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忌：就像在生活中虛張聲勢一樣讓我慚愧

張忌，1979年生於寧波寧海。2003年開始發表小說，曾在《江南》《收穫》《人民文學》等雜誌發表小說上百萬字，並多次入選各種選刊及年度選本。出版有長篇小說《出家》、《公羊》，中短篇小說集《小京》、《素人》。曾獲人民文學新人獎、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等。

羊城晚報記者 何晶

在近日舉辦的京東文學獎頒獎典禮上，青年作家張忌憑藉長篇小說《出家》拿下了年度新銳作者獎。與格非、黃蓓佳、孫機、王晉康這些「資深獲獎者」相比，張忌無疑是張新面孔。這部小說最早發表在《收穫》雜誌，去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在文學圈內得到了不少小說家和批評家的讚譽，同時也讓張忌這個名字被更多讀者熟悉。

張忌的臉圓圓的，自帶萌感，在頒獎典禮後的媒體採訪環節上，他更是放大了這種「萌感」。面對記者提的問題，張忌全都用簡單的幾句話就應對過去，似乎完全沒有進入「接招」狀態。

之後，羊城晚報記者請他做專訪，他想了想說：「還是用微信聊吧，我反應慢，微信可以多想想。」這句調侃其實也對應著他的寫作態度。從2003年寫作至今，張忌的作品並不多，長篇小說只有《公羊》和《出家》兩部。他是慢性子，習慣了準備充分再動筆。前幾天，全國高考開考的第一天，他在朋友圈發了一條「狀態」：「應媒體邀約，花了一下午時間，寫了一篇廣東的高考作文。寫完後很沮喪，坐在椅子上長時間思考自己今後該不該繼續寫作。」

張忌當然還會繼續寫，並且對計劃中的作品很有自信。如此表述，大可視作是他的幽默。生活中的張忌很逗，比他的小說更好玩兒：他會為早期寫作的小說「黑歷史」而難為情，希望文本能「自焚」，但轉眼又說「以前寫得差，說明我現在進步很大嘛」。如今他正在幫一位朋友寫電影劇本，新的長篇小說大概要等到明年，他說了：「新長篇會比《出家》好看一倍，我保證。」

壹

寫作是手藝活兒， 沒有好手藝 其他都是空談

羊城晚報：你大概從2003年開始寫作，中間似乎又斷了幾年。近幾年你發表的作品不少，而且好評不斷，能否談談你的創作經歷？

張忌：對，我的小說寫作大概從2002年底、2003年初開始。那時我剛從學校出來不久，也不想工作，就想找個地方「混一混」，在學校和社會之間過渡。後來我找了寧波一家雜誌社實習，嚴格意義上也不算實習。雜誌社給我一張桌子，沒工作要求，沒工資，去不去都行。而且雜誌社只上午上班，下午只剩下我一個人，當時也沒什麼事，我就待著。雜誌社最大的好處是，能看到全國各地寄來的各種文學期刊，下午我就躲在雜誌社看期刊。看來看去，覺得期刊上也沒什麼太多的好作品，這樣的小說我也能寫。於是，我開始寫，然後拿一本雜誌出來，找到通訊地址，再隨便找個編輯的名字，就把稿子寄出去了。

2003年年初，還沒到春節，我收到一封《青年文學》的回信，說我的稿子被選用了。從那時起，我開始陸續發表小說。寫作上的中斷應該是2007年到2010年左右，寫得很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直到2010年左右，我寫了長篇《公羊》，對我來說很有意義，我直面了自己小說寫作中的許多問題，同時感覺自己的某些方面被打開了。一直到現在，我保持著寫作的慣性。

羊城晚報：《公羊》讓你發現了自己的哪些問題呢？

張忌：也不是具體的某個問題，大概是覺得寫作上還沒準備好，平時寫有些東西輕巧地繞過去了，暫時躲開，但終究沒有解決，還是會再遇上。通過寫《公羊》，問題都展現出來了，那就去直面和解決，更多是技巧上的。我覺得寫作還是手藝活兒，沒有好手藝，其他都是空談。

羊城晚報：你的創作速度好像並不快，這應該和你的寫作習慣有關。你會不斷修改自己的小說？

張忌：應該不屬於快的，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我不大喜歡很著急去做一件事。比如我有個念頭，並不會急於寫出來，總覺得放在那兒也沒事，早晚會寫出來的，也沒人去偷走它。小說寫完我會改，有時會改到改不動為止。我覺得自己有寫作天分，但天分不高，那就多改改，寫慢點。

貳

我不寫非虛構， 那是小說家的一種示弱

羊城晚報：你在寫《出家》之前曾去寺廟體驗，這當然能夠幫助寫作者更貼近真實，但小說創作本質上來說還是虛構的力量。去生活中體驗是你嫁接真實和虛構的一種方式？

張忌：最初其實已經寫了一些，但很不順，總感覺對這樣的生活有陌生感，所以那段時間經常去寺廟。有一天下午，我坐在寺廟二樓的禪房裡，院里有兩個和尚在打羽毛球，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聲音，只見那隻白色的羽毛球在欄杆的間隙中，飛過來又飛過去。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寫《出家》寫的是寺廟，但更重要的，我寫的是人。經過那個下午，我突然感覺跟寺廟貼近了，隨後的寫作也就順暢了起來。

關於虛構的問題，我贊同你的看法，小說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它是虛構的，這也是我不會寫非虛構的原因，我覺得那是小說家的一種示弱。但小說的虛構和體驗的真實並不矛盾，比方說《出家》，我可以虛構人物、故事，但我不能虛構寺廟。如果我把它寫成必勝客、星巴克，你會認同嗎？所以，我必須要體驗這種想像無法抵達的真實。

羊城晚報：無論是《出家》還是你之前創作的《素人》，你的小說人物都特別真實貼地，基本沒有太戲劇化的地方。能不能說，無論通過什麼題材，最終歸根結底你想寫的還是「普通人」？

張忌：怎麼說呢，人應該都是普通的吧。就拿《出家》來說，方泉是普通的，不普通的只是他的職業。我不大清楚該怎麼說「普通人」這個話題，因為我並沒有普通與否這種區分。我不喜歡在小說中用力，一旦用了力，我就會心虛，覺得自己在小說里虛張聲勢，這就像在生活中虛張聲勢一樣讓我慚愧。這可能是我小說中用平淡寫法的原因吧。

叄

最想把有趣活潑的方言轉化到 小說文字中

羊城晚報：你的小說都非常好讀，無論是文風還是敘事，都不給讀者製造障礙。

張忌：好讀應該是小說基本的要求，深度或難度，應該是隱藏在小說背後的，不應該像個罩子，把小說和讀者隔離開來。寫作時我盡量用口語，不用生僻的字眼。我希望自己的小說最後呈現的面貌是：不管什麼文化層次和身份的讀者都能看懂，不同的人從中能看到不同的東西。做到這兩點，才可以講，小說寫成了。

羊城晚報：你的小說里出現了不少江浙地名，江浙也多出優秀的作家，你覺得地域對你的寫作有影響嗎？

張忌：肯定有。浙江的一些作家，語言上都很有辨識度。就算之前不知道余華是浙江人，我看他的小說《在細雨中呼喊》，也能猜出來。地域對作家的重要性太大了，食物、地方戲、風土人情、甚至雨季的長短，都會對作家產生影響。

作家的功夫最大體現在語言，現在文本中能看到太多的北方語言，多樣性不夠。比如我是寧波寧海人，這裡的土話就非常有意思，睡覺叫「睏覺」，結婚叫「拜堂」，沉默叫「不響」，妻子叫「內客」。平時說話，不會特別留意，但一旦變成文字呈現在紙上，就變得非常有趣。以後我要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把那些有趣活潑的方言轉化到小說文字中。

肆

汪曾祺的小說充滿天真的 世俗氣

羊城晚報：你之前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我一直覺得作家分兩種，一種是一眼能夠看到事物本質，目光力透紙背的，他能告訴我們許多普通人無法看到的東西，比如魯迅。另一種作家，是看不透的，他對文學的理解和展示，是一種模糊的，微妙的，甚至不可言說的東西，比如汪曾祺。」你說自己更想成為汪曾祺這類的作家，為什麼？

張忌：我之所以喜歡汪曾祺，是因為他的小說里展現出一種美學，這種美學是恰當的、有儀式感的，充滿天真的世俗氣。恰當是他的小說很節制，不堆砌語言，不生搬硬造。儀式感是他的小說有對中國傳統的傳承和展現。天真的世俗氣，是指他的小說里遍布著吃喝玩樂的俗事，但這種俗並不讓你討厭，因為是天真的、天然的。除了汪曾祺，國內的作家我喜歡沈從文、陸文夫、阿城，都是一些很「舊」的作家。

羊城晚報：看過一篇應敏明寫你酷愛收藏的文章，在讀《素人》時就想過你可能是古玩愛好者，收藏會影響你的寫作嗎？

張忌：我的確挺喜歡收藏，應敏明是我玩收藏的師父。我總覺得，相較人類短短几十年的生命，那些古物漫長的存世時間，能讓人有敬畏心。更重要的是，那不僅僅是物，而是有人氣的物。它是幾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時候，先人中那些最靈巧的手和最敏感的心靈所創造出來的。

可能也是因為到了一定的年紀，我現在越來越對自己從哪裡來感興趣。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能接觸這些古代的實物就是很好的方法。在寫作中，我可能會有意無意將收藏中獲得的知識用進去，但到現在，我還沒有寫過專門和收藏有關的小說。但我早晚會在小說里寫到古代的人和事，那是收藏給我的知識肯定有用武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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