援引的對象，也是效法的對象。此次俄國兵敗日本，輿論就此大做文章。1905年6期《東方雜誌》的「社說」尖銳批評朝廷效俄之病：「橫覽全球，凡稱為富強之國，非立憲即共和，無專制者。而使我國家早成憲政，然而不行者，因其中有一俄國焉。其國則稱為強盛，其政體則稱為專制，……於是政府遂以俄為口實，以拒絕民權……，數十年以來所以絕不思改良內治而惟以聯俄為政策，致成種種之禍端者，皆此說為之也……。自有此戰而此疑釋矣。使以日俄之勝負為吾國政體之依違，則不為俄國之專制，必為日本之立憲也。」本來，日本戰勝俄國應該有很多原因，不獨制度，而且未必不與制度無關。但國人卻從制度立論，這既是國人的普遍認識，更是國人的普遍心志——借他國而說己事也，亦必改專制而為立憲也。勢已至此，立憲主義話語遍於國中，深入人心，朝廷最上層已經無法罔顧這強大的聲音了。　　　　正是在這一勢頭之下，姍姍來遲的袁世凱方才出面。1905年7月2日，他連同兩湖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周馥奏請朝廷於十二年之後實行立憲政體。僅僅半個月，朝廷的態度出來了，這就是本文開頭光緒下頒的派臣出洋「考求一切政治」的諭旨。其中派出的大臣分別是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後來又加派了紹英。在慈禧看來，派臣出洋只是考察，如果確實沒有弊害，即決意實行。畢竟立憲是輿論所迫，雖有朝廷命臣、封疆大吏和海外公使輪番上書，但，立憲到底是個什麼玩藝，慈禧、光緒並高層幾位軍機，幾乎沒有一人清楚。9月下旬，五大臣離京時在車站挨了革命黨人吳樾的炸彈，朝廷大驚，反對派藉機動搖，考查事一時受阻。但，也就在該月，駐俄公使胡惟德從俄羅斯傳來消息：自日俄之戰輸於日本之後，「俄已公布憲法」，因此他請求朝廷「我國亟宜仿行」。連老大帝國俄國也開始準備立憲了，這對朝廷震動當然不小。何況出洋考查的成命也難以收回，因此清廷不改原議，重新改派大員出洋。這是朝廷在立憲道路上邁開的第一步，這一步很被動很遲疑也很波折，但它終究很艱難地邁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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